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禁令与现实之间 国产模数转换ADC能否自强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被赞誉为芯片皇冠上的明珠，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内从未被动摇。进入AIoT和5G的时代，因为与物理世界交互需求的增加，ADC作为信号链核心的地位还在稳步提升。
对于中国的芯片界来说，ADC以及整个信号链芯片的国产化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华为禁令事件的爆发，更是将ADC的国产替代进程送上快车道。
进步神速
ADC是一大类芯片的统称，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已经产生出针对不同应用的多种架构，最为常见的是SAR（逐次逼近）型、∑-Δ型、Pipeline（流水线）型，闪速（Flash）型。按照分辨率和采样速率，可以最直观地分辨这些架构（如下图所示）。
以采样速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最低的是∑-Δ型，最高的是Flash型（目前已经很少用到）；以分辨率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则正好反之。
精度和速度是一对矛盾的指标，一方追求极致，则另一方就做出牺牲。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数字电路工作速度的提高，以及对于系统灵敏度等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高速、高精度的 ADC需求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中，对各分辨率范围的ADC都设置了一条采样速率“红线”，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要遭受禁运。举例来说，12位～14位ADC，采样速率不能超过400MSPS；14位～16位，采样速率不能超过250MSPS。
这一红线是国产ADC与进口ADC的指标分水岭，但是进步神速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比如，商用的国产14位ADC的采样速率已经达到500MSPS，还有初创公司开发的14位、1GSPS的ADC也进入样片测试阶段。
在禁令标准之下的较低分辨率或采样速率的ADC，国内产品更是遍地开花。“举例来说，采用CMOS工艺的低速∑-Δ ADC风起云涌，已经呈红海状了。”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Δ ADC的优势在于分辨率，目前最高可达到32位，主要应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特别是传感器、数字音响系统、多媒体、地震勘探仪器、声纳等领域。国产厂商的高精度∑-Δ ADC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且性能不输国际同行。
如果是应用更为广泛的SAR ADC，其因为电路规模中等、功耗低，且能兼顾分辨率和采样速率而很受市场欢迎，国产ADC芯片也是风起云涌。据原子半导体联合创始人袁文章介绍，12位1～3Msps SAR ADC已经成为国产MCU的标配，基本以IP或者die的形式存在，更高精度的单片14位甚至是16位SAR ADC也有厂商开始供货。
原子半导体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是基于港科大袁杰教授在长期的芯片项目研发储备和技术积累，从港科大分离出来的一家混合信号/模拟芯片设计初创企业。2020年9月，原子半导体正式流片16bit SAR ADC系列，最高采样率可达10MSPS。
如此多的国产ADC芯片井喷式涌现，让乐观者感觉国产ADC全面替代为时不远。但袁文章不这样认为，“今年国产ADC芯片还不算完全起势，因为国产替代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和制造工艺上逐步突破。”
盘根错节的市场
左右ADC替代周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就是复杂的市场状况。ADC的下游应用非常分散，消费、工业、通信、医疗、交通等无所不包，“要建成罗马”绝非一日之功。
消费电子市场的国产替代最为领先，其规模和活力也是其他市场暂不能企及的。ADI、TI、Maxim等国际巨头当前更为关注工业、通信、医疗等领域，那里利润更加丰厚，客户更为分散，是它们的营收重要来源，
ADC在消费电子领域很少以分立芯片的形式出现，都与MCU内核集成在一起。有实力的国内MCU厂商选择自研ADC，不具备研发能力的则通过专业的ADC公司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IP或者die。晶圆厂和EDA公司也能提供性能不错的ADC IP，使这个赛道竞争激烈。
即使利润较低，国内厂商们也依旧看重这个市场。“原因是消费市场的挣钱很快，影响力也很大。”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关键。国内的ADC厂商大部分经过消费电子市场洗礼，在与国际巨头的短兵相接中，逐步壮大了技术实力并赢得了市场份额。消费市场如今已难觅进口ADC的身影。
滞留在消费电子市场，国内厂商还有一个苦衷，要进入工业、通信等市场，以往“难如登天”，连获得测试的机会都很稀缺。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情况终于有了改观，行业客户向国产厂商终于打开了大门。
不可否认，这些市场本身对ADC的性能要求也非常严格。核芯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康桥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对一款芯片连续改版四次。“有一些指标都是平常不会注意的，比如各通道的隔离程度，闭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
