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被誉为中药里的“和事老”，可调和百药，独得医圣仲景的青睐！
甘草以其味甘甜而得名。然甘与甜虽字义相近，究竟甘较甜含义为广。说之甘字，“五味之美好者为甘”，即言甘味已远远超出甜味之外。
《名医别录》谓：“甘草温中。”经诸实践它所指的温，乃温养之义，中即甘味归脾，补益中气之不足，凡病之由于脾虚气弱者均宜用之。
张仲景先生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共250方，用甘草者120方；《伤寒论》113方中，以甘草作为方名(如炙甘草汤)或方名中有甘草者(如麻杏石甘汤)就有15方。
究其用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缓和峻烈
中医学治法虽多，总的来说，不外补、泻两个大类。虚实为察病之纲要，补泻为施治之大法。补者补虚，即所谓“虚者补之”；实者祛邪，即所谓“实者泻之”。实证当用泻法，即祛邪之法，药多猛峻。
一般地说，猛峻之药虽利于病，但正气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何在不妨碍祛邪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药物对正气的损害？仲景选取了甘草。
如伤寒太阳表实证，为风寒之邪束表，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咳嗽、脉浮紧，当用辛温解表，所以选用了麻黄、桂枝，以解散在表之风寒，佐之以杏仁，和之以甘草。
甘草在这里主要起缓和麻、桂峻烈之性的作用，虽非汗解不可，但要尽量做到“汗而毋伤”。
又如寒邪直中，即寒邪不经三阳(太阳、阳明、少阳)而直接侵入三阴(太阴、少阴、厥阴)，或伤寒之邪，在表不解，由于邪气重、体质弱、治疗又不当(如早用大剂清热药或泻下药)而传入三阴，证见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不止，脉沉微欲绝，这是少阴证的里阳衰微，急当回阳救逆，用四逆汤。
方用干姜、附子，大辛大热，以消阴寒，而挽欲亡之阳，但姜附之性，非常峻烈，所以和之以甘草，使之成为“有制之师”，尽量减少姜附辛热伤阴的副作用(真的伤阴就要加人参，即四逆加人参汤)。
再如白虎汤，主治阳明里热，证见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洪大者，即用甘草、粳米来缓和大剂石膏、知母的寒凉，以顾护胃气。
当然，仲景有时也用与甘草药性相近之药大枣来代替甘草的，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葶苈之猛峻；十枣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甘遂、大戟、芫花之峻烈，但大多数处方还是用甘草作缓和之用。
二、协调诸药
甘草有调和百药的作用。当病情需要，一张处方中有寒、热两种不同药之时，就要用甘草来协调。
如桂枝汤治营卫失调，发热畏风，汗出脉缓，既要用桂枝、生姜激发卫阳，又要用芍药、大枣滋养营阴，再用炙甘草，桂枝得甘草辛甘化阳，芍药得甘草酸甘化阴，两组不同作用的药物，因此而协调起来了，营卫既调，阴阳自和，则其病可愈。
三、缓解急迫
然和上述缓和之“缓”同是一个“缓”字，但用意不同。前者是缓和峻猛药的药性，这里是缓解急迫的症状使之舒缓的意思。
例如芍药甘草汤，治疗汗后阴伤之“脚挛急”，不可屈伸，就是取芍药、甘草缓急止痛的协同作用。后人用此方治疗头痛、胃痛、呃逆、痢疾，也都是取其缓急之功。
《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则用甘草合大枣、小麦甘润缓急，治疗“脏躁”，证见悲伤欲哭，数欠伸(频打呵欠)、忧郁恍惚或烦躁不安者。
甘草之性缓和，所以有时用它来与干姜等药物配伍，逗留其药性，使之不至速下，而徐徐发生作用。
例如甘草干姜汤，药仅二味，治疗泛吐清冷水，寒证胃痛、腹痛、遗尿、小便数，病属中寒，即用干姜大辛大热温其中，而用甘草缓以留之。
四逆汤中用甘草，也有这样的意思。《伤寒汇要分析》指出：四逆汤用甘草，即寓“重剂缓投”之意，“其目的为使药力相继，缓缓振奋其阳气，而驱散阴寒，譬如春临大地，冰雪自然溶解。”
当然，甘草本身也有“补中气、通经脉、利血气”的作用，在四逆汤以及炙甘草汤中则兼取它这样的功效。
五、补益中气
甘草又有补益之功，补益用炙甘草则补力增强。《神农本草经》说它“长肌肉”、“倍力”、“坚筋骨”，李东垣说它“补脾胃、润肺”。
《金匮要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即上方加黄芪），治疗虚劳腹痛，腹中拘急，气血阴阳不足，即以炙甘草配芍药、桂枝、生姜、大枣、饴糖、黄芪，今人用以治疗虚寒性胃痛、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甚效。
又如仲景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也是取炙甘草、大枣、人参补中气而充血脉，配伍生地、麦冬、阿胶、麻仁滋补阴血，再用桂枝、生姜、清酒行血气、通经脉。今用治病毒性心肌炎、冠心病、风心病，而见心悸、短气、早搏，每收捷效。
又如甘草泻心汤适用于中虚、寒热错杂，证见乏力、干呕、胃部痞满、肠鸣、大便稀溏者，即用炙甘草、人参、大枣补胃之虚，黄芩、黄连之苦降与半夏、干姜之辛开以除痞。
再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之桂枝、茯苓同用，有通阳化饮之功，甘草、白术同用，则意在崇土制水，这也是甘草用于正邪兼顾，补泻兼施处方中的例子。
六、解百药毒
甘草“解毒”之说见于《神农本草经》，后世认为甘草所解之毒，一是“百药之毒”，如《千金要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
