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属于曾经，翻来覆去寻觅，却发现只有那么些许，说深刻，现在回味也是匆匆一别；说难忘，却也是，付诸了青春，认识你虽没在最好的年华，但驻留的岁月也是不可小觑的，毕竟时光不会倒流，没有谁的往昔可以重来，所有的熟悉都经不起时光的打磨，当然不例外，曾经以为的永远都只寄存在“以为”这两个简单得让人发狂的自以为然里，看着对话框里你的头像，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了，当对话框里的字敲完一遍又一遍却觉得没有发出去的必要，而选择了删除时，我发现我们之间原来也仅此而已，可事实却并没有发展成自己想象的那样，只能平静的接受着这一切，只是偶尔会偷偷的回忆一下，从陌生到熟悉再过度到熟悉的陌生人，看似漫长而曲折却终究抵不过时间，抵不过时光滋生在你我间的沉默，而一沉默就再也回不去，我们终究还是被沉默掩#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埋。#熟悉的陌生人#
一周的连绵阴雨，到今天也没结束。一早趁着雨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出门，就为了在合唱团之前上一场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冰课之后马上去合唱团，午饭后也是满满当当，她还兴奋得很，真不知道娃的精力是哪儿来的，昨天满打满算也就睡了八小时。我自己虽然一直被身边人认为精力充沛，但其实我直到高中都保持八小时睡眠，小学应该有十小时，睡晚了就生气，成绩纯粹靠醒着时候的效率。后来精神状态不好后就泯然众人了，呵呵。乐乐还是比我儿时精力好，应该有运动的功劳。
说到运动，现在明显感觉出来娃开始越来越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打排球、游泳基本都是被朋友带动，每次垒球队训练后也会因为团体运动而特别的亢奋。校园生活是家庭无法给予的，父母慢慢向后，青春已经开始飞扬了[耶]
审美也开始变化，最近跟我看书包，娃已经觉得图一的包好看了，从图二到现在，也不过几年。现在也更不要穿裙子了，买东西都要紫色蓝色，我看离黑白灰已经不远了。
说到运动，现在明显感觉出来娃开始越来越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打排球、游泳基本都是被朋友带动，每次垒球队训练后也会因为团体运动而特别的亢奋。校园生活是家庭无法给予的，父母慢慢向后，青春已经开始飞扬了[耶]
审美也开始变化，最近跟我看书包，娃已经觉得图一的包好看了，从图二到现在，也不过几年。现在也更不要穿裙子了，买东西都要紫色蓝色，我看离黑白灰已经不远了。
总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是人情社会、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人性底色、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壤上，所谓的段位和成就与人性的洞察能力息息相关……(上)
这个要从二千多年来的专制文化说起。
今天写篇长文，以西汉确立“儒家”为中国的核心人伦思想作为分界，将先秦诸子和后世阐发分为两部分，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法的形成脉络、以及人情社会与契约精神的尴尬现状，尽数阐明，供大家思考、明理。
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文化注重的是道德至上和政治正确，而对中国各朝各代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实际障碍则尽量回避，直到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终至于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天下大乱，礼乐崩坏，民不聊生，社会各界力量于是启用鬼谷子的纵横理论重整山河，由此诞生出新的王朝。
新的王朝需要歌功颂德，需要天下长治久安，于是再度启用儒家，恢复礼乐制度，天下由此进入新一轮的儒家文化一统、道德至上的循环。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案或许很多，但根本只有一个：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现象是由儒家大一统文化的特质与鬼谷子理论的特质不同所决定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诸子百家无不是因应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换言之，天下乱了，使天下回归秩序是百家诸子的所有心愿。
然而，百家诸子中，真正从理论上建立起相对完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的没有几“家”，主要是孔孟之儒门、老庄之道门、杨朱之道门、墨翟之墨门、商鞅之法门、鬼谷子之纵横门等。其他“家”与“子”，如名家、农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等，或过于泛，或过于杂，或过于偏，最终未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
就上述几门成体系的“家”与“子”而言，孔、孟以“仁义”求治，老、庄以“无为”求治，杨朱以“贵己”求治，墨翟以“兼爱”求治，商鞅以“赏罚”求治，鬼谷子以“纵横”求治。这六个“体系”还可以继续整合，如老、庄的“无为”说与杨朱的“贵己”说大同而小异，孔、孟的“仁义”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亦如此。较为另类的是商鞅的“赏罚”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
然而，上述几说的格局在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全面改观。儒家学术一统山河，在战国时代被称为“显学”而大行其道的杨朱的贵己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以“无君、无父（孟轲语）”的儒门定论被罢黜，遭到官府全面封杀，商鞅的赏罚说被整改后吸纳入儒家体系，余下二说，老、庄的无为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则因其独特的实用价值而与儒家文化分庭抗礼，在士大夫与民间生生不息，尤其是鬼谷子的纵横说，即使儒门中人也深以为然，暗恋之，窃行之，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于大一统的儒家学术而言，老、庄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虽与儒家不合，却亦无大害，因而儒家文化许其存在，在人生无奈时，儒门中人甚至推崇之，奉行之，选择归隐，或隐于朝，或隐于市，或隐于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讯诗）”。
在儒家文化大一统的漫长岁月里，让儒门中人纠结不已的是鬼谷子的理论体系，可谓是又爱又恨了。
何以如此？
这个要从儒门与纵横门的学说体系差异说起。
儒家学说通过人伦关系构筑了一整套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论。这个人伦体系体现为三种人际关系，分别是父子、君臣、夫妻，由孔子提出，孟子拓展，经董仲舒归纳为“三纲五常”，即三种从属关系与五种行为规范原则。
三种从属关系为“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相对应的五种行为规则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到南宋时，被朱熹确定为不可违逆的“天理”。
