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既为江陵所逐，罢归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构，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问其起居，仆泣诉：「抵舍病困，又经大惊，几不自存。」江陵为之下泣，以玉带、器币杂物可直千金，使仆赍以遗之。又新郑家居，有一江陵客过，乃新郑门人也，取道谒新郑，新郑语之曰：「幸烦寄语太岳，一生相厚，无可仰托，只求为于荆土市一寿具，庶得佳者。」盖示无他志也。万历戊寅，江陵归葬，过河南，往视新郑，新郑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视而泣云。是年，新郑卒，无子，夫人张氏遣一仆入京上疏，求恤典，因赍千金器物往献江陵，江陵却之，其仆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爱惟此器物，无子孙可遗，谨以献相公，庶见此物如见先相公也。」江陵色动，怜之，乃尽纳其所献。翌日，恤典下矣。（《谷山笔塵》）

#知書club[超话]#导读丨中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但从司马迁起，祖国历史的绝对年代只能上溯到公元前841年西周晚期共和时代，这以前的历史就非常迷茫和纷乱，是一个难解的大疑团。西方某些学者由此断言中国的历史不过只有三千年，并非五千年文明古国，于是，1996年5月16日以“追溯文明源头，振奋民族精神”为攻坚目标，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京正式宣告启动。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贵州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张闻玉先生的研究专集《西周王年论稿》，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献上一份厚礼。

开读《西周王年论稿》，我认为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详实可靠的系统纪年表，其学术价值已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就说，此书“有许多独到见解”“相信一定将得到学术界以及各方面有关读者的欢迎”。它“是对我国年代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新贡献”。

西周王年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突破口。西周的年代不明，何以推出夏商的年代?但要想在西周王年研究上有所突破，也并非易事。研究者至少必须是三个方面(即天文历法、古文字学、考古学)的专家学者，否则就谈不上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据我所知，张闻玉先生恰恰精于这三门学科，尤其长于天文历法。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从历法学大师张汝舟先生学天文历法学，得其真传。我祖父汤炳正先生曾说：张闻玉是汝舟先生“绝学”的传人。我想，这绝非溢美之辞。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闻玉为宏扬师说，曾赴湖南师大、东北师大、南京大学等高校为文史研究生讲解张氏天文历法学，还出版了一本《古代天文历法浅释》。既然具有这些优势，他在西周王年研究上游刃有余，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综观《西周王年论稿》一书，创见甚夥，荦荦大者：１.纠正王国维的“四分一月说”，２.对西周列王年数的考定，３.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说，４.小盂鼎并非康王器，５.关于曶鼎的考释。其中肯定“月相定点”说，否定“四分一月”说，则是张闻玉先生研究西周王年的主要依据和本书的精髓所在。

那么张闻玉先生的“依据”，可信度如何?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和青铜器铭文来看，“定点说”显然是科学的、可信的。如果按“四分一月说”，一个月相可以包括好几日，先民还要月相记日干什么?月相不定点，有七八日的活动余地，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月相非定点不可；不定点，月相的记录就毫无价值可言，而且必须定在一日，失朔最大限也只在半日左右。

关于西周中期这一段王序，历来就是西周史研究最棘手、最难考的一个课题。张闻玉先生知难而进，考辨了上百余件西周中期铜器后，认定这一段的王序当为共、孝、懿、夷，纠正了流行两千年之久的司马迁排定的共、懿、孝、夷王序。各王的元年一经确定，王年就一清二楚：共王在位23年，孝王在位12年，懿王在位23年，夷王在位15年。我认为这篇考证，堪称不刊之论，它充分体现了张汝舟先生倡导的文献(纸上材料)、铜器(地下材料)与天象(天上材料)的“三证合一”考证方法。难怪中国社科院知名历史学家杨升南先生要说：“像这样详明的对西周中期列王的专文论述，这些年来，我也只见过这么一篇。”

要之，张闻玉先生此著确实是对西周王年研究的一大贡献，它的学术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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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年前的“张氏味莼园”是上海的第一名园，在经过修缮后，让一个古典和现代相交融的张园保持绵延不断的生机活力，重现在世界面前，虽然我和我父母小时候都没在弄堂生活过，对石库门建筑未必有那么深厚的情怀，但也感受到了一种老上海特殊的味道，张园之于上海人来说承载着不一样的情感。[笑哈哈][赞啊][鼓掌][给力][亲亲] https://t.cn/z8LlO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