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 #旬邑西头遗址发现80万平方米城址#】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2018年—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西部宽2.7、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
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0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曲，墓室方向与M90相一致，墓道长7.8、宽3.1-3.4米，墓室长5.3、宽4.6、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宽3.6-4.0米、墓室长6.6、宽3.4、深7.9米，墓室棺椁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进行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陕西首次考古出土柳公权真迹# via群众新闻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西部宽2.7、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
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0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曲，墓室方向与M90相一致，墓道长7.8、宽3.1-3.4米，墓室长5.3、宽4.6、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宽3.6-4.0米、墓室长6.6、宽3.4、深7.9米，墓室棺椁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进行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陕西首次考古出土柳公权真迹# via群众新闻
宕渠记 | 戏虎
虎之出现很早，虎于中国作为文化符号出现也实在是早，至少早于5000年中华文明史。距今6400余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蚌塑龙虎墓中，蚌塑虎作为对应西方的星宿形象被人们塑造；其后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妇好墓铜钺等虎口间置人头颅的装饰形象；《周礼》记载祭祀时“以白虎礼西方”；直至两汉虎与军事、战争联系，虎帮助逝者羽化登仙、“画虎于门阑”驱邪、贵族以博虎为乐等，虎的形象逐渐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虎的形象依然丰富而饱满，可以说，虎承载了中华文明记忆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虎于古老的宕渠故地渠县更是记忆深刻而长远，原住民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华阳国志》）。宕渠自出现于历史便与虎密不可分，区域民族性格也多承于虎的勇猛与无畏。现实依据则见于渠县汉阙，阙上既有代表西方、助人升仙的衔璧白虎，也有博虎为乐的人间戏虎。无论哪种，都服务于汉代死后成仙的时代主题，区别在于衔璧白虎为四神之一，是为神灵，戏虎来源于现实生活场景，既体现阙主人生时的生活状态，又是阙主人死后灵魂升仙的保障。
渠县汉阙显名已久，6处阙上石刻图案琳琅满目，图案内容因时代、阙主人、财力等关系大同小异。除冯焕阙三幅图案外，余5处阙图案内容中，荆轲刺秦、仙人六博、射猿、董永侍父等各领风骚，成为各阙特点，为小异；白虎、朱雀、青龙、玄武四神翱翔，铺首、乘龙、骑鹿、玉兔间或其间，为大同。其中戏虎又为5处阙共同题材，表现的都是二虎相斗中，一力士拽一虎尾阻止相斗的场景。只是东汉中后期的沈府君阙与蒲家湾无铭阙的戏虎温文尔雅，虎与戏者都从容不迫；时代晚至西晋初年的王家坪无铭阙，以及赵家村东、西无铭阙的戏虎则血腥而紧张，力量与速度兼具，体现了因时代不同呈现出的风格、形式的不同。
渠县6处汉阙中戏虎为5处汉阙的共同题材不是偶然所致，必然是社会流传度、百姓接受度等时代共情造成，必然是戏虎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为时人必须造成。“就汉代而言，先秦以来对‘虎’的图腾信仰与新莽后兴起的对‘虎’的力量挑战在这一时期逐渐融于一体，形成了层次分明又独具特色的视觉文化现象。”渠县汉阙的戏虎图恰是这一视觉文化现象的体现，同时又兼具地方特色。
