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乡村共富公司让农村资源变资产】来源：2023-01-21 瞭望 2023年第4-5期◇“共富公司”既能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内部的资源优势，又能发挥社会资本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农村资产价值不高的重要原因，是很多资源没有变成资产。“乡村共富公司”找到了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有效模式
◇“乡村共富公司”模式中，“共富”体现公平、“公司”彰显效率，“乡村共富公司”体现了“组织力+市场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栗建昌 胡梅娟 王阳
青岛莱西市院上镇打造葡萄共富产业链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青岛采访发现，在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部门的推动下，一批由党组织主导成立、国有（集体）资本控股，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生产经营，以推动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为使命担当的“乡村共富公司”，正在乡村公共资源高效利用上发挥重要作用，富民强村效果显著。受访专家认为，这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升级版”，也是深化拓展新时代“莱西经验”的创新举措。
盘活分散资源，农民增收明显
在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一所为特殊儿童打造的康复学校项目不久前签约。该项目将在废弃的小学原址建起，盘活闲置用地约32亩，计划投资4000万元，以国内先进标准建设，可容纳700余名学龄前至大龄孤独症人士进行康复训练。
“如果没有‘共富公司’的专业运营，很难想象这种规模的好项目可以落户偏僻的乡村。”新村党委书记潘泳霖介绍，在水集街道党工委统一组织下，青岛水集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经济合作社、青岛圣宝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按照25%、40%、35%的股份比例出资成立“共富公司”——莱夷印象（山东）文旅产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国有（集体）资本控股达到65%，由新村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专业运营公司负责人任总经理，招募乡村振兴红色合伙人，进行品牌化管理，打造文化文旅村落和乡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目前，青岛市县级“共富公司”和镇级子公司主要由转任的机关干部担任董事长，村级“共富公司”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董事长，聘请了专业团队从事运营管理，是由国有（集体）独资或控股成立的企业法人，既有“红色基因、权属集体”的政治属性，又有集体成员普惠式的福利性和社会属性。
“共富公司”既能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内部的资源优势，又能发挥社会资本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用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主体，来承接各级财政投入的涉农资金，补齐合作社开拓市场的短板，平衡社会资本逐利天性的制约，解决如何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各级“共富公司”建立项目备案、项目承揽、人才培育、激励考核、审计监督等管理机制，确保“共富公司”依法运营、行稳致远。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原因之一是资源力量分散。“共富公司”让分散的资源聚起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入股、资产折股等形式组建“乡村共富公司”，购置楼房出租、建设智慧纺机产业园，每年保底收益248万元；大村镇西南庄村立足紧邻国际牡丹产业园的区位优势，成立青岛丁家大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租赁闲置宅基地打造54处“丁家里”特色民宿和农家宴，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490余万元。
胶州市洋河镇党委书记史明高谈到，“让被低效使用的乡村公共资源重回村集体，再通过‘乡村共富公司’这个平台，有效盘活乡村公共资源、更好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够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据悉，去年以来，青岛市实施了党建统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坚持区市统筹、整镇推进、逐村突破、全域清收，创新“村干部带头清、党员主动清、发动亲属配合清、带动群众自愿清、适度奖励助力清、司法联动兜底清”“六清”举措，已让3.6万亩土地、5.9亿元资金重回村集体。
