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来，发微博试试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中午瞥了一眼白冰被Elie saab品牌公关打脸的消息，还没来得及细看，结果再看的时候她就变成热搜第一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真的是大写的尴尬啊！白冰算不算是今年继万茜、宋茜之后第三位遭遇最严重打脸事件的女明星？
先给不明真相的小伙伴讲下事情的经过吧。
10月11号的时候，白冰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了一条动态，她穿着一条很仙很美的裙子，参加了西安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活动。
10月12号，某知名娱乐博主发布了一条消息：白冰穿上了Elie saab发布不久的2020秋冬高定。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10天之后的10月22日上午，该博主再次发文：Elie saab品牌公关找到我，让我删掉白冰穿高定那条微博，说是造型师通过不正当渠道拿到的。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随后这位知名博主删掉了这条两条动态，但事情已经扩散，吃瓜网友们开始了对这件事的积极扩散和热烈讨论。
有谴责造型师不厚道的，有嘲讽白冰不知分寸的，有骂博主绿茶的，也有怪品牌方拿大的，还有替白冰喊冤的，总之场面好不热闹。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白冰穿个裙子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因为Elie saab这个品牌不是普通的小牌子，一直以来她家的礼服都深受各国女明星的喜爱。
一般来说，女明星们的礼服是不会穿第二次的，而且为了避免撞衫的尴尬，她们都会选择高级定制。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但Elie saab家的高定却连女明星们也无法轻易穿到，因为她家只给一线女星制作高定礼服。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够红才能穿。
穿过她家高定的都是什么人呢？
比如哈利贝瑞领奥斯卡影后奖时，就穿了它家的礼服。
再比如AB杨颖和黄晓明结婚时，穿的是她家的订制婚纱。
此外，张曼玉、巩俐、章子怡、范冰冰这些女明星也在电影节穿她家的礼服。
今年年初，刘亦菲在电影首映也穿了她家礼服。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Elie saab的高定礼服，一件最少500万以上人民币，而对于女明星们来说很多衣服都是一次性的，所以她们对于这种场合的服装都是只借不买的。
当红一线女星穿着Elie saab去出席各种大活动，对品牌来说是个很好的宣传，而女星们也可以借着礼服来给自己发通稿，属于双赢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默契下，双方都是很乐意合作的。但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基调，Elie saab只肯借给一线女星，其他咖位不够的，是没资格拿到的。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就算是一线女星，也不是谁都能借到的，Elie saab在人员选择以及自家品牌被穿的场合都是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的。
这一次白冰的事件，很显然是造型师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操作，打着一线女星的名义借了礼服，却给了不够咖位的白冰来穿。
要命的是，白冰穿的还是今年刚出的秋冬款，这就意味着，这件衣服其他一线女星不可能再穿了，今年这个款式算是废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本来这个牌子的高定，很多一线女星都借不到，现在却被三线的白冰穿了，再加上白冰参加的这个“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也不是什么特别出名的活动，所以品牌方不乐意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借衣服的造型师会不会被索赔，但可以肯定的是，Elie saab损失还是挺大的。
有人嘲讽Elie saab戏太多，说她家借个衣服还分三六九等，是瞧不起人。但Elie saab不是慈善机构啊，人家品牌方有自己的宣传定位不是很正常吗？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更何况，品牌方的标准一直是公开的，又不是在被三线明星借了之后才制定的标准，感觉攻击品牌方有点道德绑架了吧？
人家自己的裙子，愿意借给谁不愿意借给谁，连这个自由都不能有了吗？
至于白冰，有人替白冰喊冤，说造型师的锅不能扣在白冰身上。说这个话的，不知是太天真还是在掩耳盗铃？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一个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的女明星怎么可能不认识这个牌子呢？就算她不知道，她团队的主要决策人也肯定是知道的。
更何况这个牌子可不是第一次打脸女明星了，说她完全不知情，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Elie saab打女明星脸的事情，连吃瓜群众都津津乐道，作为圈内人，要说自己不知情，真的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了。
几年前，唐嫣出席上海电影节时，穿了Elie saab的山寨礼服，被品牌方直接打脸，后来唐嫣方不得不公开道歉。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当然了，唐嫣方面表示，这都是服装工作室的问题，自己并不知情，在向Elie saab道歉的同时，唐嫣工作室也义正言辞的要求服装工作室向自己道歉。
Elie Saab这个品牌算是范冰冰在国内穿红的，所以范冰冰跟品牌方关系一直不错。
2011年底，景甜参加芭莎慈善夜，穿的是Elie Saab的秋冬最新款高定礼服，而当时范冰冰也穿了这个牌子，穿的却还是春夏款。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当时的范冰冰正当红，而景甜还是个新人，当下就有传闻说Elie Saab不乐意了，但景甜却霸气地花了几百万把礼服买下了。
多年后景甜否认了这个传闻，但吃瓜群众们还是选择不信，因为Elie Saab根本不可能会把礼服借给新人。
虽然白冰和景甜穿上Elie Saab都很美，但还是没用，因为不红。这一次白冰是挺尴尬的，但也没办法，在娱乐圈，不红就是原罪啊。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其实这次品牌方算很给白冰面子了，毕竟他们没有找白冰本人，只是找了扩散这个消息的娱乐博主。
也就是说，如果这位博主不把自己被Elie Saab要求删博的事情发出来的话，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这件事。
但她把这件事发出来了，现在全网都知道白冰穿了与自己咖位不匹配的礼服了，也难怪有人说这位博主的行为有些绿茶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截止到10月22日16:25分，白冰本人的微博中，那条动态还在，所以那些骂品牌方欺负白冰的粉丝，真的可以消停了。
这个事情不管白冰知不知情，在没有爆出来之前，收益的都是她，受损的是Elie Saab，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现在爆出来了，大多数人对白冰也是同情的，还有很多人夸她穿这个裙子很美，怎么说她都赚了，真正该哭的是那个造型师和品牌方。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最后说一句，这件事就算白冰本人真的不知情，她的团队也脱不了干系，否则一个造型师怎么可能会冒险替白冰冒名借礼服呢？
