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巴陵县志》增录的诗文223：清朝吴敏树的诗文24
光绪《巴陵县志》收录了吴敏树的散文《君山月夜泛舟记》（图1）。为方便年轻博友阅读，我将赏析此文的网页截图附于图2-4，又将原著原文（自《柈湖文录》）附后（图5）。如此，我这里就不必再抄录该文了。
注释与评论：丁卯七月望夜：即1867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夜，满月。初发棹自龙口：龙口在君山南，现仍然有龙口快艇码头（图6），游客可乘坐快艇往返于岳阳楼和君山。香炉、月升、树端：各为君山七十二峰之一。费甥：吴敏树只有一个姐姐嫁刘氏，没有其他姐妹长成，所以费甥当是其大姐的儿子，名费。坡孙：吴敏树有三个儿子，但孙子情况不详。据吴敏树说他带了一个孙子在君山读书，大概就是这个叫“坡”的孙子。
岳阳多雨，能在七月十五遇上个好天气真是难得，吴敏树乘船绕君山周游，偕行有两僧人、一客人，他自己和一甥、一孙，加上船工共七人，还能在船上吃喝，这只船应该不小。作者所记，途中遇见过夜间捞虾的渔民，看见了一棵古樟树。志书说君山周长七里，他们的船居然走了几个小时，直到“月高中天，风起浪作”才“循山以归”。如此看来，此时62岁的吴敏树的健康状况并不像很多文章中描述的那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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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评论：丁卯七月望夜：即1867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夜，满月。初发棹自龙口：龙口在君山南，现仍然有龙口快艇码头（图6），游客可乘坐快艇往返于岳阳楼和君山。香炉、月升、树端：各为君山七十二峰之一。费甥：吴敏树只有一个姐姐嫁刘氏，没有其他姐妹长成，所以费甥当是其大姐的儿子，名费。坡孙：吴敏树有三个儿子，但孙子情况不详。据吴敏树说他带了一个孙子在君山读书，大概就是这个叫“坡”的孙子。
岳阳多雨，能在七月十五遇上个好天气真是难得，吴敏树乘船绕君山周游，偕行有两僧人、一客人，他自己和一甥、一孙，加上船工共七人，还能在船上吃喝，这只船应该不小。作者所记，途中遇见过夜间捞虾的渔民，看见了一棵古樟树。志书说君山周长七里，他们的船居然走了几个小时，直到“月高中天，风起浪作”才“循山以归”。如此看来，此时62岁的吴敏树的健康状况并不像很多文章中描述的那么差。
#编辑日常# 张正嵩墓志相关
断代相关见之前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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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五代十国，去辽史研究领域看看。
2015年《辽<张正嵩张思忠墓志铭>考释》，张正嵩墓志是辽朝的乾亨三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考释》一文所述出土、著录、图版刊登的时间都有误。（图1）
2021年《十方辽代前期墓志校勘举误》里，将张正嵩墓志出土后的著录写得比较全了：
“志文收录于《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义县志》《满洲金石志稿》《满洲金石志》《全辽文》《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辽宁碑志》。《全唐文补遗》《全唐文新编》《五代墓志汇考》等误将其作南汉乾亨年间墓志，亦有收录。”
但《校勘举误》只针对墓志内文，没有指出《考释》文有何失误。
这里按时间理一下1949年之前的著述，推测一下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是什么时候出土的。
1927年，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此书是目前看到的最早著录，张正嵩、张思忠父子两方墓志文字都有，但具体出土时间此书也没有给出准确时间，只说是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出土于“民国十□年”，见图2。
1927年为民国十六年，民国十年为1921年，则此墓志出土时间必然在1921年之后、1927年之前。
1931年《义县志》，只有张正嵩墓志的录文，没有介绍来历。见图3
1934年《奉天通志》，张正嵩、张思忠父子两方墓志的录文都有，注明来源于《辽东文献征略》。见图4
《考释》一文提到的所谓首次著录的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出版于1937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第一次录文了。
但《满洲金石志》里，父亲张正嵩墓志出土时间记述为：“此石于八年前出锦州义县之双山。”儿子张思忠墓志出土时间记述为：“十年前与张正嵩墓志同出。”见图5，左张正嵩、右张思忠。
