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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小吧# 【五言绝句 山中 王勃（初唐）】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滞（zhì）：淹留。一说停滞，不流通。
⑵万里：形容归程之长。念将归：有归乡之愿，但不能成行。
⑶况属：何况是。属：恰逢，正当。高风：山中吹来的风。一说即秋风，指高风送秋的季节。
白话译文
长江向东滚滚而去，我也在外滞留太久。故乡远隔万里，令我时时思念。
何况秋风已经劲吹，山山飘零枯黄秋叶。
创作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2），是王勃旅蜀后期时的作品。总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在《入蜀纪行诗序》里他写道：“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经。”在游《游山庙序》里也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表面看他离开长安的态度似乎很洒脱，而内心是很复杂的。被逐出沛王府后，他无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胜以消解胸中的积愤。实际上，南国物候也为诗人增添了不少的乡思和烦忧。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山中》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五绝，作于作者被废斥后客居巴蜀期间。此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起句“长江悲已滞”既写景，又抒情，情因景起，景又生情；次句“万里念将归”紧承首句，具体抒发远游思归的悲苦心境；第三句转为写物候，承接上两句含义，在深秋寒风飒飒之夜令人感伤不已；结句“山山黄叶飞”写深秋的景象，强调了诗人所处的环境，突现了人物的形象和心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这首抒写旅愁乡思的小诗，诗人在寥寥二十个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现出了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开阔的意境。
首句“长江悲已滞”，是即景起兴。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诗人在蜀中山上望见长江逶迤东去，触动了长期滞留异乡的悲思。可以参证的有作者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诗中的名句“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以及谢脁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即所谓“诗无达诂”。古代诗人往往借江水来抒发羁旅愁情，而王勃此句的艺术独创性在于，他不仅借大江起兴，而且把自己的悲愁之情注入大江，使长江感情化、人格化。诗人客居巴蜀，一颗心为归思缠绕而无法排解，因此，当他在山上俯瞰长江时，竟感到这条浩浩奔流的大江，也为自己的长期淹留而伤心悲痛， 以至它的水流也迟滞不畅了。这新奇的想象，既缘于诗人的“移情”作用，又符合生活的实感。人在山上望长江，由于距离远，看不清它的滚滚奔腾的波涛，往往会感到江水是凝滞不动的。所以，这句诗中长江悲伤滞留的形象，也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直觉感受。悲愁的长江与悲愁的诗人相互感发、契合、共鸣，强烈地感染了读者的情绪。诗一开篇，境界便很悲凉浑壮。
诗人在创造了长江悲滞的新奇意象之后，才在第二句“万里念将归”中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紧接着，诗人紧紧抓住眼前的环境和景色，写出了“况属高风晚，山山红叶飞”两句。从字面上看，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评此诗道：“寄兴高远，情景俱足。”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名家点评
《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顾云：“况属”字有情。
《唐诗笺注》：上二句悲路远，下二句伤时晚，分两层写，更觉萦纡。
《网师园唐诗笺》：末二句，邈然。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寄兴高远，情景俱足。
《全唐诗佳句赏析》：这是写旅愁归思的一首五言绝句，大约作于王勃被贬斥后在巴蜀作客时，客中逢秋，因见万木凋零，因起思家之念——长江滚滚东去，而自己却留滞在这里不能归家，身在万里之外，虽有归家的愿望，但是不能成行；何况现正逢高风送秋的季节，黄叶纷飞，万木凋零，更增加了思乡的愁绪。诗中情景互为作用，彼此渗透，将久客异乡之悲，思归之情，与眼前所见之典型环境融合为一。寥寥二十字，将江山寥廓，风木萧瑟，苍茫悠远，气象雄奇尽情道出。末句以景结情，向来称妙。
作者简介
王勃（649～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麟德初应举及第，曾任虢[guó]州参军。后往海南探父，因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显露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和卢照邻等皆企图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见杨炯《王子安集序》）。其诗偏于描写个人生活，也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隐寓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风格较为清新，但有些诗篇流于华艳。其散文《滕王阁序》颇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滞（zhì）：淹留。一说停滞，不流通。
⑵万里：形容归程之长。念将归：有归乡之愿，但不能成行。
⑶况属：何况是。属：恰逢，正当。高风：山中吹来的风。一说即秋风，指高风送秋的季节。
白话译文
长江向东滚滚而去，我也在外滞留太久。故乡远隔万里，令我时时思念。
何况秋风已经劲吹，山山飘零枯黄秋叶。
创作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2），是王勃旅蜀后期时的作品。总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在《入蜀纪行诗序》里他写道：“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经。”在游《游山庙序》里也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表面看他离开长安的态度似乎很洒脱，而内心是很复杂的。被逐出沛王府后，他无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胜以消解胸中的积愤。实际上，南国物候也为诗人增添了不少的乡思和烦忧。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山中》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五绝，作于作者被废斥后客居巴蜀期间。此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起句“长江悲已滞”既写景，又抒情，情因景起，景又生情；次句“万里念将归”紧承首句，具体抒发远游思归的悲苦心境；第三句转为写物候，承接上两句含义，在深秋寒风飒飒之夜令人感伤不已；结句“山山黄叶飞”写深秋的景象，强调了诗人所处的环境，突现了人物的形象和心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这首抒写旅愁乡思的小诗，诗人在寥寥二十个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现出了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开阔的意境。
