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全真教不只是修行炼丹，悲天悯人才是最高理想！】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全真教不只是修行炼丹，悲天悯人才是最高理想！道看世间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一、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二、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道教符咒#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一、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二、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道教符咒#
全真教不只是修行炼丹，悲天悯人才是最高理想！道看世间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一、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二、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全真教的兴起，开启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页。在佛教和儒家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下，全真教的祖师们更侧重于性命双修的内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开始倾向于从“为帝者师、皇者师、王者师”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来，转而更追求个人在修行上的精进。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谈到“养身之法”时说道：“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开始以云游参访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础。
如马钰祖师在初掌教的时候，依旧尊崇祖师教诲，以清修为主，不事布道传教和兴修道观而俗务。《盘山录》说：“丹阳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景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全真祖师在教导门下弟子的时候，多是从个人修行的方面去进行一定的规诫。这一点也正是后来明朝皇帝认定全真教只懂个人清修而于家国无益之滥觞。
但是如此结论，只能说明其对全真教的了解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化的内容。
一、全真教的出世与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无为与积极入世并不矛盾。当年丘祖不远万里西行去面见成吉思汗，并献上出于一个宗教人士悲天悯人情怀的止杀之语，这可以说是对当朝政治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全真教对政治上的热情，只是不再表现为积极参与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师道一样形成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组织，而是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慈悲济世的方式去实现某些通过强权政治无法实现的某一目标，即慈心度世。
以祖师修道经历为例，当年重阳祖师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财产在当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师从不因势欺压穷人，而是一直身怀着恻隐之心而赈济穷困。据记载，曾有一年陕西闹饥荒，从四方赶来的放粮饥民趁乱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带头闹事的人后，祖师却劝说官方放了饥民。因为这一件事，祖师的声名在当地大振。后来祖师又参加过开科取士，最终却做了一个收酒税的官吏，终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与政治场上，遂把追求转向了对个人生命本身的关注。这也是祖师开始修道的缘由。
除了自身的经历外，当时天下格局纷乱，关中地区战乱不断，很多人丧命在无情的战火中。这既是天灾，同时又是人祸。若是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岂还会在乎身外之财？而且在祖师的家中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每代人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这更增加了祖师出家修行的意愿。“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从祖师自称王害风开始，其对生命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条可以超脱生死的道路。
在祖师眼中看来，关于天下政治，关于积极入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增福增寿，这和出家修行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每个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将是自我的人生。纵然当时祖师还未有成立任何教团，但这样的济世思想是已经具备了早期宗教色彩的。况且，济世并不单纯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后来祖师历经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东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个以“三教”为主旨的修道团体，全真道的基本规模也已形成。既然强调“三教合一”，且最终的归宿点还是落在每个个人本体的修行之上，强调个人在世间应该做好当下的修行，这正是解决当朝政治氛围中在极力强调家国邦图的争夺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难题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叹生命的无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受这种无常、淡看这种无常并最终超越这种无常。此是祖师修道的缘由，也是祖师希望把这一点作为济世思想的终极目的。
二、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
当然，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结不可能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阳祖师仙去后，其门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布道济人。马钰祖师曾写过一首《踏云行》，词中提到：“ 兴尽当归，关游长便，大家共把愚迷劝。一开一悟一回头，同心同德同归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济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证明当年重阳祖师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地继承的。儒士范怿在为谭处端的《水云集》所作序中称其“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以此来证明谭祖同样在秉持祖师的宗教理想。
而丘祖曾劝降地方起义、不远万里西行进言等等看似是对朝廷“屈从”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都是悲天悯人的更大情怀。当日丘祖觐见成吉思汗时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为旨。在丘祖的言论中有意抹去了过于浓厚的政治诱导色彩，而是以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的众人心中的共同愿景为叙述主旨，这自然可以得到历经连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赞赏。
以重阳祖师和丘祖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阐发的宗教理想，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政治阶层的家国理想，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于此，尽管全真道一直倡导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远离尘俗、出家修行，但从全真道早期祖师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种或建立道观阐化一方、或独自隐修开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弃万民于不顾的。自古神仙本来由人做，人道尽后才能行天道。清朝时期对丘祖的册封以及对他伟大功绩的认可，也正是说明以更加注重个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应和当时历史发展必然的。当人们在战乱中希望寻求到精神上的寄托、生理上的寄存时，正是全真道的出现保证了战火中百姓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方面需求。
以此看来，全真道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若仅仅以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过于片面化了，否则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为道教发展到今时而呈现一家独大的教派景象。而关于全真道在当今社会中如何保持更积极意义的话题，相信从历代祖师的行径和教义也就可以窥得一二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