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酪博士虚假宣传恶意竞争被罚10万，产品还未拆封就已变质】
近日，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被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处以罚款10万元。
奶酪博士CMO张善强回应称，个别渠道存在产品宣传方式失当，公司第一时间对相关渠道进行了整改及处罚，后续将进一步加强管理，严格规范各渠道宣传方式。
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将责任推给“临时工”的做法。
自称“成为家长信任之选”的奶酪博士，能否担得起这份信任？https://t.cn/A6CQj1Lx
近日，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被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处以罚款10万元。
奶酪博士CMO张善强回应称，个别渠道存在产品宣传方式失当，公司第一时间对相关渠道进行了整改及处罚，后续将进一步加强管理，严格规范各渠道宣传方式。
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将责任推给“临时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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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县长，一家四代人，迎战风沙70年
走进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的一片林地，举目四望，树木葱茏。弯腰从树影掩映的小径上抓起一抔黄土，细沙很快从指缝滑落，似乎在讲述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芜。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几十年前，这里一年365天中有240天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沙进人退的困境。
治沙累、治沙难，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誓要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一片绿色生态港湾。
这是一家四代人，在悠悠70年岁月里治沙的故事。
不做县长来治沙
1953年深秋，寒冷笼罩着彰武县北部白茫茫光秃秃的沙丘，刺骨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在章古台火车站东一户农家土坯平房里，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正向房东老汉了解当地的风沙。老汉指着被风沙敲打得簌簌抖动的窗棂说：“刘主任你看，咱这地方啊，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遍地沙尘滚，草木不得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呀。”
老汉说的“刘主任”，是刚从当年的辽西省义县县长岗位上调任到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现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担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刘斌。在刘斌墓前，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讲师刘莹为记者讲述了刘斌初来彰武的故事。
那时，章古台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为了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根牢牢握住这片土地，刘斌说服妻子、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到章古台。
来到章古台镇第二天，狂傲的风沙就给刘斌“上了一课”——清晨，刘斌的房门被流沙堵死。他的同事从窗户爬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堆铲走。刘斌推门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黄沙正向我们挑战呢！”
后面的日子里，刘斌带领着技术人员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来到沙丘上开展试验，可地里刚播完的种子，不到半天就被风吹走；即便长出小苗，也很快被沙掩埋。
试验、失败、总结经验、再试验……刘斌等人在科尔沁茫茫沙海中不断寻找，终于发现了能够在沙地生存、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能力的灌木植物。1957年，他们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顺风推进，前挡后拉，分批治理”一整套综合固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流沙固定住了，但要挡住狂风，还是要造林。
1954年，刘斌和技术人员种下2000棵油松，但只活了两棵。痛定思痛，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最终发现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樟子松适宜在沙地和山地上生长，且耐旱耐寒耐瘠薄。
在刘斌的支持下，1955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等人在呼伦贝尔沙地中找到原始沙地樟子松林。他们将5000棵樟子松树苗引种到章古台，树苗成活后，形成国内最早的樟子松人工固沙林——这一举措开创了樟子松引种治沙的先例，1978年，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刘斌参加了大会并受奖。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已获得上百项科研成果，没有一项写上过刘斌的名字。
1989年，时年84岁的刘斌在子女的陪伴下回到章古台镇。他走进万亩松林，抚摸着一棵棵松树，对身边的亲人说：“等我死了，要把我送回来。”
1990年3月31日，刘斌因病逝世，家人依他心愿将他葬在了章古台镇。
“墓地后面的树，就有当年刘斌带人种下的。”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高大挺拔，翠绿葱茏。