今年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白冰好容易吸了不少新粉丝，何必因为这种事情败坏自己的路人缘呢？
白冰的团队真的应该把重心放在如何提高她的实力和知名度上，而不是放在穿衣服上呀。
——END——
作者：钱小刀
声明：原创不易，禁止抄袭、洗稿，未经允许禁止转载，请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和你的脸！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中午瞥了一眼白冰被Elie saab品牌公关打脸的消息，还没来得及细看，结果再看的时候她就变成热搜第一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真的是大写的尴尬啊！白冰算不算是今年继万茜、宋茜之后第三位遭遇最严重打脸事件的女明星？
先给不明真相的小伙伴讲下事情的经过吧。
10月11号的时候，白冰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了一条动态，她穿着一条很仙很美的裙子，参加了西安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活动。
10月12号，某知名娱乐博主发布了一条消息：白冰穿上了Elie saab发布不久的2020秋冬高定。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10天之后的10月22日上午，该博主再次发文：Elie saab品牌公关找到我，让我删掉白冰穿高定那条微博，说是造型师通过不正当渠道拿到的。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随后这位知名博主删掉了这条两条动态，但事情已经扩散，吃瓜网友们开始了对这件事的积极扩散和热烈讨论。
有谴责造型师不厚道的，有嘲讽白冰不知分寸的，有骂博主绿茶的，也有怪品牌方拿大的，还有替白冰喊冤的，总之场面好不热闹。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白冰穿个裙子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因为Elie saab这个品牌不是普通的小牌子，一直以来她家的礼服都深受各国女明星的喜爱。
一般来说，女明星们的礼服是不会穿第二次的，而且为了避免撞衫的尴尬，她们都会选择高级定制。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但Elie saab家的高定却连女明星们也无法轻易穿到，因为她家只给一线女星制作高定礼服。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够红才能穿。
穿过她家高定的都是什么人呢？
比如哈利贝瑞领奥斯卡影后奖时，就穿了它家的礼服。
再比如AB杨颖和黄晓明结婚时，穿的是她家的订制婚纱。
此外，张曼玉、巩俐、章子怡、范冰冰这些女明星也在电影节穿她家的礼服。
今年年初，刘亦菲在电影首映也穿了她家礼服。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Elie saab的高定礼服，一件最少500万以上人民币，而对于女明星们来说很多衣服都是一次性的，所以她们对于这种场合的服装都是只借不买的。
当红一线女星穿着Elie saab去出席各种大活动，对品牌来说是个很好的宣传，而女星们也可以借着礼服来给自己发通稿，属于双赢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默契下，双方都是很乐意合作的。但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基调，Elie saab只肯借给一线女星，其他咖位不够的，是没资格拿到的。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就算是一线女星，也不是谁都能借到的，Elie saab在人员选择以及自家品牌被穿的场合都是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的。
这一次白冰的事件，很显然是造型师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操作，打着一线女星的名义借了礼服，却给了不够咖位的白冰来穿。
要命的是，白冰穿的还是今年刚出的秋冬款，这就意味着，这件衣服其他一线女星不可能再穿了，今年这个款式算是废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本来这个牌子的高定，很多一线女星都借不到，现在却被三线的白冰穿了，再加上白冰参加的这个“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也不是什么特别出名的活动，所以品牌方不乐意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借衣服的造型师会不会被索赔，但可以肯定的是，Elie saab损失还是挺大的。
有人嘲讽Elie saab戏太多，说她家借个衣服还分三六九等，是瞧不起人。但Elie saab不是慈善机构啊，人家品牌方有自己的宣传定位不是很正常吗？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更何况，品牌方的标准一直是公开的，又不是在被三线明星借了之后才制定的标准，感觉攻击品牌方有点道德绑架了吧？
人家自己的裙子，愿意借给谁不愿意借给谁，连这个自由都不能有了吗？
至于白冰，有人替白冰喊冤，说造型师的锅不能扣在白冰身上。说这个话的，不知是太天真还是在掩耳盗铃？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一个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的女明星怎么可能不认识这个牌子呢？就算她不知道，她团队的主要决策人也肯定是知道的。
更何况这个牌子可不是第一次打脸女明星了，说她完全不知情，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Elie saab打女明星脸的事情，连吃瓜群众都津津乐道，作为圈内人，要说自己不知情，真的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了。
几年前，唐嫣出席上海电影节时，穿了Elie saab的山寨礼服，被品牌方直接打脸，后来唐嫣方不得不公开道歉。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当然了，唐嫣方面表示，这都是服装工作室的问题，自己并不知情，在向Elie saab道歉的同时，唐嫣工作室也义正言辞的要求服装工作室向自己道歉。
Elie Saab这个品牌算是范冰冰在国内穿红的，所以范冰冰跟品牌方关系一直不错。
2011年底，景甜参加芭莎慈善夜，穿的是Elie Saab的秋冬最新款高定礼服，而当时范冰冰也穿了这个牌子，穿的却还是春夏款。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当时的范冰冰正当红，而景甜还是个新人，当下就有传闻说Elie Saab不乐意了，但景甜却霸气地花了几百万把礼服买下了。
多年后景甜否认了这个传闻，但吃瓜群众们还是选择不信，因为Elie Saab根本不可能会把礼服借给新人。
虽然白冰和景甜穿上Elie Saab都很美，但还是没用，因为不红。这一次白冰是挺尴尬的，但也没办法，在娱乐圈，不红就是原罪啊。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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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把这件事发出来了，现在全网都知道白冰穿了与自己咖位不匹配的礼服了，也难怪有人说这位博主的行为有些绿茶了。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截止到10月22日16:25分，白冰本人的微博中，那条动态还在，所以那些骂品牌方欺负白冰的粉丝，真的可以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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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爆出来了，大多数人对白冰也是同情的，还有很多人夸她穿这个裙子很美，怎么说她都赚了，真正该哭的是那个造型师和品牌方。