“‘共富公司’不仅具备完全市场主体地位，更可以依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发挥作用，有效解决‘统’得不够、‘分’得过度的问题，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院上镇岘沽新村党委副书记张吉玉说，实现抱团发展后，优质农产品利润更高，农民增收明显。
目前，青岛市已成立9个县级“共富公司”、24个镇级子公司、166个村级“共富公司”，总资产规模达到了近850亿元，带动集体增收5.3亿多元，村民增收1亿多元。
适应市场促进共富
地方干部认为，“乡村共富公司”是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丰富和发展的有益探索，也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相比于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联合社，“乡村共富公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在吸引资金、统筹资源、对接市场、促进共富等方面具有优势。
一是构筑了“钱从哪里来”的载体。“‘共富公司’背靠市长、面向市场，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具有撬动各类资本的独特优势。”平度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兴绩说。记者走访发现，平度市将相关资源交由平度农旅集团盘活经营实现“资产化”后，总资产达到500亿元，已融资100多亿元，以“重资产”的方式盘活优质、大宗集体土地2.19万亩，建设1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实现收益16.7亿元；平度农旅集团通过组织化整合、市场化运营，打通了权属链条，使导入资产的产权更加清晰，资产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管护。西海岸农高发展集团利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58亿元的三农融资。莱西市马连庄镇以“共富公司”为平台，承接上级扶持资金1.2亿元，以统一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向银行抵押融资近2亿元，解决了资金难题。“过去，各级投入乡村的大量资金，很多没有实现‘资产化’，也没有导入到市场主体中进行经营和管护，使用效率较低。现在资金既能引得来，也能管得好。”平度市旧店镇党委书记张丽敏谈到。
二是架起了“市场怎么闯”的桥梁。与合作社和大户相比，“乡村共富公司”的资本对话能力、市场培育能力、抵抗风险能力都更强，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带领村集体和农民抱团闯市场。莱西市委书记周科介绍，2022年莱西发生疫情后，马连庄镇通过青岛马连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接市场、村级“共富公司”组织瓜源，有效解决了小甜瓜运不出、卖不掉的问题，卖出了高于疫情前的好价钱。平度市崔家集镇向阳村是近几年新兴的小西红柿种植村，由村党组织主导成立的“共富公司”，统一流转村庄土地1.4万余亩，整合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实行统一市场标准、统一收售价格、统一对接客户、统一服务监管“四统一”管理模式，建立起集体与村民“共担风险、同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吸引各类资本5亿多元，建设小西红柿大棚2400余个，2022年集体收入达150余万元，带动村民大幅增收。实践证明，有了“共富公司”，不但一端可以组织农民和乡村各类资源，而且另一端可以有效组织市场，各类市场主体有了一个可以保产保质保供的红色合伙人，大大减少了市场沟通成本、资源整合成本、交易风险成本，更有利于吸引各类资本下乡，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
三是提供了“共富怎么促”的保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就会更加强化。“乡村共富公司”不仅能保证运营成本，还可以更好地反哺村集体和村民。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庄增大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平台、授之以机制，国有或集体的性质，不仅让“共富公司”成为抵御市场风险、维护农民权益的“稳压阀”，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民怕企业“跑路”、企业怕农民“难缠”、政府怕无限“兜底”的问题。同时，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村党组织将更有能力通过切好“蛋糕”推动共同富裕。在位于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驻地的即墨区龙泉街道鑫泉村，村党委书记解本军正在察看“共富产业园”施工现场。“这是为青岛奇瑞汽车整车项目配套而建的，‘共富产业园’投产运营后，不仅可为村集体年增收近3000万元，还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据了解，这个“共富产业园”采取“村庄联建+园区发展”的新型资源共享方式，由龙泉街道引导两个村庄利用征地补偿款，联合成立青岛共富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入股村庄按股分红，收益反哺周边经济薄弱村，促进了共享共富。