仲景治疗痹证、历节病，用附子、乌头者，必用甘草，如著名的太阳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以及桂枝芍药知母汤等方。
用甘草既以缓痛，又可以留恋乌附之性，使其缓和持久地发挥作用，也寓有解毒之意在内。二是用于中毒，如《金匮要略·杂疗方》即用甘草解食牛肉中毒。后世更广泛地用甘草来作解毒之用。
七、泻火利咽
生甘草有泻火之功，而“诸疮疡毒，皆属于心(火)”，故用于疮痈肿毒，咽喉肿痛，有利咽止痛之效。如半夏散及汤(半夏、桂枝、甘草)治疗“少阴病，咽中痛”，此外还有甘草汤及甘草配桔梗的桔梗汤。
后世治风热上攻所致之咽痛，多以桔梗汤为基础方。临床常用于急性咽喉炎、急性扁桃体炎。此外，甘草也用于治茎中痛，如后世方导赤散(生地、木通、淡竹叶、甘草)。
八、止咳祛痰
《本经》并没有甘草“止咳”、“祛痰”的记载，仲景治咳嗽方多用之，但随寒热不同配伍，如痰热咳嗽用甘草与麻黄、石膏、杏仁配伍(麻杏石甘汤)，寒饮咳嗽用甘草与茯苓、五味、干姜、细辛配伍(苓甘五味姜辛汤)，即并不用它作咳嗽专药。
后世始有意识地多用甘草治咳，今人更有甘草片、棕色合剂“中药西用”，用了几十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不可不察，单味药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中医理法指导下产生的复方。
事实上，痰湿壅盛之咳嗽多痰，胸闷苔腻，用甘草反而不好。有人用平陈汤(平胃散合二陈汤)，去甘草，效果不错。
从上述可知，仲景是最善用甘草的。而仲景处方中不用甘草者，却更耐人寻味。纵观仲景全书，凡是痰、食、气、虫、水、湿、瘀，急需攻逐而正气抗邪尚有力者，都不用甘草。
甘草以其味甘甜而得名。然甘与甜虽字义相近，究竟甘较甜含义为广。说之甘字，“五味之美好者为甘”，即言甘味已远远超出甜味之外。
《名医别录》谓：“甘草温中。”经诸实践它所指的温，乃温养之义，中即甘味归脾，补益中气之不足，凡病之由于脾虚气弱者均宜用之。
张仲景先生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共250方，用甘草者120方；《伤寒论》113方中，以甘草作为方名(如炙甘草汤)或方名中有甘草者(如麻杏石甘汤)就有15方。
究其用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缓和峻烈
中医学治法虽多，总的来说，不外补、泻两个大类。虚实为察病之纲要，补泻为施治之大法。补者补虚，即所谓“虚者补之”；实者祛邪，即所谓“实者泻之”。实证当用泻法，即祛邪之法，药多猛峻。
一般地说，猛峻之药虽利于病，但正气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何在不妨碍祛邪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药物对正气的损害？仲景选取了甘草。
如伤寒太阳表实证，为风寒之邪束表，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咳嗽、脉浮紧，当用辛温解表，所以选用了麻黄、桂枝，以解散在表之风寒，佐之以杏仁，和之以甘草。
甘草在这里主要起缓和麻、桂峻烈之性的作用，虽非汗解不可，但要尽量做到“汗而毋伤”。
又如寒邪直中，即寒邪不经三阳(太阳、阳明、少阳)而直接侵入三阴(太阴、少阴、厥阴)，或伤寒之邪，在表不解，由于邪气重、体质弱、治疗又不当(如早用大剂清热药或泻下药)而传入三阴，证见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不止，脉沉微欲绝，这是少阴证的里阳衰微，急当回阳救逆，用四逆汤。
方用干姜、附子，大辛大热，以消阴寒，而挽欲亡之阳，但姜附之性，非常峻烈，所以和之以甘草，使之成为“有制之师”，尽量减少姜附辛热伤阴的副作用(真的伤阴就要加人参，即四逆加人参汤)。
再如白虎汤，主治阳明里热，证见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洪大者，即用甘草、粳米来缓和大剂石膏、知母的寒凉，以顾护胃气。
当然，仲景有时也用与甘草药性相近之药大枣来代替甘草的，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葶苈之猛峻；十枣汤，即是用大枣去缓和甘遂、大戟、芫花之峻烈，但大多数处方还是用甘草作缓和之用。
二、协调诸药
甘草有调和百药的作用。当病情需要，一张处方中有寒、热两种不同药之时，就要用甘草来协调。
如桂枝汤治营卫失调，发热畏风，汗出脉缓，既要用桂枝、生姜激发卫阳，又要用芍药、大枣滋养营阴，再用炙甘草，桂枝得甘草辛甘化阳，芍药得甘草酸甘化阴，两组不同作用的药物，因此而协调起来了，营卫既调，阴阳自和，则其病可愈。
三、缓解急迫
然和上述缓和之“缓”同是一个“缓”字，但用意不同。前者是缓和峻猛药的药性，这里是缓解急迫的症状使之舒缓的意思。
例如芍药甘草汤，治疗汗后阴伤之“脚挛急”，不可屈伸，就是取芍药、甘草缓急止痛的协同作用。后人用此方治疗头痛、胃痛、呃逆、痢疾，也都是取其缓急之功。
《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则用甘草合大枣、小麦甘润缓急，治疗“脏躁”，证见悲伤欲哭，数欠伸(频打呵欠)、忧郁恍惚或烦躁不安者。
甘草之性缓和，所以有时用它来与干姜等药物配伍，逗留其药性，使之不至速下，而徐徐发生作用。
例如甘草干姜汤，药仅二味，治疗泛吐清冷水，寒证胃痛、腹痛、遗尿、小便数，病属中寒，即用干姜大辛大热温其中，而用甘草缓以留之。
四逆汤中用甘草，也有这样的意思。《伤寒汇要分析》指出：四逆汤用甘草，即寓“重剂缓投”之意，“其目的为使药力相继，缓缓振奋其阳气，而驱散阴寒，譬如春临大地，冰雪自然溶解。”
当然，甘草本身也有“补中气、通经脉、利血气”的作用，在四逆汤以及炙甘草汤中则兼取它这样的功效。
五、补益中气
甘草又有补益之功，补益用炙甘草则补力增强。《神农本草经》说它“长肌肉”、“倍力”、“坚筋骨”，李东垣说它“补脾胃、润肺”。
