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借鉴以色列经验，上海可建立科技人才特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防控进行时,遂宁在行动# #疫情防控 大英在行动# 川渝两地党政联席会 传递出哪些新信号
来源：四川日报
解读
3月17日下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场会议传递出了哪些新信号?
信号一
频繁对接积极推进“努力把能做的事先做起来”
最直接的信号，来自参会阵容——川渝两地党政“一把手”悉数到场。“这体现了两地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平表示，即便疫情尚未结束，两地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也要把会先开起来，则是“高度重视”的另一种表达。
视线从会议当天往回看，会有更多发现。
王建平特别提到，从1月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川渝之间互动非常频繁——
1月17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率队赴重庆，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召开深化川渝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对接会;随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团队又赶赴四川做进一步沟通协调;3月11日，川渝两省市举行深化交通运输合作视频会;同日四川省科技厅与重庆市科技局举行工作对接会……
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了会议通报的4个文件：《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机制》《四川重庆两省市共同争取国家支持的重大事项》《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重点任务》。
“短时间能取得那么多共识，反过来印证了双方沟通的务实和高效。”王建平表示。
高度务实，是两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工作的一大“底色”。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提到省内的一个共识——努力把能做的事先做起来，形成一批先期成果。一个最新案例是，几天前我省首个省级新区《宜宾三江新区总体方案》正式印发，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一个功能平台。与此同时，我省还按照“需国家层面支持”“川渝两地协同推进”“四川可先期启动”三类，分别制定了重点任务清单。
信号二
双方力往一处使 川渝合作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会议一个细节，引起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晋的注意。
从工作机制、争取国家支持事项到新一年重点任务……会上通报的文件都聚焦“实质性”而非“原则性”内容。“会议举行本身，就表明川渝双方的沟通协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贾晋认为，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正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不止一条新闻可佐证这个判断：3月初，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2020年市级重大建设项目名单》，成渝中线高铁被确定为今年要新开工的市级重大项目;川渝双方明确今年将新开工4个成渝间的通道性高速公路项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成渝高铁快线启动了全线可研报告编制工作，成南达万高铁完成了可研鉴修文件评审。
贾晋表示，如今正处于国家编制“十四五”规划的窗口期，川渝两地在一些合作上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共识，有利于抢抓机遇，将一些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等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则关注到另一个细节：不管是争取国家支持的重大事项还是编写工作方案，都用了“共同”“合作”等字眼。“所有文件都非常强调‘一体化推进’，这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四川和重庆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双方的力都在‘往一处使’。”
信号三
是机遇也是重大使命 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准备
围绕下一步工作，会议期间四川一方提出：希望双方协同推动规划编制，形成“1+N”规划政策体系;协同实施重大项目，补齐基础设施领域短板;协同建设重大平台，打造更多跨区域承载国家战略的实施载体;协同深化重大改革，力争在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协同完善推进机制，构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上下贯通的三级运作机制。
这其中既有基础性的工作。“尤其今年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开局之年，不管补齐交通短板还是完善推进机制，都是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的‘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表示。
也有不少突破性的任务。王建平特别关注协同深化重大改革中“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探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传统上行政区和经济区结合，固然激励了地方发展积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区划的‘樊篱’，制约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王建平期待川渝两地能在利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取得突破。
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不管是“基础性”还是“突破性”工作，都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准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既是机遇也是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而要完成使命，川渝两地必须竭尽全力。”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骆玲表示。
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成都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
最近几日，成渝双城之间捷报频传。备受关注的成渝中线高铁今年开工;新开工4个成渝间的通道性高速公路项目;成渝高铁将提速改造，实现成都到重庆1小时内到达……
时空距离的缩短往往是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的先行军。中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是主角之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成都乘势而上，主动在国家战略全局和全省发展大局中强担当、作贡献。
提高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
打开中国卫星夜景全景图，在西部，成都和重庆是耀眼的“双子星”。
“中央的决策，鞭策成渝两地迈向更高目标。”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表示，人文相近、资源禀赋相通、市场与产业的关联性与互补性强……一直以来，成渝之间有着优势互补的良好基础，成渝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区位条件，在西部地区都具有领先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下，抓住了这个关键，就能带动整个西部，进而推动全国的协调发展。
如何抢抓机遇，真正驶上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成都不断探索。