于宕渠而言，虎之一字自先秦至两汉始终追随原住民板楯蛮的历史。先秦时期板楯蛮以“射白虎为事”，桀骜不驯，秦昭襄王便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西汉“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华阳国志》），不再被视为蛮，因赋税被称之为賨人。东汉，賨人源于射虎的尚武民族性格既让他们被统治者号为“神兵”，屡次助朝廷解决兵事，同时又因被压迫过甚，屡次反叛朝廷，賨人首领多有“白虎夷王”之称。
此外，秦汉时期，虎灾频繁，是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论衡》《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多有记载。“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后汉书》），“虎时入邑，行于民间”（《论衡》），“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华阳国志》），源自先秦时期的射虎至两汉依然是賨人的家常。
两汉自上顺延而下至民间的百戏是人们的生活日常，百戏中角抵戏则有博虎戏。东汉时，百戏杂技艺术表演进入了家庭，成为家庭宴饮、待宾的必备节目，其中包括了各种角抵斗兽表演，自然也就有戏虎表演。汉桓宽所著《盐铁论》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可知所述各种表演已遍及乡野，流行成俗，斗虎便为其中一项。宕渠自古就有射虎历史背景，加之流行成俗的斗虎日常，于是渠县汉阙共同所雕的戏虎题材便顺理成章，也证明了东汉中后期至西晋初的宕渠故地戏虎的普遍性及普及性。想来，斗虎、戏虎或虎戏必然是渠江两岸宕渠故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起阙时才会祛除白虎的神性，将生活原滋原味地再现于阙身上。
自然，戏虎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日常。《汉画像石中的驯兽斗兽表演及其思想内涵》一文将包括戏虎类的斗兽、驯兽表演，总结为祭祀、升仙而驯兽、辟邪三个功能。也就是说，出现在汉代墓阙上的戏虎是为汉代天人合一丧葬观念影响下的灵魂升仙服务的。
于祭祀，虎戏表演以悦神，达到祈求神灵保佑的目的；于升仙，驯化了的虎是灵魂自阴界去往天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于辟邪，充满鬼怪妖邪的阴间需要虎斗震慑企图来犯之鬼邪。于是，本为日常的戏虎，出现在汉代石阙上，便又回归了升仙之愿。秦王汉武想长生想不死，况乎其后帝王，况乎市井百姓，灵魂升仙成为一个时代的追求。
戏虎者有袒裼（赤裸上身）力士，也有着装规整者；观者有坐在阙楼上的，也有露天观看的。两虎相斗间，为了虎戏不瞬间结束，戏者或斗者或驯者用力拽着胜方老虎的尾巴，不让它啃咬或追击败方。赵家村西无铭阙左阙，戏虎位于阙楼顶部的斗石层正面与左侧面的转角处，两虎于转角处互咬，一虎被咬于左前腿处，一虎被咬于颈间，袒裼力士于斗石左侧面用力拽着被咬于左前腿处虎的尾巴。力士赤裸上身，体壮而阔，脸宽而长，高鼻狭目，额间系带结于脑后。两手因用力而凸显，手臂肌肉贲张；头因用力后仰于后颈处，脑后额带飘扬于空中；狭目变瞠目。此时，虎不是百兽之王，是人们驯养的宠物，驯兽者可以左右它的行动，左右虎斗的胜负。想来观者既看到了虎斗的血腥，亦看到了戏者的勇武，残酷野蛮与勇敢无畏于此集于一体。想来人与万物、现世与彼岸、世俗与神圣就在戏虎者超乎常人的力量中融于一体。
近1900年前，渠江右岸宕渠城的人们日常百戏中，虎戏是最为平常的一种，也许在兽圈专职上演，也许择地上演，也许县府组织，也许富豪组织，也许日日上演，也许定期上演。日常中的平常，人们自然将之刻于渠江左岸灵魂升仙的地下墓室内及地表墓阙上。
渠江岸，秦时明月汉时城，不变的是虎踞渠江。因虎患，賨人走进历史洪流；在射虎的进程中，賨人承载勇敢与侠义的精神品质，融于汉民族；在时代的裹挟下，賨人射虎变戏虎，并镌刻于石阙上，服务于主流思想。于是文明落后与先进就这样交替，才有了民族融合与大一统。于是渠江奔流不息，戏虎不止，才有了百年民族之复兴的动力。于是戏虎所蕴含的汉代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时代精神与汉阙永存山水之间。
作者：肖仁杰，渠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原载于《达州日报》，2022年12月2日第7版
#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地点]#
