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不能像中国一样治理雾霾#【“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十年前，北京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水平还“不相上下”。如今，前者已经通过历时数年、耗资数千亿的治理取得重大改善，后者今秋的天气却是一如既往的污浊。
“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纽约时报》日前以此为题报道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政治。中国政府能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解决问题，而印度政客则利用污染危机攻击对手。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被优先考虑，印度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纽约时报》11月22日报道称，随着桔杆焚烧高峰期的到来，自本月初起，新德里已经经历了数周的雾霾，政府不得不暂时禁止柴油卡车通行，关闭学校、工厂和建筑工地，并要求民众居家工作；仍然冒险出门的人戴上口罩也忍不住咳嗽、揉眼。《纽约时报》形容，糟糕的空气甚至能在舌尖上留下苦味。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4日报道，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新德里当天的24小时平均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470，属于空气污染“严重”级别。这也是AQI指数级别中最高的一级。当地时间本周一（21日），新德里的天空呈现出淡蓝色，但根据政府数据，空气质量仍属于“差”，294的指数得分“非常不健康”。
事实上，这样的新闻近来每年都会见诸报端。“每年，德里地区的天空都会因数以百万计汽车产生的污染、周围农场的秸秆焚烧以及农村家庭使用的明火取暖和烹饪而变得刺鼻。每年，居民们都在问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纽约时报》写道。
不到十年前，北京也有着类似的困扰。但根据北京市政府今年初发布的数据，2021年该市空气质量已首次全面达标，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年均浓度均显著降低。此外，北京去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88天（其中一级优天数为114天），较2013年增加了将近4个月。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在于中印政府制度、富裕程度和民众主要诉求的不同。
报道称，在北京，当大气污染问题的规模变得令人难以忽视，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地解决了它，并迅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
2013年，北京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同年发布的《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到2017年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超25%，一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全面打响。次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透露，北京已就治霾问题与中央签订了责任状，其中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但在印度，政府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决心，也缺乏公众压力。在这个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选民们有更紧迫的担忧。政客们利用危机攻击对手，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有关。”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清洁空气运动的数据专家阿维卡尔·索姆万什（Avikal Somvanshi）感叹，印度政治人物之间的“内斗一直就没停过”。
报道指出，印度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常年就谁该为首都糟糕的空气质量负责而相互推诿。日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彭德·亚达夫就公开指责反对党执政的北部旁遮普邦未能阻止农民焚烧桔杆。
亚达夫在推文中还将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主席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比作希特勒，暗示是后者将德里“变成了一个毒气室”。
凯杰里瓦尔后来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反驳道，为什么“中央政府躲起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英国伯明翰大学大气科学教授时宗波分析称，在中国，当中央政府优先考虑某项行动计划时，地方当局就会服从命令。治理北京污染就是这种情况，首都与地区官员和邻近城市协同行动。而在印度，地方政府由不同政党管理，协调工作“非常复杂”。
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占了上风。报道指出，印度的富裕程度远不及中国，所以新德里不能在环境方面投入很多，而民众也没有改善环境的持续需求。