《金匮要略》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即上方加黄芪），治疗虚劳腹痛，腹中拘急，气血阴阳不足，即以炙甘草配芍药、桂枝、生姜、大枣、饴糖、黄芪，今人用以治疗虚寒性胃痛、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甚效。
又如仲景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也是取炙甘草、大枣、人参补中气而充血脉，配伍生地、麦冬、阿胶、麻仁滋补阴血，再用桂枝、生姜、清酒行血气、通经脉。今用治病毒性心肌炎、冠心病、风心病，而见心悸、短气、早搏，每收捷效。
又如甘草泻心汤适用于中虚、寒热错杂，证见乏力、干呕、胃部痞满、肠鸣、大便稀溏者，即用炙甘草、人参、大枣补胃之虚，黄芩、黄连之苦降与半夏、干姜之辛开以除痞。
再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之桂枝、茯苓同用，有通阳化饮之功，甘草、白术同用，则意在崇土制水，这也是甘草用于正邪兼顾，补泻兼施处方中的例子。
六、解百药毒
甘草“解毒”之说见于《神农本草经》，后世认为甘草所解之毒，一是“百药之毒”，如《千金要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
仲景治疗痹证、历节病，用附子、乌头者，必用甘草，如著名的太阳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白术附子汤)，以及桂枝芍药知母汤等方。
用甘草既以缓痛，又可以留恋乌附之性，使其缓和持久地发挥作用，也寓有解毒之意在内。二是用于中毒，如《金匮要略·杂疗方》即用甘草解食牛肉中毒。后世更广泛地用甘草来作解毒之用。
七、泻火利咽
生甘草有泻火之功，而“诸疮疡毒，皆属于心(火)”，故用于疮痈肿毒，咽喉肿痛，有利咽止痛之效。如半夏散及汤(半夏、桂枝、甘草)治疗“少阴病，咽中痛”，此外还有甘草汤及甘草配桔梗的桔梗汤。
后世治风热上攻所致之咽痛，多以桔梗汤为基础方。临床常用于急性咽喉炎、急性扁桃体炎。此外，甘草也用于治茎中痛，如后世方导赤散(生地、木通、淡竹叶、甘草)。
八、止咳祛痰
《本经》并没有甘草“止咳”、“祛痰”的记载，仲景治咳嗽方多用之，但随寒热不同配伍，如痰热咳嗽用甘草与麻黄、石膏、杏仁配伍(麻杏石甘汤)，寒饮咳嗽用甘草与茯苓、五味、干姜、细辛配伍(苓甘五味姜辛汤)，即并不用它作咳嗽专药。
后世始有意识地多用甘草治咳，今人更有甘草片、棕色合剂“中药西用”，用了几十年，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说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不可不察，单味药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中医理法指导下产生的复方。
事实上，痰湿壅盛之咳嗽多痰，胸闷苔腻，用甘草反而不好。有人用平陈汤(平胃散合二陈汤)，去甘草，效果不错。
从上述可知，仲景是最善用甘草的。而仲景处方中不用甘草者，却更耐人寻味。纵观仲景全书，凡是痰、食、气、虫、水、湿、瘀，急需攻逐而正气抗邪尚有力者，都不用甘草。
中药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文化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文化
著名典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
神农尝百草毒药非毒四气疗疾药分五味君臣佐使药中哲理用药如用兵中药理念中药的配伍国内五大企业中药行业发展
中药文化简介
中药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神农尝百草
神农尝百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行为。《神农本草经》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融汇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劳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也是对神农氏—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
毒药非毒
据《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 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有 27个义项，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 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 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 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 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 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 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药分五味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 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 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 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 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 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 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 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 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药中哲理
