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二手烟[超话]# 网约车是“高风险区”，两个控烟指标都垫底
一个让人放心的城市，应该处处设防，警告“渣人勿近”。
深圳控烟也是如此，规定所有禁烟场所应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规范的禁止吸烟标识。
就像这样的，罚款数额、投诉电话，一个不少，才算合格。
图片
总体上来说，深圳做得不差，禁烟标识张贴率91.7%、张贴合格率86.6%。
但网约车很差！
张贴率，21.2%
合格率，15.2%
双双垫底。
网约车司机可能喊冤：你别光盯着我啊，又不是只有我在跑车。
那看看隔壁的出租车：
张贴率90.0%
合格率87.5%
网约车老铁们，我们还真不是针对你。
姑娘们在你的车上找不到对象，分分钟赖你。
一个让人放心的城市，应该处处设防，警告“渣人勿近”。
深圳控烟也是如此，规定所有禁烟场所应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规范的禁止吸烟标识。
就像这样的，罚款数额、投诉电话，一个不少，才算合格。
图片
总体上来说，深圳做得不差，禁烟标识张贴率91.7%、张贴合格率86.6%。
但网约车很差！
张贴率，21.2%
合格率，15.2%
双双垫底。
网约车司机可能喊冤：你别光盯着我啊，又不是只有我在跑车。
那看看隔壁的出租车：
张贴率90.0%
合格率87.5%
网约车老铁们，我们还真不是针对你。
姑娘们在你的车上找不到对象，分分钟赖你。
【基辛格：世界将变得非常动荡】德国《时代》周报5月25日刊登记者马蒂亚斯·纳斯和海因里希·韦芬的报道文章，题为《“如果政治家是睿智的……”》。全文摘编如下：
纽约，麦迪逊大街。亨利·基辛格在他位于33层的办公室里，几乎瘫坐在一把蓝色扶手椅上接待了我们。但他头脑很清醒，绝对是全神贯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从大幅亲笔签名照片上凝视着他的肩膀。他曾为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窗台上摆着一张他1972年在北京第一次见毛泽东的照片。
愿意调停俄乌争端
《时代》周报记者问：基辛格先生，我们想和您谈谈您漫长的人生，但我们想从当前的政治谈起。
亨利·基辛格答：我只有一个小时，不能谈更久。
问：一年多来，我们见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那场战争。您认识普京，曾与他会面。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答：我对普京的了解不同于施罗德。他与普京有私交。我与普京的关系纯粹是探讨战略和概念。最早我们谈的是南斯拉夫局势，有关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的干涉。后来我经常见他，一年一次，主要是在他的办公室，还有一两次是在他的乡间别墅，但从来没有在社交场合，从没有共进晚餐，见他始终只是为了谈话。
问：如果莫斯科或基辅请您调停，您会这么做吗？
答: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会的。但我自己当过国务卿，如果当时有个局外人试图替我解决问题，我会生气的。因此，如果情况非常急迫，我才会考虑。但不会有这种事儿。
特朗普有“独特能力”
问：在美国，人们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是否还有共识这样的东西呢？
答：这将是未来十年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很难作判断，因为我的思维倾向和政治观念是在美国深度参与所有国际大事时开始形成的。今天的挑战比当时更大。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只有一个挑战——来自斯大林。今天的世界是多极化的，一批非欧洲国家正在成为对我们安全的潜在威胁。
问：您为共和党奔忙了数十年。特朗普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成功绑架了这个党呢？
答：我不会用这个词。特朗普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影响美国国内一个人数众多且界限鲜明的少数群体。以前没有人成功做到这点。这就是特朗普在党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最大的问题将是，美国是不是会去关心那些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与本国直接利益无关的世界安全风险。
问：比如乌克兰？
答：是的。在这方面，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假如普京打败了乌克兰，北约的整个构想就会被抛弃。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问：您是否知道欧洲非常担心，特朗普要是再次当选，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为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做那么多？
答：我认为这么说是不对的。我不想在德国报纸上谈论我在尚未开始的竞选活动中的偏好。倘若某位共和党总统，包括特朗普在内，真的试图放弃美国在捍卫欧洲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人们不会对此坐视不管——我这样的人，以前共和党领导的政府的人，还有民主党的外交政治人物也不会。
支持美中恢复对话
问：所以共和党中仍有温和派？
答：是的，但即便在那些观点与特朗普不同的人看来，问题也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
问：那就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吧。我们觉得中美关系处于50年来最糟的时候。
答：但目前看来，拜登政府似乎真在努力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而中国似乎也有意响应。我支持这种努力。当然，还很难说是该将这种尝试理解为摊牌前的战术休息，还是理解为永久性的框架。
问：您认为中美对抗的威胁有多大？
答：两个强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糟。两国都是高科技强国，都拥有破坏力无限的武器。现在还出现了新技术，带来了我们甚至一点都看不透的能力。因此，双方行事都必须慎之又慎。
问：您是否看到了冲突升级的危险？
答：台湾冲突可能会以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方式升级。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问：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启动与中国的直接对话，这始于50年前尼克松总统和您访问北京。在华盛顿，两党似乎普遍认为当时的开放政策是错误的。
答：这是一种极为短视的评价。美国和中国当时完全相互隔绝。我们的目标是为和平发展创造新前景。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毛泽东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如果我们不尝试开放，那么其他人就会这样做，欧洲列强或日本。今天在华盛顿就此发表的那些言论是错的。
