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训---修身、齐家、治企、利天下
#段旭初管理理念#
思想有高度（高度决定第一，角度决定唯一）；理念想事、理念说事、理念做事、理念成事。
做人有底线；
做事有规矩；
相处有礼仪；
技艺有水平。
罗媛分享中宏凯创企业文化台历，2023-1-12
#中宏凯创企业文化#
吃客户的饭
流自己的汗
想客户的事
为家人而干
#段旭初管理理念#
思想有高度（高度决定第一，角度决定唯一）；理念想事、理念说事、理念做事、理念成事。
做人有底线；
做事有规矩；
相处有礼仪；
技艺有水平。
罗媛分享中宏凯创企业文化台历，2023-1-12
#中宏凯创企业文化#
吃客户的饭
流自己的汗
想客户的事
为家人而干
【钱穆先生：天下有士，藏道于身】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
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
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
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
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
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
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
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
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
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錢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配图/编辑：文文庙）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
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
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
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
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
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
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
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
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
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錢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配图/编辑：文文庙）
【钱穆先生：中国特有的“士”】
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①。
夏、商、周三代，中国乃一贵族封建社会，然其时已有士。
如夏代之传说，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筑畎亩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详已不可考。其为后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则事无可疑。下及周室东迁，春秋时代，为士者益得势。其事散见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所记载，典籍具在，可资详述。
然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
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
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
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
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
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注
①：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
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凭籍，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余英时《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配图/编辑：文文庙）
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①。
夏、商、周三代，中国乃一贵族封建社会，然其时已有士。
如夏代之传说，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筑畎亩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详已不可考。其为后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则事无可疑。下及周室东迁，春秋时代，为士者益得势。其事散见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所记载，典籍具在，可资详述。
然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
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
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
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
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
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注
①：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
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凭籍，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余英时《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配图/编辑：文文庙）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