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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内蒙古#
【草原画沙人】最微小的沙粒，也是最有力量的分子，它们随风飘荡，却具有最强大的叙事能力。这些仿佛具有生命的颗粒，透过沙画师的双手，一扬一撒，凝结成画，演绎出草原一幕幕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编者
内蒙古的草原令人神往，内蒙古的沙漠更令人陶醉。来自内蒙古各地的五彩细沙，在画沙人的手中，流成了一首首飘向远方的诗。
乌日尼勒图：打造瓶子里的草原
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创园乌日尼勒沙艺工作室内，摆满了各种特色的沙瓶画。沙瓶画是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需要制作者将各色沙子灌入形态各异的玻璃瓶中，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粘合剂。
“沙子的可塑性强，用特殊的工具如针、小勺子等，一点儿一点儿填充，勾勒出沙的造型，沙子与沙子挤在一起就构成了骆驼、马、蒙古包，慢慢形成一幅画。” 制作者乌日尼勒图说。
乌日尼勒图的沙瓶画是用锡林郭勒当地的沙子进行制作，沙子种类大概有30多种。据他介绍，大一些的圆瓶相对容易，而扁瓶内需要双面作画，更需要难度，瓶口越小难度越大。
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沙艺哥”的沙瓶画制作者，拥有上万粉丝，那就是乌日尼勒图。基本上，每晚8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介绍沙画艺术，答疑解惑。
平时他会将随手捡来的各种玻璃瓶制作成精美的沙瓶画，并将其剪辑成视频更新出来，新颖有趣的视频经常收到数万人点赞。直播带货让乌日尼勒图乐在其中，与网友交流互动，是他最快乐的事。
乌日尼勒沙瓶画是乌日尼勒图自创的草原特色旅游纪念品，目前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是具有环保属性的艺术品。今年，他又研发出新产品——立体沙雕。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近年来，他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和比赛，曾获得“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华北东北地区产品创意银奖”、第十届中国美术书画艺术大赛三等奖等。2015年，在内蒙古旅游商品大赛上获得银奖。2018年，他的作品在“多彩中国——民族微型艺术国际大展”中被意大利贝纳通学术研究基金会永久收藏，并参与了“意向世界”国际巡展。
乌日尼勒图的家乡在苏尼特草原，所以他的作品主要依托草原文化。将草原的美景浓缩在小小的瓶子当中，沙瓶画作品被人们带到世界各地，就是他的初心和梦想。
苏龙嘎：沉醉于阿拉善的沙
与沙画师苏龙嘎相遇，是在一次展览上，作为一名女沙画师，她的作品细腻敏感，展现了查干特莫沙画的别样风情。最让苏龙嘎自豪的，是她来自阿拉善，还有阿拉善的沙。
“阿拉善的沙子有200多种，各地地质不一样，沙子颜色也不一样，红色沙子来自吉兰泰镇，黑色和棕色沙子来自额济纳旗。有时候，你会感觉很多沙子是一个颜色，其实不是，颜色的细微差别必须要拿在手中进行比对，才能看出来。” 苏龙嘎说。
“我喜欢用细沙，不喜欢用粗沙。”说到沙画的制作，苏龙嘎兴致勃勃。她介绍，阿拉善查干特莫沙画都是采用阿拉善当地天然沙粒制作，色彩都是纯天然。沙子取来后，要经过筛选。先把主体画出来，然后抹胶、上底色，用沙子把主题全部撒出来。
“用手工撒出来的沙画，特别自然，动物的毛发栩栩如生。”苏龙嘎说，每个地区的沙画做法都不一样，她制作的沙画都是纯手工撒出来的，不是用笔画出来的。
阿拉善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苏龙嘎的作品中不仅有动物也有人物，阿拉善的骆驼、风景都是她的灵感来源。在额济纳博物馆，陈列着一幅她创作的长8米、宽1.4米的巨幅皮沙画《东归英雄》，展现了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历史故事。
苏龙嘎从事沙画创作多年，观察到沙画大多制作在木板和纸板上，不方便携带，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购买。她潜心研究，对沙画载体进行创新，将沙画和皮画进行结合，创作出了皮沙画，这种沙画不怕卷、不怕摸，更不用担心沙子脱落，实现了顾客远程定做邮寄的需求。
担任阿拉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协会副秘书长期间，苏龙嘎多次组织开办沙画技能培训班，传授沙画技能，为阿拉善沙画艺术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阿拉塔毕力格：画中有话
说起浑善达克沙画，没有人不知道阿拉塔毕力格。他将内蒙古沙画带到了世界舞台，目前，他的工艺美术作品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雕塑专家委员会评审评定，当前的润格已达到3万元/平方尺。