杨颖章子怡能穿，白冰却遭品牌方打脸，不红是原罪？
最后说一句，这件事就算白冰本人真的不知情，她的团队也脱不了干系，否则一个造型师怎么可能会冒险替白冰冒名借礼服呢？
今年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白冰好容易吸了不少新粉丝，何必因为这种事情败坏自己的路人缘呢？
白冰的团队真的应该把重心放在如何提高她的实力和知名度上，而不是放在穿衣服上呀。
——END——
作者：钱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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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邯郸# #邯郸新闻网# 【发展扶贫微工厂 就地创业促脱贫——对魏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调研报告】近年来，魏县立足全国劳务输出大县在外经济能人多、在家留守妇女等“半劳力”多、增收难这一实际，积极创新，主动求变，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扶贫产业思路，对农村原有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含量不高、就业门槛较低，且具有扶贫效用的生产企业加以引导、改造、扶持，大力推进“扶贫微工厂”建设，让留守人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闯出了一条群众增收、村集体增益、企业增效、产业增强“一举四得”的产业化扶贫新路子。目前，全县共发展“扶贫微工厂”156家，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40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0余人，人均实现月增2000元以上。
“一个难题”催生创新实践
魏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30万人，年劳务收入近60亿元，是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劳务大军的外出，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有时间、有精力但缺技能、缺信息的“半劳力”群体。如何让扶贫红利覆盖这一群体，让她们早日步入脱贫增收快车道？成为摆在魏县县委、县政府面前一个新的难题。
近年来，魏县部分返乡人员利用原先外出务工建立的人脉关系和资源，在家中从事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来料代加工生产的日渐增多，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来料代加工企业，融入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理念，门槛低、风险小、收入稳定，是整合利用“半劳力”资源的好载体。
载体找到了，问题看准了，该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雄安等地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陆续外迁机遇，本着“以创业促就业”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创办更多为城市大企业订单加工的扶贫“微工厂”，为农村闲散“半劳力”搭建起精准脱贫的“大舞台”。该县强化县、乡政府主导作用，出面牵线搭桥，促进城市企业和贫困村建立合作关系，在贫困村建立“生产车间”或“分工厂”，即“扶贫微工厂”；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引导各乡镇、村通过“内联”“外引”等形式，支持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更好更多地带动贫困群众就地创业就业；组建县级家庭手工业协会，为有意创建“扶贫微工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项目推荐、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对“扶贫微工厂”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补贴。该县选择基础较好的沙口集乡先行试点，推动乡、村党员干部利用招商引资信息库，与魏县籍在外从事箱包、服装等加工行业的人士积极联系对接，邀其回乡办厂。短短一个多月，沙口集乡就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3000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00余人，其中带动贫困人口120人，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示范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两项补助”激发建设动力
为推动“扶贫微工厂”规范建设与健康发展，魏县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规范引导，制定了《“扶贫微工厂”建设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来源、土地使用、奖补办法、建设模式等有关事项。
“扶贫微工厂”采取“村建、企用、乡管、县补”的发展模式，奖补资金主要来源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并实行对村、对企“双补助”。
——对村集体投资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的，实行全额补助，分3年补贴到位，建成验收后第一年补贴80%，剩余20%分两个年度进行拨付，所形成资产及资产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对入驻企业，原则上要求企业优先安排贫困对象，一般不少于10人，或占用工总数的30%以上，每吸纳一个贫困工人稳定就业6个月的扶贫微工厂给予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贫困工人使用的加工设备还可享受最多100%补助，并按“带资入股”进行分红。
“三种模式”适配不同村情
在“扶贫微工厂”建设上，魏县紧紧把握“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因村制宜，灵活创建，探索推行了三种建设模式。
“从无到有”新建模式。针对一些没有集体资产、无条件为加工企业提供生产厂房的村，经村申报、乡审核、县审批同意后，可在村集体土地或租用闲置宅基上新建“扶贫微工厂”，并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
“盘活资产”改建模式。该县鼓励乡镇或村集体利用闲置校舍、厂房等集体资产、资源，按需求进行改建，并统一悬挂“扶贫微工厂”标识，同样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实现变废为宝。
“借用现房”租赁模式。该县对租用民房或其他厂房的加工点，凡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人以上的，经验收达标后，挂牌转化为“扶贫微工厂”，实行统一管理，享受相关政策。
“四方受益”实现互利共赢
在魏县，通过发展“扶贫微工厂”，建立了“大企业+微工厂+党支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贫困户、“微企业”、村集体及特色产业发展“四方受益”局面。