这款产品最终打入了国家电网，实现了对国际大厂同类产品的替代。但是这个过程也让胡康桥和团队认识了工业市场的残酷一面。“芯片先送去客户那里做一两个月的压力测试，然后送去国网测试中心去测试，再进行挂网测试，最快都要半年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小公司真是很难扛。”他感慨道。
回报与付出也是成正比的。产品一旦被工业或通信客户所接纳，就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利润也相当可观。再者，因为这些行业的战略重要性，国产替代的热情很高涨，国内厂商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纵然如此，不少厂商还是会望而却步。胡康桥给记者算了笔账：“即使是华为的5G基站，一年以几十万个来计，里面的ADC等模拟器件最多就几百万的用量，根本无法与动辄出货上千万或过亿的消费市场相比。”要真正进入这些市场，国内厂商就要在长期投入和短期收益之间做个取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特定应用市场对国产ADC来说依然是“门难进”，如医疗电子、测试测量仪器仪表等对芯片性能和质量的要求高于对芯片成本的行业，由于没有给予足够的“试错”机会，加之国际巨头也全力提高技术护城河（像ADI、TI都推出了针对医疗领域的256通道ADC模块），使得国内企业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之势。
不能马踏平川，要一个一个市场的去争夺，国内企业的前路依然漫长。
天花板
同很多芯片一样，中国企业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为华为禁令，很多人知道了超高速ADC。5G基站使用的超高速ADC，对国内来说就是一片空白。后来，海思虽然用自研的ADC做了替换（指标不明晰），依然不能掩盖行业的尴尬处境。
5G通信要支持需要100MHz甚至400MHz的RF信道带宽，这是需要超高速ADC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最理想的数据转换器采样速率是1～3GSPS的量级，业界一般采用Pipeline型ADC来实现，分辨率为14位，目前尚无国内厂家可以达成。
据业内人士透漏，国内某些研究所可以开发RF微波器件，也包括高速、高精度ADC，只是没有批量成熟的量产工艺，出货还要依靠分筛，仅限于满足小批量不太计成本的应用。
多重因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认为，禁运是首要原因，再加上技术门槛确实很高，国内的技术积累也不够，最后是系统厂商以前也没有给大量的国产替代机会，使得国内迟迟不能突破高速、高精度ADC的壁垒。
曾任职国外多家模拟芯片公司的技术专家蓝凯（化名）指出，工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要说中国，整个亚洲地区都没有适配高速模拟的工艺制程。”
制造ADC会采用到CMOS、GaAs HBT和SiGe BiCMOS工艺。其中，CMOS的优点是便于与数字电路集成，且截止频率高、功耗低；GaAs HBT的击穿电压高、但功耗较大；SiGe BiCMOS的截止频率高，且具有抗辐射性，缺点也是功耗较高。高速ADC多为BiCMOS工艺制造， 只有ADI、TI这些采用IDM模式的公司才掌握着该工艺的“绝活”。
“ADC精度和分辨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器件内部的电阻网络，在ADI公司内部，如果要使用高性能的薄膜电阻，都需要特批。”蓝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大厂对工艺细节的把控。
此外，工艺上的不断调校，才能让ADC这类模拟器件发挥出最好的性能。蓝凯说：“单从晶圆制造上讲，MPW（多项目晶圆）过后都要改上几版后才能摸到晶圆上的门道。”相比之下，国内的ADC厂商都是Fabless模式，不具备这种反复调校的条件，很难实现设计和工艺的紧耦合。
从设计层面来讲，国际大厂也已形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对后来者层层设防。比如，对高速ADC非常关键的校准，国内厂商想要突破，就很难绕过大厂的专利壁垒。
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人才问题。设计和工艺的同步研发是模拟的难点，设计师必须有深刻的工艺理解能力才能搞定模拟芯片。但当前的情况，不要说能掌握全局的设计师，即使普通的模拟芯片工程师也非常匮乏。“1年数字、10年模拟”，培养和留住模拟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工艺、专利、人才，要征服高速ADC，还要翻过三座大山。
亡羊补牢
华为禁令敲醒了中国半导体行业，也让人们注意到模拟芯片的重要性。
在资本市场上，先后有圣邦微、思瑞浦、芯海科技登陆成功，还有昆腾微即将IPO。国内的信号链厂家终于赢来了曙光。
创业的路上，不少怀揣着产业报国理想的人也选择了信号链这个赛道，期望改变行业格局。这其中，不乏海归金领，高校精英，以及传统信号链公司的骨干成员。
很多团队以突破高速ADC禁令为口号，也获得了资本的加持，但是真正做出的产品还是少之又少。业内人士将此归结于实验室理想与行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资深半导体投资人王磊（化名）就认为：“往往有很多团队，虽然高举高打，号称融资多少，专攻高端芯片，但最后还是要做一些中低端的民用产品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比较可怜的现实。”
朱晶则指出，这个问题要归结于这个ADC本身，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不断迭代和磨练的，真正从正向做起，并非易事。
