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青岛准备把放在室外几十年的两尊大石佛移位。不料，安放时忽然发出轰天巨响，铺地的石条猛陷下去。众人议论纷纷，莫非是移位扰了石佛清静，现在显灵警告世人
要说清楚两尊大石佛为何移位，还得说清楚大石佛的前世今生。临淄有一座有名的古寺——龙泉寺。寺中石佛屹立，其中最有名的就属两尊建于北魏孝文帝之后的丈八佛。
两尊石佛巍然屹立，佛像头作高髻，长项，脸型丰瘦适中，面容慈祥，手施“无畏”、“与愿”印，胸前束僧祗支带作结下垂，外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赤足立于莲花座上。石像造型优美，神态栩栩如生，每尊石佛高5.7米，重达30顿，可谓是镇寺之宝。
据《临淄县志》记载：“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六朝物也，欲购之不可乃止。”龙泉寺也因有了两尊石佛，而终日香火不断。可惜的是，进入近代之后，时局动荡，龙泉寺渐渐破败，原本被认为是积福消灾寓意的大佛像，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后，活跃在当地的铃木洋行瞬间得势，他们垂涎精美的大佛像已久，准备将其运回日本。很快，他们找到了龙池村的村长周鸿儒，双方互相勾结。
周鸿儒见钱眼开，收了铃木洋行三千大洋，就把龙泉寺内的四尊石佛、一方石碑、一个碑帽卖出。收钱之后，周鸿儒找来四百人，匆匆地用草绳把佛像缠裹，再用原木搬运，把佛像运到临河车站。
车站人来人往，佛像又是庞然大物，很快就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佛像被卖给日本人的消息由此不胫而走，各界群情激奋，纷纷出面交涉，铃木洋行自知理亏，没敢把佛像运走，而是放在了车站之中。
两年后，青岛机车厂的栾厂长偶然间得知石佛和石碑因无人管理，一直躺卧在淄河店车站任由风吹雨蚀，心痛万分，为了保护这些国宝，栾厂长决定它们运到青岛来。
栾厂长利用机车厂的资源，调拨专列和人员前往淄河店。由于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运输佛像只能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既通过滚动的滑轮吊装上车。
没想到，吊装的问题好不容易完成了，运输过程中却出了大问题。当专列路过铁路桥梁时，因为石佛太重，桥梁的承重能力有限，专列只能停下来，用条木将桥梁顶起来进行加固后，上面再用滑轮吊运，这样才解决了承重的问题。
历时半个月的时间，石佛终于从淄河店运至青岛四方机厂，栾厂长亲自迎接专列，一看石佛，惊讶地发现两尊小石佛的佛头不知去向，一问才知道铃木商行为了泄愤，竟然便把两尊佛头像给割走了。
为了让佛像完整，栾厂长又找来工匠，给两尊石佛配了个水泥佛头。再经过简单的修补和清洗，这些石佛和石碑被存放于离机车厂不远的四方公园内供游人观赏。
四十年后，大家的文物意识渐渐多了起来，觉得这些重要的文物放在室外不是太好，于是，青岛市决定把两尊大石佛移位，运往青岛博物馆的庭院内安放。
为了安全地运输两尊大石佛，特意特制了4个钢吊笼，工人们在里面用木料衬好，很快，两台当时青岛最大的吨吊车慢慢的将石佛吊起，放在4辆长拖板车上运输，转运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由于两尊石佛太高，沿路经常得由人工提前挑开可能碰到的的电线，交通甚至一度中断。
当佛像运到博物馆时，吊车正要安放，不料刚放下，庭院内就发生了一声巨响，庭院内用来铺地的石条猛地下陷了二十多厘米。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有好事者，甚至猜测，会不会是移位扰了佛像的清静，现在显灵了。
由于地陷，安放工作被迫停止，博物馆人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显灵一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地之所以会下陷，是因为大家高估了石条的承重能力。石佛太重了，承重不够，自然会下陷，经过一番加固，两尊石佛成功的安放在了博物馆中。