贫困户实现了无障碍就业、多形式增收。“扶贫微工厂”大都位于村内或村周边，在不影响照顾家庭、种地创收等情况下，又给留守妇女等“半劳力”群体提供了“足不出村”在家门口也能“打工挣钱”的机会和门路。此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还可“带资入股”，每人每年又可获得保底分红，实现“入股得股金、种地收‘地金’、打工挣薪金”新“三金”增收。
“微企业”实现了低风险生产、多渠道增效。由于“扶贫微工厂”多为在外创业务工人员回乡回村开办，且多是订单式生产，其产前投资、产中技术及产后销售等高风险环节几乎全由提供来料的大企业承担；加上他们大都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生产经营几乎“零风险”。同时，由于“扶贫微工厂”由村建设，用工购机享有补贴，加之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等因素，破解了小微企业发展在用地、用工、资金等方面难题。
村集体实现了可持续壮大、多方面增益。新建“扶贫微工厂”由村集体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县扶贫资金全额补贴，所形成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此外，可收取一定数额的租金，按最低建设面积400平方米的标准，村集体每年可收租金万元以上。村集体有了为群众搞服务、促增收、帮脱贫的“资本”，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随之大幅提升。据统计，魏县通过建设“扶贫微工厂”，让30多个村实现了村集体收入“零突破”。
特色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多路径增强。“扶贫微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也对全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构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扶贫微工厂”发展较早的沙口集乡，乡村党员干部带头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箱包、灯饰、服装、毛绒玩具、电子元件等加工项目31个，打造家庭手工业专业村7个，初步形成了“大屯、刘屯、集东服装加工，岗上箱包加工，北辛庄灯饰加工，河沟、郑二庄毛绒玩具加工”的发展格局。其他乡村扶贫产业也竞相发展，全县发展构树种植、食用菌种植、设施蔬菜种植、奶牛养殖、生猪养殖等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专业村和特色村110个，建设扶贫产业园区65个，为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种元素”促进社会和谐
在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该县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行“扶贫微工厂+”模式，植入党建、群团等五种元素，深化发展内涵，激发脱贫动力，促进社会和谐。
“扶贫微工厂+党建工作”。凸显党组织对发展“扶贫微工厂”的引领作用，具备条件的建立党支部或设置党小组，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并加强对优秀青年的教育培养，增添了党员队伍有生力量。
“扶贫微工厂+文明创建”。在全县大力弘扬践行“重信义、敢担当、创大业、爱家乡”新时期魏县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志愿服务、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员工”评选活动，让员工受到正能量的熏陶和教育。
“扶贫微工厂+群团工作”。团县委、县妇联、县工会、县残联等群团组织，在具备条件的“扶贫微工厂”成立相应组织，分别开展青年志愿者帮扶及青年能手、青年先锋岗、“巾帼创富能手”“孝贤媳妇”评选等活动，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引导员工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扶贫微工厂+育才育智”。在规模比较大的微工厂建有扶贫培训中心，负责对本厂及周边微工厂工人进行技能和管理培训，成为育才育智的孵化器。另一方面，有的员工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逐步发展为带班长、工长，实现了由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扶贫微工厂+地方文化”。结合魏县实际，加强组织引导，将一些分散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成“扶贫微工厂”。比如，梨木厨具制作、土纺土织、草编等，生产销售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自发展“扶贫微工厂”以来，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称赞说：工厂建在家门口，打工不再往外走；政府铺就脱贫路，生活富裕有奔头。
来源：魏县宣传部
“一个难题”催生创新实践
魏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30万人，年劳务收入近60亿元，是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劳务大军的外出，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有时间、有精力但缺技能、缺信息的“半劳力”群体。如何让扶贫红利覆盖这一群体，让她们早日步入脱贫增收快车道？成为摆在魏县县委、县政府面前一个新的难题。
近年来，魏县部分返乡人员利用原先外出务工建立的人脉关系和资源，在家中从事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来料代加工生产的日渐增多，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来料代加工企业，融入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理念，门槛低、风险小、收入稳定，是整合利用“半劳力”资源的好载体。
载体找到了，问题看准了，该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雄安等地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陆续外迁机遇，本着“以创业促就业”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创办更多为城市大企业订单加工的扶贫“微工厂”，为农村闲散“半劳力”搭建起精准脱贫的“大舞台”。该县强化县、乡政府主导作用，出面牵线搭桥，促进城市企业和贫困村建立合作关系，在贫困村建立“生产车间”或“分工厂”，即“扶贫微工厂”；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引导各乡镇、村通过“内联”“外引”等形式，支持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大力发展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更好更多地带动贫困群众就地创业就业；组建县级家庭手工业协会，为有意创建“扶贫微工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项目推荐、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对“扶贫微工厂”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补贴。该县选择基础较好的沙口集乡先行试点，推动乡、村党员干部利用招商引资信息库，与魏县籍在外从事箱包、服装等加工行业的人士积极联系对接，邀其回乡办厂。短短一个多月，沙口集乡就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3000多平方米，从业人员500余人，其中带动贫困人口120人，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示范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两项补助”激发建设动力