凡是做过ADC的人，都坦言ADC并不好做。一枚小小的芯片，蕴含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国际大厂为了规划好一颗ADC，往往要进行多次调研，认清市场的真正需求后才进行产品定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真正得到市场的认可，拥有长久的生命周期。
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曾经称，中国模拟芯片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存量市场做到性能更好，价格更低，这样才能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坚定的信心和极致的工匠精神。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做ADC如此，做模拟芯片莫不如此。
来源：集微网
【建功在“高屋”！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邢晓的扶贫故事】从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到田间地头，从繁华城市到偏僻乡村，在偏远农村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迅速转变角色，不仅踏遍村中的沟沟坎坎，还结合当地实情，发挥自己政法干部的专业优势，在基层一线摸情况、抓党建、谋发展，带着群众在脱贫之路上大步向前。
他是邢晓，市委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处干部，去年3月，受组织选派成为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高屋村全村100户贫困户在2019年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如何在现阶段激活各类要素，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巩固脱贫成果，让老百姓的腰包一直鼓下去，是邢晓这一年多来一直放在心间且不断取得突破的事情。
“邢书记很热心，实打实为我们解决难题，想事情也总能想到我们前头，我们相信他。”提起邢晓，贫困户陈开理这样评价。
短短一年多时间，在村民中有这样的口碑，足见邢晓没少下力，没少流汗。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提升整村凝聚力
初到高屋村，村民们对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总觉得他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不懂农村实情。但没过多久，大家对邢晓的看法就变了。“他到农户家中总是笑呵呵的，待人热情有亲和力，完全没有架子。”高屋村村主任谭洪敏介绍。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现在我把自己当成高屋人，你们有啥子事情跟我说嘛。”这是邢晓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驻村没多久，他就先从党员干部入手，主动上门交底谈心。通过一次次的走访，邢晓发现，全村在基层党建方面，虽然“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但由于全村党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流动党员较多，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于是，邢晓带着驻村工作队通过积极联系，首先将联合党建作为创新党组织活动的抓手，激发党员活力。目前，已经与上海上药集团旗下信谊医药公司及重庆药交所联合党支部、重庆市建工集团旗下安装公司党支部、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党支部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了联合党建。
“联合党建活动中，通过慰问贫困户、消费扶贫、物质捐赠、座谈交流等形式，农村党员参与度明显得到了提升，之前参加普通党建每次最多十几人，现在搞活动，只要在村的党员都会参加。”邢晓介绍道。
通过联合党建活动，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展现出社会担当，有向村卫生室捐赠雾化呼吸治疗设备及药品的，有捐赠太阳能路灯用于亮化村内道路的，也有捐赠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的，提升了村级医疗保障能力、村内人居环境，以及村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能力。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高屋村还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严格“三会一课”组织生活纪律等，将党员牢牢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并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逐一进行讲解。目前，通过队伍调整，高屋村实现了干部整体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年龄结构日趋合理，激发了党组织活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高屋村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稳定增收村企发展打牢脱贫根基