突破龙泉山，向东发展，以“一山连两翼”的全新格局重构城市发展新空间，提升发展要素承载能力。成都向东，重庆向西，两座城市相向发展，才能共同支撑起“中国经济第四极”。不久前的一场成都市东进区域线上融资对接会上，成都公园城市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天府奥体中心等多个项目与金融机构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意向融资110亿元，彰显出市场对东进的信心。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都日前发布《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优化提升(公示版)》，提出环城生态区的目标定位为可进入、可参与、可感知、可阅读、可欣赏、可消费的高品质城市中心公园，彰显成都公园城市魅力的世界名片。
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人”成为最核心的要素，增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吸附力，带动城市、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闯出路子，作为中心城市，成都将提高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唱好成渝双城记
尽可能地推动供应链同城化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化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成都需要发挥更大的溢出效应。
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真正获得优势，成都的“短板”也很明显：如果将目光看向全球，成都都市圈面积是东京都市圈面积的2.5倍，但经济规模却远不及后者。
切实把成德眉资同城化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支撑性工程、作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牵引性工程。省委的决策部署，也是成都破题起势的关键。
城际间，利用成贵高铁实现成绵乐沿线动车开行进一步加密。成都至德阳动车日开行对数由最初的9对增加至41.5对，平均发车间隔缩短至20分钟以内;成都至眉山、资阳日开行对数均在原基础上提升40%-100%……一组来自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显示，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的愿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在成德眉资四市之间，公共交通已实现“一卡通刷、优惠互享”;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与定点零售药店互认，参保者都能享受到成都优质的医疗资源……按照《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市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未来，还有8个方面30个领域的重点任务，202项重大项目将在四城协同推进。
唱好成渝双城记，深化合作的步伐更加稳健。以成都布局的首个万亿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疫情期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产量不降反升，但同时，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到位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电子信息企业供应商分布在全球各地，各地复工节奏不一样，企业不缺订单，却可能遭遇供应链短缺的问题。“在区域内加强产业链、创新连、供应链、价值链的协作，有利于发挥集群优势降低配套成本，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协同性和安全性。”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说。未来，成都将加强成渝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优势领域的产业链合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尽可能地推动供应链同城化。
四川首个省级新区怎么建?
有定性定量发展目标将成创新体制机制高地
位于长江、金沙江、岷江三江交汇处的宜宾三江新区，规划面积389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约22.58万人。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陶学周告诉记者：“作为我省首个省级新区，三江新区以国家和省级经开区、高新区、产业园区等为重要依托，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城市新区，与行政区划的概念不同。”
陶学周介绍，根据反复测算分析后，确定了三江新区定性定量发展目标——到2025年，“显山露水、山水相融”的城市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初具规模，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全面提升，形成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600亿元、常住人口突破55万人。到2035年，学教研产城深度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基本建成，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作用充分彰显，全面建成生态宜居、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200亿元、常住人口突破80万人。
“川南经济区被赋予‘打造全省第二经济增长极’的重任，宜宾一定要紧紧把握三江新区这一突破口。”在宜宾市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刘志慧看来，宜宾三江新区的设立，是贯彻全省战略部署的重要体现。
刘志慧认为，三江新区要取得突破性发展，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做大做强经济实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功能。此外，还要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及投融资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将三江新区打造成为创新体制机制高地。
交通先行如何行?
成渝间第四条高速有望年底通车
“突突突……”3月17日，成资渝高速公路100余公里路段机器轰鸣，建设正酣。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干道，自2月18日复工以来，该项目就朝着年底通车的目标快节奏推进，2200余名工人奋战在建设一线。
由四川省交投集团投建的成资渝高速是成渝间第四条高速公路通道，它串起了成渝高速、成安渝高速、成遂渝高速3条既有的高速公路通道，且直接连接成都和重庆两大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两大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对于促进成渝两地经济社会联络意义重大。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通要先行。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重庆市交通局已达成共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协同铁路、民航发展，构建通欧达海、立体互联的对外交通格局;未来，形成“成德眉资都市圈1小时通勤、成渝‘双核’1小时直达、成渝地区主要城市2小时互通、毗邻省会3小时达到”的交通圈，川渝会同贵州、广西等省份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两省市交通运输部门正携手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立体网规划”，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罗佳明介绍，今年将以打造成渝高速公路通道群为重点，建成成资渝高速公路，新开工南充至潼南、内江至大足、泸州至永川、开江至梁平等4个高速公路项目，并力争新开工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等水运项目，进一步畅通川渝间大通道。
此外，布局和推进一批关系全局、战略性、关键性的干线铁路项目也已提上日程。本版采写 邓 烨 四川在线记者 熊筱伟 梁现瑞 程文雯 颜 婧 王眉灵
来源：四川日报
解读
3月17日下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场会议传递出了哪些新信号?