概述
中药自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 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药性有阴阳
“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 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 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 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 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 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 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治则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 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 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图片来源于中国药科大学） https://t.cn/R2WxKnO
中药文化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文化
著名典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
神农尝百草毒药非毒四气疗疾药分五味君臣佐使药中哲理用药如用兵中药理念中药的配伍国内五大企业中药行业发展
中药文化简介
中药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神农尝百草
神农尝百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行为。《神农本草经》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融汇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劳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也是对神农氏—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
毒药非毒
据《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 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有 27个义项，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 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 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 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 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 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 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药分五味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 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 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 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 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 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 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 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 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药中哲理
概述
中药自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 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药性有阴阳
“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 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 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 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 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 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 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治则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 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 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图片来源于中国药科大学） https://t.cn/R2WxKnO
“风从火化，湿与燥兼”考释
张鸣钟 人卫中医 #中医#
张从正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攻邪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以善于“汗下吐三法赅尽治病”称著医林。惟其“阐发河间六气病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初学者，多疑惑不解。兹就我们的教学体会，略陈管见，与同道共勉。
张从正的代表著作《儒门事亲•标本运气歌》云：“少阳从本为相火，太阴从本湿上坐；厥阴从中火是家，阳明从中湿是我；太阳少阴标本从，阴阳二气相包裹；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张海岑《儒门事亲校注》认为“题目《标本运气歌》之‘运’，当以‘中’为是”，遂改为《标本中气歌》。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出自《素问•六微旨大论》：“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标本中气，是以阴阳六气的理论说明人与天地形气相感的一种规律。“标”，就是标识或标志。
阳、太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分别代表火、寒、燥、热、湿、风天之六气，故称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本”，就是本气。风、热、火、湿、燥、寒本身是六气变化的本气，故称天之六气为本。“中气”，就是“中见之气”，即与标气互为表里之气，也就是在本气之中可以见到的气。标本之气，各有其阴阳寒热的不同。人生存在气交之中，因天地有非常之变，感而成病。在疾病传变过程里面，也会与六气有相应的变化。清代医家姚止庵《素问经节解》释云：“三阴三阳上禀于六气，是六气者，所谓本也。本立于上，而阴阳与之相应者，见于一表一里之中。惟所见者，为阴阳之表里，乃人之脏腑，所谓六气之标也。”例如：“少阳者，手经之三焦，人身之相火也。然人身之有相火，非即始之于人也，盖由天有火气治之于上矣。火气治于上，少阳三焦应于下。三焦者，相火之表也，有表必有里，厥阴心包中见焉。中见者，表里之间之谓也。”余可类推。
对于“中气”，方药中《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进一步释云：“中气为与本气相关或相反的气。少阳火的中气为厥阴风，阳明燥的中气为太阴湿，太阳寒的中气为少阴热。反之也是一样，厥阴风的中气为少阳火，少阴热的中气为太阳寒，太阴湿的中气为阳明燥……为什么本气之中，又可出现与之相关或相反的中见之气呢?
原因之一是：六气变化到一定限度，常可向相反方面转化。例如热可以向寒的方面转化，寒也可向热的方面转化……湿可以向燥的方面转化，燥也可向湿的方面转化……风可以转化为热，火借风威；火可以转化为风，热极生风……
原因之二是：六气本身也有个盛衰和有余不及的问题。热气有余是热，热气不及便是寒；寒气有余是寒，寒气不及便是热……燥气有余是燥，燥气不及便是湿；湿气有余是湿，湿气不及便是燥。”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还本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标本，所从不同……气有从本者，有从标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六气与三阴三阳，既有标本中气的区别，又有相互从化的关系。对此，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内经讲义》释云：“寒、热、燥、湿、风、火之间，标本不同，所以从化关系也不同。有从本者，有既从标又从本者，有既不从标又不从本而从乎中见之气者。少阳、太阴所以从本者，因少阳本火而标阳，中气为厥阴风木；太阴本湿而标阴，中气为阳明燥金。二者都属于标本同气，故从本化，而中气也就从本气之化。少阴、少阳从本从标者，因少阴本热标阴，而中气为太阳寒水，太阳本寒标阳，而中气为少阴君火。二者均为标本异气，中气和标本之气有水火阴阳的悬殊，故本标中气都不能同化，所以两经病气的变化有从标从本的不同。至于阳明、厥阴之所以从中气者，因阳明之中气为太阴湿，燥从湿化；厥阴之中气为少阳火，木从火化。所以二者均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气。”
