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星堆，筑牢“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从彝族历史说起】
这些年，彝族典籍中有关十月太阳历以及“河图”、“洛书”的记载，先后被刘尧汉、陈久金、冯时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笔者也同样在头条上发布过有关彝族文献中的“河图”、“洛书”的内容，并指出有关“河图”、“洛书”的内容在汉语文献中已经难以说清楚，但用彝族典籍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但是，如何认识彝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彝族的古代典籍过去主要有毕摩家族传承，秘不示人。这种情况造成了彝族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但大量兄弟民族对其历史的认识却比较模糊。两晋时期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已经提到《夷经》的存在，可见彝族的这些典籍确实有久远的渊源。（二）汉语文献的记录往往是以中原统治王朝为中心的，很多时候对于少数民族的记录往往着墨较少。
这一些年来，很多彝族典籍先后被翻译，但如何把这些文献的记载与汉语文献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研究相衔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比较少见。中国社科院的冯时教授在一次网络公开课中曾谈到彝族的这个问题，也感到不好解决。一方面，如果忽视彝族的文献记录，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毕竟彝族古代文献中的许多记录经研究发现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如果说彝族的历史真的像他们典籍说得那么古老，这个问题似乎又不好理解。
就笔者个人的一点研究心得来说，这里主要还是涉及到彝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笔者在对三星堆等考古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夏商并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对彝族的形成问题就有可能有进一步的突破。在网络上，有时一些网友喜欢径直把三星堆的创造者说成是彝族，这个观点我曾经在“悟空问答”中批评过。
（一）从考古材料来看，三星堆的族群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把三星堆的成就归功于某一个民族的创造，这与考古发现本身不吻合。（二）根据彝族自身的历史记载，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阶段是六祖分流，其发生地一般认为在今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昭通、黔西和川南地区。而大家现在很熟悉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在汉代其实是邛都夷的居地，这也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根据研究，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中的曲涅和古侯二支才进入凉山。同时，根据世居于黔西地区的大方彝族的说法（《见贵州通志》），彝族在兴起时，就曾臣附于邛君。根据古代汉语文献的记载，其实邛都夷也是在蚕丛国破后才迁入凉山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彝族先民在三星堆文化中果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其历史地位恐怕也不会超过邛人。笔者曾经在头条发布的文章中谈到过，历史上的邛人与今天的嘉绒藏族、纳西族（可能也包括羌族）有密切关系。因此，总结下来，无论是从考古角度还是民族史角度来说，称三星堆文明是彝族创造的，这个说法都不合适。
就以上所说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彝族古代文献的记录来讲，还是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来说，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不但对于解决中国古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有重要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史（特别是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的研究同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应该尽量持有系统性的眼光，避免以某一个单一民族的立场来研究历史，“汉族本位”固然不可取，“彝族本位”同样不可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是我们必须要筑牢的。
这些年，彝族典籍中有关十月太阳历以及“河图”、“洛书”的记载，先后被刘尧汉、陈久金、冯时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笔者也同样在头条上发布过有关彝族文献中的“河图”、“洛书”的内容，并指出有关“河图”、“洛书”的内容在汉语文献中已经难以说清楚，但用彝族典籍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但是，如何认识彝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彝族的古代典籍过去主要有毕摩家族传承，秘不示人。这种情况造成了彝族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但大量兄弟民族对其历史的认识却比较模糊。两晋时期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已经提到《夷经》的存在，可见彝族的这些典籍确实有久远的渊源。（二）汉语文献的记录往往是以中原统治王朝为中心的，很多时候对于少数民族的记录往往着墨较少。