刘斌何尝不像一名将领，树是他的战士，他们一同与风沙搏斗。如今，风沙已被击退，树木无悔地守护着他。
献了终身献子孙
刘斌的儿子刘秀森率先从刘斌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
种得下树，还要守得住林。受刘斌的影响，参军退役后的刘秀森回到刘斌身边，成为一名护林员临时工，直到1980年才转正为一名正式护林员——守住父亲造了半辈子的林，成为刘秀森后半生的追求。
“1990年，爷爷刘斌去世时，我50岁的父亲刘秀森是护林员，27岁的哥哥刘树春也是护林员。”刘斌二孙子刘树新说，循着祖辈、父辈的足迹，1990年年末他也成了一名护林员。
秀森，树春、树新，从两代人的名字里，能看出这家人对树木葱茏的追求——这是属于治沙人的浪漫。
“在我心中，爷爷刘斌是一个踏实苦干的人，他离不开这片林子……”刘树新说，“爷爷、父亲，还有我们哥俩性格非常相似，平常时候话语不多，但干起工作来都认真。因为在沙地上造林护林太难了，容不得一丝懈怠。”
正如曾为军人的刘斌生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战场上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难道还战胜不了这肆虐的风沙？狂沙一日不退，就一天不离治沙阵地！”
如今，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949年前的18万亩增长至212.96万亩——这是治沙人书写在沙地上的传奇。
现在，刘树春、刘树新兄弟俩依旧生活在章古台镇，他们生活艰苦，内心却骄傲而满足。“2011年，我父亲刘秀森去世，我和哥哥按照父亲的嘱托继续护林到今天。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退休了，但我家第四代治沙人已经返回了章古台。”刘树新说。
造林守林扬精神
没错，那位在刘斌墓前做讲解的姑娘刘莹，是刘斌的重孙女，也是刘家坚守在治沙防线的第四代人。
“2021年5月初，我从工作地沈阳回老家章古台探亲，刚一下高速口，就看到了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刘莹说，出于好奇，她在学校门口停留许久，晚上回家跟父亲分享了白天的见闻。
当晚，平日话语很少的刘树新和女儿谈了很多、很久。“起初，我只知道我爷爷、大爷和爸爸是护林员，关于太爷爷植树造林的功绩，我那天才第一次听说。”刘莹说。
回到沈阳后，刘莹时常想起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想起父亲讲过的家族治沙故事。适逢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招聘讲师，几乎没有犹豫，刘莹辞去了在沈阳的工作，回乡应聘并成功入选。
刘斌墓是刘莹讲解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太爷爷作为第一代治沙人，向沙漠发起挑战的地方。”
“起初到现场教学点备课时，顶着日出走、迎着日落归；夏天30多度的天气，头上太阳晒、脚下沙子烤。可和治沙英雄相比，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刘莹说。
仅仅一年有余，刘莹曾经白皙的肌肤已被烙印上和祖辈父辈相同的古铜色——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治沙人的勋章。
与祖辈父辈从事防沙治沙具体工作略有不同，刘莹工作的重点是传承、宣讲矢志不渝、永不退缩的彰武治沙精神。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彰武治沙，已经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更加系统的治理新模式。”刘莹说，“身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成为彰武治沙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不负先辈，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在彰武，人和树，都坚韧。像刘家四代一样爱林护林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贵、“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沙地所的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将沉甸甸的汗珠子砸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造就和续写着“大漠风流”。
他们有着不同的姓氏，却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治沙人。
走进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的一片林地，举目四望，树木葱茏。弯腰从树影掩映的小径上抓起一抔黄土，细沙很快从指缝滑落，似乎在讲述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芜。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几十年前，这里一年365天中有240天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沙进人退的困境。
治沙累、治沙难，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誓要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一片绿色生态港湾。
这是一家四代人，在悠悠70年岁月里治沙的故事。
不做县长来治沙
1953年深秋，寒冷笼罩着彰武县北部白茫茫光秃秃的沙丘，刺骨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在章古台火车站东一户农家土坯平房里，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正向房东老汉了解当地的风沙。老汉指着被风沙敲打得簌簌抖动的窗棂说：“刘主任你看，咱这地方啊，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遍地沙尘滚，草木不得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呀。”
老汉说的“刘主任”，是刚从当年的辽西省义县县长岗位上调任到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现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担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刘斌。在刘斌墓前，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讲师刘莹为记者讲述了刘斌初来彰武的故事。