风从火化”，与张氏原话“风从火断”，文字稍有出入。从字义看，“化”是变化，“断”是判断。从病机讲，二者文义相同。风与火热的关系，刘完素认为风属木，木能生火，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反之，病理上的风，又每因热甚而生。其云：“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则风动。”所以，风与火热在病变过程中，多为兼化的关系。风邪为病，刘氏创防风通圣散，一以祛风，二以泻火。标本兼顾，一举两得。张氏继承其说，提出“风从火断汗之宜”，并在《儒门事亲•汗剂》把防风通圣散列为首方，是有理论根据的。后世民间流传“有病没病，防风通圣”之说，可见此方功效之大，影响之广。
“湿与燥兼”，张氏的原话是“燥与湿兼”。“兼”，从字义看，指“同时具备或涉及”；从病机讲，是“相兼同化”。湿与燥的关系，清代医家周学海《读医随笔•燥湿而形同病》释云：“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见火化，郁甚皆见湿化，郁极则由湿而转见燥化。何者?亢甚则浊气干犯清道，有升无降，故见火化也；郁则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则见湿矣；积久不能生新，则燥化见矣。”所以，他认为：“燥湿同形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也”；“燥湿同病者，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二气同为实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见虚象也”。刘完素认为燥病多由“风能胜湿，热能耗液”而致，其性“同于风火热”，易相兼为病，治法“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湿病多因“火热怫郁，水液不得宣通”而致，反之“积湿成热”，二者亦可相兼为病，治疗主张用“辛苦寒药为君”。张氏根据经旨，变通师意，结合临证，提出了“燥与湿兼下之可”。他认为“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对燥热内结，腑气不通者，首选调胃承气汤寒下；湿热蕴结，二便不通者，首选八正散凉下；燥气独盛，胃肠干涸者，首选神功丸润下；湿气有余，烦渴肿满者，首选五苓散利下。
从“六气标本，所从不同”看，火与湿病最多。少阳从本化火，厥阴从中化火，太阳、少阴亦能化火；太阴从本化湿，阳明从中化湿，燥气不及与湿气有余，皆为湿病。所以，张氏认为：“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此说对后来的朱震亨影响很大。他在《格致余论•序》中云：“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创立丹溪学派，从而与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齐名，并称金元四大家。
以上可见，“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张从正对六气病机的认识和攻邪祛病的主要方法。
【本文选自《岐黄楼医话》，人民卫生出版社，作者：张鸣钟。人卫中医编辑整理。点击下方https://t.cn/EbAhErp可查看本书详情。】
张鸣钟 人卫中医 #中医#
张从正是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攻邪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以善于“汗下吐三法赅尽治病”称著医林。惟其“阐发河间六气病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初学者，多疑惑不解。兹就我们的教学体会，略陈管见，与同道共勉。
张从正的代表著作《儒门事亲•标本运气歌》云：“少阳从本为相火，太阴从本湿上坐；厥阴从中火是家，阳明从中湿是我；太阳少阴标本从，阴阳二气相包裹；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张海岑《儒门事亲校注》认为“题目《标本运气歌》之‘运’，当以‘中’为是”，遂改为《标本中气歌》。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出自《素问•六微旨大论》：“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标本中气，是以阴阳六气的理论说明人与天地形气相感的一种规律。“标”，就是标识或标志。
阳、太阳、阳明、少阴、太阴、厥阴，分别代表火、寒、燥、热、湿、风天之六气，故称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本”，就是本气。风、热、火、湿、燥、寒本身是六气变化的本气，故称天之六气为本。“中气”，就是“中见之气”，即与标气互为表里之气，也就是在本气之中可以见到的气。标本之气，各有其阴阳寒热的不同。人生存在气交之中，因天地有非常之变，感而成病。在疾病传变过程里面，也会与六气有相应的变化。清代医家姚止庵《素问经节解》释云：“三阴三阳上禀于六气，是六气者，所谓本也。本立于上，而阴阳与之相应者，见于一表一里之中。惟所见者，为阴阳之表里，乃人之脏腑，所谓六气之标也。”例如：“少阳者，手经之三焦，人身之相火也。然人身之有相火，非即始之于人也，盖由天有火气治之于上矣。火气治于上，少阳三焦应于下。三焦者，相火之表也，有表必有里，厥阴心包中见焉。中见者，表里之间之谓也。”余可类推。
对于“中气”，方药中《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进一步释云：“中气为与本气相关或相反的气。少阳火的中气为厥阴风，阳明燥的中气为太阴湿，太阳寒的中气为少阴热。反之也是一样，厥阴风的中气为少阳火，少阴热的中气为太阳寒，太阴湿的中气为阳明燥……为什么本气之中，又可出现与之相关或相反的中见之气呢?