阿拉塔毕力格的沙画作品代表了内蒙古沙画的较高水平。今年7月，经过测评考试，阿拉塔毕力格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达到了国家艺术职称、国家美术师职称审定标准。
出生于1982年的阿拉塔毕力格，虽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画师，但对沙画的理解却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土生土长在这里，更是源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
小时候，他就喜欢用沙粒拼出各种形状，长大后，他自创浑善达克沙画，坚持“取一捧沙，植一棵树”的信念，在家乡正蓝旗坚持沙画事业的同时，恢复当地生态，取沙、种树是他工作的常态。
“沙画另辟蹊径，就地取材，将沙子变害为宝，创造出神奇的沙画作品。” 这是阿拉塔毕力格对沙画的理解。
“在沙画中你看见了什么？” 阿拉塔毕力格喜欢用沙画讲故事，通过沙画表达一些想法，传达一些东西。
目前，他担任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文联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他也是正蓝旗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至今创作了2000多幅沙画作品，徒弟上百人，获得奖项不计其数。曾创作36平尺沙画作品《元上都遗址》，制作162平尺《胡杨林》沙画被认定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幅纯天然沙画作品。2019年，个人沙画作品成功入围人民大会堂展示区。不久前，阿拉塔毕力格用家乡纯天然颜色沙粒制作抗疫沙画作品《中国必胜》，表达自己对抗疫英雄的敬意。
这些来自内蒙古各地的沙画师们，用家乡的沙子讲述家乡的故事，用最自然、最淳朴的色彩描绘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他们是用沙子绘画的艺术家，也是来自草原的画沙人。（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徐跃）（内蒙古日报）
【草原画沙人】最微小的沙粒，也是最有力量的分子，它们随风飘荡，却具有最强大的叙事能力。这些仿佛具有生命的颗粒，透过沙画师的双手，一扬一撒，凝结成画，演绎出草原一幕幕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编者
内蒙古的草原令人神往，内蒙古的沙漠更令人陶醉。来自内蒙古各地的五彩细沙，在画沙人的手中，流成了一首首飘向远方的诗。
乌日尼勒图：打造瓶子里的草原
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创园乌日尼勒沙艺工作室内，摆满了各种特色的沙瓶画。沙瓶画是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需要制作者将各色沙子灌入形态各异的玻璃瓶中，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粘合剂。
“沙子的可塑性强，用特殊的工具如针、小勺子等，一点儿一点儿填充，勾勒出沙的造型，沙子与沙子挤在一起就构成了骆驼、马、蒙古包，慢慢形成一幅画。” 制作者乌日尼勒图说。
乌日尼勒图的沙瓶画是用锡林郭勒当地的沙子进行制作，沙子种类大概有30多种。据他介绍，大一些的圆瓶相对容易，而扁瓶内需要双面作画，更需要难度，瓶口越小难度越大。
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沙艺哥”的沙瓶画制作者，拥有上万粉丝，那就是乌日尼勒图。基本上，每晚8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向全国各地的网友介绍沙画艺术，答疑解惑。
平时他会将随手捡来的各种玻璃瓶制作成精美的沙瓶画，并将其剪辑成视频更新出来，新颖有趣的视频经常收到数万人点赞。直播带货让乌日尼勒图乐在其中，与网友交流互动，是他最快乐的事。
乌日尼勒沙瓶画是乌日尼勒图自创的草原特色旅游纪念品，目前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是具有环保属性的艺术品。今年，他又研发出新产品——立体沙雕。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近年来，他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和比赛，曾获得“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华北东北地区产品创意银奖”、第十届中国美术书画艺术大赛三等奖等。2015年，在内蒙古旅游商品大赛上获得银奖。2018年，他的作品在“多彩中国——民族微型艺术国际大展”中被意大利贝纳通学术研究基金会永久收藏，并参与了“意向世界”国际巡展。
乌日尼勒图的家乡在苏尼特草原，所以他的作品主要依托草原文化。将草原的美景浓缩在小小的瓶子当中，沙瓶画作品被人们带到世界各地，就是他的初心和梦想。
苏龙嘎：沉醉于阿拉善的沙
