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XIII Lightning Returns的后日谈小说里，主视角是一名模糊残留有前世记忆的记者。以她的对谈式采访为媒介，13众人以各自的视角讲述了三部曲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小记者从所有人口中听到雷霆这个名字，但她一直没能找见这个人。他们说她一个人旅行，就连曾经最亲密的妹妹塞拉也说不出她究竟在哪里。
「难得的大团圆，为什么不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只能是那个世界的我们。面对这全新的世界，总有些距离感。」
幸运的是，又过了些年，小记者竟在去往远方国度的列车上碰巧遇见了雷霆。彼时这名穿白风衣的粉发女性正提着行李箱准备下车，小记者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叫住了她，说自己找了她很久，问她能否接受自己的采访。
「抱歉，我没有时间交谈，我就要下车了。」
天知道2014年刚满十八岁的我看后日谈看到这里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我本以为可以看到她侃侃而谈，把她这一路发生的事轻描淡写地概括一遍，为结局cg走马灯时落下的那滴眼泪作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注解。但她没有，这篇文章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愣住了，仿佛心跳都漏了一拍。
把自己完全代入小记者的话，前世的救世主就在眼前，她见证过一切的一切，和她聊上哪怕多一分钟，或许都能刷新对世界的认知，了却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为这篇可能没有人信但足够精彩的采访记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可是她说她要下车了。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任何迟疑，连再努力争取一下的机会都没给我留下。
我没有开口挽留，还有另一个原因。两个国家正在远方交战，而我在战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正是「我当下要做的事」。再纠缠下去就是我不分主次，在值得尊敬的人面前，于情于理都不能犯这种错误。
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然架设在这间隔几个列车座位的距离之间，我的心一下子空了。她一旦下车去，就会随着那飞扬在风中的玫瑰花瓣一同永远地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知道，这次就是永别。
这段剧情中的白风衣粉发女性，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雷霆。她让我感到极度陌生，甚至一度有些抵触（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敢再完整看一遍后日谈的原因）。我理解中的雷霆即使谈不上随和，但至少是易动摇的、不善拒绝的。就算催促她下车的那件事再怎么紧急，她也会想办法留下联系方式，或是托人带来口信。
她不再拼尽全力去完成别人的愿望了。
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才是完整的埃克莱尔。她只是成长为了比我更成熟的样子，或者说，回归成了她本来的样子——不再被任何事所牵绊，也不在意任何无关之人。像羽毛，你越用力去抓，手掌扬起的风就会带她飘到更远的地方。
FF13给我的感觉就是，青蓝色发白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强得刺眼，本以为会是个暖洋洋的好天气，伸过手去，却只触碰到微凉的空气和若有若无的风。
它教给我什么是遗憾。
遗憾就是……遗憾，并不是我的执念足够深，我的努力足够感人，它就能变为完满的美好。
后日谈更是将这种遵循角色成长逻辑、遵循上下文结构的作者个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凡主角团在新世界里不计前嫌地像一大家子一般生活在一起，但凡斯诺和塞拉真的结了婚，但凡埃克莱尔在那辆列车上多停留一秒——都只剩下不美、意义冗杂、格式化的无聊。
突然谈起这个，是因为DFFOO也模仿LR写了一版雷霆的后日谈，近期我会把它翻译出来。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日谈版本我都喜欢并接受（毕竟安息大地的环境和13新世界还是有很大区别），只是DFFOO描写的这个温暖柔软的故事，唤起了我对那个没有温度的碧蓝晴空的一些记忆。
小记者从所有人口中听到雷霆这个名字，但她一直没能找见这个人。他们说她一个人旅行，就连曾经最亲密的妹妹塞拉也说不出她究竟在哪里。
「难得的大团圆，为什么不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只能是那个世界的我们。面对这全新的世界，总有些距离感。」
幸运的是，又过了些年，小记者竟在去往远方国度的列车上碰巧遇见了雷霆。彼时这名穿白风衣的粉发女性正提着行李箱准备下车，小记者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叫住了她，说自己找了她很久，问她能否接受自己的采访。
「抱歉，我没有时间交谈，我就要下车了。」
