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大学学生，之前在学校补考挂科，Peter君帮助学生申诉成功获得重考机会，但学校突然发邮件给学生，要求学生到英国参加线下的重新考试。学生目前已经回国，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出境更是困难重重，无法去英国参加考试，就无法毕业...进退两难的学生再次联系Peter Wong私人订制留学申诉团队，希望能再帮学生向学校争取在国内线上考。
Peter君接到学生的消息后，了解到学生的实际情况，由于国内疫情突发，形式十分复杂，确实不便出境，Peter君马上跟团队老师商量此事处理办法，帮助学生重新整理申诉材料，撰写无法到英国线下参加考试的解释信，准备充足的证明材料，一并递交给了学校。经过与学校多次沟通，最终申诉成功！学校同意了学生在国内延期考试。
申诉结果：获得在国内延期考试机会[耶]
如果学生们遇到限制非必要出入境活动，影响到学业时，一定要及时跟学校沟通、申诉，尽早争取自己最大利益，避免事件来临后手忙脚乱，耽误学业。如果遇到不会处理的留学学业问题，可以先来咨询专业、靠谱的Peter君[羞嗒嗒]
好啦，分享就到这里，我是Peter君，一个只做留学申诉的老师，已累计为12000多名海外留学生成功解决各个阶段遇到的学业申诉问题，欢迎同学们关注咨询[羞嗒嗒][心]~
#伯明翰大学[超话]##学术不端##留学申诉#
Peter君接到学生的消息后，了解到学生的实际情况，由于国内疫情突发，形式十分复杂，确实不便出境，Peter君马上跟团队老师商量此事处理办法，帮助学生重新整理申诉材料，撰写无法到英国线下参加考试的解释信，准备充足的证明材料，一并递交给了学校。经过与学校多次沟通，最终申诉成功！学校同意了学生在国内延期考试。
申诉结果：获得在国内延期考试机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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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港城大”）王骋团队的两篇论文于 9 月 27 日，在 Photonics Research上“背靠背”发表。王骋直言：“这两项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薄膜铌酸锂平台进军微波与毫米波领域的‘宣言’。”
这两项研究利用集成光学手段，初步解决了从微波/毫米波到光波的转换（调制）问题，分别为薄膜铌酸锂平台应用在微波光子学和毫米波光子学的重要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第一项研究中，港城大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团队合作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近两个数量级。另一项研究中，港城大与美国哈佛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团队合作，利用自建的电光测试平台系统性地对薄膜铌酸锂调制器进行了精确的超高频测试和建模。
并且，还利用这一模型实现了带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30-300GHz）的集成电光调制器，有望应用于未来 5G 通信、雷达和集成毫米波光子学系统。
相关论文题目分别为《超高线性度集成铌酸锂电光调制器》（Ultra-high-linearity integrated lithium niobate electro-optic modulators）[1]，以及《铌酸锂薄膜中毫米波-光调制性能的系统研究》（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millimeter-wave optic modulation performance in thin-film lithium niobate）。
一，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近两个数量级
该团队在铌酸锂材料固有的线性电光效应和线性调制方案的完美结合，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了 18dB（即接近两个数量级）。
其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其实在微波光子学领域，电光调制器的线性度是重要的参数之一，它直接决定了模拟信号传输的保真度，最终影响整个微波光子链路的性能。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已报道的薄膜铌酸锂调制器，其线性度均受限于器件架构带来的非线性传输函数。而对于目前现有的其他光子集成平台，如硅、磷化铟等，真实的线性度则受限于材料本身的非线性的电光效应。
王骋表示：“我们的工作将材料线性度与架构线性度相结合，不仅大幅提升了线性度性能指标，而且也再次证明了铌酸锂光子平台在实用场景的优势。”