提倡欧洲加大自主
问：您是在谈论人工智能吗？
答：是的，我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短一些的书，是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意识影响的。有史以来，人类不得不头一次关注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科学主要基于可重复的实验或可通过数学阐释的假设。今天我们不再知道机器知道什么了。我们并不真明白为什么它们可以用流利的语言与我们交谈。换句话说：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新的神秘领域。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后果。
问：有哪些呢？
答：所有可以接触这些技术的国家都一定会体现出这种新情况。如果欧洲统治者知道一战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不会在1914年发动战争。今天，两个都有能力彻底毁灭世界的强国在直接对峙，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问：您对今天的德国及其民主有信心吗？
答：嗯，我对德国的民主及其国家制度有信心。但德国与其欧洲邻国不同，其历史充满了裂痕。曾与我共事的德国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今天掌权的是另一代人，他们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我不会说我不信任他们，但挑战是独一无二的。
问：您指的挑战是什么？
答：我早前说过，我们必须制定战略来应对我们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其中一个问题是，大西洋共同体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应该团结一致呢，还是欧洲和美国会各行其是？就个人而言，我会提倡欧洲人加大自主。
问：真的吗？为什么？
答：在大西洋框架内的自主，是的。为什么？如果欧洲国家完全成为美国的仆从，那它们便无法就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形成自己的概念和想法。但只有真正具有民族视野的人，才会愿意做出牺牲。与法国和英国不同，德国在战后从未面对过要自己做出牺牲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动向现在极为重要。
问：您可以回顾将近100年。您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纪，20世纪。当您展望未来时，您感到担忧吗？还是说您看到了信心和希望的理由？
答：我对我们正在处理可解决的问题感到乐观。但它们非常紧迫，如果我们以自怜作为我们政策的指导原则，我们就解决不了它们。如果像我假设的那样，人工智能发展成为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对话，那将改变一切。启蒙运动时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等到康德和莱布尼茨发展出他们的哲学观念，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年。如果我能再活100年，我会努力寻找这样的人。
问：人工智能时代的康德？
答：没错。
问：您认为有人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吗？
答：目前没有。但启蒙运动之前的时期也是一个黑暗时期，想想30年战争吧。所以，是的，世界将变得非常动荡。
纽约，麦迪逊大街。亨利·基辛格在他位于33层的办公室里，几乎瘫坐在一把蓝色扶手椅上接待了我们。但他头脑很清醒，绝对是全神贯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从大幅亲笔签名照片上凝视着他的肩膀。他曾为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窗台上摆着一张他1972年在北京第一次见毛泽东的照片。
愿意调停俄乌争端
《时代》周报记者问：基辛格先生，我们想和您谈谈您漫长的人生，但我们想从当前的政治谈起。
亨利·基辛格答：我只有一个小时，不能谈更久。
问：一年多来，我们见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那场战争。您认识普京，曾与他会面。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答：我对普京的了解不同于施罗德。他与普京有私交。我与普京的关系纯粹是探讨战略和概念。最早我们谈的是南斯拉夫局势，有关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的干涉。后来我经常见他，一年一次，主要是在他的办公室，还有一两次是在他的乡间别墅，但从来没有在社交场合，从没有共进晚餐，见他始终只是为了谈话。
问：如果莫斯科或基辅请您调停，您会这么做吗？
答: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会的。但我自己当过国务卿，如果当时有个局外人试图替我解决问题，我会生气的。因此，如果情况非常急迫，我才会考虑。但不会有这种事儿。
特朗普有“独特能力”
问：在美国，人们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是否还有共识这样的东西呢？
答：这将是未来十年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很难作判断，因为我的思维倾向和政治观念是在美国深度参与所有国际大事时开始形成的。今天的挑战比当时更大。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只有一个挑战——来自斯大林。今天的世界是多极化的，一批非欧洲国家正在成为对我们安全的潜在威胁。
问：您为共和党奔忙了数十年。特朗普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成功绑架了这个党呢？
答：我不会用这个词。特朗普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影响美国国内一个人数众多且界限鲜明的少数群体。以前没有人成功做到这点。这就是特朗普在党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最大的问题将是，美国是不是会去关心那些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与本国直接利益无关的世界安全风险。
问：比如乌克兰？
答：是的。在这方面，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假如普京打败了乌克兰，北约的整个构想就会被抛弃。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问：您是否知道欧洲非常担心，特朗普要是再次当选，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为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做那么多？
