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趣与诗情——魏晋诗酒文化的审美意蕴

诗，酒，山水田园有不解之缘，酒使人生理层面得以麻醉，诗使得人从精神上得到麻醉，山水田园不仅醉身而且醉心，因此诗酒文化造就中国文人墨客传奇而独特的审美意义

诗人饮酒，魏晋南北朝，唐宋等为最盛。涌现出了诸如阮籍，刘伶般的酒怪；陶渊明，王维般的酒神；岑参，王翰般的酒侠；杜甫，白居易般的酒圣；李白，苏轼般的酒仙......

文人墨客，或者是饮酒作诗，或是诗中寓酒。以酒消愁，逃避现实的苦难；以酒自娱，沉溺人生的享乐；以诗酒寓怀，感概生命短促的悲凉与无奈；以诗酒为志，实现人生别样追求。

一千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文学成为了一种自觉且独立于经，史，哲之外的又一创作领域，开始有了自身品格。从那伊始，文人墨客将酒与诗极为奇妙地混融起来，其俨然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人生追求，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阮籍酒后留下诸多奇闻：醉卧当垆美妇旁;烂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昭为儿子之求婚;醉后乘 车到郊野狂啸山林……乍看之下，阮籍似乎是一个酒徒，酒鬼。然而，面纱之下，不难看见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灵魂深处的创伤，不难听见他悲怆绝望的呐喊。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罪我独醒”，屈原在《渔父》中如此问答自己。然而，那个时代的险恶使得屈原的清醒无以为生，最后只得自沉汨罗江以殉志。然而阮籍生活的魏晋时期，身处乱世，人人岌岌可危，生命难保，阮籍不愿以身试法，惹杀人之祸。他忍让和豁达，但又正直和激烈，只得借酒麻醉自己而逃避祸患，还以酒为器来反判礼教，在酒后作诗抒怀言志，隐晦表达自己绝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晋书·阮籍传》中说得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嵇康的醉酒另有一种情趣，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孤松盘屈高耸，玉山危危倾斜，这是嵇康其人，也是嵇康其诗。嵇康以自身的行为举止写出了一篇富有人生哲理蕴味的佳作。

王孝伯曾有这样一席话：“名士不必须奇力。但使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 士。”熟读离骚便可有屈原似的执着与真诚，痛饮酒便会有阮籍似的放浪与洒脱，这是一种似庄似屈，又非庄非屈的人生境界，它成为魏晋时期一朝风尚，成就了一代名士。

依旧入诗的大家首推当然是陶渊明，酒若其人，陶渊明喝酒澹泊为怀，酒是 微醉，诗是醇真。其更能显出其对田园淳朴生活的真切感受，其真情化入诗中，融入酒里，田园之美与酒意之醇与诗情之真和谐共生，谱写了陶渊明田园生活之浪漫，亦是其人生之浪漫。

陶渊明于《饮酒诗二十首》序言中道出 饮酒真味，“闲居寡欢，兼比夜之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 辄题数句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在“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饮酒四》)的孤寂悲苦中，醉于名酒，娱于诗章，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况且陶渊明还有“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人生寄怀及“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人生佳趣。陶渊明在酒、诗与田园生活的伊甸园里寻得了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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