虎之出现很早，虎于中国作为文化符号出现也实在是早，至少早于5000年中华文明史。距今6400余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蚌塑龙虎墓中，蚌塑虎作为对应西方的星宿形象被人们塑造；其后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妇好墓铜钺等虎口间置人头颅的装饰形象；《周礼》记载祭祀时“以白虎礼西方”；直至两汉虎与军事、战争联系，虎帮助逝者羽化登仙、“画虎于门阑”驱邪、贵族以博虎为乐等，虎的形象逐渐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虎的形象依然丰富而饱满，可以说，虎承载了中华文明记忆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虎于古老的宕渠故地渠县更是记忆深刻而长远，原住民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华阳国志》）。宕渠自出现于历史便与虎密不可分，区域民族性格也多承于虎的勇猛与无畏。现实依据则见于渠县汉阙，阙上既有代表西方、助人升仙的衔璧白虎，也有博虎为乐的人间戏虎。无论哪种，都服务于汉代死后成仙的时代主题，区别在于衔璧白虎为四神之一，是为神灵，戏虎来源于现实生活场景，既体现阙主人生时的生活状态，又是阙主人死后灵魂升仙的保障。
渠县汉阙显名已久，6处阙上石刻图案琳琅满目，图案内容因时代、阙主人、财力等关系大同小异。除冯焕阙三幅图案外，余5处阙图案内容中，荆轲刺秦、仙人六博、射猿、董永侍父等各领风骚，成为各阙特点，为小异；白虎、朱雀、青龙、玄武四神翱翔，铺首、乘龙、骑鹿、玉兔间或其间，为大同。其中戏虎又为5处阙共同题材，表现的都是二虎相斗中，一力士拽一虎尾阻止相斗的场景。只是东汉中后期的沈府君阙与蒲家湾无铭阙的戏虎温文尔雅，虎与戏者都从容不迫；时代晚至西晋初年的王家坪无铭阙，以及赵家村东、西无铭阙的戏虎则血腥而紧张，力量与速度兼具，体现了因时代不同呈现出的风格、形式的不同。
渠县6处汉阙中戏虎为5处汉阙的共同题材不是偶然所致，必然是社会流传度、百姓接受度等时代共情造成，必然是戏虎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为时人必须造成。“就汉代而言，先秦以来对‘虎’的图腾信仰与新莽后兴起的对‘虎’的力量挑战在这一时期逐渐融于一体，形成了层次分明又独具特色的视觉文化现象。”渠县汉阙的戏虎图恰是这一视觉文化现象的体现，同时又兼具地方特色。
于宕渠而言，虎之一字自先秦至两汉始终追随原住民板楯蛮的历史。先秦时期板楯蛮以“射白虎为事”，桀骜不驯，秦昭襄王便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西汉“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华阳国志》），不再被视为蛮，因赋税被称之为賨人。东汉，賨人源于射虎的尚武民族性格既让他们被统治者号为“神兵”，屡次助朝廷解决兵事，同时又因被压迫过甚，屡次反叛朝廷，賨人首领多有“白虎夷王”之称。
此外，秦汉时期，虎灾频繁，是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论衡》《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多有记载。“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后汉书》），“虎时入邑，行于民间”（《论衡》），“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华阳国志》），源自先秦时期的射虎至两汉依然是賨人的家常。
两汉自上顺延而下至民间的百戏是人们的生活日常，百戏中角抵戏则有博虎戏。东汉时，百戏杂技艺术表演进入了家庭，成为家庭宴饮、待宾的必备节目，其中包括了各种角抵斗兽表演，自然也就有戏虎表演。汉桓宽所著《盐铁论》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可知所述各种表演已遍及乡野，流行成俗，斗虎便为其中一项。宕渠自古就有射虎历史背景，加之流行成俗的斗虎日常，于是渠县汉阙共同所雕的戏虎题材便顺理成章，也证明了东汉中后期至西晋初的宕渠故地戏虎的普遍性及普及性。想来，斗虎、戏虎或虎戏必然是渠江两岸宕渠故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起阙时才会祛除白虎的神性，将生活原滋原味地再现于阙身上。
自然，戏虎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日常。《汉画像石中的驯兽斗兽表演及其思想内涵》一文将包括戏虎类的斗兽、驯兽表演，总结为祭祀、升仙而驯兽、辟邪三个功能。也就是说，出现在汉代墓阙上的戏虎是为汉代天人合一丧葬观念影响下的灵魂升仙服务的。
