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条气得我当场转账但是不知道这钱能不能转过去，我搜了一下，大家都说的是张桂梅校长的基金会只有缺钱时才会打开捐款通道，捐钱都是很看运气的。张桂梅校长是个体面人不管捐没捐成功都希望妹妹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展翅高飞吧，不要被环境限制自己的想法，不要失去勇气，要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梦想。如果不想那么累，也希望妹妹们可以读书改变命运，找份好工作，以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

虎年的最后一个凌晨，终于写完了蜷川幸雄的论文，疲劳与自卑到了顶点。
蜷川幸雄充分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独立人格，是千夫所指之下的岿然不动。他不隶属于任何流派，他不是新派的歌舞伎抵制者，不是西式新剧的倡导者，也不是众人口中地下小剧场运动的反叛者。他是一个有着独一无二的艺术生命的铁血文士，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蜷川幸雄的戏剧人生开始于战后信仰崩坏的日本，这是一个民族最危机的时刻，文化的延续面临着断层，人民的信念面临着颠覆，虚无主义笼罩着失去军国主义的青壮年。时代赋予蜷川幸雄、清水邦夫、蟹江敬三这一批戏剧工作者以重塑民族性的使命。不同于三岛由纪夫复活文化层面的天皇制的激进做派，蜷川幸雄选择了以客观的姿态审视日本的文化。他支持复兴歌舞伎和能剧中的艺能，但也深知日本文化中大量存在阻碍个人发展的保守部分。他借助日本传统戏剧的外观挑战日本传统社会文化中包括等级制度、恩情社会在内的一系列旧事物。这样的谋略与勇气，实在让人羡慕。
我着实认为，蜷川幸雄作为艺术家的人格是巍峨的，僧人的意志，军人的傲骨，诗人的敏锐，这所有的优点都集于一身，是缪斯赏了他一碗饭吃。
蜷川的一生，是超越的一生，万分羡慕。

王德峰教授讲过他大学毕业迁户口的故事。

他到派出所找户籍警，三次没迁成功，很着急很气愤，因为那时户口是和粮票等各种票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拖下去，吃饭都是问题。

他心事重重的样子，被遇到的一个中学同学发现了，就问他是不是有心事，他就说了户口迁三次不成功的事。

那个同学问他，户籍警抽烟么。他说好像抽的，同学说抽烟就好办了，我借几张烟票给你，你去买两条大前门带过去，事情肯定帮你解决。

他马上明白了什么意思，说他怎么好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要送两条烟。送烟，就等于俯首称臣变奴才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奴性要改造。中国改开的希望，光明的前途取决于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格，所以要发动新启蒙。

当时的小王，滔滔不绝讲了一大段话。

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读大学，就读成这个样子。你不相信我的话，你不光这件事搞不定，别的事情的苦头，有的你吃的。你回去自己去想吧。

于是他回去了，认真想了该怎么办，该不该把烟送过去。他反复想，生存是第一位的，口粮是根本的，肚子都吃不饱，还做什么独立人格。

结果就是，他硬着头皮买了两条大前门，第四次跨进派出所。
没做过这种事，他很不好意思，就一声不响的先把两条烟往户籍警桌子上一放。对方一看，脸上松动了。

他马上说：请笑纳。

对方果然就笑了，然后也就纳了。跟他说，我知道你来几次了，今天我帮你把事情办了。
前后不过二十分钟，户口迁移证明就办好了。

他捧着这张证明走跨出派出所大门，跨出的那一刻，心里非常难过，不是因为两条烟，而是他的一条信念动摇了。

他以为大学毕业懂得了一个真理，要为民族的进步出力，要发动新启蒙，要启迪民智，但是自己又做了一次奴才。还想启发别人，这太开玩笑了。

他就思考这个问题的根源，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让他有奴性的不是基因，而是那个逼迫他低头的屋檐。要去掉身上的奴性，必须拆掉屋檐，就是改造制度。

他觉得自己回到制度学派的立场了，四年哲学本科，自以为有了真理，但是180度一转弯，又回到老地方，让他非常痛苦。

究竟制度和国民性格两者，哪一个更根本。在82年世界杯的夏天，他没心情看，就想这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相互作用。但这个结论没有解决问题，他开始问自己，学了四年哲学，究竟懂不懂哲学。

他不能怀疑中西方哲学的大家们是空谈，只能相信自己的无能，悟性太差。最后的要强，让他拿出了黑格尔的小逻辑。

翻到书中的一段话：看两个事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理解的话，那么根本还没有进入概念，而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这句话触动了他，因为他那时的处境就是如此。

（以上内容来自王德峰《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节选自字幕）#头号博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