组织力+市场力
专家认为，“乡村共富公司”模式中，“共富”体现公平、“公司”彰显效率，“乡村共富公司”体现了“组织力+市场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具体有三点启示：
一是让乡村公共资源归属正本清源，实现资源变资产。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冬梅说，“乡村共富公司”找到了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有效模式，不仅让大量国有、集体资产“活起来”，还能用这些资产来融资，实现滚动式发展。
二是规制资本链条，让工商资本发挥作用规范化。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延春认为，如果农产品供应过度市场化，有可能导致各方受益不对等。青岛市由国有或集体资本搭台、吸引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的探索，可以避免市场好时“老板数钱、农民流汗、政府出力”，市场不好时“老板跑路、农民流泪、政府兜底”。
三是强化党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联结。全国党建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乡村共富公司”与村集体、村民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利益联结，更有利于组织农民、凝聚农民，让农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作者：编辑：曹秋芳
◇“乡村共富公司”模式中，“共富”体现公平、“公司”彰显效率，“乡村共富公司”体现了“组织力+市场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栗建昌 胡梅娟 王阳
青岛莱西市院上镇打造葡萄共富产业链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青岛采访发现，在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部门的推动下，一批由党组织主导成立、国有（集体）资本控股，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生产经营，以推动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为使命担当的“乡村共富公司”，正在乡村公共资源高效利用上发挥重要作用，富民强村效果显著。受访专家认为，这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升级版”，也是深化拓展新时代“莱西经验”的创新举措。
盘活分散资源，农民增收明显
在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一所为特殊儿童打造的康复学校项目不久前签约。该项目将在废弃的小学原址建起，盘活闲置用地约32亩，计划投资4000万元，以国内先进标准建设，可容纳700余名学龄前至大龄孤独症人士进行康复训练。
“如果没有‘共富公司’的专业运营，很难想象这种规模的好项目可以落户偏僻的乡村。”新村党委书记潘泳霖介绍，在水集街道党工委统一组织下，青岛水集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经济合作社、青岛圣宝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按照25%、40%、35%的股份比例出资成立“共富公司”——莱夷印象（山东）文旅产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国有（集体）资本控股达到65%，由新村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专业运营公司负责人任总经理，招募乡村振兴红色合伙人，进行品牌化管理，打造文化文旅村落和乡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目前，青岛市县级“共富公司”和镇级子公司主要由转任的机关干部担任董事长，村级“共富公司”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董事长，聘请了专业团队从事运营管理，是由国有（集体）独资或控股成立的企业法人，既有“红色基因、权属集体”的政治属性，又有集体成员普惠式的福利性和社会属性。
