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她有东西要给我。我以为那只是更明确的宣告，比如所有我送给她的东西。所以在南方刺骨的寒夜里，我站在路边干喝了一瓶酒，预备迎向我早已料知的命运。但是我想不到等着我的竟是一份分手信，仿佛远古的诺言。我关了灯，在房间里凝视这散发着晦暗如萤火冰冷的手机，良久良久。终于忍不住要找她，但是一切可以接触她的方式早以被她亲手抹除，石沉大海。

过了一天，我厚着脸皮，辗转反侧删删减减给她留了简讯，那本是一组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字序列，但是拼凑出来的还原成了一个完整的名字，犹如诅咒的真名。

一声长叹伴随着冬雨，走进了更暗更冷的街道，并且回想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一株幼苗如何因为长久的隔绝与放逐狂野而渐渐长成巨兽。清醒的时候它是我思考的符号，疲乏的时候它则以梦的形状出现。完全依赖我的血肉为生，长得比我这个寄主还大，这兽。

其巨大程度，不止我未曾见过，甚至超出了任何我所能想象的关系所能承载的限度。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像我们的关系，本该脆弱单薄，它要如何安置这头巨兽呢？我只怕，只要再和她说一句话都足以令我这上帝也不眷顾的城市瞬间崩溃。

曙光之下，回到房间，我只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

正如她所说：希望你永远自由，祝你前程似锦。

观众对院线电影的质量有要求是好事，对高昂的票价感到不满也是清理之中，但我还是想说，影院这一场所永远赋予了电影艺术最为独特的魅力。

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黑暗的咖啡厅内放映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之初到镍币影院，再到后来真正的电影院，电影与这种特殊的空间场域保持了一体性极强的关系。

借用麦茨的第二电影符号学里对拉康镜像理论的观点，电影院里漆黑的影厅、逼真的音响效果以及人们不能随意动作的规则，都让观众产生幻觉，使人从“象征界”倒回“想象界”，成为镜子面前难以辨认自己的婴儿，影像的魔法在此刻生效，观众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真正的电影世界。

换句话说，只有在影院观影才能更好地体会电影的拍摄手段、帧数、画幅以及音响效果。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最大的魅力所在是影像内部而非故事情节。中国电影一直在强调丢掉戏剧和文学的拐杖，但到今天，不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对电影观念的确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诚然，技术的变革的确使传统影院模式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地位，流媒体对影院的冲击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之下体现得更为鲜明。想起贾樟柯和宁浩主演的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影片就抛出电影何去何从的迷思，在未来，电影会否被放进博物馆成为非遗呢？

事实上，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如何把观众留在影院，是业内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观众对传统影院失去兴趣也无可厚非。但在影院观影依旧作为主要观影形式的当下，我们至少不应该对进影院看电影这件事的态度太过严厉。经历了漫长的影视寒冬，目睹过影院难以为继、影院负责人烧掉电影幕布的悲壮之举，最少最少，重返影院能给所有看不到希望的人一线生机。

独立放映本就有固定门槛，而电影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它对普罗大众的善意，它从不是束之高阁的产物，就像你永远不能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放入同一个坐标系内进行讨论，电影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观众，不管你来自何处。

另外，波米所说的“不作伥鬼”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的，是对观影者在意识上的要求，而非对具体行动的限制。我们拒绝烂片，拒绝政治宣传电影，不对房间里的大象妥协，并不直接等同于完全不进影院。

在此地的选择是何其有限，我们本来能够享用的就已经很少了，因噎废食总太过消极，当务之急是要让电影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其他可能，活下去才有希望。

想起中国电影史的最后一节课，老师对我们说，虽然大家因为疫情不能见面，虽然这几年的影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但中国电影的香火不能断在我们手里。

况且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早已不是第一次迎来“电影已死”的危机，随着技术力的进步，从声音、色彩进入电影到60年代广播电视对电影的冲击，电影适应了技术变革，最后奇迹般化险为夷。所以我并不愿用太沮丧的目光来看电影的未来。

想起特吕弗《日以作夜》里说的：“电影里没有塞车，没有死寂，电影就像在黑夜中疾驰的火车。像你我这样的人，只有拍电影才会快乐”。看到《地球最后的导演》最后，宁浩贾樟柯在海边放起《火车进站》，还是会热泪盈眶。
以梦中梦见身外身，我知道无论电影以何种形态存在于世，我们这样的人是离不开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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