与沙画师苏龙嘎相遇，是在一次展览上，作为一名女沙画师，她的作品细腻敏感，展现了查干特莫沙画的别样风情。最让苏龙嘎自豪的，是她来自阿拉善，还有阿拉善的沙。
“阿拉善的沙子有200多种，各地地质不一样，沙子颜色也不一样，红色沙子来自吉兰泰镇，黑色和棕色沙子来自额济纳旗。有时候，你会感觉很多沙子是一个颜色，其实不是，颜色的细微差别必须要拿在手中进行比对，才能看出来。” 苏龙嘎说。
“我喜欢用细沙，不喜欢用粗沙。”说到沙画的制作，苏龙嘎兴致勃勃。她介绍，阿拉善查干特莫沙画都是采用阿拉善当地天然沙粒制作，色彩都是纯天然。沙子取来后，要经过筛选。先把主体画出来，然后抹胶、上底色，用沙子把主题全部撒出来。
“用手工撒出来的沙画，特别自然，动物的毛发栩栩如生。”苏龙嘎说，每个地区的沙画做法都不一样，她制作的沙画都是纯手工撒出来的，不是用笔画出来的。
阿拉善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苏龙嘎的作品中不仅有动物也有人物，阿拉善的骆驼、风景都是她的灵感来源。在额济纳博物馆，陈列着一幅她创作的长8米、宽1.4米的巨幅皮沙画《东归英雄》，展现了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历史故事。
苏龙嘎从事沙画创作多年，观察到沙画大多制作在木板和纸板上，不方便携带，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购买。她潜心研究，对沙画载体进行创新，将沙画和皮画进行结合，创作出了皮沙画，这种沙画不怕卷、不怕摸，更不用担心沙子脱落，实现了顾客远程定做邮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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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塔毕力格：画中有话
说起浑善达克沙画，没有人不知道阿拉塔毕力格。他将内蒙古沙画带到了世界舞台，目前，他的工艺美术作品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雕塑专家委员会评审评定，当前的润格已达到3万元/平方尺。
阿拉塔毕力格的沙画作品代表了内蒙古沙画的较高水平。今年7月，经过测评考试，阿拉塔毕力格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达到了国家艺术职称、国家美术师职称审定标准。
出生于1982年的阿拉塔毕力格，虽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画师，但对沙画的理解却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土生土长在这里，更是源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
小时候，他就喜欢用沙粒拼出各种形状，长大后，他自创浑善达克沙画，坚持“取一捧沙，植一棵树”的信念，在家乡正蓝旗坚持沙画事业的同时，恢复当地生态，取沙、种树是他工作的常态。
“沙画另辟蹊径，就地取材，将沙子变害为宝，创造出神奇的沙画作品。” 这是阿拉塔毕力格对沙画的理解。
“在沙画中你看见了什么？” 阿拉塔毕力格喜欢用沙画讲故事，通过沙画表达一些想法，传达一些东西。
目前，他担任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文联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他也是正蓝旗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至今创作了2000多幅沙画作品，徒弟上百人，获得奖项不计其数。曾创作36平尺沙画作品《元上都遗址》，制作162平尺《胡杨林》沙画被认定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幅纯天然沙画作品。2019年，个人沙画作品成功入围人民大会堂展示区。不久前，阿拉塔毕力格用家乡纯天然颜色沙粒制作抗疫沙画作品《中国必胜》，表达自己对抗疫英雄的敬意。
这些来自内蒙古各地的沙画师们，用家乡的沙子讲述家乡的故事，用最自然、最淳朴的色彩描绘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他们是用沙子绘画的艺术家，也是来自草原的画沙人。（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徐跃）（内蒙古日报）
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1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3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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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3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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