为推动“扶贫微工厂”规范建设与健康发展，魏县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规范引导，制定了《“扶贫微工厂”建设管理办法》，明确了资金来源、土地使用、奖补办法、建设模式等有关事项。
“扶贫微工厂”采取“村建、企用、乡管、县补”的发展模式，奖补资金主要来源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并实行对村、对企“双补助”。
——对村集体投资新建、改建“扶贫微工厂”的，实行全额补助，分3年补贴到位，建成验收后第一年补贴80%，剩余20%分两个年度进行拨付，所形成资产及资产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对入驻企业，原则上要求企业优先安排贫困对象，一般不少于10人，或占用工总数的30%以上，每吸纳一个贫困工人稳定就业6个月的扶贫微工厂给予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贫困工人使用的加工设备还可享受最多100%补助，并按“带资入股”进行分红。
“三种模式”适配不同村情
在“扶贫微工厂”建设上，魏县紧紧把握“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因村制宜，灵活创建，探索推行了三种建设模式。
“从无到有”新建模式。针对一些没有集体资产、无条件为加工企业提供生产厂房的村，经村申报、乡审核、县审批同意后，可在村集体土地或租用闲置宅基上新建“扶贫微工厂”，并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
“盘活资产”改建模式。该县鼓励乡镇或村集体利用闲置校舍、厂房等集体资产、资源，按需求进行改建，并统一悬挂“扶贫微工厂”标识，同样享受“先建后补”扶持政策，实现变废为宝。
“借用现房”租赁模式。该县对租用民房或其他厂房的加工点，凡是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人以上的，经验收达标后，挂牌转化为“扶贫微工厂”，实行统一管理，享受相关政策。
“四方受益”实现互利共赢
在魏县，通过发展“扶贫微工厂”，建立了“大企业+微工厂+党支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贫困户、“微企业”、村集体及特色产业发展“四方受益”局面。
贫困户实现了无障碍就业、多形式增收。“扶贫微工厂”大都位于村内或村周边，在不影响照顾家庭、种地创收等情况下，又给留守妇女等“半劳力”群体提供了“足不出村”在家门口也能“打工挣钱”的机会和门路。此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还可“带资入股”，每人每年又可获得保底分红，实现“入股得股金、种地收‘地金’、打工挣薪金”新“三金”增收。
“微企业”实现了低风险生产、多渠道增效。由于“扶贫微工厂”多为在外创业务工人员回乡回村开办，且多是订单式生产，其产前投资、产中技术及产后销售等高风险环节几乎全由提供来料的大企业承担；加上他们大都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生产经营几乎“零风险”。同时，由于“扶贫微工厂”由村建设，用工购机享有补贴，加之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等因素，破解了小微企业发展在用地、用工、资金等方面难题。
村集体实现了可持续壮大、多方面增益。新建“扶贫微工厂”由村集体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县扶贫资金全额补贴，所形成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此外，可收取一定数额的租金，按最低建设面积400平方米的标准，村集体每年可收租金万元以上。村集体有了为群众搞服务、促增收、帮脱贫的“资本”，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随之大幅提升。据统计，魏县通过建设“扶贫微工厂”，让30多个村实现了村集体收入“零突破”。
特色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多路径增强。“扶贫微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也对全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构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扶贫微工厂”发展较早的沙口集乡，乡村党员干部带头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箱包、灯饰、服装、毛绒玩具、电子元件等加工项目31个，打造家庭手工业专业村7个，初步形成了“大屯、刘屯、集东服装加工，岗上箱包加工，北辛庄灯饰加工，河沟、郑二庄毛绒玩具加工”的发展格局。其他乡村扶贫产业也竞相发展，全县发展构树种植、食用菌种植、设施蔬菜种植、奶牛养殖、生猪养殖等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专业村和特色村110个，建设扶贫产业园区65个，为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种元素”促进社会和谐
在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同时，该县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行“扶贫微工厂+”模式，植入党建、群团等五种元素，深化发展内涵，激发脱贫动力，促进社会和谐。
“扶贫微工厂+党建工作”。凸显党组织对发展“扶贫微工厂”的引领作用，具备条件的建立党支部或设置党小组，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并加强对优秀青年的教育培养，增添了党员队伍有生力量。
“扶贫微工厂+文明创建”。在全县大力弘扬践行“重信义、敢担当、创大业、爱家乡”新时期魏县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志愿服务、社会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员工”评选活动，让员工受到正能量的熏陶和教育。
“扶贫微工厂+群团工作”。团县委、县妇联、县工会、县残联等群团组织，在具备条件的“扶贫微工厂”成立相应组织，分别开展青年志愿者帮扶及青年能手、青年先锋岗、“巾帼创富能手”“孝贤媳妇”评选等活动，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引导员工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扶贫微工厂+育才育智”。在规模比较大的微工厂建有扶贫培训中心，负责对本厂及周边微工厂工人进行技能和管理培训，成为育才育智的孵化器。另一方面，有的员工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逐步发展为带班长、工长，实现了由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扶贫微工厂+地方文化”。结合魏县实际，加强组织引导，将一些分散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家庭手工作坊发展成“扶贫微工厂”。比如，梨木厨具制作、土纺土织、草编等，生产销售逐渐规模化、产业化。
自发展“扶贫微工厂”以来，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称赞说：工厂建在家门口，打工不再往外走；政府铺就脱贫路，生活富裕有奔头。
来源：魏县宣传部
【停工近五年，云南富源至兴义高速何时通】中国商报/中国商网云南报道（记者 林茂阳 吴铸城）近日，中国商报记者接到云南兴富高速公路项目的社会投资方山东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通达）的投诉称，自2016年2月24日，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称兴富高速）在项目起点云南曲靖市富源县举行开工仪式，此后五年再无任何施工进展。