“共富公司”既能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内部的资源优势，又能发挥社会资本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用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主体，来承接各级财政投入的涉农资金，补齐合作社开拓市场的短板，平衡社会资本逐利天性的制约，解决如何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各级“共富公司”建立项目备案、项目承揽、人才培育、激励考核、审计监督等管理机制，确保“共富公司”依法运营、行稳致远。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原因之一是资源力量分散。“共富公司”让分散的资源聚起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2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入股、资产折股等形式组建“乡村共富公司”，购置楼房出租、建设智慧纺机产业园，每年保底收益248万元；大村镇西南庄村立足紧邻国际牡丹产业园的区位优势，成立青岛丁家大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租赁闲置宅基地打造54处“丁家里”特色民宿和农家宴，带动集体和村民增收490余万元。
胶州市洋河镇党委书记史明高谈到，“让被低效使用的乡村公共资源重回村集体，再通过‘乡村共富公司’这个平台，有效盘活乡村公共资源、更好地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够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据悉，去年以来，青岛市实施了党建统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坚持区市统筹、整镇推进、逐村突破、全域清收，创新“村干部带头清、党员主动清、发动亲属配合清、带动群众自愿清、适度奖励助力清、司法联动兜底清”“六清”举措，已让3.6万亩土地、5.9亿元资金重回村集体。
“‘共富公司’不仅具备完全市场主体地位，更可以依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发挥作用，有效解决‘统’得不够、‘分’得过度的问题，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院上镇岘沽新村党委副书记张吉玉说，实现抱团发展后，优质农产品利润更高，农民增收明显。
目前，青岛市已成立9个县级“共富公司”、24个镇级子公司、166个村级“共富公司”，总资产规模达到了近850亿元，带动集体增收5.3亿多元，村民增收1亿多元。
适应市场促进共富
地方干部认为，“乡村共富公司”是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丰富和发展的有益探索，也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相比于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联合社，“乡村共富公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在吸引资金、统筹资源、对接市场、促进共富等方面具有优势。
一是构筑了“钱从哪里来”的载体。“‘共富公司’背靠市长、面向市场，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具有撬动各类资本的独特优势。”平度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兴绩说。记者走访发现，平度市将相关资源交由平度农旅集团盘活经营实现“资产化”后，总资产达到500亿元，已融资100多亿元，以“重资产”的方式盘活优质、大宗集体土地2.19万亩，建设1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实现收益16.7亿元；平度农旅集团通过组织化整合、市场化运营，打通了权属链条，使导入资产的产权更加清晰，资产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管护。西海岸农高发展集团利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58亿元的三农融资。莱西市马连庄镇以“共富公司”为平台，承接上级扶持资金1.2亿元，以统一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向银行抵押融资近2亿元，解决了资金难题。“过去，各级投入乡村的大量资金，很多没有实现‘资产化’，也没有导入到市场主体中进行经营和管护，使用效率较低。现在资金既能引得来，也能管得好。”平度市旧店镇党委书记张丽敏谈到。
二是架起了“市场怎么闯”的桥梁。与合作社和大户相比，“乡村共富公司”的资本对话能力、市场培育能力、抵抗风险能力都更强，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带领村集体和农民抱团闯市场。莱西市委书记周科介绍，2022年莱西发生疫情后，马连庄镇通过青岛马连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接市场、村级“共富公司”组织瓜源，有效解决了小甜瓜运不出、卖不掉的问题，卖出了高于疫情前的好价钱。平度市崔家集镇向阳村是近几年新兴的小西红柿种植村，由村党组织主导成立的“共富公司”，统一流转村庄土地1.4万余亩，整合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实行统一市场标准、统一收售价格、统一对接客户、统一服务监管“四统一”管理模式，建立起集体与村民“共担风险、同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吸引各类资本5亿多元，建设小西红柿大棚2400余个，2022年集体收入达150余万元，带动村民大幅增收。实践证明，有了“共富公司”，不但一端可以组织农民和乡村各类资源，而且另一端可以有效组织市场，各类市场主体有了一个可以保产保质保供的红色合伙人，大大减少了市场沟通成本、资源整合成本、交易风险成本，更有利于吸引各类资本下乡，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