如果按《满洲金石志》出版时间1937年来看，八年前是1929年，十年前是1927年，无论哪个都和《辽东文献征略》对不上。而且父子两人在同一本书的时间都对不上……
《考释》依据此书，将父亲张正嵩墓志出土时间定为1929年，儿子张思忠墓志出土时间定为1927年，但却忽略了此书里写了父子两人的墓志是同时出土的。
而罗福颐在1942年到1945年完成的《奉天博物馆藏石记略》里，张氏父子两人的墓志，都没有写出土时间。
从其他相关金石研究来看，1909年完成的《语石》里，辽代没有张氏父子相关。而1943年完成的《语石异同评》里，已经用张氏父子墓志举例子了，但仍没有明确出土时间，只说“近年”。
基本可以确认，《辽东文献征略》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著录且记下时间的书，应以此书为准，而非晚出的《满洲金石志》。
同时，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应是同时出土，并非有先后。
但在辽史相关提到张氏父子的文章里，多用《满洲金石志》，少引《辽东文献征略》，以至于将墓志出土时间计算成1929年、1927年、1930年等等，可以说，都是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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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辽<张正嵩张思忠墓志铭>考释》，张正嵩墓志是辽朝的乾亨三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考释》一文所述出土、著录、图版刊登的时间都有误。（图1）
2021年《十方辽代前期墓志校勘举误》里，将张正嵩墓志出土后的著录写得比较全了：
“志文收录于《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义县志》《满洲金石志稿》《满洲金石志》《全辽文》《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辽宁碑志》。《全唐文补遗》《全唐文新编》《五代墓志汇考》等误将其作南汉乾亨年间墓志，亦有收录。”
但《校勘举误》只针对墓志内文，没有指出《考释》文有何失误。
这里按时间理一下1949年之前的著述，推测一下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是什么时候出土的。
1927年，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此书是目前看到的最早著录，张正嵩、张思忠父子两方墓志文字都有，但具体出土时间此书也没有给出准确时间，只说是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出土于“民国十□年”，见图2。
1927年为民国十六年，民国十年为1921年，则此墓志出土时间必然在1921年之后、1927年之前。
1931年《义县志》，只有张正嵩墓志的录文，没有介绍来历。见图3
1934年《奉天通志》，张正嵩、张思忠父子两方墓志的录文都有，注明来源于《辽东文献征略》。见图4
《考释》一文提到的所谓首次著录的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出版于1937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第一次录文了。
但《满洲金石志》里，父亲张正嵩墓志出土时间记述为：“此石于八年前出锦州义县之双山。”儿子张思忠墓志出土时间记述为：“十年前与张正嵩墓志同出。”见图5，左张正嵩、右张思忠。
如果按《满洲金石志》出版时间1937年来看，八年前是1929年，十年前是1927年，无论哪个都和《辽东文献征略》对不上。而且父子两人在同一本书的时间都对不上……
《考释》依据此书，将父亲张正嵩墓志出土时间定为1929年，儿子张思忠墓志出土时间定为1927年，但却忽略了此书里写了父子两人的墓志是同时出土的。
而罗福颐在1942年到1945年完成的《奉天博物馆藏石记略》里，张氏父子两人的墓志，都没有写出土时间。
从其他相关金石研究来看，1909年完成的《语石》里，辽代没有张氏父子相关。而1943年完成的《语石异同评》里，已经用张氏父子墓志举例子了，但仍没有明确出土时间，只说“近年”。
基本可以确认，《辽东文献征略》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著录且记下时间的书，应以此书为准，而非晚出的《满洲金石志》。
同时，张正嵩、张思忠父子的墓志应是同时出土，并非有先后。
但在辽史相关提到张氏父子的文章里，多用《满洲金石志》，少引《辽东文献征略》，以至于将墓志出土时间计算成1929年、1927年、1930年等等，可以说，都是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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