那时，章古台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为了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根牢牢握住这片土地，刘斌说服妻子、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到章古台。
来到章古台镇第二天，狂傲的风沙就给刘斌“上了一课”——清晨，刘斌的房门被流沙堵死。他的同事从窗户爬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堆铲走。刘斌推门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黄沙正向我们挑战呢！”
后面的日子里，刘斌带领着技术人员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来到沙丘上开展试验，可地里刚播完的种子，不到半天就被风吹走；即便长出小苗，也很快被沙掩埋。
试验、失败、总结经验、再试验……刘斌等人在科尔沁茫茫沙海中不断寻找，终于发现了能够在沙地生存、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能力的灌木植物。1957年，他们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顺风推进，前挡后拉，分批治理”一整套综合固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流沙固定住了，但要挡住狂风，还是要造林。
1954年，刘斌和技术人员种下2000棵油松，但只活了两棵。痛定思痛，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最终发现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樟子松适宜在沙地和山地上生长，且耐旱耐寒耐瘠薄。
在刘斌的支持下，1955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等人在呼伦贝尔沙地中找到原始沙地樟子松林。他们将5000棵樟子松树苗引种到章古台，树苗成活后，形成国内最早的樟子松人工固沙林——这一举措开创了樟子松引种治沙的先例，1978年，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刘斌参加了大会并受奖。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已获得上百项科研成果，没有一项写上过刘斌的名字。
1989年，时年84岁的刘斌在子女的陪伴下回到章古台镇。他走进万亩松林，抚摸着一棵棵松树，对身边的亲人说：“等我死了，要把我送回来。”
1990年3月31日，刘斌因病逝世，家人依他心愿将他葬在了章古台镇。
“墓地后面的树，就有当年刘斌带人种下的。”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高大挺拔，翠绿葱茏。
刘斌何尝不像一名将领，树是他的战士，他们一同与风沙搏斗。如今，风沙已被击退，树木无悔地守护着他。
献了终身献子孙
刘斌的儿子刘秀森率先从刘斌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
种得下树，还要守得住林。受刘斌的影响，参军退役后的刘秀森回到刘斌身边，成为一名护林员临时工，直到1980年才转正为一名正式护林员——守住父亲造了半辈子的林，成为刘秀森后半生的追求。
“1990年，爷爷刘斌去世时，我50岁的父亲刘秀森是护林员，27岁的哥哥刘树春也是护林员。”刘斌二孙子刘树新说，循着祖辈、父辈的足迹，1990年年末他也成了一名护林员。
秀森，树春、树新，从两代人的名字里，能看出这家人对树木葱茏的追求——这是属于治沙人的浪漫。
“在我心中，爷爷刘斌是一个踏实苦干的人，他离不开这片林子……”刘树新说，“爷爷、父亲，还有我们哥俩性格非常相似，平常时候话语不多，但干起工作来都认真。因为在沙地上造林护林太难了，容不得一丝懈怠。”
正如曾为军人的刘斌生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战场上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难道还战胜不了这肆虐的风沙？狂沙一日不退，就一天不离治沙阵地！”
如今，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949年前的18万亩增长至212.96万亩——这是治沙人书写在沙地上的传奇。
现在，刘树春、刘树新兄弟俩依旧生活在章古台镇，他们生活艰苦，内心却骄傲而满足。“2011年，我父亲刘秀森去世，我和哥哥按照父亲的嘱托继续护林到今天。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退休了，但我家第四代治沙人已经返回了章古台。”刘树新说。
造林守林扬精神
没错，那位在刘斌墓前做讲解的姑娘刘莹，是刘斌的重孙女，也是刘家坚守在治沙防线的第四代人。
“2021年5月初，我从工作地沈阳回老家章古台探亲，刚一下高速口，就看到了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刘莹说，出于好奇，她在学校门口停留许久，晚上回家跟父亲分享了白天的见闻。
当晚，平日话语很少的刘树新和女儿谈了很多、很久。“起初，我只知道我爷爷、大爷和爸爸是护林员，关于太爷爷植树造林的功绩，我那天才第一次听说。”刘莹说。
回到沈阳后，刘莹时常想起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想起父亲讲过的家族治沙故事。适逢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招聘讲师，几乎没有犹豫，刘莹辞去了在沈阳的工作，回乡应聘并成功入选。
刘斌墓是刘莹讲解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太爷爷作为第一代治沙人，向沙漠发起挑战的地方。”
“起初到现场教学点备课时，顶着日出走、迎着日落归；夏天30多度的天气，头上太阳晒、脚下沙子烤。可和治沙英雄相比，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刘莹说。
仅仅一年有余，刘莹曾经白皙的肌肤已被烙印上和祖辈父辈相同的古铜色——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治沙人的勋章。