这一些年来，很多彝族典籍先后被翻译，但如何把这些文献的记载与汉语文献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研究相衔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比较少见。中国社科院的冯时教授在一次网络公开课中曾谈到彝族的这个问题，也感到不好解决。一方面，如果忽视彝族的文献记录，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毕竟彝族古代文献中的许多记录经研究发现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如果说彝族的历史真的像他们典籍说得那么古老，这个问题似乎又不好理解。
就笔者个人的一点研究心得来说，这里主要还是涉及到彝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笔者在对三星堆等考古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夏商并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对彝族的形成问题就有可能有进一步的突破。在网络上，有时一些网友喜欢径直把三星堆的创造者说成是彝族，这个观点我曾经在“悟空问答”中批评过。
（一）从考古材料来看，三星堆的族群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把三星堆的成就归功于某一个民族的创造，这与考古发现本身不吻合。（二）根据彝族自身的历史记载，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阶段是六祖分流，其发生地一般认为在今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昭通、黔西和川南地区。而大家现在很熟悉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在汉代其实是邛都夷的居地，这也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根据研究，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中的曲涅和古侯二支才进入凉山。同时，根据世居于黔西地区的大方彝族的说法（《见贵州通志》），彝族在兴起时，就曾臣附于邛君。根据古代汉语文献的记载，其实邛都夷也是在蚕丛国破后才迁入凉山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彝族先民在三星堆文化中果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其历史地位恐怕也不会超过邛人。笔者曾经在头条发布的文章中谈到过，历史上的邛人与今天的嘉绒藏族、纳西族（可能也包括羌族）有密切关系。因此，总结下来，无论是从考古角度还是民族史角度来说，称三星堆文明是彝族创造的，这个说法都不合适。
就以上所说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彝族古代文献的记录来讲，还是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来说，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不但对于解决中国古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有重要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史（特别是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的研究同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应该尽量持有系统性的眼光，避免以某一个单一民族的立场来研究历史，“汉族本位”固然不可取，“彝族本位”同样不可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是我们必须要筑牢的。
《后村居士集》（宋刻本）
刘克庄是南宋末期一位成就全面的文学家，他的诗融汇众作，自成一家，是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诗人；他又以“辛派词人”而著称，其词作具有豪迈和疏旷的特点，在南宋词坛，刘克庄与陆游、辛弃疾鼎足三立；其题跋、诗话等多种文体也为人所称道；他还是最早的《千家诗》编选者，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曾作为《四库全书》未收书编入《宛委别藏》。后村享年八十三岁，一生交游颇广，其作品数量既多，又兼具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对于拓展晚宋政治与文学的认识，对于江湖诗派及词史研究的深入，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元年（1228），刘克庄曾担任建阳知县。在职期间，重修了朱熹的考亭书院，“祀朱、范、刘、魏四公于学宫。庭无留讼，邑用有年”。又在邑中增义仓米二千斛，书联于门曰：“聊为尔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心灯。”其关心民瘼的治绩，为时人所传颂。他在《建阳县厅续题名记》一文中所言“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则是最早将朱熹闽学与建阳刻书业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两件文化盛事，而加以相提并论。