尽管空气污染造成的印度人死亡人数超过其他任何风险因素，但在2019年大选前的一项全国调查中，选民将空气质量排在他们最紧迫关注的第17位，远远落后于就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只有约12%的受访者将解决空气污染列为首要任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表达了对污染问题的不满。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认为，人民意愿会对事情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斯通指出，在印度，空气污染“目前还未像在中国那样被列为核心政治优先事项”。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德里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帮助制定城市空气污染政策的德里政府智囊团副主席雅思敏·沙阿（Jasmine Shah）表示，近年来，该市关闭了两座燃煤发电厂，要求工厂从煤炭转向管道天然气，并计划到2025年部署至少8000辆电动公交车。
但印度官员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乏一些不可靠的。近日，德里市中心建起了一座绿色“雾霾塔”，其底部的巨型风扇可吹出经过滤的新风，附近还有卡车用“防雾霾枪”向空中喷水。19岁的大学生伊什梅特·考尔（Ishmeet Kaur）对《纽约时报》称，“政府做的是表面功夫，为了让我们感觉好点”。
“要是政客们认真看待我们的健康，对这个问题做点实事就好了。”她戴着黑色口罩，说话的时候还在咳嗽，“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掌管天气的神灵。”（观察者网）
“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纽约时报》日前以此为题报道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政治。中国政府能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解决问题，而印度政客则利用污染危机攻击对手。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被优先考虑，印度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纽约时报》11月22日报道称，随着桔杆焚烧高峰期的到来，自本月初起，新德里已经经历了数周的雾霾，政府不得不暂时禁止柴油卡车通行，关闭学校、工厂和建筑工地，并要求民众居家工作；仍然冒险出门的人戴上口罩也忍不住咳嗽、揉眼。《纽约时报》形容，糟糕的空气甚至能在舌尖上留下苦味。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4日报道，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新德里当天的24小时平均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470，属于空气污染“严重”级别。这也是AQI指数级别中最高的一级。当地时间本周一（21日），新德里的天空呈现出淡蓝色，但根据政府数据，空气质量仍属于“差”，294的指数得分“非常不健康”。
事实上，这样的新闻近来每年都会见诸报端。“每年，德里地区的天空都会因数以百万计汽车产生的污染、周围农场的秸秆焚烧以及农村家庭使用的明火取暖和烹饪而变得刺鼻。每年，居民们都在问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纽约时报》写道。
不到十年前，北京也有着类似的困扰。但根据北京市政府今年初发布的数据，2021年该市空气质量已首次全面达标，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年均浓度均显著降低。此外，北京去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88天（其中一级优天数为114天），较2013年增加了将近4个月。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在于中印政府制度、富裕程度和民众主要诉求的不同。
报道称，在北京，当大气污染问题的规模变得令人难以忽视，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地解决了它，并迅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
2013年，北京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同年发布的《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到2017年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超25%，一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全面打响。次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透露，北京已就治霾问题与中央签订了责任状，其中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但在印度，政府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决心，也缺乏公众压力。在这个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选民们有更紧迫的担忧。政客们利用危机攻击对手，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有关。”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清洁空气运动的数据专家阿维卡尔·索姆万什（Avikal Somvanshi）感叹，印度政治人物之间的“内斗一直就没停过”。
报道指出，印度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常年就谁该为首都糟糕的空气质量负责而相互推诿。日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彭德·亚达夫就公开指责反对党执政的北部旁遮普邦未能阻止农民焚烧桔杆。
亚达夫在推文中还将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主席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比作希特勒，暗示是后者将德里“变成了一个毒气室”。
凯杰里瓦尔后来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反驳道，为什么“中央政府躲起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英国伯明翰大学大气科学教授时宗波分析称，在中国，当中央政府优先考虑某项行动计划时，地方当局就会服从命令。治理北京污染就是这种情况，首都与地区官员和邻近城市协同行动。而在印度，地方政府由不同政党管理，协调工作“非常复杂”。