三是提供了“共富怎么促”的保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就会更加强化。“乡村共富公司”不仅能保证运营成本，还可以更好地反哺村集体和村民。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庄增大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平台、授之以机制，国有或集体的性质，不仅让“共富公司”成为抵御市场风险、维护农民权益的“稳压阀”，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农民怕企业“跑路”、企业怕农民“难缠”、政府怕无限“兜底”的问题。同时，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村党组织将更有能力通过切好“蛋糕”推动共同富裕。在位于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驻地的即墨区龙泉街道鑫泉村，村党委书记解本军正在察看“共富产业园”施工现场。“这是为青岛奇瑞汽车整车项目配套而建的，‘共富产业园’投产运营后，不仅可为村集体年增收近3000万元，还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加收入”。据了解，这个“共富产业园”采取“村庄联建+园区发展”的新型资源共享方式，由龙泉街道引导两个村庄利用征地补偿款，联合成立青岛共富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入股村庄按股分红，收益反哺周边经济薄弱村，促进了共享共富。
组织力+市场力
专家认为，“乡村共富公司”模式中，“共富”体现公平、“公司”彰显效率，“乡村共富公司”体现了“组织力+市场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具体有三点启示：
一是让乡村公共资源归属正本清源，实现资源变资产。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冬梅说，“乡村共富公司”找到了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有效模式，不仅让大量国有、集体资产“活起来”，还能用这些资产来融资，实现滚动式发展。
二是规制资本链条，让工商资本发挥作用规范化。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曲延春认为，如果农产品供应过度市场化，有可能导致各方受益不对等。青岛市由国有或集体资本搭台、吸引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的探索，可以避免市场好时“老板数钱、农民流汗、政府出力”，市场不好时“老板跑路、农民流泪、政府兜底”。
三是强化党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联结。全国党建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乡村共富公司”与村集体、村民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利益联结，更有利于组织农民、凝聚农民，让农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作者：编辑：曹秋芳
C House 时尚疗愈居丨MUKA ARCHITECTS木卡工作室
“临湖而居，远望山群。心之所栖，目亦所及。”
第一居所为生活，是个体与社会的链接之所；
第二居所为心灵，是物质与精神的栖息之地。
这是我们为时装博主的C女士在家乡城市设计的未来心灵疗愈居所。户型外部环境俱佳，南北两面都能看到山水的景色，自然地理条件都很有优势的情况下，公区通透的处理让视线可以延伸至空间内外，目之所及均让人喜悦。立面中沉稳的胡桃木肌理与浅色的墙地面形成反差，戏剧化地加入连续帆拱造型，为平稳极简的空间注入了不同的中轴线体验。
开放柜给屋主陈列她喜欢的器皿收藏，结合水吧台的功能，让身为自由职业的屋主工作与生活模式切换自如。衣帽空间作为盥洗卫生间和主卧的纽带，在动线上给到屋主充分的便利性，也顺理成章构成了主卧套间的重要组成。主卧的玄关仪式感与进门的帆拱走廊形成空间呼应，既能营造模糊过度的空间作用，又可作为观景厅，将远山之景致形成框景。而主卧室休息区域为营造私密性，用柜体的围合形式使得空间隔而不断，张弛有度。
我们利用极简的空间和时尚得陈列去回应屋主的深度诉求，也去真诚纯粹地回应“人、物、景、心”各自的空间承载以及此不同维度四者的内在关系与平衡。最终抵达时尚生活、心灵疗愈之目的。
“临湖而居，远望山群。心之所栖，目亦所及。”
第一居所为生活，是个体与社会的链接之所；
第二居所为心灵，是物质与精神的栖息之地。
这是我们为时装博主的C女士在家乡城市设计的未来心灵疗愈居所。户型外部环境俱佳，南北两面都能看到山水的景色，自然地理条件都很有优势的情况下，公区通透的处理让视线可以延伸至空间内外，目之所及均让人喜悦。立面中沉稳的胡桃木肌理与浅色的墙地面形成反差，戏剧化地加入连续帆拱造型，为平稳极简的空间注入了不同的中轴线体验。
开放柜给屋主陈列她喜欢的器皿收藏，结合水吧台的功能，让身为自由职业的屋主工作与生活模式切换自如。衣帽空间作为盥洗卫生间和主卧的纽带，在动线上给到屋主充分的便利性，也顺理成章构成了主卧套间的重要组成。主卧的玄关仪式感与进门的帆拱走廊形成空间呼应，既能营造模糊过度的空间作用，又可作为观景厅，将远山之景致形成框景。而主卧室休息区域为营造私密性，用柜体的围合形式使得空间隔而不断，张弛有度。