与祖辈父辈从事防沙治沙具体工作略有不同，刘莹工作的重点是传承、宣讲矢志不渝、永不退缩的彰武治沙精神。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彰武治沙，已经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更加系统的治理新模式。”刘莹说，“身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成为彰武治沙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不负先辈，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在彰武，人和树，都坚韧。像刘家四代一样爱林护林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贵、“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沙地所的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将沉甸甸的汗珠子砸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造就和续写着“大漠风流”。
他们有着不同的姓氏，却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治沙人。
【这位老县长，一家四代人，迎战风沙70年】
走进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的一片林地，举目四望，树木葱茏。弯腰从树影掩映的小径上抓起一抔黄土，细沙很快从指缝滑落，似乎在讲述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芜。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几十年前，这里一年365天中有240天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沙进人退的困境。
治沙累、治沙难，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誓要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一片绿色生态港湾。
这是一家四代人，在悠悠70年岁月里治沙的故事。
不做县长来治沙
1953年深秋，寒冷笼罩着彰武县北部白茫茫光秃秃的沙丘，刺骨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在章古台火车站东一户农家土坯平房里，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正向房东老汉了解当地的风沙。老汉指着被风沙敲打得簌簌抖动的窗棂说：“刘主任你看，咱这地方啊，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遍地沙尘滚，草木不得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呀。”
老汉说的“刘主任”，是刚从当年的辽西省义县县长岗位上调任到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现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担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刘斌。在刘斌墓前，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讲师刘莹为记者讲述了刘斌初来彰武的故事。
那时，章古台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为了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根牢牢握住这片土地，刘斌说服妻子、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到章古台。
来到章古台镇第二天，狂傲的风沙就给刘斌“上了一课”——清晨，刘斌的房门被流沙堵死。他的同事从窗户爬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堆铲走。刘斌推门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黄沙正向我们挑战呢！”
后面的日子里，刘斌带领着技术人员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来到沙丘上开展试验，可地里刚播完的种子，不到半天就被风吹走；即便长出小苗，也很快被沙掩埋。
试验、失败、总结经验、再试验……刘斌等人在科尔沁茫茫沙海中不断寻找，终于发现了能够在沙地生存、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能力的灌木植物。1957年，他们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顺风推进，前挡后拉，分批治理”一整套综合固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流沙固定住了，但要挡住狂风，还是要造林。
1954年，刘斌和技术人员种下2000棵油松，但只活了两棵。痛定思痛，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最终发现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樟子松适宜在沙地和山地上生长，且耐旱耐寒耐瘠薄。
在刘斌的支持下，1955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等人在呼伦贝尔沙地中找到原始沙地樟子松林。他们将5000棵樟子松树苗引种到章古台，树苗成活后，形成国内最早的樟子松人工固沙林——这一举措开创了樟子松引种治沙的先例，1978年，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刘斌参加了大会并受奖。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已获得上百项科研成果，没有一项写上过刘斌的名字。
1989年，时年84岁的刘斌在子女的陪伴下回到章古台镇。他走进万亩松林，抚摸着一棵棵松树，对身边的亲人说：“等我死了，要把我送回来。”
1990年3月31日，刘斌因病逝世，家人依他心愿将他葬在了章古台镇。
“墓地后面的树，就有当年刘斌带人种下的。”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高大挺拔，翠绿葱茏。
刘斌何尝不像一名将领，树是他的战士，他们一同与风沙搏斗。如今，风沙已被击退，树木无悔地守护着他。
献了终身献子孙
刘斌的儿子刘秀森率先从刘斌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
种得下树，还要守得住林。受刘斌的影响，参军退役后的刘秀森回到刘斌身边，成为一名护林员临时工，直到1980年才转正为一名正式护林员——守住父亲造了半辈子的林，成为刘秀森后半生的追求。
“1990年，爷爷刘斌去世时，我50岁的父亲刘秀森是护林员，27岁的哥哥刘树春也是护林员。”刘斌二孙子刘树新说，循着祖辈、父辈的足迹，1990年年末他也成了一名护林员。
