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生读《论语》之《泰伯》篇二

子曰：功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文：孔子说太恭敬了二不以礼节之，可能会徒劳无功，太谨慎而不以礼节之，则会显得一个人胆怯，太勇猛而不以礼节之，这可能会闯祸，太直率而不以礼节之，可能会显得有些尖刻。如果居上位者能真心爱护下属，下属们也会崇尚仁爱，如果居上者能真心爱护故旧，下属们也不会冷漠无情。

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导哲学；小而研究就是个人的人生修养道理。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态度拘谨，对人对事都很恭敬；有的人生来就昂头翘首，蛮不服气的样子。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要随便被外在的态度左右，尽量要可观。

孔子说的恭而无礼，这个礼不是礼貌，是礼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内涵。不要认为态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又恭敬的态度而没有礼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礼貌，则很辛苦、很不安祥。

慎而无礼则葸，有些人做事很谨慎，很小心。小心固然号，过分小心就变成无能、窝囊，什么都不敢动手了。

勇而无礼则乱，有些人有勇气、有冲劲，容易下决心，有事情就干，如果内在没有好的修养，就容易出乱子，把事情搞坏。

直而无礼则绞，有些人个性直率、坦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样的人心地号，很坦诚，但是学问上要经过磨炼、修养，否则就绞，绞得太过分了就断，误了事情。

这四点：恭、慎、勇、直，都是人得美德，四种很好的人性。但必须要经过文化教育来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为偏激了，这四点也成了大毛病，并不一定对。太恭敬，变成劳。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太谨慎了变成窝囊，太勇敢容易决断，成为冲动，有时误了事情。太直率，有时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偾事。

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我们中国人讲孝道，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爱天下、国家、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爱过，怎么会爱天下、国家、社会？

儒家讲爱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从亲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爱，人人都会相爱。

下面“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两个焊锡，过去解释是老朋友、老前辈。像古人说“念旧”，老朋友的交情，始终惦念他，即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古人说富贵不可骄人，只有贫贱可以骄人。穷人气大，我反正穷，不看你就不看你。这是故旧的第一个概念。

故旧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传统，故旧不遗就是传统的观念不要放弃。如果你要推翻传统，最好先推翻你自己。所以孔子说“故旧不遗”，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牺牲，才付得出来，有这种血气，“则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会风气就稳了。

这里就是讲政治哲学的风气问题，儒家主张的道德政治，个人修养首先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坚定的思想和真实的感情，才能够发挥出来。

「蜀身毒道」是不是小说《西游记》陈玄奘西行的取经之路？(即汪原放根据清乾隆或清嘉庆年间的木版二十册大字百回本由三晋张书绅（南薰）批点的。善成堂藏版——《西游正旨》点读而成的《西游记》）从接着：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的章回看：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从诗曰：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到：善恶千端无所谓，便是南无释迦叶。止，这释迦叶亦是那个与如来“拈花微笑”的禅宗始祖。按程刚编著的入门书藉的两条连续的文字描述一说迦叶：决心集结佛点，以建立人间净土。传说他入云南鸡足山的禅房，静待龙华三会。二说阿难：见大迦叶在鸡足山示寂……。这也许是西行取经的「缘由」，也是那些学术研究者的困惑迷雾——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西行足迹没有印在《玄奘法师传》的地图线路上。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出小说《西游记》的取经目的地是云南的鸡足山！若从小说《西游记》只有陈玄奘、孙悟空二人成佛的结果与这一回开头的诗言「拈花微笑」的禅及人物名号看，先到鸡足山拜禅宗始祖——迦叶！亦是合情合理之「缘由」。从鸡足山到天竺显然是先要从唐朝长安入蜀至成都！这一段线路与《玄奘法师传》从长安由子午谷进汉川再入成都的记载是「足印相合」的，也就是李白《蜀道难》诗中描写的那条道路。为何要由成都出发走「南方丝绸之路」？不管何种文明，何种文化，总是在有人行走的有着物资流动、交易的交通道路上进行传播、交流、融合。「南方丝绸之路」的路径甚古。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今日四川》有图有文字。若按《越史丛老》（蒙文通 遗著）在春秋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后裔迫于強秦势力向南大规模的迁徙：“汉世蜀王之孙处姚、嶲间者，显为南迁交趾时所遗留。唐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唐姚州治今云南姚安。蜀王孙南迁时出姚、嶲，知其途程必经由汉之牦牛道以至嶲州，再由嶲州南渡金沙江入姚州，再沿《汉书·地理志》所言濮水、劳水以入交趾。旄牛道为汉时由成都至越嶲之大道。因路出旄牛，故称旄牛道。旄牛在今四川汉源县境。其途程盖由成都至雅安，再逾大相岭至汉源，再渡大渡河至越嶲，再逾小相岭至泸沽，再沿安宁河至西昌。《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通零关道（当在今四川甘洛境），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即为此道。故，此道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就已经是一条大通道。雁过留声，人过留踪。这踪便是书中该章回里文字描写的事与物：“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有块四方大石，石上贴着一封皮，却是“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巧了！在《雅安地区文物志》里的确有：“芦山古藏文六字真言石刻。在芦山县升隆乡上马村东10公里，毗邻雅安上里罗纯山顶萝卜地的岩洞内。岩洞内壁为两阶，文字在第二阶，距洞底约0.8米，横刻于长0.6米、宽0.17米的岩壁上。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属古藏文，不知所刻时间。”而古藏文的这六字真言按《西游记》中的悬案(屈小强著）一书所言，确系密宗受法于如来而来。按邵康节的「会元」时间，王莽于庚申（公元前1年）为大司马而专政，辛酉(公元元年）封安汉公，改元元始。己巳（公元9年）窃国。五百年加九年等于509年，处于南北朝时期的己丑！如梁武帝的“天监”（502～519）年号内。距唐太宗贞观丁亥元年（公元627）尚有118年的时间距离。这就比贞观二十七、贞观三十三的差距大多了（唐贞观年号只有二十三年）。王莽篡汉后的五百年既然是南北朝的梁！而非六百一十八年后建立的唐朝！显然不是著书者的历史与算学有问题。除：一，丁未，梁帝阐没身于同泰寺公元527年）。二，丙寅，梁武帝三失身于同泰（公元546年）外。“王莽篡汉时”若用前后五百年来想象。即：王莽篡汉时的前五百年：公元九年＋公元前491年＝500年。公元前491年处于南传佛灭时间：公元前486年后的第五年，佛灭后第一年雨季由迦叶主持集结产生法、律、论三藏经籍。公元491年正处于产生三藏经籍后的：491–487＝4年。迦叶会用四年的时间苦行到云南鸡足山的禅房静待龙华三会吗？巧的是南传佛灭时间：公元前486年的来源是公元489年南北朝时期的萧齐永明七年，而永明七年正是己巳！与王莽篡汉的己巳相同。邵康节的此处「会元」从甲子（484）到辛未（491）空空空白！「机缘巧合」乎？

#泽书而读##读书笔记# 【墨子】——尚同5

原文
子墨子日：“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日：‘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巧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