我们利用极简的空间和时尚得陈列去回应屋主的深度诉求，也去真诚纯粹地回应“人、物、景、心”各自的空间承载以及此不同维度四者的内在关系与平衡。最终抵达时尚生活、心灵疗愈之目的。
#文学汇[超话]#选读丨想起我的上一本书，写后记时是2018年的冬天，那时的天气和处境于我都很糟糕，书稿尚未修完，现实又困难重重，写稿真的有举步维艰的感觉。也是机缘巧合，在那样的境况下我第二次采访李银河。在采访中，我向她请教遇到写作瓶颈时怎样继续写作。她给我讲了一个她父亲在她小时候教她的方法：写东西时，不要老想一下就把它写好，应该先把脑子里所有的能想到的全写出来，把标准先降低一点，先写出来，再慢慢改一改，删一删，精炼一下就可以了。
先全写出来再说——这个李银河说她直到今天都还在用的方法，对当时陷入写作黑洞的我有了奇效。虽然朴素，但出乎意料地在那个冬天给了我提笔的勇气。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我的采访对我的写作有着这样直接的作用。
如果能告诉给更多的同样饱受写作黑洞折磨的写作者就好了，我当时这样想。
像这样的内容可能在采访中会一闪而过，如果不是切身经历过，是不能觉察出它对写作会有怎样让人惊喜的作用的。
和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一样：“这个小插曲删掉也无碍，虽然还不错，不过太普通啦。”恐怕别人会这么说。但于我而言，和他的感受一样——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我而言却自有意味，是有用的回忆。当这种自有意味的内容越来越多，某种想法便成形了。
这本集子的雏形，最早应该是在《时刻moments》开始连载的“一席茶事”专栏。编辑想让我写一些采访时有意思的事和感悟。我当时觉得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存放地，有些在采访正文中没有写的细节，还有一些与主题关联不大的我私人的感受，我很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存放下来。人的记忆迷宫是很有趣的，有时觉得记忆如同金鱼，有时遇到开启记忆的钥匙，便连细枝末节都纤毫毕现。这个开了三年的专栏，刚好成为这样的一种见证，和我一起成长。从最开始时记录采访逸事，到后来渐渐向一个主题靠拢：记录那些让我对写作有所感悟的写作经验。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在专栏的作者简介里一直放了一句话：“喜欢采访，不喜欢做记者”。我从入行第一年就开始做采访，做了九年的杂志编辑，换了三家杂志，一直是采编一体，但约采时我一直说我是编辑，而不是记者。我的性格和内心中一直有种抵触，这种抵触大概是因为以记者的标准而言我有不足——我没有在群访中，一定要抢到问题表现自己的那种决心和勇气；我也没有对人物隐私的执着，我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为什么能成为传奇的关注，大于去挖出不为人知的私密事的好奇。我身体里没有那种热血的成分，所以刻意地保持区别和距离。
但同时，我又非常珍惜这些采访机会。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采访，我不会有和这些我憧憬的人一对一谈话的机会，静下来、坐下来，让我可以在这短暂的时间超越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做着采访：做大量的功课，以文字去打动采访对象，从而把采访形式控制在我的舒适区。
这种对采访的矛盾和困惑，在采访毕飞宇之后似有所解。就像我后来一直给朋友说的那样，我在写作上的信心，那像基石一样稳固坚定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从得到毕飞宇老师的肯定后建立的。
在发采访版面给他确认时，因为怕打扰他，我只发了邮件，但很快收到了他发回的短信：“接受你采访是值得的，你的文字很好。”如果说前半句是对采访工作的肯定，那么后半句对我文字上的肯定则更让我开心。说实话，对于采访工作的称赞，并没有什么惊喜。我采访时做功课的用功程度，早就在多次采访时被不断确认。所有这些，我都当成对工作态度和基本功的表扬，只不过是做好了最基础的工作，可以说是敬业，但勤奋努力大概是最无趣的优点了。所以对文字的赞赏，比对态度的赞扬更让我开心。
我所尊敬的作家，能透过我的采访肯定我的文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我的采访和创作上的文字分得很开，甚至会有一点觉得大量的采访稿占用了我创作的精力和时间，觉得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我没有注意到的是，正是这一次次的采访、对话和反馈，滋养着我的阅读和写作。
直到请毕飞宇在收到杂志之后给编读栏目写点意见时，我才知道他对我采访态度的看重，他特意提到：“简洁是一个很好的记者，敬业，行事风格质朴，文字漂亮。”看到这句时，我有种被看透的感觉。所谓行事风格质朴，毕飞宇赞赏的，是我以为的不足和固执体现出的另一面。我想问的问题，确乎都顺从本心。之前我自己不甚明了的矛盾和困扰，似乎就此有解——作为一个有所不足的记者，我所要想了解的部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而珍贵。