二十年后，博物馆搬迁，石佛再次移位，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为了保护石佛，他们用特制钢板将大佛包起来，再往里灌沙灌水，使得内部的沙子与佛像间无缝隙，三十多个人忙前忙后，用了大半天才包装好。而后，等待多时的两台50吨的吊车合力将石佛放倒，再吊起放在运输车上，运往新馆。这次，馆场的地板经过提前加固，放置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第一次的地陷情况。
两尊大石佛搬迁到新馆之后，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安身之处。没了安全隐患，博物馆人员这才开始对两尊石佛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很快就发现石佛有一些特别之处，首先，石佛长相和平常的汉族佛像有差别，两尊石佛深目高鼻，脖颈细长，有着很鲜明的鲜卑人特征。
另外，专家查阅古籍后还发现，北魏同时期的佛像多是“两佛并坐”，而这两尊佛像却是“两佛并立”。这样特殊的布局意欲何在？他们在《北魏书》中找到了答案。孝文帝即位的时候，只有五岁，其祖母冯太后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当时人们把两人称为“二圣”。这种现象也就影响了当时的佛像铸造。
这些独一无二之处，在现存室内陈列的石造像中很少见。这也凸显了两尊大佛像的价值，加上其饱经沧桑的惊险经历，使得佛像更加传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青岛博物馆一睹国宝真容。
要说清楚两尊大石佛为何移位，还得说清楚大石佛的前世今生。临淄有一座有名的古寺——龙泉寺。寺中石佛屹立，其中最有名的就属两尊建于北魏孝文帝之后的丈八佛。
两尊石佛巍然屹立，佛像头作高髻，长项，脸型丰瘦适中，面容慈祥，手施“无畏”、“与愿”印，胸前束僧祗支带作结下垂，外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赤足立于莲花座上。石像造型优美，神态栩栩如生，每尊石佛高5.7米，重达30顿，可谓是镇寺之宝。
据《临淄县志》记载：“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六朝物也，欲购之不可乃止。”龙泉寺也因有了两尊石佛，而终日香火不断。可惜的是，进入近代之后，时局动荡，龙泉寺渐渐破败，原本被认为是积福消灾寓意的大佛像，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后，活跃在当地的铃木洋行瞬间得势，他们垂涎精美的大佛像已久，准备将其运回日本。很快，他们找到了龙池村的村长周鸿儒，双方互相勾结。
周鸿儒见钱眼开，收了铃木洋行三千大洋，就把龙泉寺内的四尊石佛、一方石碑、一个碑帽卖出。收钱之后，周鸿儒找来四百人，匆匆地用草绳把佛像缠裹，再用原木搬运，把佛像运到临河车站。
车站人来人往，佛像又是庞然大物，很快就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佛像被卖给日本人的消息由此不胫而走，各界群情激奋，纷纷出面交涉，铃木洋行自知理亏，没敢把佛像运走，而是放在了车站之中。
两年后，青岛机车厂的栾厂长偶然间得知石佛和石碑因无人管理，一直躺卧在淄河店车站任由风吹雨蚀，心痛万分，为了保护这些国宝，栾厂长决定它们运到青岛来。
栾厂长利用机车厂的资源，调拨专列和人员前往淄河店。由于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运输佛像只能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既通过滚动的滑轮吊装上车。
没想到，吊装的问题好不容易完成了，运输过程中却出了大问题。当专列路过铁路桥梁时，因为石佛太重，桥梁的承重能力有限，专列只能停下来，用条木将桥梁顶起来进行加固后，上面再用滑轮吊运，这样才解决了承重的问题。
历时半个月的时间，石佛终于从淄河店运至青岛四方机厂，栾厂长亲自迎接专列，一看石佛，惊讶地发现两尊小石佛的佛头不知去向，一问才知道铃木商行为了泄愤，竟然便把两尊佛头像给割走了。