答：我认为这么说是不对的。我不想在德国报纸上谈论我在尚未开始的竞选活动中的偏好。倘若某位共和党总统，包括特朗普在内，真的试图放弃美国在捍卫欧洲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人们不会对此坐视不管——我这样的人，以前共和党领导的政府的人，还有民主党的外交政治人物也不会。
支持美中恢复对话
问：所以共和党中仍有温和派？
答：是的，但即便在那些观点与特朗普不同的人看来，问题也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
问：那就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吧。我们觉得中美关系处于50年来最糟的时候。
答：但目前看来，拜登政府似乎真在努力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而中国似乎也有意响应。我支持这种努力。当然，还很难说是该将这种尝试理解为摊牌前的战术休息，还是理解为永久性的框架。
问：您认为中美对抗的威胁有多大？
答：两个强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糟。两国都是高科技强国，都拥有破坏力无限的武器。现在还出现了新技术，带来了我们甚至一点都看不透的能力。因此，双方行事都必须慎之又慎。
问：您是否看到了冲突升级的危险？
答：台湾冲突可能会以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方式升级。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问：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启动与中国的直接对话，这始于50年前尼克松总统和您访问北京。在华盛顿，两党似乎普遍认为当时的开放政策是错误的。
答：这是一种极为短视的评价。美国和中国当时完全相互隔绝。我们的目标是为和平发展创造新前景。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毛泽东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如果我们不尝试开放，那么其他人就会这样做，欧洲列强或日本。今天在华盛顿就此发表的那些言论是错的。
提倡欧洲加大自主
问：您是在谈论人工智能吗？
答：是的，我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短一些的书，是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意识影响的。有史以来，人类不得不头一次关注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科学主要基于可重复的实验或可通过数学阐释的假设。今天我们不再知道机器知道什么了。我们并不真明白为什么它们可以用流利的语言与我们交谈。换句话说：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新的神秘领域。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后果。
问：有哪些呢？
答：所有可以接触这些技术的国家都一定会体现出这种新情况。如果欧洲统治者知道一战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不会在1914年发动战争。今天，两个都有能力彻底毁灭世界的强国在直接对峙，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问：您对今天的德国及其民主有信心吗？
答：嗯，我对德国的民主及其国家制度有信心。但德国与其欧洲邻国不同，其历史充满了裂痕。曾与我共事的德国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今天掌权的是另一代人，他们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我不会说我不信任他们，但挑战是独一无二的。
问：您指的挑战是什么？
答：我早前说过，我们必须制定战略来应对我们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其中一个问题是，大西洋共同体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应该团结一致呢，还是欧洲和美国会各行其是？就个人而言，我会提倡欧洲人加大自主。
问：真的吗？为什么？
答：在大西洋框架内的自主，是的。为什么？如果欧洲国家完全成为美国的仆从，那它们便无法就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形成自己的概念和想法。但只有真正具有民族视野的人，才会愿意做出牺牲。与法国和英国不同，德国在战后从未面对过要自己做出牺牲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动向现在极为重要。
问：您可以回顾将近100年。您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纪，20世纪。当您展望未来时，您感到担忧吗？还是说您看到了信心和希望的理由？
答：我对我们正在处理可解决的问题感到乐观。但它们非常紧迫，如果我们以自怜作为我们政策的指导原则，我们就解决不了它们。如果像我假设的那样，人工智能发展成为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对话，那将改变一切。启蒙运动时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等到康德和莱布尼茨发展出他们的哲学观念，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年。如果我能再活100年，我会努力寻找这样的人。
问：人工智能时代的康德？
答：没错。
问：您认为有人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吗？
答：目前没有。但启蒙运动之前的时期也是一个黑暗时期，想想30年战争吧。所以，是的，世界将变得非常动荡。
【论文简报】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张先锋、杜艳多和南京大学的王冠宇基于中国已签署的9个区域贸易协定构建企业出口目的国层面的贸易数据，考察签订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及其重要条款深度对企业出口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隐性贸易成本的削减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通过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出口规模的缩减增加企业出口生存风险。企业适应规则的能力能够降低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对企业出口生存风险的负面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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