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占了上风。报道指出，印度的富裕程度远不及中国，所以新德里不能在环境方面投入很多，而民众也没有改善环境的持续需求。
尽管空气污染造成的印度人死亡人数超过其他任何风险因素，但在2019年大选前的一项全国调查中，选民将空气质量排在他们最紧迫关注的第17位，远远落后于就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只有约12%的受访者将解决空气污染列为首要任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表达了对污染问题的不满。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认为，人民意愿会对事情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斯通指出，在印度，空气污染“目前还未像在中国那样被列为核心政治优先事项”。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德里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帮助制定城市空气污染政策的德里政府智囊团副主席雅思敏·沙阿（Jasmine Shah）表示，近年来，该市关闭了两座燃煤发电厂，要求工厂从煤炭转向管道天然气，并计划到2025年部署至少8000辆电动公交车。
但印度官员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乏一些不可靠的。近日，德里市中心建起了一座绿色“雾霾塔”，其底部的巨型风扇可吹出经过滤的新风，附近还有卡车用“防雾霾枪”向空中喷水。19岁的大学生伊什梅特·考尔（Ishmeet Kaur）对《纽约时报》称，“政府做的是表面功夫，为了让我们感觉好点”。
“要是政客们认真看待我们的健康，对这个问题做点实事就好了。”她戴着黑色口罩，说话的时候还在咳嗽，“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掌管天气的神灵。”（观察者网）
給老爸整幾次破防了，雖然一年没聊幾次，但世上已經無人能這樣全心意的站我角度給我考慮。
說把香港房子賣了給我做首付，當然很想要，有了200w就可以買600w的房，600w閉上眼晴都能挑不錯的了。
但是，但是這值得嗎，公平嗎，為什麽都總要我家里做付出？一家人大半輩的努力，换來了一間小房子，賣了就要老人到處寄人篱下、排公屋。而她家呢，婚前說房子可多了，嘉禾、小洲、南邊、六運…結果都是呵呵，在放租也不會拿出來幫你。
就算有了200w，再負債400w，分30年還，每月支出=19000月供+10000家用+3000個人消費=32000至少，倒不是供不起，是值得嗎？我付出這麽多她也是不會感恩阿，該發脾氣還是發，該鬧的也是會鬧，不想干的活還是不會干，我就貼錢買個加大版髒亂差。
哎，真的不值得，把自己一家的現在及未來都壓上去，一條退路不剩，别人兒子倒舒服了，那誰來考慮我？要光考慮多多的話，我單飛不好嗎？買400w的兩房，付200貸200，公積金後月供4000，用年獎金就覆蓋房貸+保姆成本，剩下月工資1.6純純的兩口人可支配，想想都開心。
哎，婚姻真是人生墳墓。
說把香港房子賣了給我做首付，當然很想要，有了200w就可以買600w的房，600w閉上眼晴都能挑不錯的了。
但是，但是這值得嗎，公平嗎，為什麽都總要我家里做付出？一家人大半輩的努力，换來了一間小房子，賣了就要老人到處寄人篱下、排公屋。而她家呢，婚前說房子可多了，嘉禾、小洲、南邊、六運…結果都是呵呵，在放租也不會拿出來幫你。
就算有了200w，再負債400w，分30年還，每月支出=19000月供+10000家用+3000個人消費=32000至少，倒不是供不起，是值得嗎？我付出這麽多她也是不會感恩阿，該發脾氣還是發，該鬧的也是會鬧，不想干的活還是不會干，我就貼錢買個加大版髒亂差。
哎，真的不值得，把自己一家的現在及未來都壓上去，一條退路不剩，别人兒子倒舒服了，那誰來考慮我？要光考慮多多的話，我單飛不好嗎？買400w的兩房，付200貸200，公積金後月供4000，用年獎金就覆蓋房貸+保姆成本，剩下月工資1.6純純的兩口人可支配，想想都開心。
哎，婚姻真是人生墳墓。
#印度为何不能像中国一样治理雾霾#【“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十年前，北京和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水平还“不相上下”。如今，前者已经通过历时数年、耗资数千亿的治理取得重大改善，后者今秋的天气却是一如既往的污浊。
“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纽约时报》日前以此为题报道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政治。中国政府能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解决问题，而印度政客则利用污染危机攻击对手。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被优先考虑，印度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纽约时报》11月22日报道称，随着桔杆焚烧高峰期的到来，自本月初起，新德里已经经历了数周的雾霾，政府不得不暂时禁止柴油卡车通行，关闭学校、工厂和建筑工地，并要求民众居家工作；仍然冒险出门的人戴上口罩也忍不住咳嗽、揉眼。《纽约时报》形容，糟糕的空气甚至能在舌尖上留下苦味。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4日报道，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新德里当天的24小时平均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470，属于空气污染“严重”级别。这也是AQI指数级别中最高的一级。当地时间本周一（21日），新德里的天空呈现出淡蓝色，但根据政府数据，空气质量仍属于“差”，294的指数得分“非常不健康”。
事实上，这样的新闻近来每年都会见诸报端。“每年，德里地区的天空都会因数以百万计汽车产生的污染、周围农场的秸秆焚烧以及农村家庭使用的明火取暖和烹饪而变得刺鼻。每年，居民们都在问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纽约时报》写道。
