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 | 谚语新知

治标还是治本，这是大家在日常看病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大家常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但其实治病标本缓急并非如此简单二分。李时珍就曾经在收集古代医书时，用了很长篇幅论证标本缓急。

李时珍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家族是当地名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有名的医生。治病救人的工作虽然伟大，但社会地位却不是很高，于是李时珍的父亲很希望儿子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李时珍也确实在十四岁时考取秀才，但之后三次参加乡试失败，无法成为举人，于是李时珍就弃儒从医专心研究医药。

要成为伟大的医生，就必先需要了解前人治病的经验。但是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有不少繁杂累赘之处，同一样药品可能有两三种描述，或者误将几种物品混为一品。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遗祸无穷。于是李时珍就开始整理当时的医书，并且亲自去采集各种药物，测试效果。

而在整理医书的过程中，李时珍会选出其中有用的观点，并且加以阐述。例如其中一本就是《标本阴阳》，当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治病时的「标本之别」，如当中就有说道：「故百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否则邪气滋甚，其病益蓄。纵先生轻病，后生重病，亦先治其轻，后治其重，则邪气乃伏」、「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是也」 。

李时珍花费27年时间完成《本草纲目》，历经三次改写，至万历六年（1578年）定本。为了编纂《本草纲目》，李时珍参考800多种书籍。不少人只是知道书中记载了甚多的植物种类，但其实这亦是中医史上一本集大成之作，不少前人的医学观点都能在当中找到，这亦是本书的伟大之处。

【#陶勇受伤近8月左手未恢复触觉# ，陶勇：若不做医生会去写小说】

从鬼门关里逃出来后，陶勇医生再次穿起白大褂，回到朝阳医院的眼科诊室。每次出诊，满楼道的鲜花，素未相识的人送来祝福，都成为他走出黑暗源源不断的动力。但事实上，陶勇心里比谁都清楚：左手的“尺神经”断了，最多一处缝了四十多针，至今仍未恢复触觉，能否重回手术台，依旧是未知数。“如果不能继续做医生，会做什么？”面对记者的问题，陶勇回答道，“可能会去写小说。”在陶勇看来，文字和眼科都有非常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黑暗的吞噬。

从医之余，他会在个人微博@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写一些随笔，记录自己与朋友、患者、热心博友之间的一些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此外，陶勇还写了一些诗歌。手术清醒后，他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字字灼热，让人泪目。这首诗在新浪微博上，获得了150万点赞，冲上当日微博热搜。“暗夜的光”“勇敢强大”“温柔坚定”的评论刷屏。六一儿童节前，陶勇还给盲童写了一首名为《旅行》的诗。陶勇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带着盲童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条自食其力的路。他们眼中无光，心中应有光。”

“如果我写小说，我也会写很虐很虐，虐到你死去活来、肝肠寸断，然后又突然看见了人间希望的那种小说。”陶勇说。

1997年，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时，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当时我以为，所有学医同学的目标都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甚至以为自己不需要为未来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没有挣钱的压力，之后的时间、精力都可以用来干一些事业了。”陶勇说。然而，学医十年、从业十三年后，陶勇逐渐发现，“北京的房子越来越贵，市场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来越多，身边越来越多的医生转行……”面对种种变化，陶勇也有很多困惑和迷茫。他选择一种平衡，在向现实妥协的过程中，不完全放弃理想。“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肯定得碰得头破血流，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意思。”

“北漂”二十余年，是陶勇理想着陆的过程。在工作之余，他把这些心路历程，凝结成文字，和朋友李润合著了一本《目光》。“书里包括我成长中的困惑、对善和恶的认识、对医学的理解等等，很快就会出版，也会在微博超级红人节上分享。”陶勇说。（北京日报）

#活在植物人托养中心# 【北京郊区的另一种“植物”】每天下午一点半，是李老太的进餐时间。病房内，护士把黄绿色的流质食物注入透明细管，食物缓慢滑动。李老太闭着眼睛，嘴巴下意识地做出咀嚼的动作——实际上，李老太已近四年没有用过嘴巴吃东西了。流食通过鼻饲管，缓缓滑进她的胃里。一天六次，李老太靠这样的方式获取能量和营养。

2016年，81岁的李老太成了一名植物人。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圈在这张一米宽的病床上。她侧卧着，双腿蜷起，干瘦的身子缩成一团，只占去床的三分之一。排便固定为三天一次，由护士戴了三层一次性手套帮她完成。大部分时候，李老太总是闭着眼昏睡，偶尔睁开双眼，她直愣愣地盯着正前方。最小的孙子来看望过她，留下一只老虎玩偶，挂在床头的吊瓶杆上。对这一切，李老太一无所知。