于祭祀，虎戏表演以悦神，达到祈求神灵保佑的目的；于升仙，驯化了的虎是灵魂自阴界去往天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于辟邪，充满鬼怪妖邪的阴间需要虎斗震慑企图来犯之鬼邪。于是，本为日常的戏虎，出现在汉代石阙上，便又回归了升仙之愿。秦王汉武想长生想不死，况乎其后帝王，况乎市井百姓，灵魂升仙成为一个时代的追求。
戏虎者有袒裼（赤裸上身）力士，也有着装规整者；观者有坐在阙楼上的，也有露天观看的。两虎相斗间，为了虎戏不瞬间结束，戏者或斗者或驯者用力拽着胜方老虎的尾巴，不让它啃咬或追击败方。赵家村西无铭阙左阙，戏虎位于阙楼顶部的斗石层正面与左侧面的转角处，两虎于转角处互咬，一虎被咬于左前腿处，一虎被咬于颈间，袒裼力士于斗石左侧面用力拽着被咬于左前腿处虎的尾巴。力士赤裸上身，体壮而阔，脸宽而长，高鼻狭目，额间系带结于脑后。两手因用力而凸显，手臂肌肉贲张；头因用力后仰于后颈处，脑后额带飘扬于空中；狭目变瞠目。此时，虎不是百兽之王，是人们驯养的宠物，驯兽者可以左右它的行动，左右虎斗的胜负。想来观者既看到了虎斗的血腥，亦看到了戏者的勇武，残酷野蛮与勇敢无畏于此集于一体。想来人与万物、现世与彼岸、世俗与神圣就在戏虎者超乎常人的力量中融于一体。
近1900年前，渠江右岸宕渠城的人们日常百戏中，虎戏是最为平常的一种，也许在兽圈专职上演，也许择地上演，也许县府组织，也许富豪组织，也许日日上演，也许定期上演。日常中的平常，人们自然将之刻于渠江左岸灵魂升仙的地下墓室内及地表墓阙上。
渠江岸，秦时明月汉时城，不变的是虎踞渠江。因虎患，賨人走进历史洪流；在射虎的进程中，賨人承载勇敢与侠义的精神品质，融于汉民族；在时代的裹挟下，賨人射虎变戏虎，并镌刻于石阙上，服务于主流思想。于是文明落后与先进就这样交替，才有了民族融合与大一统。于是渠江奔流不息，戏虎不止，才有了百年民族之复兴的动力。于是戏虎所蕴含的汉代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时代精神与汉阙永存山水之间。
作者：肖仁杰，渠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原载于《达州日报》，2022年12月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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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铁路# 安徽铁路十年巨变！
回首10年前，安徽还是国家铁路网的“洼地”。而如今，“轨道上的安徽”御风而行，领跑全国。安徽从2012年只有6个市通高铁，到如今16个省辖市“市市通高铁”。全省铁路总里程已达5405公里，比2012年增长65%；其中高铁里程2432公里，10年增长2.3倍，高铁里程稳居全国前列。
如今的安徽，国家高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主通道有“两纵三横”经过，全省16市均有国家高铁大通道贯通。截至目前，安徽已开通了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3个省会城市、110多个地级市的直达高铁动车，在全国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得以确立，省会合肥实现到长三角主要城市铁路客运公交化运行、2小时快速通达，基本形成以合肥为中心的现代化铁路网体系，安徽在全国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得到确立。
“十四五”期间，安徽省将进一步加大铁路建设投资规模，“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将持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预计新增铁路运营里程1750公里，其中快速客运铁路1600公里。合肥至所有省辖市将实现1.5小时内通达，相邻省辖市实现1小时内通达，到邻省省会2小时内通达。
除了昌景黄铁路安徽段，皖赣铁路安徽公司还负责池黄铁路、宣绩铁路、合新铁路安徽段、沪宁合铁路安徽段等多条重要项目的建设管理任务，以及合武铁路安徽段的前期工作。当前昌景黄高铁安徽段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明年初具备开通条件；池黄、宣绩铁路正在有序建设，计划2024年具备开通条件；合新、淮宿蚌、巢马铁路年内全面开工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主体工程施工；阜淮、六庆、宁淮（安徽段）铁路先行工程已开工，计划年内全面开工建设。