据悉，兴富高速是云南省“十三五”规划及曲靖市“五年会战”的重点项目之一，是云贵两省的一条重要公路通道，也是云南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中的组成路段。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富源县百姓不断反映兴富高速什么时候能正式开工建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意见建议，要求早日启动项目建设。然而曲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市级财政压力大、原规划路线压覆27个采矿权、方案需进一步深入论证”等为由，重新规划了富源至罗平等高速公路项目替换兴富高速，并建议兴富高速的项目公司——云南兴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富公司）解散清算。
特许经营权被解除
“兴富高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项目方案是否要重新论证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的诚信问题，是涉及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劣和政府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的政治问题。”兴富公司专项法律顾问陈智勇律师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曲靖市政府声称财政承受能力有限，但宁愿仓促上马其他建设项目，也不愿意将如今已经基本具备开工条件的兴富高速贯彻始终，甚至欲将已经获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两阶段初步设计批复和两阶段施工图审核的兴富高速废掉，而用未经过任何论证的新路线取而代之。
陈智勇表示，新项目规划时间长、未经过权威论证、不可控因素较多，不利于项目推进。而兴富高速终止、公司解散清算，等于将兴富高速自启动开始至今六年来的工作和投资全部归零。
兴富高速是贯穿云南富源县全境六个乡镇，与贵州兴义市乌沙镇G78汕昆高速公路相接的一条重要出省通道，由兴富公司负责建设、运营。2017年7月24日，曲靖市人民政府以社会投资方山东通达“履约能力不足、被列入失信企业、多次违约”等为由，分别向山东通达和兴富公司发出《投资建设协议》和《特许经营权协议》解除函。此时，距离山东通达增资控股兴富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不足两个月，距离山东通达第三期注册资金逾期不足一个月。
记者从兴富公司了解到，2015年12月22日，山东通达与曲靖市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8：2的比例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成立了云南兴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2月19日，兴富高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答复。2016年4月11日，山东通达经公开招标被确认为“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云南段）”项目的投资人。2016年7月26日，曲靖市政府与山东通达签订了《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与兴富公司签订了《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协议》。2017年5月31日，兴富公司变更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注册资本由原1亿元变更为10亿元，其中山东通达占股71.48%。截至2017年6月，各股东已到位注册资本金6亿元，其中山东通达公司等社会投资方到资3.2亿元。目前，兴富公司已为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项目支出约3亿元。
在给上级部门及社会人士的多份反馈件中，曲靖市有关部门将兴富高速不能如期开工的原因归责于社会投资人山东通达违约及融资能力差，“严重影响项目进程”。
山东通达授权代表、兴富公司董事长郭远振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在曲靖市政府发出解除特许经营权协议的通知后，山东通达和兴富公司随即通过曲靖市交通局向市政府提出异议意见，不同意解除协议，并多次向曲靖市政府和市交通局上报有关项目公司重组及推进项目进展的方案，但均未得到明确答复。
郭远振认为，曲靖市政府不该单方仓促解除协议，在解除函发出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在曲靖市领导和职能部门安排下，兴富公司仍在正常履行特许经营合同、推进兴富高速，承担了兴富高速云南段第二轮报件及贵州段报件等项目前期工作，继续为兴富高速的推进承担了全部后续工作并支付了4396万元的各类费用。其中，初步设计于2017年8月23日获得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土地重新预审工作也于2019年12月23日获得批复。
违约争议项目停滞
陈智勇律师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曲靖市政府单方解除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在解除协议后，曲靖市政府及交通部门仍然安排兴富公司开展各项工作并承担巨额费用，这代表其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兴富公司提出的不同意解除协议的意见，兴富公司法律地位仍然存续。
陈智勇说，《特许经营权协议》明确约定：曲靖市政府负责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并办理项目审批、土地报批和项目核准手续，以使其获得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各种批文。2018年12月29日，云南省审计厅（云审投报【2018】138号）《审计报告》明确指出，“兴富高速路线多次调整，至今未确定路线起点” “兴富高速至今尚未完成建设用地审批”。陈智勇认为，曲靖市政府客观上存在没有及时、全面地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是兴富高速至今无法开工建设的原因之一。
山东通达作为投资建设协议约定的工程总承包，因为曲靖市政府单方解约导致项目停滞，进而导致山东通达被拖入数起工程诉讼纠纷，也导致山东通达在兴富公司的71.48%的股权被法院冻结。郭远振则表示，山东通达自签订投资建设协议后，不仅完成项目公司的组建，在征地拆迁尚未开始、初步设计尚未得到批复的情况下，第一二期注册资本金3.2亿元已按时、足额注资到位，完全具备履约能力。曲靖市政府对建设用地没有得到审批等政府违约在先等问题选择性忽视，却在给上级领导的反馈中将项目迟迟不能开工建设的责任全部推给山东通达，这种行为明显是“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严重破坏营商环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对于双方履行合同的相关争议，云南省审计厅（云审投报【2018】138号）《审计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7月10日，双方未能按照投资建设协议的约定解决争议，未对协议的解除达成一致，项目处于停滞状态。责成曲靖市政府与山东通达公司依法依规解决争议问题，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中国商报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政府要求采访有关领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关兴富高速公路的问题，市领导也不一定会清楚，分管领导也在外地出差。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到市交通运输局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曲靖市交通运输局说明采访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局领导对兴富高速的问题可能也不太清楚，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工作人员让记者找曲靖市政府投资方的代表——兴富公司副董事长张建国。