不到十年前，北京也有着类似的困扰。但根据北京市政府今年初发布的数据，2021年该市空气质量已首次全面达标，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年均浓度均显著降低。此外，北京去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88天（其中一级优天数为114天），较2013年增加了将近4个月。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在于中印政府制度、富裕程度和民众主要诉求的不同。
报道称，在北京，当大气污染问题的规模变得令人难以忽视，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地解决了它，并迅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
2013年，北京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同年发布的《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到2017年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超25%，一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全面打响。次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透露，北京已就治霾问题与中央签订了责任状，其中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但在印度，政府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决心，也缺乏公众压力。在这个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选民们有更紧迫的担忧。政客们利用危机攻击对手，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有关。”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清洁空气运动的数据专家阿维卡尔·索姆万什（Avikal Somvanshi）感叹，印度政治人物之间的“内斗一直就没停过”。
报道指出，印度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常年就谁该为首都糟糕的空气质量负责而相互推诿。日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彭德·亚达夫就公开指责反对党执政的北部旁遮普邦未能阻止农民焚烧桔杆。
亚达夫在推文中还将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主席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比作希特勒，暗示是后者将德里“变成了一个毒气室”。
凯杰里瓦尔后来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反驳道，为什么“中央政府躲起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英国伯明翰大学大气科学教授时宗波分析称，在中国，当中央政府优先考虑某项行动计划时，地方当局就会服从命令。治理北京污染就是这种情况，首都与地区官员和邻近城市协同行动。而在印度，地方政府由不同政党管理，协调工作“非常复杂”。
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占了上风。报道指出，印度的富裕程度远不及中国，所以新德里不能在环境方面投入很多，而民众也没有改善环境的持续需求。
尽管空气污染造成的印度人死亡人数超过其他任何风险因素，但在2019年大选前的一项全国调查中，选民将空气质量排在他们最紧迫关注的第17位，远远落后于就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只有约12%的受访者将解决空气污染列为首要任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表达了对污染问题的不满。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认为，人民意愿会对事情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斯通指出，在印度，空气污染“目前还未像在中国那样被列为核心政治优先事项”。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德里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帮助制定城市空气污染政策的德里政府智囊团副主席雅思敏·沙阿（Jasmine Shah）表示，近年来，该市关闭了两座燃煤发电厂，要求工厂从煤炭转向管道天然气，并计划到2025年部署至少8000辆电动公交车。
但印度官员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乏一些不可靠的。近日，德里市中心建起了一座绿色“雾霾塔”，其底部的巨型风扇可吹出经过滤的新风，附近还有卡车用“防雾霾枪”向空中喷水。19岁的大学生伊什梅特·考尔（Ishmeet Kaur）对《纽约时报》称，“政府做的是表面功夫，为了让我们感觉好点”。
“要是政客们认真看待我们的健康，对这个问题做点实事就好了。”她戴着黑色口罩，说话的时候还在咳嗽，“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掌管天气的神灵。”（观察者网）
“北京在解决其空气污染问题，为何新德里不行？”《纽约时报》日前以此为题报道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归因于政治。中国政府能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解决问题，而印度政客则利用污染危机攻击对手。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被优先考虑，印度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纽约时报》11月22日报道称，随着桔杆焚烧高峰期的到来，自本月初起，新德里已经经历了数周的雾霾，政府不得不暂时禁止柴油卡车通行，关闭学校、工厂和建筑工地，并要求民众居家工作；仍然冒险出门的人戴上口罩也忍不住咳嗽、揉眼。《纽约时报》形容，糟糕的空气甚至能在舌尖上留下苦味。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4日报道，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新德里当天的24小时平均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470，属于空气污染“严重”级别。这也是AQI指数级别中最高的一级。当地时间本周一（21日），新德里的天空呈现出淡蓝色，但根据政府数据，空气质量仍属于“差”，294的指数得分“非常不健康”。