省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昌顺介绍：“省投资集团牢牢把握国企政治属性，勇当安徽建设‘三地一区’的投资先锋，始终把铁路投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近年来累计参与投资建设了30多个铁路项目，完成省本级铁路出资579亿元，带动全省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超3400亿元。”
当前安徽仍处于加快铁路建设的关键时期。2022年计划新开工建设沿江高铁合肥至南京段、合肥经新桥机场至六安铁路新桥机场先行工程、扬马城际铁路、宁芜铁路扩能工程。“十四五”期间，还将新开工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南京至宣城铁路、合肥至池州铁路、合肥至安康高铁等规划项目。据测算，“十四五”期间省本级铁路资金需求超1000亿元，是“十三五”期间的3倍多。
目前，省投资集团参与在建全省9个铁路项目，总里程1125公里，总投资1851亿元。
回首10年前，安徽还是国家铁路网的“洼地”。而如今，“轨道上的安徽”御风而行，领跑全国。安徽从2012年只有6个市通高铁，到如今16个省辖市“市市通高铁”。全省铁路总里程已达5405公里，比2012年增长65%；其中高铁里程2432公里，10年增长2.3倍，高铁里程稳居全国前列。
如今的安徽，国家高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主通道有“两纵三横”经过，全省16市均有国家高铁大通道贯通。截至目前，安徽已开通了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3个省会城市、110多个地级市的直达高铁动车，在全国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得以确立，省会合肥实现到长三角主要城市铁路客运公交化运行、2小时快速通达，基本形成以合肥为中心的现代化铁路网体系，安徽在全国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得到确立。
“十四五”期间，安徽省将进一步加大铁路建设投资规模，“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将持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预计新增铁路运营里程1750公里，其中快速客运铁路1600公里。合肥至所有省辖市将实现1.5小时内通达，相邻省辖市实现1小时内通达，到邻省省会2小时内通达。
除了昌景黄铁路安徽段，皖赣铁路安徽公司还负责池黄铁路、宣绩铁路、合新铁路安徽段、沪宁合铁路安徽段等多条重要项目的建设管理任务，以及合武铁路安徽段的前期工作。当前昌景黄高铁安徽段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明年初具备开通条件；池黄、宣绩铁路正在有序建设，计划2024年具备开通条件；合新、淮宿蚌、巢马铁路年内全面开工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主体工程施工；阜淮、六庆、宁淮（安徽段）铁路先行工程已开工，计划年内全面开工建设。
省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昌顺介绍：“省投资集团牢牢把握国企政治属性，勇当安徽建设‘三地一区’的投资先锋，始终把铁路投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近年来累计参与投资建设了30多个铁路项目，完成省本级铁路出资579亿元，带动全省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超3400亿元。”
当前安徽仍处于加快铁路建设的关键时期。2022年计划新开工建设沿江高铁合肥至南京段、合肥经新桥机场至六安铁路新桥机场先行工程、扬马城际铁路、宁芜铁路扩能工程。“十四五”期间，还将新开工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南京至宣城铁路、合肥至池州铁路、合肥至安康高铁等规划项目。据测算，“十四五”期间省本级铁路资金需求超1000亿元，是“十三五”期间的3倍多。
目前，省投资集团参与在建全省9个铁路项目，总里程1125公里，总投资18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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