原因之一是：六气变化到一定限度，常可向相反方面转化。例如热可以向寒的方面转化，寒也可向热的方面转化……湿可以向燥的方面转化，燥也可向湿的方面转化……风可以转化为热，火借风威；火可以转化为风，热极生风……
原因之二是：六气本身也有个盛衰和有余不及的问题。热气有余是热，热气不及便是寒；寒气有余是寒，寒气不及便是热……燥气有余是燥，燥气不及便是湿；湿气有余是湿，湿气不及便是燥。”
张氏《标本中气歌》所论内容，还本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六气标本，所从不同……气有从本者，有从标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六气与三阴三阳，既有标本中气的区别，又有相互从化的关系。对此，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内经讲义》释云：“寒、热、燥、湿、风、火之间，标本不同，所以从化关系也不同。有从本者，有既从标又从本者，有既不从标又不从本而从乎中见之气者。少阳、太阴所以从本者，因少阳本火而标阳，中气为厥阴风木；太阴本湿而标阴，中气为阳明燥金。二者都属于标本同气，故从本化，而中气也就从本气之化。少阴、少阳从本从标者，因少阴本热标阴，而中气为太阳寒水，太阳本寒标阳，而中气为少阴君火。二者均为标本异气，中气和标本之气有水火阴阳的悬殊，故本标中气都不能同化，所以两经病气的变化有从标从本的不同。至于阳明、厥阴之所以从中气者，因阳明之中气为太阴湿，燥从湿化；厥阴之中气为少阳火，木从火化。所以二者均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气。”
风从火化”，与张氏原话“风从火断”，文字稍有出入。从字义看，“化”是变化，“断”是判断。从病机讲，二者文义相同。风与火热的关系，刘完素认为风属木，木能生火，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反之，病理上的风，又每因热甚而生。其云：“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则风动。”所以，风与火热在病变过程中，多为兼化的关系。风邪为病，刘氏创防风通圣散，一以祛风，二以泻火。标本兼顾，一举两得。张氏继承其说，提出“风从火断汗之宜”，并在《儒门事亲•汗剂》把防风通圣散列为首方，是有理论根据的。后世民间流传“有病没病，防风通圣”之说，可见此方功效之大，影响之广。
“湿与燥兼”，张氏的原话是“燥与湿兼”。“兼”，从字义看，指“同时具备或涉及”；从病机讲，是“相兼同化”。湿与燥的关系，清代医家周学海《读医随笔•燥湿而形同病》释云：“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见火化，郁甚皆见湿化，郁极则由湿而转见燥化。何者?亢甚则浊气干犯清道，有升无降，故见火化也；郁则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则见湿矣；积久不能生新，则燥化见矣。”所以，他认为：“燥湿同形者，燥极似湿，湿极似燥也”；“燥湿同病者，燥中有湿，湿中有燥，二气同为实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见虚象也”。刘完素认为燥病多由“风能胜湿，热能耗液”而致，其性“同于风火热”，易相兼为病，治法“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湿病多因“火热怫郁，水液不得宣通”而致，反之“积湿成热”，二者亦可相兼为病，治疗主张用“辛苦寒药为君”。张氏根据经旨，变通师意，结合临证，提出了“燥与湿兼下之可”。他认为“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对燥热内结，腑气不通者，首选调胃承气汤寒下；湿热蕴结，二便不通者，首选八正散凉下；燥气独盛，胃肠干涸者，首选神功丸润下；湿气有余，烦渴肿满者，首选五苓散利下。
从“六气标本，所从不同”看，火与湿病最多。少阳从本化火，厥阴从中化火，太阳、少阴亦能化火；太阴从本化湿，阳明从中化湿，燥气不及与湿气有余，皆为湿病。所以，张氏认为：“万病能将火湿分，彻开轩岐无缝锁。”此说对后来的朱震亨影响很大。他在《格致余论•序》中云：“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创立丹溪学派，从而与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齐名，并称金元四大家。
以上可见，“风从火断汗之宜，燥与湿兼下之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张从正对六气病机的认识和攻邪祛病的主要方法。
【本文选自《岐黄楼医话》，人民卫生出版社，作者：张鸣钟。人卫中医编辑整理。点击下方https://t.cn/EbAhErp可查看本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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