秀森，树春、树新，从两代人的名字里，能看出这家人对树木葱茏的追求——这是属于治沙人的浪漫。
“在我心中，爷爷刘斌是一个踏实苦干的人，他离不开这片林子……”刘树新说，“爷爷、父亲，还有我们哥俩性格非常相似，平常时候话语不多，但干起工作来都认真。因为在沙地上造林护林太难了，容不得一丝懈怠。”
正如曾为军人的刘斌生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战场上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难道还战胜不了这肆虐的风沙？狂沙一日不退，就一天不离治沙阵地！”
如今，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949年前的18万亩增长至212.96万亩——这是治沙人书写在沙地上的传奇。
现在，刘树春、刘树新兄弟俩依旧生活在章古台镇，他们生活艰苦，内心却骄傲而满足。“2011年，我父亲刘秀森去世，我和哥哥按照父亲的嘱托继续护林到今天。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退休了，但我家第四代治沙人已经返回了章古台。”刘树新说。
造林守林扬精神
没错，那位在刘斌墓前做讲解的姑娘刘莹，是刘斌的重孙女，也是刘家坚守在治沙防线的第四代人。
“2021年5月初，我从工作地沈阳回老家章古台探亲，刚一下高速口，就看到了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刘莹说，出于好奇，她在学校门口停留许久，晚上回家跟父亲分享了白天的见闻。
当晚，平日话语很少的刘树新和女儿谈了很多、很久。“起初，我只知道我爷爷、大爷和爸爸是护林员，关于太爷爷植树造林的功绩，我那天才第一次听说。”刘莹说。
回到沈阳后，刘莹时常想起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想起父亲讲过的家族治沙故事。适逢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招聘讲师，几乎没有犹豫，刘莹辞去了在沈阳的工作，回乡应聘并成功入选。
刘斌墓是刘莹讲解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太爷爷作为第一代治沙人，向沙漠发起挑战的地方。”
“起初到现场教学点备课时，顶着日出走、迎着日落归；夏天30多度的天气，头上太阳晒、脚下沙子烤。可和治沙英雄相比，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刘莹说。
仅仅一年有余，刘莹曾经白皙的肌肤已被烙印上和祖辈父辈相同的古铜色——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治沙人的勋章。
与祖辈父辈从事防沙治沙具体工作略有不同，刘莹工作的重点是传承、宣讲矢志不渝、永不退缩的彰武治沙精神。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彰武治沙，已经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更加系统的治理新模式。”刘莹说，“身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成为彰武治沙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不负先辈，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在彰武，人和树，都坚韧。像刘家四代一样爱林护林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贵、“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沙地所的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将沉甸甸的汗珠子砸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造就和续写着“大漠风流”。
他们有着不同的姓氏，却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治沙人。（记者高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走进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的一片林地，举目四望，树木葱茏。弯腰从树影掩映的小径上抓起一抔黄土，细沙很快从指缝滑落，似乎在讲述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芜。
彰武县，紧邻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几十年前，这里一年365天中有240天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沙进人退的困境。
治沙累、治沙难，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誓要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筑起一片绿色生态港湾。
这是一家四代人，在悠悠70年岁月里治沙的故事。
不做县长来治沙
1953年深秋，寒冷笼罩着彰武县北部白茫茫光秃秃的沙丘，刺骨的北风卷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在章古台火车站东一户农家土坯平房里，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正向房东老汉了解当地的风沙。老汉指着被风沙敲打得簌簌抖动的窗棂说：“刘主任你看，咱这地方啊，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遍地沙尘滚，草木不得生。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呀。”
老汉说的“刘主任”，是刚从当年的辽西省义县县长岗位上调任到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现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担任首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的刘斌。在刘斌墓前，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讲师刘莹为记者讲述了刘斌初来彰武的故事。
那时，章古台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为了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根牢牢握住这片土地，刘斌说服妻子、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到章古台。