天知道2014年刚满十八岁的我看后日谈看到这里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我本以为可以看到她侃侃而谈，把她这一路发生的事轻描淡写地概括一遍，为结局cg走马灯时落下的那滴眼泪作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注解。但她没有，这篇文章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愣住了，仿佛心跳都漏了一拍。
把自己完全代入小记者的话，前世的救世主就在眼前，她见证过一切的一切，和她聊上哪怕多一分钟，或许都能刷新对世界的认知，了却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为这篇可能没有人信但足够精彩的采访记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可是她说她要下车了。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任何迟疑，连再努力争取一下的机会都没给我留下。
我没有开口挽留，还有另一个原因。两个国家正在远方交战，而我在战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正是「我当下要做的事」。再纠缠下去就是我不分主次，在值得尊敬的人面前，于情于理都不能犯这种错误。
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然架设在这间隔几个列车座位的距离之间，我的心一下子空了。她一旦下车去，就会随着那飞扬在风中的玫瑰花瓣一同永远地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知道，这次就是永别。
这段剧情中的白风衣粉发女性，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雷霆。她让我感到极度陌生，甚至一度有些抵触（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敢再完整看一遍后日谈的原因）。我理解中的雷霆即使谈不上随和，但至少是易动摇的、不善拒绝的。就算催促她下车的那件事再怎么紧急，她也会想办法留下联系方式，或是托人带来口信。
她不再拼尽全力去完成别人的愿望了。
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才是完整的埃克莱尔。她只是成长为了比我更成熟的样子，或者说，回归成了她本来的样子——不再被任何事所牵绊，也不在意任何无关之人。像羽毛，你越用力去抓，手掌扬起的风就会带她飘到更远的地方。
FF13给我的感觉就是，青蓝色发白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强得刺眼，本以为会是个暖洋洋的好天气，伸过手去，却只触碰到微凉的空气和若有若无的风。
它教给我什么是遗憾。
遗憾就是……遗憾，并不是我的执念足够深，我的努力足够感人，它就能变为完满的美好。
后日谈更是将这种遵循角色成长逻辑、遵循上下文结构的作者个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凡主角团在新世界里不计前嫌地像一大家子一般生活在一起，但凡斯诺和塞拉真的结了婚，但凡埃克莱尔在那辆列车上多停留一秒——都只剩下不美、意义冗杂、格式化的无聊。
突然谈起这个，是因为DFFOO也模仿LR写了一版雷霆的后日谈，近期我会把它翻译出来。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日谈版本我都喜欢并接受（毕竟安息大地的环境和13新世界还是有很大区别），只是DFFOO描写的这个温暖柔软的故事，唤起了我对那个没有温度的碧蓝晴空的一些记忆。
【新余棚改房强拆案：官司胜诉了，房子还是被拆掉了】2020年，温远灏家在江西新余的房子被纳入棚改范围，由于征收补偿价格谈不拢以及房屋遭到破坏，自2021年2月至今，温家先后向法院提起14起行政诉讼。其中一个官司，是因为楼梯扶手、电表等设施被拆，他向法院提起“诉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房屋基础设施案”。该案胜诉后，服务中心做出了赔偿决定，称将向温家赔偿案涉房屋价值损失等63万余元，但温远灏注意到，基础设施的赔偿项目中竟包含搬迁补助等费用，“这是征收补偿才有的项目，我担心他们把基础设施赔偿和房屋征收补偿混为一谈”，因此他和家人并不接受该赔偿决定，打算提起诉讼，要求撤销。
就在起诉前夕，他又收到了服务中心寄出的《告知函》，称赔偿款已打入其母亲的银行账户。与此同时，他从亲戚口中得知，老家的房子也已经被拆了，“没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就打款拆房，这不是强拆吗？”温远灏说。2020年8月14日，温远灏从小区群里看到服务中心已开始拆除工作，此时他还未收到《补偿决定》。
“城北农行宿舍小区已被纳入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赶紧回来签补偿协议......”，2020年4月10日，温远灏父亲接到工作人员电话，得知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2020年3月，新余市政府启动八大区棚户区改造计划，其中包括农业银行宿舍小区。新余市住建局在回复温远灏的一份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写道，棚改项目启动后，八大片区3108户住户，签约率为99.7%，其中市农行宿舍小区46套有45套已签约，仅温远灏家一家没签。