张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曲靖市政府虽然发函解除与山东通达的投资协议，但解除后又没有解决清算问题，还让兴富公司参与兴富高速的推动。由于双方都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该项目停工多年，希望兴富高速公路能按原来的规划进行开工建设，以免造成多方的损失。
“能通全通”为何不通
记者在曲靖市采访期间了解到，由于兴富高速至今未能实质性开工，也无法按照云南省“十三五”计划要求在2020年底前建成通车，经曲靖市人民政府上报请示，云南省政府于2019年9月6日同意将该项目从省“十三五”建设计划调出，不再作为“能通全通”考核项目进行考核。
记者在曲靖市政府采访时，有关人员表示兴富高速在今后几年都没有修的可能性了。富源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被调出‘能通全通’项目，我们的理解是市里应该不会再修这条高速了”。
对此，兴富公司多名管理人员认为，兴富高速的审批手续齐全，已具备开工条件，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终止已经获得工可批复和初步设计批复的兴富高速项目、重新规划其他新路线项目的论证，将造成重复投资、财政资金浪费和国有投资决策失误。巨额的经济损失又由谁来承担？
记者从兴富公司拿到一份落款为今年9月8日，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关于陈智勇反映“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显示：“项目无法按照‘十三五’计划要求在2020年底前建成通车的原因，是原社会投资人无法履行项目主体责任。原规划的路线将压覆27个采矿权……该项目路线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富源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商报记者，经过论证批复的兴富高速项目是贯穿富源县全境最好的路线，也最适合富源县人民的出行，而压覆矿权等拆迁问题早已做好了前期工作。如果该项目不修建，还要重新规划新路线，反而不利于当地群众的交通出行。
该负责人表示，兴富高速停工至今已有多年，当地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向上级政府呼吁早日建成通车。兴富高速如果建成通车，将给全县人民带来最大的福利，人民群众出行更快捷、更舒适。为全县融入滇中经济城市发展圈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县城扩容、提速提供了新抓手，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了南接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快速干道，一举多得。
一条经过政府部门论证审批的道路民生工程，至今已停工近五年。这条路修还是不修、如何修，当地政府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又如何得到保障，中国商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据悉，兴富高速是云南省“十三五”规划及曲靖市“五年会战”的重点项目之一，是云贵两省的一条重要公路通道，也是云南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中的组成路段。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富源县百姓不断反映兴富高速什么时候能正式开工建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意见建议，要求早日启动项目建设。然而曲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市级财政压力大、原规划路线压覆27个采矿权、方案需进一步深入论证”等为由，重新规划了富源至罗平等高速公路项目替换兴富高速，并建议兴富高速的项目公司——云南兴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富公司）解散清算。
特许经营权被解除
“兴富高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项目方案是否要重新论证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的诚信问题，是涉及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优劣和政府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的政治问题。”兴富公司专项法律顾问陈智勇律师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曲靖市政府声称财政承受能力有限，但宁愿仓促上马其他建设项目，也不愿意将如今已经基本具备开工条件的兴富高速贯彻始终，甚至欲将已经获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两阶段初步设计批复和两阶段施工图审核的兴富高速废掉，而用未经过任何论证的新路线取而代之。
陈智勇表示，新项目规划时间长、未经过权威论证、不可控因素较多，不利于项目推进。而兴富高速终止、公司解散清算，等于将兴富高速自启动开始至今六年来的工作和投资全部归零。
兴富高速是贯穿云南富源县全境六个乡镇，与贵州兴义市乌沙镇G78汕昆高速公路相接的一条重要出省通道，由兴富公司负责建设、运营。2017年7月24日，曲靖市人民政府以社会投资方山东通达“履约能力不足、被列入失信企业、多次违约”等为由，分别向山东通达和兴富公司发出《投资建设协议》和《特许经营权协议》解除函。此时，距离山东通达增资控股兴富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不足两个月，距离山东通达第三期注册资金逾期不足一个月。
记者从兴富公司了解到，2015年12月22日，山东通达与曲靖市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8：2的比例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成立了云南兴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2月19日，兴富高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答复。2016年4月11日，山东通达经公开招标被确认为“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云南段）”项目的投资人。2016年7月26日，曲靖市政府与山东通达签订了《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与兴富公司签订了《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协议》。2017年5月31日，兴富公司变更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注册资本由原1亿元变更为10亿元，其中山东通达占股71.48%。截至2017年6月，各股东已到位注册资本金6亿元，其中山东通达公司等社会投资方到资3.2亿元。目前，兴富公司已为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项目支出约3亿元。
