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谭峭讨论“食”（以喻“道”）的时候，将他认为不利于人心修炼的那部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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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峭的“至乐即道”观。

《庄子》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讲，“穷”即人生之路坎坷曲折、前途黯澹，本来是容易使人产生消极情绪、悲观失望的，但真正“得道者”却能在逆境和困苦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通”即人生道路平顺、通达，前途光明，而真正的“得道者”同样能心态正常，不骄不躁，永葆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乐”的是“道”，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立变化采取的是达观的、审美的角度，他的快乐和愉悦来自于对生命、生活采取的审美的（非功利的）“鉴赏”愉悦（即“乐”），而不在于人生之途是“穷”是“通”。

道教继承了这种辩证的审美人生观，并将它改造为道教修道理论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这在上清、全真派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谭峭《化书》开宗明义就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谭峭从“道之委”和“道之用”这两相对立的方面，探讨了“道”在正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从“虚”到“实”（即“形”），又从“实”（“形”）到“虚”，一顺一逆，就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和发展基本规律。这里，不但“虚”和“实”（“形”）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的运动变化的方向和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而且运动变化的结果也是对立统一的：即“万物”达到“形生”而“塞”，或“万物”达到“虚明”而“通”。

所以，谭峭总结说：“虚实相通，是谓大同。”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虚和实的对立统一和变化运动，才是最伟大的统一！按他的修炼理论，可能还要加上他的修炼体会，他才说修炼的要领是“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这个“忘”字，说出了道教修炼（即后世内丹之基础）的要点全在于是否保持对于世界和自我的“忘”的审美心态和审美的（无功利和超功利的）态度。而这种审美态度又来自修道者能否真正了解、参透“虚－实”和“通－塞”的对立和统一，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它们就是“死－生”的对立统一（“大同”）。这个“大同”，显然是先秦道家的“大通”提法的流变，而“大通”的（心理）状态正是了道者认为最美的。

谭峭将“道”与“俗”之间的审美差异，归结为“道－美”与世俗的物欲享受的冲突。他认为，世俗的物欲只能“滑”人心，而体“道”之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乐”。他说：“金笾玉豆，食之饰也；鼓钟戛石，食之游也；张组设绣，食之惑也；穷禽竭兽，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贵贱精粗，食之争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在他看来，食器无论怎样雕琢精美，伴奏的乐器无论怎样美妙动听，室内陈设华丽加上歌舞伴食，也只能起到陪衬的、娱乐的作用，对于“食”的本质意义，并无多大的价值。即使是吃尽一切飞禽走兽，享受完一切美妙的味道，在饮食的花费上穷奢极欲，也只是满足了一时的物质欲望而已，并非得到了真正的美（即“道－美”）。

而欲壑难填，食物少了愈是感到肚皮空，而食物太丰富则再也体会不到美味了。耐人寻味的是，谭峭讨论“食”（以喻“道”）的时候，将他认为不利于人心修炼的那部分艺术美，也等同于“食”的本质（即“道”）之外的物欲享受加以排斥。这不是说他认为艺术美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有悖于“道－美”，而是强调艺术美在无助、或有碍人心的返归“真－朴”的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也是不美的。他从宗教情怀与物质的、生理的欲望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探讨和揭示了纯艺术审美超越物欲的一面。他说，“欲之于人也如贼，人之于欲也如战。当战之际，锦绣珠玉不足为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金石丝竹不闻其音，宫室台榭不见其丽。”他这个观点的哲学归趋，不消说是“唯心”一派，然而，从这段话所反映出他的哲学－美学的思辨水平来看，无疑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他对艺术美与“道”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唤美育反对物欲主义。这点上，他有复归庄子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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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ang666# 在古代，真正好的中医不用针灸或中药，用音乐。一曲终了，病退人安。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五音疗疾”的理论，《左传》中更说，音乐像药物一样有味道，可以使人百病不生，健康长寿。古代贵族宫廷配备乐队歌者，不纯为了娱乐，还有一项重要作用是用音乐舒神静性、颐养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