“之所以不愿意拆，是因为刚开始给的价钱太低了”，温远灏说，起初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给出的价格是两三千一平。温远灏称，他跟本地的亲戚打听过，也去问过中介，新余当时房价已涨到六至八千，“地段好的还有过万的呢，那我们肯定不干”。温远灏介绍，小区位于江西新余市主干道仙来大道旁，紧邻人民广场，属于繁华地段。2012年，温远灏一家在该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花费30余万，每平米约3000元，除他家之外，大院里均为农行员工及家属。
2020年8月24日，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以邮寄方式，向温远灏家送达了《渝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其中显示，被征收人吴茶英（温远灏母亲）的房屋产权面积为91.87平方米，地下室面积8.42平方米，经评估该房屋价值为人民币476346元（5185元/平方米×91.87平方米），房屋室内装修评估值为人民币38156元。
关于征收房价，住建局在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中曾做出回复。其中提到，根据房地产运营数据，新余市2022年1月至4月，新房均价为6776元每平米，住建部门认为，温远灏所说的“二手房价格在当年（2020）达到八千元”，这一情况不属实。住建部门在材料中提到，最终的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5185元，是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补偿价格并不低。
令温远灏更诧异的是，不仅收到服务中心的《告知函》后被“直接打钱”，接着又传来了房子被强拆的消息。“这是什么逻辑，行政赔偿与征收补偿完全是两种法律关系，怎么能混为一谈？”温远灏将依法申请再审，房屋被强拆的行政赔偿诉讼也正在准备中，“这不是钻牛角尖，而是希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能推动相关的法治建设”。（法治深一度）更多内容请查看详情>>https://t.cn/A69mtNsd
就在起诉前夕，他又收到了服务中心寄出的《告知函》，称赔偿款已打入其母亲的银行账户。与此同时，他从亲戚口中得知，老家的房子也已经被拆了，“没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就打款拆房，这不是强拆吗？”温远灏说。2020年8月14日，温远灏从小区群里看到服务中心已开始拆除工作，此时他还未收到《补偿决定》。
“城北农行宿舍小区已被纳入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赶紧回来签补偿协议......”，2020年4月10日，温远灏父亲接到工作人员电话，得知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2020年3月，新余市政府启动八大区棚户区改造计划，其中包括农业银行宿舍小区。新余市住建局在回复温远灏的一份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写道，棚改项目启动后，八大片区3108户住户，签约率为99.7%，其中市农行宿舍小区46套有45套已签约，仅温远灏家一家没签。
“之所以不愿意拆，是因为刚开始给的价钱太低了”，温远灏说，起初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给出的价格是两三千一平。温远灏称，他跟本地的亲戚打听过，也去问过中介，新余当时房价已涨到六至八千，“地段好的还有过万的呢，那我们肯定不干”。温远灏介绍，小区位于江西新余市主干道仙来大道旁，紧邻人民广场，属于繁华地段。2012年，温远灏一家在该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花费30余万，每平米约3000元，除他家之外，大院里均为农行员工及家属。
2020年8月24日，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以邮寄方式，向温远灏家送达了《渝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其中显示，被征收人吴茶英（温远灏母亲）的房屋产权面积为91.87平方米，地下室面积8.42平方米，经评估该房屋价值为人民币476346元（5185元/平方米×91.87平方米），房屋室内装修评估值为人民币38156元。
关于征收房价，住建局在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中曾做出回复。其中提到，根据房地产运营数据，新余市2022年1月至4月，新房均价为6776元每平米，住建部门认为，温远灏所说的“二手房价格在当年（2020）达到八千元”，这一情况不属实。住建部门在材料中提到，最终的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5185元，是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补偿价格并不低。
令温远灏更诧异的是，不仅收到服务中心的《告知函》后被“直接打钱”，接着又传来了房子被强拆的消息。“这是什么逻辑，行政赔偿与征收补偿完全是两种法律关系，怎么能混为一谈？”温远灏将依法申请再审，房屋被强拆的行政赔偿诉讼也正在准备中，“这不是钻牛角尖，而是希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能推动相关的法治建设”。（法治深一度）更多内容请查看详情>>https://t.cn/A69mtNsd