李老太所在的病房里，并着两排同样的病床，除了李老太，还躺着另外11个植物人。他们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剃光了头发，颧骨因面容消瘦而凸出，一眼望去难辨性别。被切开的喉咙上，盖着润湿的纱布，浑浊的痰鸣声从其中一张床传出。

他们中，有人曾因车祸遭受过脑外伤，或突发脑出血、脑梗塞，有人曾做了去大骨瓣开颅手术，脑袋像被剜去了一块，向内凹陷。这些意外和疾病，让他们睡在这里，变成了插着胃管、尿管、气切管的“睁眼昏迷”的人。在医学上，他们被定义为植物状态。

不会有人开口说“难受”，任何异常只以数字形式起伏，显示在心电监护仪上。时间在这里静止了。病人保持着一种姿势，直到下一次有人帮他们翻身。

在这间“沉睡”的屋子里，再细微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叮叮当当，是盛流食的碗碰在一起；“啪、啪”，鼓点一样的节奏，是护士在给植物人拍打背部；“嗞——嗞——”，这是伸入气切口的细管吸出了痰液。当护士停下工作休息，房间恢复宁静时，防褥疮床垫充气阀微弱的嗡鸣才慢慢显现出来。

昼夜只属于前院里的植物和野猫。病房的窗户朝南，充足的阳光和八盏顶灯交替，24小时维持室内明亮。植物人不需要光，是轮流值班的护士需要随时监测病人的状态，保持时时光亮，才方便照料床上的人。

植物人托养中心的这座院子位于北京密云圣水头村，原本是特卫训练基地。闲置了一年多后，密云区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相久大租下这里。露天庭院里摆放的器械已经掉漆生锈，这里没有热血的口号声响起，一切归于沉寂。东西贯通的平房变成了主体建筑，成了三间病房。2019年初至今，27张床位陆续投入使用，床上的植物人由院长相久大和年轻的护士们照护。

相久大从医二十多年，与不少植物人家属打过交道。在他的记忆中，病人家属们是一群跟着病人一起垮掉的人。他们有的迫于植物人的巨额治疗、康复费用，最终无奈放弃继续医治；有的因在家护理耗尽精力，不见病情好转，陷入精神危机。

在中国，目前有近50万植物人，以每年7到10万的速度在增长。“这些植物人，总得有人管。”相久大这样解释他2014年辞去稳定工作，开设这家托养中心的初衷。他早早为之取好了名字——“延生托养”，寓意延长生命。

辞职之后，相久大急需一笔钱作启动资金。2001年，他花12万在密云买了一套房。十三年后，房价翻了几番，他拿着卖房的160万，为托养中心筹措场地。只不过，从二环内天坛医院附近到六环外小汤山，行车里程过万，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他——知道自己的不动产内要住进一群动弹不了的人，每个人都觉得忌讳。

寻觅了几个月，相久大终于在密云水库旁租得一个毛坯房。房东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相久大曾为她患癌的母亲联系过肿瘤专家。房东长期居住国外，知道相久大在找房子，主动把闲置的房子租给了他。只不过，房子在一个山沟里头，离村子远，水电很难保证。取水要去村里，断电后要靠发电机。

这是发生在2015年初的事。相久大说，虽然条件不是很便利，但托这位朋友的福，托养中心好歹能开始运营。那是托养中心的起点，相久大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病人超过10位后，房子再住不下更多人了。面对还在继续前来问询的病人家属，不得已，相久大又花了一年时间，颇费周折地找到眼下的地址。在2019年春节后，托养中心搬进了这所大院。

从东直门公交枢纽坐快车980到密云城区，循着南山滑雪场的方向，打车拐进圣东路。路边零零散散挂着一些指示牌，滑雪、骑马射箭、采摘，吸引着从北京市区来度假的游客。热闹之外，鲜少有人为隐匿在小路旁的托养中心驻足，甚至在手机地图上，也搜索不到它。

有这么一个安身之处不容易，托养中心低调地存在于此。好在，这里的病人不会喧哗吵闹，相久大说，不用担心村民觉得不吉利，过来找麻烦。

初秋傍晚，一只三花猫从前院树丛里溜出来，一颗山楂砸在它跟前，它机灵地躲开，加快了脚步。每天这个时候，它便赖在厨房门口喊叫，蹭几口吃的。被护士喂饱后，猫也不出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