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核酸检测机构监管、封控管理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落细落实防控措施、有效抓好疫情处置有关情况。要点如下↓

疫情防控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国疫情总体呈较快发展态势，疫情波及面广，部分地方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风险，一些地方面临抗疫三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形势。
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忽视群众诉求等方面，有的地方随意扩大管控区域和人员范围、一封了之，有的封控后长时间不解封，有的地方未经批准、动不动就“静默”。
要整治层层加码，地方党委和政府就必须落实属地责任，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防控政策，对于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还有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要加大通报、公开曝光力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三类人群重症风险更高
一是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后引发重症的危险人群，而80岁以上高龄人群更是重症的高危人群。老年人更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这些个人防护的基本措施。
二是有基础性疾病患者，在临床中，有基础病特别是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引发重症的风险更高。
三是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接种疫苗可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关于封控和解封
长期封控不仅极大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容易造成焦虑的情绪，引发生活困难，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偏和避免。
原则上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在疫情传播风险不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下，可适度扩大高风险区域的划定范围，但要及时通过核酸筛查和疫情研判，快封快解。
对风险人员的判定，要以现场流调为依据，不得通过时空伴随扩大范围，造成大面积的误伤，最大限度降低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不便。https://t.cn/A6KtN8s1

精满、气足、神旺，是健康的保证；精亏、气虚、神耗，是衰老的原因。

精、气、神虽各具其特性，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存则仅存，亡则俱亡。

张景岳说：“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

明·陈继儒在《养生肤语》中指出：“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储气，储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耳。”

有医家认为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要养生保健长寿延年，必须“常使内三宝不逐物而流，外三宝不诱中而扰”。

所以要保养精、气、神三宝，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清心寡欲，则心不外驰、意不外想，神不妄游，情不安动，气不外耗。

气功中的静养功法，就是通过自我调节，控制心身，是养足人体精气神一种较好的手段。

它要求思想高度集中，静心宁神，摒除杂念，放松全身，达到万念皆空，使大脑皮层处于一种保护性抑制状态。

久久行之，能收到保养精气神的功效。精满、气足、神旺，则精神焕发、行动矫健，老年人能鹤发童颜，延年益寿，青年人可长葆青春，推迟衰老。

总之，养足精气神对于人体保持健康、益寿延年非常重要，尤其要注重对于“神”的保养。日常生活中要经常保持精神愉快，心胸宽广，情绪稳定，方可避免精神疾病的侵袭。

财色名食睡，道家称为五欲，实际上也与五行五脏相对应：

1、财为金应肺；

2、色为水五脏应肾；

3、虚名为火五脏应心；

4、食为土五脏应脾；

5、睡为木五脏应肝。

在五欲之中，以色、食、睡最难去除，佛道都有相应超越的方法和境界。

张祥龙：薛侃觉得既然“不可着意”，那王阳明平日总讲的“好好色”、“恶恶臭”不也是着意吗？(“安得非意？”)不也是个人的私念好恶吗？但王阳明认为“好好色”与“恶恶臭”是循天理也就是情境化的良知之举，其意乃诚意，不是私意，也没有着意，也就是没有私意隔断，任其自行，就正是致良知的一个例子。至于“忿懥好乐”就不是良知层次上的好恶了，而是着了私意(超情理的偏执)的价值对象化、现成化和目的化了。没有这些目的的偏执一切意向行为皆随生活情境的天理而发，就是廓然大公，就是致良知，就是心体的未发之中和发而皆中节之和。如此省察才能抓住私意的真身，才知道该克治掉的不是原发的好恶之心，而是被超情理的目的偏导、固化从而与其他好恶隔断的好恶之意。同为好恶，但是统握方式不一样。一个没有加目的或固执的观念，一个加了。所以一种是知行合一的良知良能的方式，一种是私意隔断的忿懥好乐的方式，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原发，是否时机化，是否是出自生命世界本身的情理。这也就是帕斯卡的“心之逻辑”与“物之逻辑”的区别，知行合一或良知就是循着心的逻辑，而知先行后或私意就是循着物的逻辑，也是海德格尔讲的“形式示”与“总体化”及“形式化”的区别。“总体化”就是从一个个具体事物中归纳出一个抽象概念，它有一个对象域；“形式化”是利用关系形成概念，比如数学的数字，但它同时也构造了一个自己的对象域，比如实数域。形式显示就是让这种关系彻底境域生成化，其中没有任何对象化的执着，到这里就没有私意了。这同时也是王阳明所谓“心即理”和“求理于事物”的区别。“心即理”意味着心无自体，以理为体。对王阳明而言，理就是生命时势、生命情境本身的情理；“求理于事物”则要从外在于生命时理的事物上求理，于是为功利目的或私意的加入和操纵腾出了空间，知行也就分离了。