#知書club[超话]#导读丨1922 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北京西直门附近，42 岁的寡妇程黄氏站在黎玉亭家院子门口的台阶上。秋高气爽，程寡妇却火气很大。她先是用力指了指黎玉亭，之后又指了指自己：“瞧好了，老黎！你今儿也卖人，明儿也卖人，你想卖多少人就卖多少人，但你休想打我程大娘们儿和我任何一个孩子的主意！”程寡妇的老家在北京东北边，1919 年丈夫死后，她就一直帮着黎玉亭从她老家的村子里弄来妇女和孩子。几年以前，她还不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这个臭名昭著的人贩子作对，但她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近来，程寡妇日益无法忍受黎玉亭的胁迫，她觉得黎玉亭从他们忙碌的产业获得的利润里克扣了原本属于她的那份赃款。
程寡妇这些气势汹汹的话，折射出了民国时期华北人口贩卖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而这个特征常常被忽视。从业者有时把人口贩卖叫作“吃人”或“吃人肉”，这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程寡妇生活的世界里，她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要么卖人要么被人卖。人贩子和被贩卖的人口往往是部分重叠的，对此她再清楚不过。华北人口市场的这一特征明白地解释了人口贩卖问题为何如此顽固。在这里，人贩子和被拐卖的人之间的界线可能是模糊的，同时，正如在别处一样，妇女和儿童尤为容易受害。即便是在程寡妇开始做买卖人口生意之前，她和朋友们就已经注意到龙王堂频繁有村民消失。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华北，一个将仆人、妻子、奴隶、小妾、童养媳、妓女、学徒和养子养女包含在内的市场蓬勃发展了起来。各个阶层的家庭都依靠这些被贩卖的人来应对家庭内部的需求。大规模的区域性贸易帮助家庭处置不想要的孩子，获得仆人，向邻居借用生殖或育儿服务，又或者，帮助他们吸纳新的家庭成员。在本书中，我考察了这些贩卖是如何进行的，也分析了使这些活动得以实现的社群网络或亲属网络。我使用的是在地而切实的研究方法，追寻像黎玉亭和寡妇程黄氏这样的男男女女，以及他们做生意时打交道的各个家庭。他们的世界很复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把他们的故事与晚清废奴主义者、州县官、警察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同时考察法律体系的沿革以及这些男女曾用以描述自己行为的那套层次丰富的语言。
中国的家庭是交易型家庭。除了生孩子以外，进入一户人家或者从一个家庭离开，都要通过钱财交易以及中间人或“老妈店”（broker）从中协调。妇女从一个家庭迁移到另一个家庭，围绕这个过程开展的礼俗不同，由此区分了妻、妾和婢女之间重要的地位差别。那些能为女儿提供嫁妆的家庭，给了新娘很多嫁到夫家后的权利，同时也传递了一个具有社会效力的关键信息—她的娘家不需要通过卖女儿来维持下去。连买一个出身卑微的婢女也要雇媒人，或许还要雇一两个证人来落实这桩买卖。媒人可能是一个流动的人贩子，也可能是当地社群中的一员。并不是所有组建家庭的交易都包含剥削，但这个过程都在家庭内部建立了等级。
一些读者可能会希望在人口买卖与通过买一个妇女进行的合法婚姻之间找寻明显差异。但是，做这样的区分会掩盖导致人口贩卖在中国如此持久而顽固的关键因素。在本书中，我借助了一个传统的定义：我用“人口买卖”（trafficking）这个词指代买入和卖出，以及以卖出为目的的中间调停和交通运输。相应的，我举的例子有时会包括被迫出聘礼的婚姻和同意自己被卖的仆人。一些被卖的人自己也是这桩买卖的同伙，我谨慎地不把他们排除在讨论之外。做此选择对我的分析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这促使我们从整体上思考人口买卖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人口交易是被广泛接受的；其次，在人口买卖的叙述中，被卖的人所经由的中介轨迹得以保存。我尤其关注老妈店在为买卖提供方便或从中获利时的身份变换。在控诉人口买卖的国际法规中，我使用的这个宽泛定义并没有效力，但它的宽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社会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人贩子和雇用人贩子的家庭之所以这么做的逻辑。随着中国的法律开始起诉人口贩卖，一系列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最终被判定为非法—但是，人口贩卖的“过程”涵盖了包括不同程度的强迫、准许与利用在内的广阔的行为谱系。