根据论文内容，该团队采用微环辅助的马赫-曾德尔型（RA-MZI）结构，通过微环的相位响应补偿 MZI 的非线性传输函数。王骋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微环与 MZI 的耦合系数需要“恰到好处”，才能获得理想的线性响应。
在已报道的文献中，微环大多数采用耦合系数可调节的定向耦合结构，但这额外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功耗。
该团队通过设计鲁棒性更高的多模干涉耦合器，并利用其实验室在器件加工上成熟度和重复性高的优势，精确地实现了理想的耦合系数，验证了该线性化方案的有效性，从而取得了优异的线性度指标。
在交调失真测试环节，研究人员对采集到的三阶交调信号（即信号失真的大小）作图，意外地发现其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趋势并非一般文献中的三次方关系，而是五次方关系。随后经过理论分析后，他们断定，该信号的三阶失真项已经被成功抑制，而五阶项成为了新的主导失真来源。
“这是在片上 RA-MZI 型调制器中首次实验观察到此现象，它正是得益于铌酸锂材料优异的线性光电效应的和线性调制架构的完美结合。”王骋说道。
二，实现带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的集成电光调制器
在王骋团队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成功研发了毫米波薄膜铌酸锂调制器，实现了高达 170GHz 的 3dB 调制带宽和 295GHz 的 6dB 调制带宽。同时，也展示了在 250GHz 的超高调制频率下调制器的较低驱动电压 7.3V。
该研究为薄膜铌酸锂平台应用在毫米波光子学的重要瓶颈提供了新方案。实际上，毫米波光子学领域目前“尚不存在”，其主要瓶颈是缺少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30-300GHz）的电光调制器。不仅调制器难以达到如此高的工作频率，就连在这些频率进行电学和电光测量也非常有挑战。
因此，毫米波-光调制器的设计往往只能依赖低频测量得出的模型进行外推，因而理论和实验在高频区域会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项研究中，王骋与团队首次在超高频的毫米波波段打通了包括理论模型设计、电学测试和电光性能测试在内的整个研究流程。
该团队不仅对毫米波传输线的电学特性，包括损耗、传输速度和阻抗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建模，而且利用这些实际测试的结果重新优化了调制器的设计模型，最终实现了调制性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的集成电光调制器。
优化后的调制器的超高频电光测试是该研究的另一大难点。一般来说，光芯片测量很少涉及如此高的调制频率，而毫米波测量则大多依赖标准探针平台，其与光芯片测试所需的光纤耦合平台不兼容。
该团队基于香港城市大学太赫兹及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搭建了一套专用于毫米波-光芯片的测量平台，可同时实现芯片的光纤和毫米波探针输入输出，并利用该实验室完备的毫米波测试设备，最终实现了对集成毫米波-光调制器的精确测试与建模。
他表示，在进行超高频铌酸锂调制器测试过程中，当光谱分析仪上出现 300GHz 调制边带信号的那一刻仍让他记忆犹新。“这直接证明了我们的器件真的能够在如此高的频率下工作，对比我们此前测量和报道过的最高调制频率（100GHz），一下子提高了两倍。”
三，将重点探索薄膜铌酸锂平台在微波/毫米波光子学领域的应用场景
王骋认为，薄膜铌酸锂平台最关键的技术仍是器件加工工艺，尤其是在晶圆尺度上制备高性能器件与系统。因此如何取得低损耗、可重构、大规模的器件，是他与团队持续研究的方向。“我们真正想实现的是基于这一具有独特光学特性的材料的大规模光子集成线路，而不是局限于单个或少量器件。”他说
目前，该团队已经可以在 4 英寸薄膜铌酸锂晶圆的尺度下，实现多层器件加工。基于其平台，他们正在研究，并期望能实现很多此前难以想象的系统级应用，这既包括集成微波/毫米波光子学系统，也涵盖光通信、光计算、量子信息处理、精密测量与传感等许多新兴领域。
该团队期望未来把高性能、高带宽调制器，与薄膜铌酸锂平台上同时具备的其他低损耗器件相结合（如滤波器、延时线、移相器等），通过构建大规模的微波/毫米波光子前端网络，以实现更广泛的微波/毫米波光子学应用。
王骋表示：“希望能在未来几年重点探索薄膜铌酸锂平台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产品，从而更好地回馈社会。这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无比自豪的事。”
参考资料：
1.Hanke Feng et al. Photonics Research 10,2366-2373(2022).