刘克庄的著作有《后村文集》、《后村诗集》、《后村别调》、《后村诗论》、《后村题跋》等，今存《后村集》、《后村居士集》、《后村先生大全集》等若干种卷数不同的版本。以刻本而论，现存最早的是《后村居士集》，存五十卷本和残帙三十八卷本两个系统。五十卷本收诗集十六卷，诗话二卷，诗余二卷和文集三十卷。国内外分别有北京、上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处收藏。三十八卷宋刊残本，原为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宋刘克庄撰，宋刻本。框高十九•三厘米。宽十二•八厘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此书边栏、字体并不完全相同。其因者何？按刘克庄，乃当时当地闻人，其家乡又是刻书出版胜地，其集既版行，且纸价倍常。市场看好。于是又有翻刻，乃当时当地常见之事。而镌版既久，版片易主，再印时两套版片各有馒遗，故择其完好者重新刷印，便出现版式不同现象。今细审此书，似为竹纸印造，版式及字体特征，均属闽建风格。但字体并不完全相同，左右边栏亦不完全一致，其因盖缘于此。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嘉定二年（1209）以父弥正郊恩授官建阳令。言官检其咏《落梅》诗以为讪谤，遭“江湖诗祸”，由于郑清之极力为之辩解，幸免牢狱之灾。淳祐（1241—1252）初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历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累官至龙图阁学士，致仕。年八十三卒，谥“文定”。
林希逸(1194-? )，字肃翁，号竹溪，又号鬳斋，福清县人。端平二年(1235)进士，历官平海军节度推官、秘书省正字、兴化军知军。景定四年(1263)司农少卿，终直秘阁、中书舍人。著有《易讲》、《春秋正附篇》、《鬳斋三子口义》、《考工记解》、《竹溪十一稿》等书。林希逸于淳祐八年(1248)知兴化军，次年，刻印其好友刘克庄撰《后村居士集》前集五十卷于郡斋(军学)。他在咸淳六年(1270)为《后村先生大全集》一书作序云：“后村先生以文章名当世，初集本未刊时，四方之士随所得争传录之，而见者恨未广也。予戊申备数守莆，方得前集，刊之郡庠，于时纸价倍常。”据此序，此当为《后村集》的最早刊本。这个刻本，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著录为“莆田郡斋”刻本。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则著录为“刘克庄《后村居士集》，林希逸莆田郡斋刻，淳祐九年，小黑口，大字黄纸十册。又一部中字小黑口，白纸十六册。今存。”
介绍书影选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
刘克庄是南宋末期一位成就全面的文学家，他的诗融汇众作，自成一家，是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诗人；他又以“辛派词人”而著称，其词作具有豪迈和疏旷的特点，在南宋词坛，刘克庄与陆游、辛弃疾鼎足三立；其题跋、诗话等多种文体也为人所称道；他还是最早的《千家诗》编选者，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曾作为《四库全书》未收书编入《宛委别藏》。后村享年八十三岁，一生交游颇广，其作品数量既多，又兼具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对于拓展晚宋政治与文学的认识，对于江湖诗派及词史研究的深入，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元年（1228），刘克庄曾担任建阳知县。在职期间，重修了朱熹的考亭书院，“祀朱、范、刘、魏四公于学宫。庭无留讼，邑用有年”。又在邑中增义仓米二千斛，书联于门曰：“聊为尔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心灯。”其关心民瘼的治绩，为时人所传颂。他在《建阳县厅续题名记》一文中所言“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则是最早将朱熹闽学与建阳刻书业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两件文化盛事，而加以相提并论。
刘克庄的著作有《后村文集》、《后村诗集》、《后村别调》、《后村诗论》、《后村题跋》等，今存《后村集》、《后村居士集》、《后村先生大全集》等若干种卷数不同的版本。以刻本而论，现存最早的是《后村居士集》，存五十卷本和残帙三十八卷本两个系统。五十卷本收诗集十六卷，诗话二卷，诗余二卷和文集三十卷。国内外分别有北京、上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处收藏。三十八卷宋刊残本，原为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宋刘克庄撰，宋刻本。框高十九•三厘米。宽十二•八厘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此书边栏、字体并不完全相同。其因者何？按刘克庄，乃当时当地闻人，其家乡又是刻书出版胜地，其集既版行，且纸价倍常。市场看好。于是又有翻刻，乃当时当地常见之事。而镌版既久，版片易主，再印时两套版片各有馒遗，故择其完好者重新刷印，便出现版式不同现象。今细审此书，似为竹纸印造，版式及字体特征，均属闽建风格。但字体并不完全相同，左右边栏亦不完全一致，其因盖缘于此。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嘉定二年（1209）以父弥正郊恩授官建阳令。言官检其咏《落梅》诗以为讪谤，遭“江湖诗祸”，由于郑清之极力为之辩解，幸免牢狱之灾。淳祐（1241—1252）初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历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累官至龙图阁学士，致仕。年八十三卒，谥“文定”。
