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洗手能否洗掉哄抬物價嫌疑？
應對2019冠狀病毒威脅，全世界的防疫專家說法都差不多，帶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以及勤洗手，而保持手部清潔的最佳方法，幾乎都推薦用肥皂和水做正確且時間夠長的清洗，
不過在沒有這兩樣清潔用品的情況下，以乙醇酒精為主成分的乾洗手(hand sanitizer)就成了首選替代方案，也因此在瘟疫恐慌症下，它成了一種可能會被哄抬價格的商品。
Alameda與Contra Costa縣的地方檢察官部門於10月27日聯合宣布，對Safeway於瘟疫期間哄抬兩款乾洗手價格的行為，與之達成和解。檢方指控Safeway於瘟疫在美國爆發初期共賣出八萬多瓶，漲價幅度超過州允許範圍的Raff Distillerie和Ocean Fresh Pump Gel洗手液。當時因為瘟疫正在全球大擴散，Gavin Newsom州長便於4月3日特別發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型態的賣方在緊急狀態下，對食物、消費品、醫療或緊急物資以及其它某些商品哄抬價格超過10%，州長說：「這場危機已經衝擊到每位加州人和大家的正常生活方式，所以我們要確保，所有消費者都能夠以合理的價格買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乾洗手正是州府列管價格的重要緊急物資之一，而事件則是由一位關心的民眾所檢舉的，他投訴Concord一家Safeway所賣的這兩款乾洗手價格太高。經過檢方調查後發現，Raff Distillerie乾洗手在貨架上的價格為$5.99，較其批發市場價格每單位高出$2.30，比州允許的最高一成價格高47美分；Ocean Fresh乾洗手則以$9.99零售，每單位貴了$4，比允許的最高價多$1.01。兩者在超市的零售價格都比正常價格貴了五成多，因此更別說不符合州長行政命令的最高一成調價。
Safeway被罰了$81,000民事懲罰和$62,000的賠償，但和解協議中不認罪。事實上，以這家年營業額近四百億的大公司來說，怎會冒大不諱和眾怒來賺這災難財呢？何況這災難財比其營業額零頭還少。檢方指出，當價格問題引起Safeway的注意後，他們立即做出回應並更正價格，以符合州長的命令。調查也未發現Safeway蓄意做出任何價格哄抬的違反行為。因此，這是一個供需失調的價格自然調整現象囉？
其實也不只乾洗手，六月初就有人對這家連鎖超市的母公司Albertsons提出集體訴訟，聲稱該超市哄抬了一堆民生與抗疫物資價格，其中當然就包括恐慌搶購的經典商品之一衛生紙，哄抬的價格當然就是以數成到一倍以上的誇張程度在漲。不過其實也不只Safeway被點名哄抬，幾乎所有知名大連鎖賣場都被點名到，包括全食、沃爾瑪、亞馬遜與Trader Joe’s等等，就連最受信賴的會員制批發賣場好市多也被提告說哄抬蛋價。Ball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Steven Horwitz說，哄抬物價提告針對大型連鎖店是很罕見的，大多數是告小型實體商店，這是因為大多數商品物資遭哄抬，都是地區性的緊急事件造成的區域性短缺，例如，襲擊東岸的颶風對美國其它地區幾乎沒有影響，因此像Albertsons和沃爾瑪這種全國性連鎖店，很容易將商品從不受影響的地區調撥到短缺地區，便可維持售價或調價也不會太多。
COVID-19可就不一樣了，雖然它對某些州、某些地區和某些城市的打擊比較大，但全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是全國在搶僅剩一些的必需品，調漲似乎已成不可避免的事，只是變成哄抬可就不得民心也不容法律。不過這法律聯邦可沒規定，目前全美只有34州訂出法律不准哄抬物價，有些州則是以州長行政命令防範，例如加州在這麼緊急的狀態下，還只能靠州長的行政命令來維持穩定，至於哄抬與供需失衡的自然調漲之間的界線到底在那裡？Duke大學經濟學家Michael C. Munger認為低於20%算是合理的，超過就是過份到哄抬了。
防止價格哄抬的法律，訂定的目的是要保護消費者在危機中不被佔便宜，因此衍生出一種世俗觀念，就是個人或公司都不應該利用他人的不幸來獲利。這在道德上或許沒有錯，但Munger和Horwitz這兩位經濟學家還是認為，由市場來決定價格比較好。Munger解釋說，依供需機制來適當調漲價格有幾個作用：第一它可以阻止人們購買超出其需求的商品；第二它告訴生產者，趕快多生產這些新的有利潤產品；第三它會推動人們尋找替代方案。
這三大作用拿衛生紙搶購為例最恰當了，它的哄抬程度已經戲劇化到匪夷所思地步，但它卻是一種與防疫沒有關係的商品。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貴就讓它貴吧，一旦離譜，民眾就不會搶購，產商就會趕貨，免治馬桶座便會應運而大暢銷，甚至科技人與創投家也會想改行做衛生紙，何嘗不是件好事。