为了让佛像完整，栾厂长又找来工匠，给两尊石佛配了个水泥佛头。再经过简单的修补和清洗，这些石佛和石碑被存放于离机车厂不远的四方公园内供游人观赏。
四十年后，大家的文物意识渐渐多了起来，觉得这些重要的文物放在室外不是太好，于是，青岛市决定把两尊大石佛移位，运往青岛博物馆的庭院内安放。
为了安全地运输两尊大石佛，特意特制了4个钢吊笼，工人们在里面用木料衬好，很快，两台当时青岛最大的吨吊车慢慢的将石佛吊起，放在4辆长拖板车上运输，转运车队一路走走停停，由于两尊石佛太高，沿路经常得由人工提前挑开可能碰到的的电线，交通甚至一度中断。
当佛像运到博物馆时，吊车正要安放，不料刚放下，庭院内就发生了一声巨响，庭院内用来铺地的石条猛地下陷了二十多厘米。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有好事者，甚至猜测，会不会是移位扰了佛像的清静，现在显灵了。
由于地陷，安放工作被迫停止，博物馆人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显灵一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地之所以会下陷，是因为大家高估了石条的承重能力。石佛太重了，承重不够，自然会下陷，经过一番加固，两尊石佛成功的安放在了博物馆中。
二十年后，博物馆搬迁，石佛再次移位，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为了保护石佛，他们用特制钢板将大佛包起来，再往里灌沙灌水，使得内部的沙子与佛像间无缝隙，三十多个人忙前忙后，用了大半天才包装好。而后，等待多时的两台50吨的吊车合力将石佛放倒，再吊起放在运输车上，运往新馆。这次，馆场的地板经过提前加固，放置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第一次的地陷情况。
两尊大石佛搬迁到新馆之后，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安身之处。没了安全隐患，博物馆人员这才开始对两尊石佛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很快就发现石佛有一些特别之处，首先，石佛长相和平常的汉族佛像有差别，两尊石佛深目高鼻，脖颈细长，有着很鲜明的鲜卑人特征。
另外，专家查阅古籍后还发现，北魏同时期的佛像多是“两佛并坐”，而这两尊佛像却是“两佛并立”。这样特殊的布局意欲何在？他们在《北魏书》中找到了答案。孝文帝即位的时候，只有五岁，其祖母冯太后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当时人们把两人称为“二圣”。这种现象也就影响了当时的佛像铸造。
这些独一无二之处，在现存室内陈列的石造像中很少见。这也凸显了两尊大佛像的价值，加上其饱经沧桑的惊险经历，使得佛像更加传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青岛博物馆一睹国宝真容。
广州一日
那年去广州看一个多年老友，老友其实不老，当年也就三十七八，我三十五六。他也是大国企的中层正职啊，刚到广州不久，住在宿舍楼里。那地方在白云山西边，似乎离三元里不远。宿舍楼为了防盗，每一层有一道带锁的铁栅栏，进去跟探监似的，要是失火就彻底麻烦了。我记得他住五层，打开铁栅栏，他的房间反倒是没有锁。推开房门，一张床，一个画架子，上面一张画了一半儿的佛陀像，烟盒里只有两支烟，一个易拉罐当烟灰缸。确实没什么可偷的。
这样的居住环境实在是没法儿待，聊天都不行。到处都湿漉漉的，铁笼子加水牢，马里乌波尔。于是，我俩全天候在外面遛达，从早茶到夜宵。有时走着走着，路边下水道就钻出一只耗子，当时对广州印象差极了。
广州早茶还是蛮不错的，但人家没有早茶就喝酒的，我们要了四瓶啤酒。然后四加四加四，一直加到中午。在服务生准备赶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开始点菜，中午的正餐，还比较豪奢，烧鹅、基围虾什么的，店家也没办法。所有人对花钱喝酒的人都没办法。两个人，大瓶珠江，整整喝了一箱24瓶。其实不算多。不知道喝到几点。