作为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的源起是孔子。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上面一段话完整道出了孔子的人伦之道，意思是说，君做君，臣做臣，父做父，子做子。换言之，即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
孔子的观点深得君主赞同。齐景公赞同的理由既简洁，又赤裸。“子子”“臣臣”，即子尽子道，臣尽臣道。子道即尽孝，即赡养父亲。臣道即尽忠，即忠诚、供养君主。否则的话，“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对于孔子的观点，孟子给出解释，即“五伦”观。“五伦”分别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五伦”观，依据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正式归纳出“三纲”与“五常”。
可以说，三纲与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与孟子伦理学说的极大修改与扭曲。
未完待续… https://t.cn/RfXRwdR
这个要从二千多年来的专制文化说起。
今天写篇长文，以西汉确立“儒家”为中国的核心人伦思想作为分界，将先秦诸子和后世阐发分为两部分，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伦礼法的形成脉络、以及人情社会与契约精神的尴尬现状，尽数阐明，供大家思考、明理。
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文化注重的是道德至上和政治正确，而对中国各朝各代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实际障碍则尽量回避，直到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终至于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天下大乱，礼乐崩坏，民不聊生，社会各界力量于是启用鬼谷子的纵横理论重整山河，由此诞生出新的王朝。
新的王朝需要歌功颂德，需要天下长治久安，于是再度启用儒家，恢复礼乐制度，天下由此进入新一轮的儒家文化一统、道德至上的循环。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案或许很多，但根本只有一个：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现象是由儒家大一统文化的特质与鬼谷子理论的特质不同所决定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诸子百家无不是因应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换言之，天下乱了，使天下回归秩序是百家诸子的所有心愿。
然而，百家诸子中，真正从理论上建立起相对完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的没有几“家”，主要是孔孟之儒门、老庄之道门、杨朱之道门、墨翟之墨门、商鞅之法门、鬼谷子之纵横门等。其他“家”与“子”，如名家、农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等，或过于泛，或过于杂，或过于偏，最终未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
就上述几门成体系的“家”与“子”而言，孔、孟以“仁义”求治，老、庄以“无为”求治，杨朱以“贵己”求治，墨翟以“兼爱”求治，商鞅以“赏罚”求治，鬼谷子以“纵横”求治。这六个“体系”还可以继续整合，如老、庄的“无为”说与杨朱的“贵己”说大同而小异，孔、孟的“仁义”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亦如此。较为另类的是商鞅的“赏罚”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
然而，上述几说的格局在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全面改观。儒家学术一统山河，在战国时代被称为“显学”而大行其道的杨朱的贵己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以“无君、无父（孟轲语）”的儒门定论被罢黜，遭到官府全面封杀，商鞅的赏罚说被整改后吸纳入儒家体系，余下二说，老、庄的无为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则因其独特的实用价值而与儒家文化分庭抗礼，在士大夫与民间生生不息，尤其是鬼谷子的纵横说，即使儒门中人也深以为然，暗恋之，窃行之，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于大一统的儒家学术而言，老、庄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虽与儒家不合，却亦无大害，因而儒家文化许其存在，在人生无奈时，儒门中人甚至推崇之，奉行之，选择归隐，或隐于朝，或隐于市，或隐于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讯诗）”。
在儒家文化大一统的漫长岁月里，让儒门中人纠结不已的是鬼谷子的理论体系，可谓是又爱又恨了。
何以如此？
这个要从儒门与纵横门的学说体系差异说起。
儒家学说通过人伦关系构筑了一整套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论。这个人伦体系体现为三种人际关系，分别是父子、君臣、夫妻，由孔子提出，孟子拓展，经董仲舒归纳为“三纲五常”，即三种从属关系与五种行为规范原则。
三种从属关系为“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相对应的五种行为规则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到南宋时，被朱熹确定为不可违逆的“天理”。
作为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的源起是孔子。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上面一段话完整道出了孔子的人伦之道，意思是说，君做君，臣做臣，父做父，子做子。换言之，即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
孔子的观点深得君主赞同。齐景公赞同的理由既简洁，又赤裸。“子子”“臣臣”，即子尽子道，臣尽臣道。子道即尽孝，即赡养父亲。臣道即尽忠，即忠诚、供养君主。否则的话，“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对于孔子的观点，孟子给出解释，即“五伦”观。“五伦”分别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五伦”观，依据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正式归纳出“三纲”与“五常”。
可以说，三纲与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与孟子伦理学说的极大修改与扭曲。
未完待续… https://t.cn/RfXR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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