文殊师利与维摩诘（上）

在文殊师利同意来探望的当下，躺在病榻上的维摩诘即刻就知道他已经启程前来，他也知道会有一大群好奇的人跟着文殊师利一起来。

文殊师利要来看我了。维摩诘想，我得把房子清空。刹那间，所有的人、家具、地毯、沙发椅子全都魔术般的消失了。这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整个宫殿。变得空无一物，只剩下维摩诘所躺的那张床。这就像是将白金汉宫里所有的775个房间都清空，只剩下女王躺在一张床上。由于维摩诘的侍者，仆人和保镖也都随着家具一同消失了，因此当文殊师利和他的随从到达时，没有人在门口迎接他们，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空荡的宫殿，还有维摩诘本人。

文殊师利礼貌的问候了维摩诘，并且问了许多探病相关的问题，比如“你好吗，你什么时候生病的，你犯了什么毛病等等”。起初，这些关于生命的对话似乎很普通，但是维摩诘异常聪慧的答复，却成为哲学上一大突破。
你的医生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康复？文殊师利问。
“我觉得我不会好起来了”，维摩诘说。因为只要有【欲望和渴求】，就会有【存在】。

当然这两位桌越的菩萨所交换的每个词语，都远远超出你我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我们的心过于肤浅迟钝而且充满偏见，因而无法理解这两位伟大心灵的深度与敏锐度，但是当维摩诘提到【存在】的时候，他可能指的是【轮回】，也就是一切受限于时间、空间、方向与数量的事物。当我们生起某种渴望，这个渴望就会造成我们投射，而这个投射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因此所谓的【轮回】就是【存在】本身。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也有类似的含义。

但维摩诘所说的包含的更广，它似乎在说，只要有欲望，就会有轮回的存在，而只要还有轮回众生，那么我维摩诘就会继续生病，或者说，只要有存在，就还会有轮回。当轮回还在，我们就会继续持续想像，有所谓的对轮回众生的悲心。

维摩诘继续说，当所有的众生都从病中痊愈的时候，或者说，当一切众生都离于分别心的时候，这是另一种描述究竟解脱的说法。只有到那时，我为摩羯才会从主体和客体的疾病中痊愈维摩诘继续说，当所有的众生都从病中痊愈的时候，或者说，当一切众生都离于分别心的时候，这是另一种描述究竟解脱的说法。只有到那时，我维摩诘才会从主体和客体的疾病中痊愈。

文章节选自宗萨钦哲开示《维摩诘经》

《大涅磐经》云：“一切众生皆有空寂真心，无始本来，性自清净，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尽未来际，常住不灭，名为佛性。”

修行是闻、思、修的过程，在听闻教理、如理思维后，更重要的是将心行落实于实践中，小乘人的修行需要给自己设定严格的环境与业处（业处即是修禅定之法），而大乘人更重要的是体悟在日常事务中的心行，因大乘佛教强调利益众生，故如何在世间法上找到修行的方法很重要。

不要思量，因思量是妄想，非是性上起修。若是见性之人一定是超越迷悟与凡圣之思量。古德云：“譬如轮刀上阵，不问如何若何，此喻得道之人见机而作，不在言句也。”轮刀上阵者是形容即使我们处于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守住真如而如如不动。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佐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的这一文学主张，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验，才能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正是想到这里，他才在“身毁不用”的绝境中奋然自起，完成了《史记》这一传世之作，并成为鼓舞后世遭遇坎坷、身处逆境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
其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司马迁正是以发愤的精神创作了“奇伟倜傥”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冲破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示了以愤怨为美，以奇为美的文学观，从而形成了《史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独映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