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孩子研学之名，六一打卡广轻集团广印票品博物馆，小众景点，知识多多，了解各个不同年代，不同朝代票品[666][666][666]
最有趣的是“飞钱”亦称“便换”、“便钱”。唐宋的汇兑券。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但有粮票、肉票、糖票……几十种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票，还有农业的必需品票———粪票[嘻嘻]：
粪票是发给农业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那时的化肥很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实际上全靠粪当家。城里各公厕、各大单位的厕所的粪便都成了抢手货[污]。生产队用粪车进城拖粪，还不时带农产品送给看厕所的人或管厕所的小头头，但仍不免为抢粪打架，或几十里跑空趟，定点的厕所粪已给别人拖光了！
最后与孩子一一按照问题，在博物馆内找答案，孩子和我都收获满满[鼓掌][鼓掌][鼓掌]

讲个小故事

上世纪70年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有的年份会遇到青黄不接，就是春末夏初时节上一年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当年的粮食还没下来、家里揭不开锅的一段日子。自那时起，我知道了农民的生活贫苦与艰难。
遇到那种情况，农民会去摘榆树花或槐树花充当辅食。还有一种近乎杀鸡取卵的做法是把正处黄熟期（灌浆末期）的小麦穗摘下来，磨去麦壳，把麦粒碾成一粒粒像米蛆虫一样的“棱棱”(当地人的叫法)，再煮或炒。
这事有一种说法，自家的麦子舍不得去搞（别人家的一般也不能搞，那是偷），通常是趁没人时去生产队麦田里摘那么一点。为什么讲是“说法”，是因为我撞见过农民在家吃“棱棱”，但没有亲眼见过他们摘麦穗。不过我看到过孩子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生产队麦田，有时会顺手摘几个麦穗，然后放在手心里，两个手掌合在一起使劲地搓，用嘴吹去麦壳和麦芒，把那黄中带绿，绿中掺黄的软软的麦粒美美地送进嘴里，那种满足感和我们现在吃蛋糕挺像。
如今不再会有那样的状况。但不知怎么的，这两天拿手机看到下面这幅油画，忽然联想到了几十年前的这桩往事。

    阿良家亊2   

 阿良长得很高大壮实，浓眉大眼，大臉盘，臉上常挂着笑意，是个看一眼就能记住的人。长相很像他的父親。记得我结婚那年，也就是1974年，社会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经济还很落后，农村的路上没有公交车，更别说是小汽车，所以从哑柏到两河口村的那段路，大家坐的是生产队的马拉大车，车把式就是阿良的父親，赶牲灵的红缨鞭子一甩叭叭的响，他人长得有楞有角，英俊潇洒。可是后来就这样一个结实的农村汉子，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不知生了什么病，没钱医治，早早的结束了自已还年轻的生命。留下阿良妈妈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在一间空蕩蕩的房子里艰难渡日。

     阿良妈妈是个干瘦的人，个子不高，虽说日子过旳清苦，但是她会把自已收拾的干净利索，深陷的眼晴，阴郁的神情好象在诉说着她的不幸，唉，是个苦命的人。那时候农村的体制还是人民公社，社员们每天的劳动報酬是记工分，出一天工，就有一天的工分，不出工就没有工分了，也就是没有收入了。一个男劳力出工一天就记十分工，一个妇女劳动一天就记六分到八分工。未成年的小男孩劳动一天的工分和一个妇女差不多。十分工的价值在不好的生产队还有值一角钱上下的，两河口村在当时还算是好的，十分工的价值在伍角到八角钱浮动，这劳动一年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一家大小，能吃饱饭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