来到章古台镇第二天，狂傲的风沙就给刘斌“上了一课”——清晨，刘斌的房门被流沙堵死。他的同事从窗户爬出，用铁锹把门口的沙堆铲走。刘斌推门走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黄沙正向我们挑战呢！”
后面的日子里，刘斌带领着技术人员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来到沙丘上开展试验，可地里刚播完的种子，不到半天就被风吹走；即便长出小苗，也很快被沙掩埋。
试验、失败、总结经验、再试验……刘斌等人在科尔沁茫茫沙海中不断寻找，终于发现了能够在沙地生存、有着强大的防风固沙能力的灌木植物。1957年，他们总结出的“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顺风推进，前挡后拉，分批治理”一整套综合固沙方法，被誉为中国三大治沙方法之一。
流沙固定住了，但要挡住狂风，还是要造林。
1954年，刘斌和技术人员种下2000棵油松，但只活了两棵。痛定思痛，他们广泛搜集资料，最终发现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沙地的樟子松适宜在沙地和山地上生长，且耐旱耐寒耐瘠薄。
在刘斌的支持下，1955年8月，工程师韩树堂等人在呼伦贝尔沙地中找到原始沙地樟子松林。他们将5000棵樟子松树苗引种到章古台，树苗成活后，形成国内最早的樟子松人工固沙林——这一举措开创了樟子松引种治沙的先例，1978年，樟子松沙荒造林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刘斌参加了大会并受奖。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已获得上百项科研成果，没有一项写上过刘斌的名字。
1989年，时年84岁的刘斌在子女的陪伴下回到章古台镇。他走进万亩松林，抚摸着一棵棵松树，对身边的亲人说：“等我死了，要把我送回来。”
1990年3月31日，刘斌因病逝世，家人依他心愿将他葬在了章古台镇。
“墓地后面的树，就有当年刘斌带人种下的。”顺着刘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棵樟子松，高大挺拔，翠绿葱茏。
刘斌何尝不像一名将领，树是他的战士，他们一同与风沙搏斗。如今，风沙已被击退，树木无悔地守护着他。
献了终身献子孙
刘斌的儿子刘秀森率先从刘斌手中接过治沙接力棒。
种得下树，还要守得住林。受刘斌的影响，参军退役后的刘秀森回到刘斌身边，成为一名护林员临时工，直到1980年才转正为一名正式护林员——守住父亲造了半辈子的林，成为刘秀森后半生的追求。
“1990年，爷爷刘斌去世时，我50岁的父亲刘秀森是护林员，27岁的哥哥刘树春也是护林员。”刘斌二孙子刘树新说，循着祖辈、父辈的足迹，1990年年末他也成了一名护林员。
秀森，树春、树新，从两代人的名字里，能看出这家人对树木葱茏的追求——这是属于治沙人的浪漫。
“在我心中，爷爷刘斌是一个踏实苦干的人，他离不开这片林子……”刘树新说，“爷爷、父亲，还有我们哥俩性格非常相似，平常时候话语不多，但干起工作来都认真。因为在沙地上造林护林太难了，容不得一丝懈怠。”
正如曾为军人的刘斌生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战场上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难道还战胜不了这肆虐的风沙？狂沙一日不退，就一天不离治沙阵地！”
如今，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949年前的18万亩增长至212.96万亩——这是治沙人书写在沙地上的传奇。
现在，刘树春、刘树新兄弟俩依旧生活在章古台镇，他们生活艰苦，内心却骄傲而满足。“2011年，我父亲刘秀森去世，我和哥哥按照父亲的嘱托继续护林到今天。再过一段时间，哥哥就要退休了，但我家第四代治沙人已经返回了章古台。”刘树新说。
造林守林扬精神
没错，那位在刘斌墓前做讲解的姑娘刘莹，是刘斌的重孙女，也是刘家坚守在治沙防线的第四代人。
“2021年5月初，我从工作地沈阳回老家章古台探亲，刚一下高速口，就看到了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刘莹说，出于好奇，她在学校门口停留许久，晚上回家跟父亲分享了白天的见闻。
当晚，平日话语很少的刘树新和女儿谈了很多、很久。“起初，我只知道我爷爷、大爷和爸爸是护林员，关于太爷爷植树造林的功绩，我那天才第一次听说。”刘莹说。
回到沈阳后，刘莹时常想起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想起父亲讲过的家族治沙故事。适逢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招聘讲师，几乎没有犹豫，刘莹辞去了在沈阳的工作，回乡应聘并成功入选。
刘斌墓是刘莹讲解次数最多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太爷爷作为第一代治沙人，向沙漠发起挑战的地方。”
“起初到现场教学点备课时，顶着日出走、迎着日落归；夏天30多度的天气，头上太阳晒、脚下沙子烤。可和治沙英雄相比，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刘莹说。
仅仅一年有余，刘莹曾经白皙的肌肤已被烙印上和祖辈父辈相同的古铜色——这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治沙人的勋章。
与祖辈父辈从事防沙治沙具体工作略有不同，刘莹工作的重点是传承、宣讲矢志不渝、永不退缩的彰武治沙精神。
“历经70多年的艰苦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彰武治沙，已经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更加系统的治理新模式。”刘莹说，“身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成为彰武治沙精神的实践者、传播者，不负先辈，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在彰武，人和树，都坚韧。像刘家四代一样爱林护林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贵、“马背上的绿色守护神”护林员李东魁、辽宁省沙地所的一批批科研人员……他们将沉甸甸的汗珠子砸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造就和续写着“大漠风流”。
他们有着不同的姓氏，却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治沙人。（记者高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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