2.Yiwen Zhang et al. Photonics Research 10,2380-2387(2022). https://t.cn/A6XY9HN8
这两项研究利用集成光学手段，初步解决了从微波/毫米波到光波的转换（调制）问题，分别为薄膜铌酸锂平台应用在微波光子学和毫米波光子学的重要瓶颈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第一项研究中，港城大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团队合作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近两个数量级。另一项研究中，港城大与美国哈佛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团队合作，利用自建的电光测试平台系统性地对薄膜铌酸锂调制器进行了精确的超高频测试和建模。
并且，还利用这一模型实现了带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30-300GHz）的集成电光调制器，有望应用于未来 5G 通信、雷达和集成毫米波光子学系统。
相关论文题目分别为《超高线性度集成铌酸锂电光调制器》（Ultra-high-linearity integrated lithium niobate electro-optic modulators）[1]，以及《铌酸锂薄膜中毫米波-光调制性能的系统研究》（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millimeter-wave optic modulation performance in thin-film lithium niobate）。
一，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近两个数量级
该团队在铌酸锂材料固有的线性电光效应和线性调制方案的完美结合，将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线性度提高了 18dB（即接近两个数量级）。
其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其实在微波光子学领域，电光调制器的线性度是重要的参数之一，它直接决定了模拟信号传输的保真度，最终影响整个微波光子链路的性能。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已报道的薄膜铌酸锂调制器，其线性度均受限于器件架构带来的非线性传输函数。而对于目前现有的其他光子集成平台，如硅、磷化铟等，真实的线性度则受限于材料本身的非线性的电光效应。
王骋表示：“我们的工作将材料线性度与架构线性度相结合，不仅大幅提升了线性度性能指标，而且也再次证明了铌酸锂光子平台在实用场景的优势。”
根据论文内容，该团队采用微环辅助的马赫-曾德尔型（RA-MZI）结构，通过微环的相位响应补偿 MZI 的非线性传输函数。王骋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微环与 MZI 的耦合系数需要“恰到好处”，才能获得理想的线性响应。
在已报道的文献中，微环大多数采用耦合系数可调节的定向耦合结构，但这额外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功耗。
该团队通过设计鲁棒性更高的多模干涉耦合器，并利用其实验室在器件加工上成熟度和重复性高的优势，精确地实现了理想的耦合系数，验证了该线性化方案的有效性，从而取得了优异的线性度指标。
在交调失真测试环节，研究人员对采集到的三阶交调信号（即信号失真的大小）作图，意外地发现其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趋势并非一般文献中的三次方关系，而是五次方关系。随后经过理论分析后，他们断定，该信号的三阶失真项已经被成功抑制，而五阶项成为了新的主导失真来源。
“这是在片上 RA-MZI 型调制器中首次实验观察到此现象，它正是得益于铌酸锂材料优异的线性光电效应的和线性调制架构的完美结合。”王骋说道。
二，实现带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的集成电光调制器
在王骋团队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成功研发了毫米波薄膜铌酸锂调制器，实现了高达 170GHz 的 3dB 调制带宽和 295GHz 的 6dB 调制带宽。同时，也展示了在 250GHz 的超高调制频率下调制器的较低驱动电压 7.3V。
该研究为薄膜铌酸锂平台应用在毫米波光子学的重要瓶颈提供了新方案。实际上，毫米波光子学领域目前“尚不存在”，其主要瓶颈是缺少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30-300GHz）的电光调制器。不仅调制器难以达到如此高的工作频率，就连在这些频率进行电学和电光测量也非常有挑战。
因此，毫米波-光调制器的设计往往只能依赖低频测量得出的模型进行外推，因而理论和实验在高频区域会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项研究中，王骋与团队首次在超高频的毫米波波段打通了包括理论模型设计、电学测试和电光性能测试在内的整个研究流程。
该团队不仅对毫米波传输线的电学特性，包括损耗、传输速度和阻抗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建模，而且利用这些实际测试的结果重新优化了调制器的设计模型，最终实现了调制性能覆盖整个毫米波波段的集成电光调制器。
优化后的调制器的超高频电光测试是该研究的另一大难点。一般来说，光芯片测量很少涉及如此高的调制频率，而毫米波测量则大多依赖标准探针平台，其与光芯片测试所需的光纤耦合平台不兼容。
该团队基于香港城市大学太赫兹及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搭建了一套专用于毫米波-光芯片的测量平台，可同时实现芯片的光纤和毫米波探针输入输出，并利用该实验室完备的毫米波测试设备，最终实现了对集成毫米波-光调制器的精确测试与建模。
他表示，在进行超高频铌酸锂调制器测试过程中，当光谱分析仪上出现 300GHz 调制边带信号的那一刻仍让他记忆犹新。“这直接证明了我们的器件真的能够在如此高的频率下工作，对比我们此前测量和报道过的最高调制频率（100GHz），一下子提高了两倍。”