記者 Pegasus J. Juan
應對2019冠狀病毒威脅，全世界的防疫專家說法都差不多，帶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以及勤洗手，而保持手部清潔的最佳方法，幾乎都推薦用肥皂和水做正確且時間夠長的清洗，
不過在沒有這兩樣清潔用品的情況下，以乙醇酒精為主成分的乾洗手(hand sanitizer)就成了首選替代方案，也因此在瘟疫恐慌症下，它成了一種可能會被哄抬價格的商品。
Alameda與Contra Costa縣的地方檢察官部門於10月27日聯合宣布，對Safeway於瘟疫期間哄抬兩款乾洗手價格的行為，與之達成和解。檢方指控Safeway於瘟疫在美國爆發初期共賣出八萬多瓶，漲價幅度超過州允許範圍的Raff Distillerie和Ocean Fresh Pump Gel洗手液。當時因為瘟疫正在全球大擴散，Gavin Newsom州長便於4月3日特別發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型態的賣方在緊急狀態下，對食物、消費品、醫療或緊急物資以及其它某些商品哄抬價格超過10%，州長說：「這場危機已經衝擊到每位加州人和大家的正常生活方式，所以我們要確保，所有消費者都能夠以合理的價格買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乾洗手正是州府列管價格的重要緊急物資之一，而事件則是由一位關心的民眾所檢舉的，他投訴Concord一家Safeway所賣的這兩款乾洗手價格太高。經過檢方調查後發現，Raff Distillerie乾洗手在貨架上的價格為$5.99，較其批發市場價格每單位高出$2.30，比州允許的最高一成價格高47美分；Ocean Fresh乾洗手則以$9.99零售，每單位貴了$4，比允許的最高價多$1.01。兩者在超市的零售價格都比正常價格貴了五成多，因此更別說不符合州長行政命令的最高一成調價。
Safeway被罰了$81,000民事懲罰和$62,000的賠償，但和解協議中不認罪。事實上，以這家年營業額近四百億的大公司來說，怎會冒大不諱和眾怒來賺這災難財呢？何況這災難財比其營業額零頭還少。檢方指出，當價格問題引起Safeway的注意後，他們立即做出回應並更正價格，以符合州長的命令。調查也未發現Safeway蓄意做出任何價格哄抬的違反行為。因此，這是一個供需失調的價格自然調整現象囉？
其實也不只乾洗手，六月初就有人對這家連鎖超市的母公司Albertsons提出集體訴訟，聲稱該超市哄抬了一堆民生與抗疫物資價格，其中當然就包括恐慌搶購的經典商品之一衛生紙，哄抬的價格當然就是以數成到一倍以上的誇張程度在漲。不過其實也不只Safeway被點名哄抬，幾乎所有知名大連鎖賣場都被點名到，包括全食、沃爾瑪、亞馬遜與Trader Joe’s等等，就連最受信賴的會員制批發賣場好市多也被提告說哄抬蛋價。Ball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Steven Horwitz說，哄抬物價提告針對大型連鎖店是很罕見的，大多數是告小型實體商店，這是因為大多數商品物資遭哄抬，都是地區性的緊急事件造成的區域性短缺，例如，襲擊東岸的颶風對美國其它地區幾乎沒有影響，因此像Albertsons和沃爾瑪這種全國性連鎖店，很容易將商品從不受影響的地區調撥到短缺地區，便可維持售價或調價也不會太多。
COVID-19可就不一樣了，雖然它對某些州、某些地區和某些城市的打擊比較大，但全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是全國在搶僅剩一些的必需品，調漲似乎已成不可避免的事，只是變成哄抬可就不得民心也不容法律。不過這法律聯邦可沒規定，目前全美只有34州訂出法律不准哄抬物價，有些州則是以州長行政命令防範，例如加州在這麼緊急的狀態下，還只能靠州長的行政命令來維持穩定，至於哄抬與供需失衡的自然調漲之間的界線到底在那裡？Duke大學經濟學家Michael C. Munger認為低於20%算是合理的，超過就是過份到哄抬了。
防止價格哄抬的法律，訂定的目的是要保護消費者在危機中不被佔便宜，因此衍生出一種世俗觀念，就是個人或公司都不應該利用他人的不幸來獲利。這在道德上或許沒有錯，但Munger和Horwitz這兩位經濟學家還是認為，由市場來決定價格比較好。Munger解釋說，依供需機制來適當調漲價格有幾個作用：第一它可以阻止人們購買超出其需求的商品；第二它告訴生產者，趕快多生產這些新的有利潤產品；第三它會推動人們尋找替代方案。
這三大作用拿衛生紙搶購為例最恰當了，它的哄抬程度已經戲劇化到匪夷所思地步，但它卻是一種與防疫沒有關係的商品。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會認為貴就讓它貴吧，一旦離譜，民眾就不會搶購，產商就會趕貨，免治馬桶座便會應運而大暢銷，甚至科技人與創投家也會想改行做衛生紙，何嘗不是件好事。