林希逸(1194-? )，字肃翁，号竹溪，又号鬳斋，福清县人。端平二年(1235)进士，历官平海军节度推官、秘书省正字、兴化军知军。景定四年(1263)司农少卿，终直秘阁、中书舍人。著有《易讲》、《春秋正附篇》、《鬳斋三子口义》、《考工记解》、《竹溪十一稿》等书。林希逸于淳祐八年(1248)知兴化军，次年，刻印其好友刘克庄撰《后村居士集》前集五十卷于郡斋(军学)。他在咸淳六年(1270)为《后村先生大全集》一书作序云：“后村先生以文章名当世，初集本未刊时，四方之士随所得争传录之，而见者恨未广也。予戊申备数守莆，方得前集，刊之郡庠，于时纸价倍常。”据此序，此当为《后村集》的最早刊本。这个刻本，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著录为“莆田郡斋”刻本。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则著录为“刘克庄《后村居士集》，林希逸莆田郡斋刻，淳祐九年，小黑口，大字黄纸十册。又一部中字小黑口，白纸十六册。今存。”
介绍书影选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
释文:华夏之源
规格:45cm×68cm/2.7平尺/原创作品/己亥初夏杨牧青书。
夏，起源于“古中国大昆仑”山脉北麓的西北方向，是《史记》所载的姆水河最上游的游牧兼农渔之民(也就是西汉时为什么有大夏国名称出现因素)。
夏，是女娲氏之后的九天玄女后裔(火索绳为主)，也是以玄鸟(黑色的大鸟，与商祖先契是同源，后为凤凰)和火索绳为图腾(火索绳是继上古遂人氏取火后为保留火种的一种草绳，现在民间还有一种艾草编织的绳点染后长不灭，用于熏驱蚊子，与此类似。)与伏羲时期的华婿氏融合，经“成徽盆地(甘肃祁连山/陇南天水一带)到河西“齐家文化”，再历太行山以西的轩辕黄帝时期已经形成的陶器与青铜器制作，再向下至唐尧虞舜时才形成了以十二支族的“大夏”集群，以至于在“启”创建“夏”并名为“夏后氏”。
夏后氏出运城盆地，继续向中原、东南方向开拓，足迹与王权遍及皖鲁，惜其被从燕山一带“红山文化”发衍出的“商”给灭掉。夏王朝的后人又向西北运城“夏”的老窝迁逃，商、周时代将夏的后裔称为“鬼方”等。
“巴蜀大禹”从“汶川”出川入岷山北部，至“洮河流域”繁衍，在甘肃"临夏"才有了大本营。因“夏禹族”治水，沿河东行，树立功彪。至禹子“启”杀其兄“益”立夏朝到被因伊尹勾搭夏后氏王妃“妹喜”联合夏臣“汤”灭掉夏建立“商朝”为止，前后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故夏建国为“夏后氏”，去逝后才能谥为“帝”。
夏后氏以“夏”的后人理解就对了。《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国语》《史记》等没有记载错，是后人(特别今时以文旅产业利益为第一)按自己的意愿理解错了，或因某社科项目利益链驱使对历史文献不负责，任专家说与判疑，美其名曰学术研究、百家争鸣，或谓之考而古之。
夏人逐水逐山川塬因地宜居，仅有观天文天象的“坛”，无城堡、城邦、城郭，即是有，也都是土坯子式，不会存留到现在。三星堆也是以夏王权为主体的族群，现在二里头掘地三尺的找“夏文化”是比较盲干，或许为了某个文化面子，或为捍卫中原中心论而不能矢口否认。至于国家的“断代”与“探源”两个工程，前后570多位专家学者介入，花费的代价实在太高昂，对中华文明历史虽有很好的促进意义，但是只能说还有许多疑点和窟窿需要补充！
“科学实证+玄灵思维是认知人类上古文化的基本方法(杨牧青语)”，这是需要更开阔的胸怀、视野和深层次意识的大智慧来理解的，不是靠权威一言堂而盲目框定死！一一2018年8月14日杨牧青复记
规格:45cm×68cm/2.7平尺/原创作品/己亥初夏杨牧青书。
夏，起源于“古中国大昆仑”山脉北麓的西北方向，是《史记》所载的姆水河最上游的游牧兼农渔之民(也就是西汉时为什么有大夏国名称出现因素)。
夏，是女娲氏之后的九天玄女后裔(火索绳为主)，也是以玄鸟(黑色的大鸟，与商祖先契是同源，后为凤凰)和火索绳为图腾(火索绳是继上古遂人氏取火后为保留火种的一种草绳，现在民间还有一种艾草编织的绳点染后长不灭，用于熏驱蚊子，与此类似。)与伏羲时期的华婿氏融合，经“成徽盆地(甘肃祁连山/陇南天水一带)到河西“齐家文化”，再历太行山以西的轩辕黄帝时期已经形成的陶器与青铜器制作，再向下至唐尧虞舜时才形成了以十二支族的“大夏”集群，以至于在“启”创建“夏”并名为“夏后氏”。
夏后氏出运城盆地，继续向中原、东南方向开拓，足迹与王权遍及皖鲁，惜其被从燕山一带“红山文化”发衍出的“商”给灭掉。夏王朝的后人又向西北运城“夏”的老窝迁逃，商、周时代将夏的后裔称为“鬼方”等。
“巴蜀大禹”从“汶川”出川入岷山北部，至“洮河流域”繁衍，在甘肃"临夏"才有了大本营。因“夏禹族”治水，沿河东行，树立功彪。至禹子“启”杀其兄“益”立夏朝到被因伊尹勾搭夏后氏王妃“妹喜”联合夏臣“汤”灭掉夏建立“商朝”为止，前后延续了上千年之久，故夏建国为“夏后氏”，去逝后才能谥为“帝”。
夏后氏以“夏”的后人理解就对了。《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国语》《史记》等没有记载错，是后人(特别今时以文旅产业利益为第一)按自己的意愿理解错了，或因某社科项目利益链驱使对历史文献不负责，任专家说与判疑，美其名曰学术研究、百家争鸣，或谓之考而古之。
夏人逐水逐山川塬因地宜居，仅有观天文天象的“坛”，无城堡、城邦、城郭，即是有，也都是土坯子式，不会存留到现在。三星堆也是以夏王权为主体的族群，现在二里头掘地三尺的找“夏文化”是比较盲干，或许为了某个文化面子，或为捍卫中原中心论而不能矢口否认。至于国家的“断代”与“探源”两个工程，前后570多位专家学者介入，花费的代价实在太高昂，对中华文明历史虽有很好的促进意义，但是只能说还有许多疑点和窟窿需要补充！
“科学实证+玄灵思维是认知人类上古文化的基本方法(杨牧青语)”，这是需要更开阔的胸怀、视野和深层次意识的大智慧来理解的，不是靠权威一言堂而盲目框定死！一一2018年8月14日杨牧青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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