三，将重点探索薄膜铌酸锂平台在微波/毫米波光子学领域的应用场景
王骋认为，薄膜铌酸锂平台最关键的技术仍是器件加工工艺，尤其是在晶圆尺度上制备高性能器件与系统。因此如何取得低损耗、可重构、大规模的器件，是他与团队持续研究的方向。“我们真正想实现的是基于这一具有独特光学特性的材料的大规模光子集成线路，而不是局限于单个或少量器件。”他说
目前，该团队已经可以在 4 英寸薄膜铌酸锂晶圆的尺度下，实现多层器件加工。基于其平台，他们正在研究，并期望能实现很多此前难以想象的系统级应用，这既包括集成微波/毫米波光子学系统，也涵盖光通信、光计算、量子信息处理、精密测量与传感等许多新兴领域。
该团队期望未来把高性能、高带宽调制器，与薄膜铌酸锂平台上同时具备的其他低损耗器件相结合（如滤波器、延时线、移相器等），通过构建大规模的微波/毫米波光子前端网络，以实现更广泛的微波/毫米波光子学应用。
王骋表示：“希望能在未来几年重点探索薄膜铌酸锂平台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产品，从而更好地回馈社会。这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无比自豪的事。”
参考资料：
1.Hanke Feng et al. Photonics Research 10,2366-2373(2022).
2.Yiwen Zhang et al. Photonics Research 10,2380-2387(2022). https://t.cn/A6XY9HN8
中医食疗引领大健康之路，药食同源养生开启全民长寿新风尚
时下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养生保健首当其冲，连90后都已经开始在保温杯里泡上枸杞、山楂和五味子了。追根溯源，这些都来自我国中医的药食同源养生理念。
▍食疗养生是中华文化之根
中医传承几千年，而食疗是中医领域的精髓部分。“由于健康理念的日渐深入，近些年国人越发重视养生调理，中医食疗倍受人们关注。”中国药膳研究会药膳创新研发中心主任、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九圣源创始人于泓坤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引领下，中医食疗的产业化发展也将为国民健康作出贡献。
▍食疗药膳发端于商朝初期
在夏商以前，由于古人意识以及物质基础薄弱，主要靠采摘自然生长的叶、茎、果等来充饥，并没有食物与药的概念，而在这些草本当中多数包含着植物性中药，经过长期进食，人们逐渐发现了其所具有的功效。“例如在腹痛胃疼时，古人将芍药当普通食物进食后发觉疼痛减轻，便对这类植物有了重新的认识，后来的中药都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其功效而从食物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有了药的最初概念。”九圣源创始人于泓坤教授说。
据记载，商初的政治家伊尹，最初为商汤的“御厨”，在为商汤王烹饪食物的过程中，其别具心裁地往其中添加了一些中药，商汤王享用完大喜，他因此备受重用，这也是考证至今最早的药膳源头。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被后世认为是中药方剂的发端。
1100年之后，《黄帝内经》也将食物和药物进行结合，用于日常养生、调理、祛病。于教授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半夏秫米粥”就是将药材与秫米（现在的高粱米）放在一起煮粥，来调理失眠。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而《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首次系统地提出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总结《汤液经法》与《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中医食疗构建了进一步的思想体系。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中专门设立一个食治门，记载了用食物调理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方剂。
从历来的典籍和实践来看，中医食疗经得起历史的考证。
▍食疗药膳有食治和食养之别
药膳是中医食疗的源头，而限于当今的医疗体系，中医食疗侠义上又分食养药膳和食治药膳。“所谓食养药膳，就是非医疗机构，比如老百姓自己在家，或一些养生机构所做的一些养生保健药膳。”而医疗机构针对慢性病病人调理治病开的药膳为食治药膳，“如在中医门诊药膳科，医生为患者开的药膳处方就属于食治药膳。”于教授说。保健食品与中医食疗有别，保健食品的开发首先针对的是健康人群，还包括一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但只起到预防作用。中医食疗里的食养药膳也是针对此类人群，提高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两者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区别；而食治药膳是医疗机构的医生为病人开方制作，是为了治疗某些慢性疾病。
另外，保健食品当中虽也含有药食同源的药材以及天然营养素，但其有效成分的量是公众的推荐量，是健康人群在无病状态下通过这个剂量就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而食疗药膳的有效成分剂量是疾病状态下最佳的治疗剂量。治疗剂量和保健剂量之间差别巨大。“比方说，保健剂量无论谁吃都是这个量，而食疗药膳对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都要有合适的剂量，这样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
于教授表示，除上述两点之外，食疗药膳必须要按照症状辩证实食，一病一方。当症状消失或体检指标达到健康标准，就要停止食用，属阶段性食用。而保健食品没有严格的辩证，对于服用的时间也没有限制。“一般情况下，当使用食疗药膳解决症状以后，可以选择食养类产品长期食用。”