后来这一点，又在我采访里不断得到确认。我做杂志最后一次专题时采访过的作家弋舟提到：“杂志的记者体面，沟通简洁，亦能容忍我偶尔回答得不是那么耐心，她这不是体谅我，是体谅文学，体谅自己所为的那份以‘书’为名的工作。”虽然有些受之有愧，但我不得不说弋舟老师触碰到了我采访目的的核心——抛开“地面之上”的敬业和责任，一直让我保持采访热忱的正是内心深处对文学和写作的求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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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全写出来再说——这个李银河说她直到今天都还在用的方法，对当时陷入写作黑洞的我有了奇效。虽然朴素，但出乎意料地在那个冬天给了我提笔的勇气。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我的采访对我的写作有着这样直接的作用。
如果能告诉给更多的同样饱受写作黑洞折磨的写作者就好了，我当时这样想。
像这样的内容可能在采访中会一闪而过，如果不是切身经历过，是不能觉察出它对写作会有怎样让人惊喜的作用的。
和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一样：“这个小插曲删掉也无碍，虽然还不错，不过太普通啦。”恐怕别人会这么说。但于我而言，和他的感受一样——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我而言却自有意味，是有用的回忆。当这种自有意味的内容越来越多，某种想法便成形了。
这本集子的雏形，最早应该是在《时刻moments》开始连载的“一席茶事”专栏。编辑想让我写一些采访时有意思的事和感悟。我当时觉得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存放地，有些在采访正文中没有写的细节，还有一些与主题关联不大的我私人的感受，我很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存放下来。人的记忆迷宫是很有趣的，有时觉得记忆如同金鱼，有时遇到开启记忆的钥匙，便连细枝末节都纤毫毕现。这个开了三年的专栏，刚好成为这样的一种见证，和我一起成长。从最开始时记录采访逸事，到后来渐渐向一个主题靠拢：记录那些让我对写作有所感悟的写作经验。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在专栏的作者简介里一直放了一句话：“喜欢采访，不喜欢做记者”。我从入行第一年就开始做采访，做了九年的杂志编辑，换了三家杂志，一直是采编一体，但约采时我一直说我是编辑，而不是记者。我的性格和内心中一直有种抵触，这种抵触大概是因为以记者的标准而言我有不足——我没有在群访中，一定要抢到问题表现自己的那种决心和勇气；我也没有对人物隐私的执着，我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为什么能成为传奇的关注，大于去挖出不为人知的私密事的好奇。我身体里没有那种热血的成分，所以刻意地保持区别和距离。
但同时，我又非常珍惜这些采访机会。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采访，我不会有和这些我憧憬的人一对一谈话的机会，静下来、坐下来，让我可以在这短暂的时间超越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做着采访：做大量的功课，以文字去打动采访对象，从而把采访形式控制在我的舒适区。
这种对采访的矛盾和困惑，在采访毕飞宇之后似有所解。就像我后来一直给朋友说的那样，我在写作上的信心，那像基石一样稳固坚定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从得到毕飞宇老师的肯定后建立的。
在发采访版面给他确认时，因为怕打扰他，我只发了邮件，但很快收到了他发回的短信：“接受你采访是值得的，你的文字很好。”如果说前半句是对采访工作的肯定，那么后半句对我文字上的肯定则更让我开心。说实话，对于采访工作的称赞，并没有什么惊喜。我采访时做功课的用功程度，早就在多次采访时被不断确认。所有这些，我都当成对工作态度和基本功的表扬，只不过是做好了最基础的工作，可以说是敬业，但勤奋努力大概是最无趣的优点了。所以对文字的赞赏，比对态度的赞扬更让我开心。
我所尊敬的作家，能透过我的采访肯定我的文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我的采访和创作上的文字分得很开，甚至会有一点觉得大量的采访稿占用了我创作的精力和时间，觉得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我没有注意到的是，正是这一次次的采访、对话和反馈，滋养着我的阅读和写作。
直到请毕飞宇在收到杂志之后给编读栏目写点意见时，我才知道他对我采访态度的看重，他特意提到：“简洁是一个很好的记者，敬业，行事风格质朴，文字漂亮。”看到这句时，我有种被看透的感觉。所谓行事风格质朴，毕飞宇赞赏的，是我以为的不足和固执体现出的另一面。我想问的问题，确乎都顺从本心。之前我自己不甚明了的矛盾和困扰，似乎就此有解——作为一个有所不足的记者，我所要想了解的部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而珍贵。
后来这一点，又在我采访里不断得到确认。我做杂志最后一次专题时采访过的作家弋舟提到：“杂志的记者体面，沟通简洁，亦能容忍我偶尔回答得不是那么耐心，她这不是体谅我，是体谅文学，体谅自己所为的那份以‘书’为名的工作。”虽然有些受之有愧，但我不得不说弋舟老师触碰到了我采访目的的核心——抛开“地面之上”的敬业和责任，一直让我保持采访热忱的正是内心深处对文学和写作的求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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