信号一
频繁对接积极推进“努力把能做的事先做起来”
最直接的信号，来自参会阵容——川渝两地党政“一把手”悉数到场。“这体现了两地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平表示，即便疫情尚未结束，两地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也要把会先开起来，则是“高度重视”的另一种表达。
视线从会议当天往回看，会有更多发现。
王建平特别提到，从1月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川渝之间互动非常频繁——
1月17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率队赴重庆，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召开深化川渝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对接会;随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团队又赶赴四川做进一步沟通协调;3月11日，川渝两省市举行深化交通运输合作视频会;同日四川省科技厅与重庆市科技局举行工作对接会……
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了会议通报的4个文件：《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方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机制》《四川重庆两省市共同争取国家支持的重大事项》《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重点任务》。
“短时间能取得那么多共识，反过来印证了双方沟通的务实和高效。”王建平表示。
高度务实，是两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工作的一大“底色”。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提到省内的一个共识——努力把能做的事先做起来，形成一批先期成果。一个最新案例是，几天前我省首个省级新区《宜宾三江新区总体方案》正式印发，为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一个功能平台。与此同时，我省还按照“需国家层面支持”“川渝两地协同推进”“四川可先期启动”三类，分别制定了重点任务清单。
信号二
双方力往一处使 川渝合作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会议一个细节，引起西南财大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晋的注意。
从工作机制、争取国家支持事项到新一年重点任务……会上通报的文件都聚焦“实质性”而非“原则性”内容。“会议举行本身，就表明川渝双方的沟通协调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贾晋认为，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正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不止一条新闻可佐证这个判断：3月初，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2020年市级重大建设项目名单》，成渝中线高铁被确定为今年要新开工的市级重大项目;川渝双方明确今年将新开工4个成渝间的通道性高速公路项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成渝高铁快线启动了全线可研报告编制工作，成南达万高铁完成了可研鉴修文件评审。
贾晋表示，如今正处于国家编制“十四五”规划的窗口期，川渝两地在一些合作上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共识，有利于抢抓机遇，将一些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等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则关注到另一个细节：不管是争取国家支持的重大事项还是编写工作方案，都用了“共同”“合作”等字眼。“所有文件都非常强调‘一体化推进’，这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四川和重庆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双方的力都在‘往一处使’。”
信号三
是机遇也是重大使命 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准备
围绕下一步工作，会议期间四川一方提出：希望双方协同推动规划编制，形成“1+N”规划政策体系;协同实施重大项目，补齐基础设施领域短板;协同建设重大平台，打造更多跨区域承载国家战略的实施载体;协同深化重大改革，力争在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协同完善推进机制，构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上下贯通的三级运作机制。
这其中既有基础性的工作。“尤其今年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开局之年，不管补齐交通短板还是完善推进机制，都是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的‘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表示。
也有不少突破性的任务。王建平特别关注协同深化重大改革中“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探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传统上行政区和经济区结合，固然激励了地方发展积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区划的‘樊篱’，制约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王建平期待川渝两地能在利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取得突破。
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不管是“基础性”还是“突破性”工作，都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准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既是机遇也是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而要完成使命，川渝两地必须竭尽全力。”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骆玲表示。
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成都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
最近几日，成渝双城之间捷报频传。备受关注的成渝中线高铁今年开工;新开工4个成渝间的通道性高速公路项目;成渝高铁将提速改造，实现成都到重庆1小时内到达……
时空距离的缩短往往是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的先行军。中央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是主角之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成都乘势而上，主动在国家战略全局和全省发展大局中强担当、作贡献。
提高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
打开中国卫星夜景全景图，在西部，成都和重庆是耀眼的“双子星”。
“中央的决策，鞭策成渝两地迈向更高目标。”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表示，人文相近、资源禀赋相通、市场与产业的关联性与互补性强……一直以来，成渝之间有着优势互补的良好基础，成渝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区位条件，在西部地区都具有领先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下，抓住了这个关键，就能带动整个西部，进而推动全国的协调发展。
如何抢抓机遇，真正驶上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成都不断探索。
突破龙泉山，向东发展，以“一山连两翼”的全新格局重构城市发展新空间，提升发展要素承载能力。成都向东，重庆向西，两座城市相向发展，才能共同支撑起“中国经济第四极”。不久前的一场成都市东进区域线上融资对接会上，成都公园城市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天府奥体中心等多个项目与金融机构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意向融资110亿元，彰显出市场对东进的信心。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都日前发布《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优化提升(公示版)》，提出环城生态区的目标定位为可进入、可参与、可感知、可阅读、可欣赏、可消费的高品质城市中心公园，彰显成都公园城市魅力的世界名片。