不远处有一条河，肯定不是珠江。水脏脏的静静的。开始还有一抹夕阳，后来彻底昏沉了下来。我俩坐在水边一人拿着一盒龟苓膏，这是啥，从来没吃过。我们絮叨着认识的人经过的事，他说他要写《哲学原理》、《艺术原理》，还有一本啥原理。
不知不觉，很晚了。他说回去睡觉吧。
“回去啥，就在这儿躺一宿吧，挺好。”
于是我们一人找一长椅，躺下。
“你说二十年后咱会老成啥样儿？”我问他。
没回声儿。睡着了。
那年去广州看一个多年老友，老友其实不老，当年也就三十七八，我三十五六。他也是大国企的中层正职啊，刚到广州不久，住在宿舍楼里。那地方在白云山西边，似乎离三元里不远。宿舍楼为了防盗，每一层有一道带锁的铁栅栏，进去跟探监似的，要是失火就彻底麻烦了。我记得他住五层，打开铁栅栏，他的房间反倒是没有锁。推开房门，一张床，一个画架子，上面一张画了一半儿的佛陀像，烟盒里只有两支烟，一个易拉罐当烟灰缸。确实没什么可偷的。
这样的居住环境实在是没法儿待，聊天都不行。到处都湿漉漉的，铁笼子加水牢，马里乌波尔。于是，我俩全天候在外面遛达，从早茶到夜宵。有时走着走着，路边下水道就钻出一只耗子，当时对广州印象差极了。
广州早茶还是蛮不错的，但人家没有早茶就喝酒的，我们要了四瓶啤酒。然后四加四加四，一直加到中午。在服务生准备赶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开始点菜，中午的正餐，还比较豪奢，烧鹅、基围虾什么的，店家也没办法。所有人对花钱喝酒的人都没办法。两个人，大瓶珠江，整整喝了一箱24瓶。其实不算多。不知道喝到几点。
不远处有一条河，肯定不是珠江。水脏脏的静静的。开始还有一抹夕阳，后来彻底昏沉了下来。我俩坐在水边一人拿着一盒龟苓膏，这是啥，从来没吃过。我们絮叨着认识的人经过的事，他说他要写《哲学原理》、《艺术原理》，还有一本啥原理。
不知不觉，很晚了。他说回去睡觉吧。
“回去啥，就在这儿躺一宿吧，挺好。”
于是我们一人找一长椅，躺下。
“你说二十年后咱会老成啥样儿？”我问他。
没回声儿。睡着了。
在年輕的時候，如果你愛上了一個人，請一定要溫柔地對待他。不管你們相愛的時間有多久，若能始終溫柔地相待，那麼，所有的時刻都將是無瑕的美麗。若不得不分離，也要好好說再見，要心裡存著感謝，感謝他給了你一份記憶。長大以後，你才會知道在驀然回首的剎那，沒有怨恨的青春才會無比遺憾。是令人日漸消瘦的心事
是舉箸前莫名的傷悲
是記憶裡一場不散的筵席
是不能飲不可飲
也要拼卻的
一醉
愛的筵席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
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
在綠樹白花的籬前
曾那樣輕易地揮手道別
而滄桑的二十年後
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
微風拂過時
便化作滿園的郁香所有的歡樂和自由都必須要有一個據點，要有一個島在心裡，在揚帆出發的時候，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來，那樣的旅程才會有真正的快樂。原來，自由的後面也要有一種不變的依戀，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由。
是舉箸前莫名的傷悲
是記憶裡一場不散的筵席
是不能飲不可飲
也要拼卻的
一醉
愛的筵席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
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
在綠樹白花的籬前
曾那樣輕易地揮手道別
而滄桑的二十年後
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
微風拂過時
便化作滿園的郁香所有的歡樂和自由都必須要有一個據點，要有一個島在心裡，在揚帆出發的時候，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來，那樣的旅程才會有真正的快樂。原來，自由的後面也要有一種不變的依戀，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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