“扶贫，只有心贴心地去扶，才能急贫困户所急，想贫困户所想，解贫困户所难，才能用切实的帮扶方案，帮助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扶到他们心坎上。”邢晓深刻感受到，要实现真正脱贫，必须开对“药方子”，把“输血扶贫”变成“造血扶贫”。毕竟，输血只是一时，造血才是一世。不能让大家腰包仅鼓一时，而要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
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与平桥镇场镇相连，毗邻银白高速、紧邻303省道，交通便利，村民外出务工较多，本村农业发展滞后，村内特色种植业优势不突出，养殖业规模小且分散，带富能力有限。
通过党支部组织活动，以及上门走访，邢晓发现，受之前在村内实施的如葡萄、种猪养殖等私人投资项目均以失败告终的影响，村民在全村发展上态度较为消极。
“私人来搞真的不靠谱，看到发展不行，之前承诺的啥子回收、啥子补助全部不算数，而且说不弄都不弄了，种在地里的葡萄、竹子还要我们农户自己去处理，你现在要搞产业，一般的规模，大家肯定不会支持了。”在专门讨论产业发展的支委扩大会上，农业社社长黄琼直言不讳地说道。
“村里基本每家都种红苕，也做红苕粉，但大家零零星星地做，卖出去也是别人以最低价格收，我们也没得啥子讨价还价的空间。”贫困户徐明洪家一直以红苕粉作为主业，一年要加工两千多斤红苕粉条，但收入始终上不去。
发现问题，才能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对策。“打赢脱贫攻坚战，选好产业发展方向是关键。方向肯定是选择基础好的红苕种植加工业，但是规模怎么扩大，要发展多大，加工业发展有无可行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邢晓说，当时，面对这些担忧，他心里也没底。但是，既然来到了高屋村，就得乘风破浪为当地村民解决问题。
于是，邢晓开始带着驻村工作队加强走访，深入每个农户家中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再精准分析，并通过多方协调，本着“借船出海”的思路，到土坎镇（现与羊角镇合并）等武隆区老牌红苕粉产业基地调研，积极与有投资和技术支撑能力的企业对接、探讨，还努力争取市级项目支持，打好产业基础。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共同打出系列组合拳，前前后后奔波了3个月，今年7月底，终于有成效了：争取到全国产业强镇项目落户武隆区平桥镇，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同时，推动武隆区两家国企、高屋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参与出资，成立了金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平桥镇建立年加工能力2500吨的红苕粉加工厂；此外，全村流转土地2500亩用于打造红苕种植示范园，全平桥镇总体发展10000亩用于种植红苕。
“在村支两委主持下，目前，高屋村全村贫困户土地由集体流转，每年每亩向贫困户支付500元流转费，地里种的红苕也由其自行采摘，企业按照市场价回收，红苕粉加工厂用工也优先选择贫困户。”邢晓高兴地说道，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组织资金投资企业发展，让全村受益，进一步打牢脱贫根基，有效降低了返贫风险。
“这次由村里集体参与的产业看起像那么回事，跟以前那些不靠谱的私人老板搞的大不一样，我们放心了！”前不久，在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所有干部共同开展的红苕种植面积核对工作中，贫困户陈开理站在自家地里，看着个大肥硕的红苕，满意地对村干部说道：“今年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法治扶贫拟定用工协议保障农民权益
作为市委政法委选派的干部，邢晓有着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村里时间久了，村民对他的信任倍增，大小事情都来找他，难事急事也都让他出主意、想办法。
驻村工作以来，邢晓接待了不少村民到便民服务中心处理矛盾纠纷，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类比较容易协调的，也有与农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较难协调的，尤其是农户之间的雇佣纠纷。
在农村，很多农户会相互邀约种地、建房，形成一种雇佣关系。但由于大多农户之间都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所以大家在雇佣关系上不太好意思形成书面材料，都是进行口头约定。
“基于口头约定的雇佣关系，很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纠纷：一是用工期间出现意外情况，二是用工结束后的佣金结算。”邢晓说道，高屋村就出现过这样一起纠纷。
村内贫困户周忠（化名）家养了两头骡子，经常在村内开展二次搬运业务。今年4月，周忠到村委会反映，他去年在邻村接了一个二次搬运业务，活儿做完了，雇佣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工钱。村委会知晓后，多次与雇佣方沟通，但由于当时周忠与其只是口头约定，雇佣方甚至想赖账。
“虽然最后通过邻村村委会不断做工作，今年7月，周忠的二次搬运费用得以结清。但这个事情给我触动太大了。”邢晓说，不能再让这类情况继续发生。于是，邢晓带领驻村工作队，会同村委会以及平桥镇法律援助律师，共同商议拟定了高屋村村民雇佣协议，协议对工作任务、雇佣费用、意外伤害、责任划分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并要求协议一式三份，用工双方各持一份，村委会备案一份，以备出现纠纷，村委会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协调化解。