在给上级部门及社会人士的多份反馈件中，曲靖市有关部门将兴富高速不能如期开工的原因归责于社会投资人山东通达违约及融资能力差，“严重影响项目进程”。
山东通达授权代表、兴富公司董事长郭远振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在曲靖市政府发出解除特许经营权协议的通知后，山东通达和兴富公司随即通过曲靖市交通局向市政府提出异议意见，不同意解除协议，并多次向曲靖市政府和市交通局上报有关项目公司重组及推进项目进展的方案，但均未得到明确答复。
郭远振认为，曲靖市政府不该单方仓促解除协议，在解除函发出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在曲靖市领导和职能部门安排下，兴富公司仍在正常履行特许经营合同、推进兴富高速，承担了兴富高速云南段第二轮报件及贵州段报件等项目前期工作，继续为兴富高速的推进承担了全部后续工作并支付了4396万元的各类费用。其中，初步设计于2017年8月23日获得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土地重新预审工作也于2019年12月23日获得批复。
违约争议项目停滞
陈智勇律师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曲靖市政府单方解除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在解除协议后，曲靖市政府及交通部门仍然安排兴富公司开展各项工作并承担巨额费用，这代表其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兴富公司提出的不同意解除协议的意见，兴富公司法律地位仍然存续。
陈智勇说，《特许经营权协议》明确约定：曲靖市政府负责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并办理项目审批、土地报批和项目核准手续，以使其获得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各种批文。2018年12月29日，云南省审计厅（云审投报【2018】138号）《审计报告》明确指出，“兴富高速路线多次调整，至今未确定路线起点” “兴富高速至今尚未完成建设用地审批”。陈智勇认为，曲靖市政府客观上存在没有及时、全面地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是兴富高速至今无法开工建设的原因之一。
山东通达作为投资建设协议约定的工程总承包，因为曲靖市政府单方解约导致项目停滞，进而导致山东通达被拖入数起工程诉讼纠纷，也导致山东通达在兴富公司的71.48%的股权被法院冻结。郭远振则表示，山东通达自签订投资建设协议后，不仅完成项目公司的组建，在征地拆迁尚未开始、初步设计尚未得到批复的情况下，第一二期注册资本金3.2亿元已按时、足额注资到位，完全具备履约能力。曲靖市政府对建设用地没有得到审批等政府违约在先等问题选择性忽视，却在给上级领导的反馈中将项目迟迟不能开工建设的责任全部推给山东通达，这种行为明显是“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严重破坏营商环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对于双方履行合同的相关争议，云南省审计厅（云审投报【2018】138号）《审计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7月10日，双方未能按照投资建设协议的约定解决争议，未对协议的解除达成一致，项目处于停滞状态。责成曲靖市政府与山东通达公司依法依规解决争议问题，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中国商报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政府要求采访有关领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关兴富高速公路的问题，市领导也不一定会清楚，分管领导也在外地出差。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到市交通运输局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曲靖市交通运输局说明采访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局领导对兴富高速的问题可能也不太清楚，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工作人员让记者找曲靖市政府投资方的代表——兴富公司副董事长张建国。
张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曲靖市政府虽然发函解除与山东通达的投资协议，但解除后又没有解决清算问题，还让兴富公司参与兴富高速的推动。由于双方都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该项目停工多年，希望兴富高速公路能按原来的规划进行开工建设，以免造成多方的损失。
“能通全通”为何不通
记者在曲靖市采访期间了解到，由于兴富高速至今未能实质性开工，也无法按照云南省“十三五”计划要求在2020年底前建成通车，经曲靖市人民政府上报请示，云南省政府于2019年9月6日同意将该项目从省“十三五”建设计划调出，不再作为“能通全通”考核项目进行考核。
记者在曲靖市政府采访时，有关人员表示兴富高速在今后几年都没有修的可能性了。富源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被调出‘能通全通’项目，我们的理解是市里应该不会再修这条高速了”。
对此，兴富公司多名管理人员认为，兴富高速的审批手续齐全，已具备开工条件，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终止已经获得工可批复和初步设计批复的兴富高速项目、重新规划其他新路线项目的论证，将造成重复投资、财政资金浪费和国有投资决策失误。巨额的经济损失又由谁来承担？
记者从兴富公司拿到一份落款为今年9月8日，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关于陈智勇反映“富源至兴义高速公路”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显示：“项目无法按照‘十三五’计划要求在2020年底前建成通车的原因，是原社会投资人无法履行项目主体责任。原规划的路线将压覆27个采矿权……该项目路线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富源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商报记者，经过论证批复的兴富高速项目是贯穿富源县全境最好的路线，也最适合富源县人民的出行，而压覆矿权等拆迁问题早已做好了前期工作。如果该项目不修建，还要重新规划新路线，反而不利于当地群众的交通出行。
该负责人表示，兴富高速停工至今已有多年，当地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向上级政府呼吁早日建成通车。兴富高速如果建成通车，将给全县人民带来最大的福利，人民群众出行更快捷、更舒适。为全县融入滇中经济城市发展圈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县城扩容、提速提供了新抓手，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了南接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快速干道，一举多得。
一条经过政府部门论证审批的道路民生工程，至今已停工近五年。这条路修还是不修、如何修，当地政府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又如何得到保障，中国商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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