国家对于保健食品的生产有着一套严格的法规，中医食疗也有统一的标准，目前食养药膳的标准已有几十个，食疗药膳正在通过临床试验和科研等制定行业标准。
▍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积极推进
2018年7月，由原甘肃省卫计委主办，甘肃省中医院、原平凉县卫计委在平凉县开展甘肃省卫计委药膳食疗与膳食营养师资培训班，原甘肃省卫计委食品处处长方剑平在当时的培训班上表示，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药膳培训，积极参与临床营养业务，主动加强培训的沟通协作工作。结合本地区实际提出实施方案，同时带头做好药膳食疗推广、教育、宣传工作。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做到辩证施膳，更好地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并组成了权威的9人专家团队，对学员进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药膳食疗技能培训。
2018年8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一年的筹备，其药学门诊正式开诊，由药学部资深药师出诊，专业解答各种用药疑惑，提供个性化中药药膳食疗方案、慢性病生活方式指导等特色服务，将中医食疗纳入门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中国药膳研究会专门批准设立了药膳创新研发中心，专家组已审定通过部分慢性病的中医食治药膳。
▍产业发展亟待政策法规引导
“中医食疗的原材料，目前已有专业的企业建立了药膳原材料种植、养殖基地，湖北神农架有中草药种植基地，四川绵阳专门出产麦冬，吉林长白山盛产刺五加及人参，吉林舒兰的紫苏基地等都为药膳行业提供原料。”于鸿坤说，在药材的萃取加工方面，也出现了很多企业，从原材料的种植到预选、从加工到配方研究、从成品的生产到临床的运用以及相关资料数据的分析等，中医食疗的产业化正逐渐形成。“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今年7月15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都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推进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发展。”于泓坤教授表示，国民健康与中医产业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要有序发展，国家必须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严格建立中医食疗的行业标准。
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还没有明确此类药膳门诊和科室的设置，国内虽有医院开设有药膳门诊、药膳科，但也不是常设科室，只是一些寻求创新的医院及医疗机构在做尝试，没有形成制度化在全国推广。“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在全国医院及医疗机构内设立此类科室及部门，推动中医食疗的发展。”于泓坤教授表示。
推动全民健康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追求养生健康的理念已极大地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未来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引导，医疗机构及业内人士的积极探索，中医食疗在助力国人健康的同时，也将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之路。
时下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养生保健首当其冲，连90后都已经开始在保温杯里泡上枸杞、山楂和五味子了。追根溯源，这些都来自我国中医的药食同源养生理念。
▍食疗养生是中华文化之根
中医传承几千年，而食疗是中医领域的精髓部分。“由于健康理念的日渐深入，近些年国人越发重视养生调理，中医食疗倍受人们关注。”中国药膳研究会药膳创新研发中心主任、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九圣源创始人于泓坤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有关政策的引领下，中医食疗的产业化发展也将为国民健康作出贡献。
▍食疗药膳发端于商朝初期
在夏商以前，由于古人意识以及物质基础薄弱，主要靠采摘自然生长的叶、茎、果等来充饥，并没有食物与药的概念，而在这些草本当中多数包含着植物性中药，经过长期进食，人们逐渐发现了其所具有的功效。“例如在腹痛胃疼时，古人将芍药当普通食物进食后发觉疼痛减轻，便对这类植物有了重新的认识，后来的中药都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其功效而从食物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有了药的最初概念。”九圣源创始人于泓坤教授说。
据记载，商初的政治家伊尹，最初为商汤的“御厨”，在为商汤王烹饪食物的过程中，其别具心裁地往其中添加了一些中药，商汤王享用完大喜，他因此备受重用，这也是考证至今最早的药膳源头。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被后世认为是中药方剂的发端。
1100年之后，《黄帝内经》也将食物和药物进行结合，用于日常养生、调理、祛病。于教授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半夏秫米粥”就是将药材与秫米（现在的高粱米）放在一起煮粥，来调理失眠。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而《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首次系统地提出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总结《汤液经法》与《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中医食疗构建了进一步的思想体系。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中专门设立一个食治门，记载了用食物调理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方剂。