“雇佣协议推行以来，村委会加大宣传，目前已备案雇佣协议12份，机制运行良好。”邢晓介绍道。
驻村帮扶一年多来，邢晓以满腔热忱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带领驻村帮扶工作队吃住在村，用汗水和真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基层扶贫扶的是产业、聚的是人心。只要我们把群众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放在心上，群众也会把我们放在心上。”邢晓说，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巩固高屋村脱贫成效，乘上“乡村振兴”的快车，以产业兴旺为核心，带动高屋发展治理全面提档升级，让村内越来越干净、美丽，让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记者 杨雪）
他是邢晓，市委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处干部，去年3月，受组织选派成为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驻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第一书记。高屋村全村100户贫困户在2019年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如何在现阶段激活各类要素，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巩固脱贫成果，让老百姓的腰包一直鼓下去，是邢晓这一年多来一直放在心间且不断取得突破的事情。
“邢书记很热心，实打实为我们解决难题，想事情也总能想到我们前头，我们相信他。”提起邢晓，贫困户陈开理这样评价。
短短一年多时间，在村民中有这样的口碑，足见邢晓没少下力，没少流汗。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提升整村凝聚力
初到高屋村，村民们对他也没抱多大希望，总觉得他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不懂农村实情。但没过多久，大家对邢晓的看法就变了。“他到农户家中总是笑呵呵的，待人热情有亲和力，完全没有架子。”高屋村村主任谭洪敏介绍。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现在我把自己当成高屋人，你们有啥子事情跟我说嘛。”这是邢晓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驻村没多久，他就先从党员干部入手，主动上门交底谈心。通过一次次的走访，邢晓发现，全村在基层党建方面，虽然“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常态化开展，但由于全村党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流动党员较多，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于是，邢晓带着驻村工作队通过积极联系，首先将联合党建作为创新党组织活动的抓手，激发党员活力。目前，已经与上海上药集团旗下信谊医药公司及重庆药交所联合党支部、重庆市建工集团旗下安装公司党支部、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党支部等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开展了联合党建。
“联合党建活动中，通过慰问贫困户、消费扶贫、物质捐赠、座谈交流等形式，农村党员参与度明显得到了提升，之前参加普通党建每次最多十几人，现在搞活动，只要在村的党员都会参加。”邢晓介绍道。
通过联合党建活动，企事业单位也积极展现出社会担当，有向村卫生室捐赠雾化呼吸治疗设备及药品的，有捐赠太阳能路灯用于亮化村内道路的，也有捐赠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的，提升了村级医疗保障能力、村内人居环境，以及村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能力。
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高屋村还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严格“三会一课”组织生活纪律等，将党员牢牢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并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逐一进行讲解。目前，通过队伍调整，高屋村实现了干部整体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年龄结构日趋合理，激发了党组织活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高屋村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稳定增收村企发展打牢脱贫根基
“扶贫，只有心贴心地去扶，才能急贫困户所急，想贫困户所想，解贫困户所难，才能用切实的帮扶方案，帮助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扶到他们心坎上。”邢晓深刻感受到，要实现真正脱贫，必须开对“药方子”，把“输血扶贫”变成“造血扶贫”。毕竟，输血只是一时，造血才是一世。不能让大家腰包仅鼓一时，而要建立稳定增收的效益模式。
武隆区平桥镇高屋村与平桥镇场镇相连，毗邻银白高速、紧邻303省道，交通便利，村民外出务工较多，本村农业发展滞后，村内特色种植业优势不突出，养殖业规模小且分散，带富能力有限。
通过党支部组织活动，以及上门走访，邢晓发现，受之前在村内实施的如葡萄、种猪养殖等私人投资项目均以失败告终的影响，村民在全村发展上态度较为消极。