首句“长江悲已滞”，是即景起兴。在字面上也许应解释为因长期滞留在长江边而悲叹，诗人在蜀中山上望见长江逶迤东去，触动了长期滞留异乡的悲思。可以参证的有作者的《羁游饯别》诗中的“游子倦江干”及《别人四首》之四中的“雾色笼江际”、“何为久留滞”诸句。但如果与下面“万里”句合看，可能诗人还想到长江万里、路途遥远而引起羁旅之悲。这首诗的题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诗人在山上望到长江而起兴，是以日夜滚滚东流的江水来对照自己长期滞留的旅况而产生悲思。与这句诗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诗中的名句“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以及谢脁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这里，“长江”与“已滞”以及“大江”与“游子”、“客心”的关系，诗人自己可以有各种联想，也任读者作各种联想。在一定范围内，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即所谓“诗无达诂”。古代诗人往往借江水来抒发羁旅愁情，而王勃此句的艺术独创性在于，他不仅借大江起兴，而且把自己的悲愁之情注入大江，使长江感情化、人格化。诗人客居巴蜀，一颗心为归思缠绕而无法排解，因此，当他在山上俯瞰长江时，竟感到这条浩浩奔流的大江，也为自己的长期淹留而伤心悲痛， 以至它的水流也迟滞不畅了。这新奇的想象，既缘于诗人的“移情”作用，又符合生活的实感。人在山上望长江，由于距离远，看不清它的滚滚奔腾的波涛，往往会感到江水是凝滞不动的。所以，这句诗中长江悲伤滞留的形象，也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直觉感受。悲愁的长江与悲愁的诗人相互感发、契合、共鸣，强烈地感染了读者的情绪。诗一开篇，境界便很悲凉浑壮。
诗人在创造了长江悲滞的新奇意象之后，才在第二句“万里念将归”中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紧接着，诗人紧紧抓住眼前的环境和景色，写出了“况属高风晚，山山红叶飞”两句。从字面上看，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评此诗道：“寄兴高远，情景俱足。”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名家点评
《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顾云：“况属”字有情。
《唐诗笺注》：上二句悲路远，下二句伤时晚，分两层写，更觉萦纡。
《网师园唐诗笺》：末二句，邈然。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寄兴高远，情景俱足。
《全唐诗佳句赏析》：这是写旅愁归思的一首五言绝句，大约作于王勃被贬斥后在巴蜀作客时，客中逢秋，因见万木凋零，因起思家之念——长江滚滚东去，而自己却留滞在这里不能归家，身在万里之外，虽有归家的愿望，但是不能成行；何况现正逢高风送秋的季节，黄叶纷飞，万木凋零，更增加了思乡的愁绪。诗中情景互为作用，彼此渗透，将久客异乡之悲，思归之情，与眼前所见之典型环境融合为一。寥寥二十字，将江山寥廓，风木萧瑟，苍茫悠远，气象雄奇尽情道出。末句以景结情，向来称妙。
作者简介
王勃（649～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麟德初应举及第，曾任虢[guó]州参军。后往海南探父，因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显露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和卢照邻等皆企图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见杨炯《王子安集序》）。其诗偏于描写个人生活，也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隐寓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风格较为清新，但有些诗篇流于华艳。其散文《滕王阁序》颇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蜻蜓眼[琉璃]的前世今生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琉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琉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琉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琉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琉璃][琉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
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
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
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本文资料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发布者删除，谢谢！） https://t.cn/R2Wxau6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琉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琉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琉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琉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琉璃][琉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
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
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
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本文资料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发布者删除，谢谢！） https://t.cn/R2Wxa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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