王阳明反复提及的“好”、“恶”、“痛”、“饥”、“孝”、“悌”，乃至悲、喜、怒、惧等等，这些都不一定是私意，只要还处在体验晕圈之中，也就是处在时势的原发状态之中，皆是自发情感，也就皆是良知。情感、好恶不一定是私意，不但不一定是私意，甚至还可能是诚意，也就是说，还可能是良知。

这是朱熹和程颐未达到的境界，他们一直要贬低情感，认为情感不可能达到理的纯度。甚至包括对儒家传统来说特别重要的“仁者爱人”里的“爱”的情感，他们都觉得不可靠，以“仁”不是爱，而是“爱之理”。按王阳明的说法，只要是原发纯粹的爱、“形式显示”的爱，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爱”本身——而不是“爱之理”——就已经是良知、天理了。如果一定认为“爱之理”才是良知、天理，就支离了。所以在王阳明这里，潜显意识或本原能力与本原知识是直接相通的，这主要就表现于他的知行合一，或对象与价值合一的见地里。也就是说，知与行、对象构造与价值构造、良知能力与良知知识，还处于生命情境的原发时晕之中，相互有别却又相互需要、相互作成。就此而言，王阳明的良知论，就是“至情即至理”之论。这个思路我当年得自贺麟先生，贺先生尊崇西方唯理论，但这个思想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虽然有时也能在其中找出一些相关说法，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认为理高于情。贺先生受宋明道学影响至深，但他是通过西方那些主张直觉、直观优先的思想家来反观宋明理学，这样就与心学有了共鸣。比如斯宾诺莎，他是一个唯理论着，但他认为哲学的方法在感知的方法和概念化的方法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法，这就是直觉或直观的方法。还有新黑格尔主义，也是把黑尔的辩证法看作一种由直觉来引导的艺术化的方法，认为所谓“辩证法”是一种情感的逻辑。由此，贺先生在《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中，提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直觉法。我个人认为这是贺先生最富创造力的一篇文章。他能看到，真正的理，不是干巴巴的“正确”，而是一定要能自发地放出光彩。真理既是真理的标准，又是错误的标准，就像光明既是光明自身的标准，又是黑暗的标准一样。所以贺先生把感情也放到很高的地位，真正的至情之中，必有至理。我觉得对王阳明来说，也是如此。“灭人欲”不是要灭情感，而是要灭伪情和偏狭化、非时势化或固化的欲念和观念。“天理”不是弃情感的道德规范、“天条”、“天律”，或程朱讲的反思中的“所以然”，而只是时机化的至情所含的时机化的至理，就像王阳明《旅文》所记他对相似命运者们的原发同情中蕴含的至理一样，质诸天地鬼神而不移，非常感人，也非常真实。当时他确是生死难料，并不知道自己后来还有那么一段辉煌。按他当时的处境，很可能他最后也和那些人一样会暴尸荒野，所以他的同情是发自肺腑的至情，这才是他“致良知”学说的生命所在。情感及其源出的意识流就像《大乘起信论》讲的“如来藏心”，它既是“生灭心”也就是俗世中的“好好色”、“恶恶臭”，甚至包括私欲之心，同时又是“真如心”，所谓“一心开二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