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只图感性快乐么

本节将诘问的观念是：艺术只追求快乐，故而无关乎品性。此可谓之曰“快乐主义”。快乐主义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以为人若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生活就会欢乐和谐，并认为道德是社会秩序的束缚；另一种倾向则是享乐主义，追求满足欲望的自我沉湎。第一类倾向可以说是盲目的乐观主义，用过于理想的生活观去打破必要的防护，很快就会在自己的逻辑中遭遇到困境。并且，道德并不同于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只是道德的一个可见的固化外延，此不足构成对道德的指斥，即便如此，社会秩序亦不可抛掷。
在艺术中，这一倾向与“情感主义”的主张比较相近，后面将予以回应，此恕不赘，焦点将主要置于第二类倾向。第二类倾向会对艺术生出不虞之毁——艺术是供人享乐的，所以是败坏道德的。这在墨子的“非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正一负两种评价，皆是将艺术与人不受限制的感性快乐等同起来。下面将“快乐主义”与“非乐”结合起来，探讨音乐是否只为满足人的感性快乐。
快乐主义的音乐倾向由来已久。在希腊、罗马文明由盛而衰之时，享乐侈靡之风盛行，国家衰颓疲敝，君王和市民对音乐十分沉迷。到中世纪后期以降，快乐主义又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音乐的娱乐功能愈益凸显出来，在世俗舆论中，参与音乐体验就是为了得到快乐的享受，与之相应的是一种沉湎的听赏方式，音乐的评价体系也从感性满足出发。
举例来说，19世纪轻松多彩的圆舞曲、变奏曲、幻想曲，注重优美和技巧的意大利歌剧风靡欧洲。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明确表示：“音乐应该刻意求取使人愉快，因为在使人愉快这一范围之内，完全可以找到伟大的美。”“美必须诉诸感官，必须使我们立刻感到乐趣，必须使我们在不费任何力气的情况下，就获得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德国音乐家舒曼对此很忧心，抨击这种浅陋庸俗的风气，主张音乐“决不是供人娱乐，供人在茶余饭后遣愁解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种更高尚的东西。”事实上，19世纪的人虽然愿意享受小歌剧和舞曲的欢乐，却并不乐意把它们视为“艺术”。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芭蕾舞上，可见对“艺术”之别于“娱乐”，当时还有一定的标准，但到现当代，“艺术”直接被混同于娱乐。
中国历史上早有以音乐享乐而亡国之鉴，如夏桀“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春秋战国时期，女乐作为供声色娱乐之具，不仅在上层社会加剧了奢靡之风，也常用以贿赂腐化他国掌权者。如宋国制作千钟，齐国制造大吕，楚国巫音弥漫。社会上风靡的是节奏感更剧烈、旋律更靡丽的音乐，正如后人所做的概括：“至战国时，雅乐废而淫乐兴，尚铿锵坠靡之声，而厌和乐深静之意。”（《琴史·志言》）战国魏文侯就曾自述其“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由此引来墨子等学派的攻击——“弦歌鼓舞，此足以丧天下”。墨子非乐，不仅对统治者荒淫无度的声色享受提出抗议，同时认为士君子、农夫、妇人等耽溺于音乐会妨碍各自的职业本分。

长的学徒年限，是全然不必要的。比一般手艺高得多的技艺，如挂钟手表的制造，并不含有需要长期教授的神秘技术。诚然，这些美妙机器的最初发明，甚至用以制造这些机器的一些器具的最初发明，无疑是经过长久时间和深湛思索之后才作出的作品，并且可公公正正说是人类发明才能的最可喜成果之一。但是，当这些机器和器具，一经发明好了，一经理解好了，那末，要详详细细地，给少年人讲解，怎样使用器具，和怎样做机器，大概不需要几星期以上的讲授时间，也许只需要数天的讲授时间。就一般机械工艺说，数天讲授时间，一定就够了。诚然，就普通手艺说，要学得手的灵巧，非有大量实践和体验不可。

在旁人看来，我总是做着没有意义的事，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晚上应该吃什么，去担忧一些还没发生的事情，去努力维持没必要的人际关系，去回忆我不堪的往事。夜晚下雅思课回宿舍的路上时吹到的微风也会让我感慨我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细细想来确实没什么意义。可是我也想过我理想的生活，我也有我的梦想。我也想在山顶看日出，想在海边看日落，想坐在绿皮火车上看旷野，我还想见我想见的人，我甚至还想穿越过去告诉自己好好生活，我肯定会很听话。如果这些都不行，让我自己一个人躺着睡觉也挺好。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弄丢以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也能明白什么叫覆水难收，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所求非所得未必是遗憾，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得以圆满。即使我想得到的，我喜欢的，我渴望的最后不属于我，那有如何。我以后也会迷恋别的东西，以后我也会喜欢别人。我依旧想起我17岁那年眼中的光，那么信誓旦旦，那么气势高昂，最后如今也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被不值得的人改变了我的生活。
如今看到身边那些看到晴天都要感慨生活真好的人，总能把日子过的热气腾腾朝气四溢，总会被莫名的感染快乐和知足。我很欣慰遇到了很好的朋友，我知道做一个能发现平凡美好的人，远比一个只能被世间美景打动的人要容易幸福得多，远方有再多华美，也不知心中有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