从历来的典籍和实践来看，中医食疗经得起历史的考证。
▍食疗药膳有食治和食养之别
药膳是中医食疗的源头，而限于当今的医疗体系，中医食疗侠义上又分食养药膳和食治药膳。“所谓食养药膳，就是非医疗机构，比如老百姓自己在家，或一些养生机构所做的一些养生保健药膳。”而医疗机构针对慢性病病人调理治病开的药膳为食治药膳，“如在中医门诊药膳科，医生为患者开的药膳处方就属于食治药膳。”于教授说。保健食品与中医食疗有别，保健食品的开发首先针对的是健康人群，还包括一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但只起到预防作用。中医食疗里的食养药膳也是针对此类人群，提高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两者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区别；而食治药膳是医疗机构的医生为病人开方制作，是为了治疗某些慢性疾病。
另外，保健食品当中虽也含有药食同源的药材以及天然营养素，但其有效成分的量是公众的推荐量，是健康人群在无病状态下通过这个剂量就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而食疗药膳的有效成分剂量是疾病状态下最佳的治疗剂量。治疗剂量和保健剂量之间差别巨大。“比方说，保健剂量无论谁吃都是这个量，而食疗药膳对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都要有合适的剂量，这样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
于教授表示，除上述两点之外，食疗药膳必须要按照症状辩证实食，一病一方。当症状消失或体检指标达到健康标准，就要停止食用，属阶段性食用。而保健食品没有严格的辩证，对于服用的时间也没有限制。“一般情况下，当使用食疗药膳解决症状以后，可以选择食养类产品长期食用。”
国家对于保健食品的生产有着一套严格的法规，中医食疗也有统一的标准，目前食养药膳的标准已有几十个，食疗药膳正在通过临床试验和科研等制定行业标准。
▍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积极推进
2018年7月，由原甘肃省卫计委主办，甘肃省中医院、原平凉县卫计委在平凉县开展甘肃省卫计委药膳食疗与膳食营养师资培训班，原甘肃省卫计委食品处处长方剑平在当时的培训班上表示，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药膳培训，积极参与临床营养业务，主动加强培训的沟通协作工作。结合本地区实际提出实施方案，同时带头做好药膳食疗推广、教育、宣传工作。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做到辩证施膳，更好地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并组成了权威的9人专家团队，对学员进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药膳食疗技能培训。
2018年8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一年的筹备，其药学门诊正式开诊，由药学部资深药师出诊，专业解答各种用药疑惑，提供个性化中药药膳食疗方案、慢性病生活方式指导等特色服务，将中医食疗纳入门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中国药膳研究会专门批准设立了药膳创新研发中心，专家组已审定通过部分慢性病的中医食治药膳。
▍产业发展亟待政策法规引导
“中医食疗的原材料，目前已有专业的企业建立了药膳原材料种植、养殖基地，湖北神农架有中草药种植基地，四川绵阳专门出产麦冬，吉林长白山盛产刺五加及人参，吉林舒兰的紫苏基地等都为药膳行业提供原料。”于鸿坤说，在药材的萃取加工方面，也出现了很多企业，从原材料的种植到预选、从加工到配方研究、从成品的生产到临床的运用以及相关资料数据的分析等，中医食疗的产业化正逐渐形成。“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今年7月15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都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推进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发展。”于泓坤教授表示，国民健康与中医产业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要有序发展，国家必须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严格建立中医食疗的行业标准。
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还没有明确此类药膳门诊和科室的设置，国内虽有医院开设有药膳门诊、药膳科，但也不是常设科室，只是一些寻求创新的医院及医疗机构在做尝试，没有形成制度化在全国推广。“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在全国医院及医疗机构内设立此类科室及部门，推动中医食疗的发展。”于泓坤教授表示。
推动全民健康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追求养生健康的理念已极大地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未来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引导，医疗机构及业内人士的积极探索，中医食疗在助力国人健康的同时，也将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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