这不是一部关于婚姻的著作。不过，中国极大部分家庭缔结的婚姻为大规模人口贩卖提供了“合法性”。对多数穷人来说，结婚最要紧的就是聘礼，在他们的观念里，聘礼让所有形式的买卖都合理化了，甚至包括非法的买卖。中国的人类学家曾指出，“讲到妻子时用赠礼和互惠的语汇”，与此同时，“提到妾和女仆时用市场交易的俗语”。在华北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清朝和民国的供词中，提到新娘时用的也是销售和价格的术语，运用的语言跟提到其他被卖的群体时没有区别。对相关的家庭来说，有时甚至对妻子本人来说也是这样—是婚姻使一个女人的价值得以完成，结婚同时意味着她可能会被卖掉。她在家庭内部的生育和性贡献既有社会价值，也有经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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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寡妇这些气势汹汹的话，折射出了民国时期华北人口贩卖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而这个特征常常被忽视。从业者有时把人口贩卖叫作“吃人”或“吃人肉”，这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程寡妇生活的世界里，她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要么卖人要么被人卖。人贩子和被贩卖的人口往往是部分重叠的，对此她再清楚不过。华北人口市场的这一特征明白地解释了人口贩卖问题为何如此顽固。在这里，人贩子和被拐卖的人之间的界线可能是模糊的，同时，正如在别处一样，妇女和儿童尤为容易受害。即便是在程寡妇开始做买卖人口生意之前，她和朋友们就已经注意到龙王堂频繁有村民消失。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华北，一个将仆人、妻子、奴隶、小妾、童养媳、妓女、学徒和养子养女包含在内的市场蓬勃发展了起来。各个阶层的家庭都依靠这些被贩卖的人来应对家庭内部的需求。大规模的区域性贸易帮助家庭处置不想要的孩子，获得仆人，向邻居借用生殖或育儿服务，又或者，帮助他们吸纳新的家庭成员。在本书中，我考察了这些贩卖是如何进行的，也分析了使这些活动得以实现的社群网络或亲属网络。我使用的是在地而切实的研究方法，追寻像黎玉亭和寡妇程黄氏这样的男男女女，以及他们做生意时打交道的各个家庭。他们的世界很复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把他们的故事与晚清废奴主义者、州县官、警察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同时考察法律体系的沿革以及这些男女曾用以描述自己行为的那套层次丰富的语言。
中国的家庭是交易型家庭。除了生孩子以外，进入一户人家或者从一个家庭离开，都要通过钱财交易以及中间人或“老妈店”（broker）从中协调。妇女从一个家庭迁移到另一个家庭，围绕这个过程开展的礼俗不同，由此区分了妻、妾和婢女之间重要的地位差别。那些能为女儿提供嫁妆的家庭，给了新娘很多嫁到夫家后的权利，同时也传递了一个具有社会效力的关键信息—她的娘家不需要通过卖女儿来维持下去。连买一个出身卑微的婢女也要雇媒人，或许还要雇一两个证人来落实这桩买卖。媒人可能是一个流动的人贩子，也可能是当地社群中的一员。并不是所有组建家庭的交易都包含剥削，但这个过程都在家庭内部建立了等级。
一些读者可能会希望在人口买卖与通过买一个妇女进行的合法婚姻之间找寻明显差异。但是，做这样的区分会掩盖导致人口贩卖在中国如此持久而顽固的关键因素。在本书中，我借助了一个传统的定义：我用“人口买卖”（trafficking）这个词指代买入和卖出，以及以卖出为目的的中间调停和交通运输。相应的，我举的例子有时会包括被迫出聘礼的婚姻和同意自己被卖的仆人。一些被卖的人自己也是这桩买卖的同伙，我谨慎地不把他们排除在讨论之外。做此选择对我的分析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这促使我们从整体上思考人口买卖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人口交易是被广泛接受的；其次，在人口买卖的叙述中，被卖的人所经由的中介轨迹得以保存。我尤其关注老妈店在为买卖提供方便或从中获利时的身份变换。在控诉人口买卖的国际法规中，我使用的这个宽泛定义并没有效力，但它的宽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社会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人贩子和雇用人贩子的家庭之所以这么做的逻辑。随着中国的法律开始起诉人口贩卖，一系列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最终被判定为非法—但是，人口贩卖的“过程”涵盖了包括不同程度的强迫、准许与利用在内的广阔的行为谱系。
这不是一部关于婚姻的著作。不过，中国极大部分家庭缔结的婚姻为大规模人口贩卖提供了“合法性”。对多数穷人来说，结婚最要紧的就是聘礼，在他们的观念里，聘礼让所有形式的买卖都合理化了，甚至包括非法的买卖。中国的人类学家曾指出，“讲到妻子时用赠礼和互惠的语汇”，与此同时，“提到妾和女仆时用市场交易的俗语”。在华北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清朝和民国的供词中，提到新娘时用的也是销售和价格的术语，运用的语言跟提到其他被卖的群体时没有区别。对相关的家庭来说，有时甚至对妻子本人来说也是这样—是婚姻使一个女人的价值得以完成，结婚同时意味着她可能会被卖掉。她在家庭内部的生育和性贡献既有社会价值，也有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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