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人”成为最核心的要素，增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吸附力，带动城市、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闯出路子，作为中心城市，成都将提高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唱好成渝双城记
尽可能地推动供应链同城化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化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成都需要发挥更大的溢出效应。
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真正获得优势，成都的“短板”也很明显：如果将目光看向全球，成都都市圈面积是东京都市圈面积的2.5倍，但经济规模却远不及后者。
切实把成德眉资同城化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支撑性工程、作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牵引性工程。省委的决策部署，也是成都破题起势的关键。
城际间，利用成贵高铁实现成绵乐沿线动车开行进一步加密。成都至德阳动车日开行对数由最初的9对增加至41.5对，平均发车间隔缩短至20分钟以内;成都至眉山、资阳日开行对数均在原基础上提升40%-100%……一组来自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显示，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的愿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在成德眉资四市之间，公共交通已实现“一卡通刷、优惠互享”;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与定点零售药店互认，参保者都能享受到成都优质的医疗资源……按照《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市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未来，还有8个方面30个领域的重点任务，202项重大项目将在四城协同推进。
唱好成渝双城记，深化合作的步伐更加稳健。以成都布局的首个万亿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疫情期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产量不降反升，但同时，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到位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电子信息企业供应商分布在全球各地，各地复工节奏不一样，企业不缺订单，却可能遭遇供应链短缺的问题。“在区域内加强产业链、创新连、供应链、价值链的协作，有利于发挥集群优势降低配套成本，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协同性和安全性。”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说。未来，成都将加强成渝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优势领域的产业链合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尽可能地推动供应链同城化。
四川首个省级新区怎么建?
有定性定量发展目标将成创新体制机制高地
位于长江、金沙江、岷江三江交汇处的宜宾三江新区，规划面积389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约22.58万人。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陶学周告诉记者：“作为我省首个省级新区，三江新区以国家和省级经开区、高新区、产业园区等为重要依托，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城市新区，与行政区划的概念不同。”
陶学周介绍，根据反复测算分析后，确定了三江新区定性定量发展目标——到2025年，“显山露水、山水相融”的城市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初具规模，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全面提升，形成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600亿元、常住人口突破55万人。到2035年，学教研产城深度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基本建成，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作用充分彰显，全面建成生态宜居、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200亿元、常住人口突破80万人。
“川南经济区被赋予‘打造全省第二经济增长极’的重任，宜宾一定要紧紧把握三江新区这一突破口。”在宜宾市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刘志慧看来，宜宾三江新区的设立，是贯彻全省战略部署的重要体现。
刘志慧认为，三江新区要取得突破性发展，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做大做强经济实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功能。此外，还要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及投融资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将三江新区打造成为创新体制机制高地。
交通先行如何行?
成渝间第四条高速有望年底通车
“突突突……”3月17日，成资渝高速公路100余公里路段机器轰鸣，建设正酣。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干道，自2月18日复工以来，该项目就朝着年底通车的目标快节奏推进，2200余名工人奋战在建设一线。
由四川省交投集团投建的成资渝高速是成渝间第四条高速公路通道，它串起了成渝高速、成安渝高速、成遂渝高速3条既有的高速公路通道，且直接连接成都和重庆两大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两大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对于促进成渝两地经济社会联络意义重大。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交通要先行。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重庆市交通局已达成共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协同铁路、民航发展，构建通欧达海、立体互联的对外交通格局;未来，形成“成德眉资都市圈1小时通勤、成渝‘双核’1小时直达、成渝地区主要城市2小时互通、毗邻省会3小时达到”的交通圈，川渝会同贵州、广西等省份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两省市交通运输部门正携手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立体网规划”，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罗佳明介绍，今年将以打造成渝高速公路通道群为重点，建成成资渝高速公路，新开工南充至潼南、内江至大足、泸州至永川、开江至梁平等4个高速公路项目，并力争新开工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等水运项目，进一步畅通川渝间大通道。
此外，布局和推进一批关系全局、战略性、关键性的干线铁路项目也已提上日程。本版采写 邓 烨 四川在线记者 熊筱伟 梁现瑞 程文雯 颜 婧 王眉灵
#专升本# #湖南专升本#
受疫情影响！湖南专升本也要扩招了！（https://t.cn/A6hrJqcB）
扩大应届高校毕业生升学深造规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博士后流动站扩大博士后招收培养规模。支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协作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积极向教育部争取支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2020年全省增加5%研究生招生计划，将专升本录取比例扩大1倍以上。适当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士兵退伍后专升本录取比例。
受疫情影响！湖南专升本也要扩招了！（https://t.cn/A6hrJqcB）
扩大应届高校毕业生升学深造规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博士后流动站扩大博士后招收培养规模。支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协作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积极向教育部争取支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2020年全省增加5%研究生招生计划，将专升本录取比例扩大1倍以上。适当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士兵退伍后专升本录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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