“私人来搞真的不靠谱，看到发展不行，之前承诺的啥子回收、啥子补助全部不算数，而且说不弄都不弄了，种在地里的葡萄、竹子还要我们农户自己去处理，你现在要搞产业，一般的规模，大家肯定不会支持了。”在专门讨论产业发展的支委扩大会上，农业社社长黄琼直言不讳地说道。
“村里基本每家都种红苕，也做红苕粉，但大家零零星星地做，卖出去也是别人以最低价格收，我们也没得啥子讨价还价的空间。”贫困户徐明洪家一直以红苕粉作为主业，一年要加工两千多斤红苕粉条，但收入始终上不去。
发现问题，才能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对策。“打赢脱贫攻坚战，选好产业发展方向是关键。方向肯定是选择基础好的红苕种植加工业，但是规模怎么扩大，要发展多大，加工业发展有无可行性？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邢晓说，当时，面对这些担忧，他心里也没底。但是，既然来到了高屋村，就得乘风破浪为当地村民解决问题。
于是，邢晓开始带着驻村工作队加强走访，深入每个农户家中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再精准分析，并通过多方协调，本着“借船出海”的思路，到土坎镇（现与羊角镇合并）等武隆区老牌红苕粉产业基地调研，积极与有投资和技术支撑能力的企业对接、探讨，还努力争取市级项目支持，打好产业基础。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共同打出系列组合拳，前前后后奔波了3个月，今年7月底，终于有成效了：争取到全国产业强镇项目落户武隆区平桥镇，并获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同时，推动武隆区两家国企、高屋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参与出资，成立了金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在平桥镇建立年加工能力2500吨的红苕粉加工厂；此外，全村流转土地2500亩用于打造红苕种植示范园，全平桥镇总体发展10000亩用于种植红苕。
“在村支两委主持下，目前，高屋村全村贫困户土地由集体流转，每年每亩向贫困户支付500元流转费，地里种的红苕也由其自行采摘，企业按照市场价回收，红苕粉加工厂用工也优先选择贫困户。”邢晓高兴地说道，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组织资金投资企业发展，让全村受益，进一步打牢脱贫根基，有效降低了返贫风险。
“这次由村里集体参与的产业看起像那么回事，跟以前那些不靠谱的私人老板搞的大不一样，我们放心了！”前不久，在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所有干部共同开展的红苕种植面积核对工作中，贫困户陈开理站在自家地里，看着个大肥硕的红苕，满意地对村干部说道：“今年肯定能买个好价钱！”
法治扶贫拟定用工协议保障农民权益
作为市委政法委选派的干部，邢晓有着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村里时间久了，村民对他的信任倍增，大小事情都来找他，难事急事也都让他出主意、想办法。
驻村工作以来，邢晓接待了不少村民到便民服务中心处理矛盾纠纷，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类比较容易协调的，也有与农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较难协调的，尤其是农户之间的雇佣纠纷。
在农村，很多农户会相互邀约种地、建房，形成一种雇佣关系。但由于大多农户之间都沾亲带故，碍于情面，所以大家在雇佣关系上不太好意思形成书面材料，都是进行口头约定。
“基于口头约定的雇佣关系，很容易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纠纷：一是用工期间出现意外情况，二是用工结束后的佣金结算。”邢晓说道，高屋村就出现过这样一起纠纷。
村内贫困户周忠（化名）家养了两头骡子，经常在村内开展二次搬运业务。今年4月，周忠到村委会反映，他去年在邻村接了一个二次搬运业务，活儿做完了，雇佣方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工钱。村委会知晓后，多次与雇佣方沟通，但由于当时周忠与其只是口头约定，雇佣方甚至想赖账。
“虽然最后通过邻村村委会不断做工作，今年7月，周忠的二次搬运费用得以结清。但这个事情给我触动太大了。”邢晓说，不能再让这类情况继续发生。于是，邢晓带领驻村工作队，会同村委会以及平桥镇法律援助律师，共同商议拟定了高屋村村民雇佣协议，协议对工作任务、雇佣费用、意外伤害、责任划分等方面均进行了明确，并要求协议一式三份，用工双方各持一份，村委会备案一份，以备出现纠纷，村委会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协调化解。
“雇佣协议推行以来，村委会加大宣传，目前已备案雇佣协议12份，机制运行良好。”邢晓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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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改脸型小课堂#
怎么判断面部是骨骼型、脂肪型还是肌肉型呢？
（1）通过用手摸下颌角，摸的硬硬的，一般就是骨头了。
（2）用手捏一下，如果能捏起来，厚厚的，就是脂肪了。
（3）咬牙，按两腮，感觉硬硬的很大一块，就是肌肉了。
通过这三方面，可以简单的判断面部是骨骼型、脂肪型还是肌肉型。
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检查是CT及核磁
三维头颅CT可以很明确的看到骨骼是否很大，核磁可以明确看到肌肉及脂肪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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