事实上，这样的新闻近来每年都会见诸报端。“每年，德里地区的天空都会因数以百万计汽车产生的污染、周围农场的秸秆焚烧以及农村家庭使用的明火取暖和烹饪而变得刺鼻。每年，居民们都在问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纽约时报》写道。
不到十年前，北京也有着类似的困扰。但根据北京市政府今年初发布的数据，2021年该市空气质量已首次全面达标，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年均浓度均显著降低。此外，北京去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88天（其中一级优天数为114天），较2013年增加了将近4个月。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在于中印政府制度、富裕程度和民众主要诉求的不同。
报道称，在北京，当大气污染问题的规模变得令人难以忽视，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地解决了它，并迅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
2013年，北京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同年发布的《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到2017年让PM2.5年均浓度下降超25%，一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全面打响。次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透露，北京已就治霾问题与中央签订了责任状，其中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但在印度，政府既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决心，也缺乏公众压力。在这个仍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选民们有更紧迫的担忧。政客们利用危机攻击对手，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意愿和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有关。”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清洁空气运动的数据专家阿维卡尔·索姆万什（Avikal Somvanshi）感叹，印度政治人物之间的“内斗一直就没停过”。
报道指出，印度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常年就谁该为首都糟糕的空气质量负责而相互推诿。日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布彭德·亚达夫就公开指责反对党执政的北部旁遮普邦未能阻止农民焚烧桔杆。
亚达夫在推文中还将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主席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比作希特勒，暗示是后者将德里“变成了一个毒气室”。
凯杰里瓦尔后来则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反驳道，为什么“中央政府躲起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英国伯明翰大学大气科学教授时宗波分析称，在中国，当中央政府优先考虑某项行动计划时，地方当局就会服从命令。治理北京污染就是这种情况，首都与地区官员和邻近城市协同行动。而在印度，地方政府由不同政党管理，协调工作“非常复杂”。
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占了上风。报道指出，印度的富裕程度远不及中国，所以新德里不能在环境方面投入很多，而民众也没有改善环境的持续需求。
尽管空气污染造成的印度人死亡人数超过其他任何风险因素，但在2019年大选前的一项全国调查中，选民将空气质量排在他们最紧迫关注的第17位，远远落后于就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只有约12%的受访者将解决空气污染列为首要任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表达了对污染问题的不满。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认为，人民意愿会对事情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斯通指出，在印度，空气污染“目前还未像在中国那样被列为核心政治优先事项”。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德里官员采取的行动有限。
帮助制定城市空气污染政策的德里政府智囊团副主席雅思敏·沙阿（Jasmine Shah）表示，近年来，该市关闭了两座燃煤发电厂，要求工厂从煤炭转向管道天然气，并计划到2025年部署至少8000辆电动公交车。
但印度官员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乏一些不可靠的。近日，德里市中心建起了一座绿色“雾霾塔”，其底部的巨型风扇可吹出经过滤的新风，附近还有卡车用“防雾霾枪”向空中喷水。19岁的大学生伊什梅特·考尔（Ishmeet Kaur）对《纽约时报》称，“政府做的是表面功夫，为了让我们感觉好点”。
“要是政客们认真看待我们的健康，对这个问题做点实事就好了。”她戴着黑色口罩，说话的时候还在咳嗽，“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掌管天气的神灵。”（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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