記者 Pegasus J. Juan
章怡和：我和我的先生
章怡和 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亲人 故人
章怡和／文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形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章怡和 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亲人 故人
章怡和／文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书中描述的费普——一个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从1949年起，他的日子从英租界移到了红旗下。由少到老，一辈子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努力地去适应新环境。结果，家庭、地位、财产、职业等等身边的一切都变了，可就是那份儿遗传下来的精神状态无法改变。正是这个文化的顽固性，让费普历尽坎坷，也让我读得热泪滚滚。我自掏腰包复印了许多份《死于合唱》，送给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们。她们也是一样的感受。只要我们凑在一起，就要说“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椭圆形的轻巧小浴缸，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五十一年的生命。三十年的相识。二十六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时候，父亲谈及罗隆基私人生活，曾说过这样一句：“在中国，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的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守愚斋
《真正的礼拜与侍奉》
基督徒是向上帝礼拜的人。礼拜，不是指基督徒在一周中拿出一天时间去教会履行一些义务，以此得到上帝的承认。基督徒的全部生活都是礼拜，而主日聚在教会则是把我们平日的信仰与生活呈现在上帝面前。
向上帝礼拜时，我们需要献上三件宝贝。第一，是我们的灵魂。看一下上帝为我们的灵魂所付出的心思和精力，就能够揣摩到我们的灵魂到底有多么宝贵。我们不能随便对待自己的灵魂，因为它是属于上帝的，就算世上的一切都消失殆尽，灵魂也仍旧会留在上帝面前。
第二，是敬虔的人格。作为得救的人，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举上帝的荣光、成就他的旨意。为此，圣徒的品性尤为重要。在竞争环境下所形成的旧人的品性，不仅会阻碍教会的事工，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教会的安全。故此，我们要竭力成为方便上帝使用的器皿。
第三，是对待钱财的端正态度。对很多人来说，钱财是人生的奋斗目标。但对于要继承天国的我们来说，它不再是目标，而只是一种工具罢了。人通过正当的方式努力赚得财富是件好事，但人若没有得到拥有这财富的属灵支配权，就无法做这财富的主人。
人在地上积攒的财宝随时都可能消失，这不是人能够掌控的。但智慧人会让到手的钱财成为自己永恒的所有，这便是我们把钱财用在主的事工上的理由。这地上的钱财再多，早晚也会消失，能把它变成永恒的财富保管在天上，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
很多人想：“我要多赚些钱，这样才不会在世上受苦，我赚来的就是我的。”这种想法最终让人沦为钱财的奴隶。盼望天国的人应该与此不同。我们应该坚信“我只要仰望天国就好，上帝会为我预备所需用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和侍奉生活才不会动摇。
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天国，真的在为去天国做准备，就会把最宝贵的东西积存在天上。那么不仅会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将所产的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还会尽心竭力地把上帝赐予的钱财投入在主的事工上。
让我们承认吧，只有上帝是我们灵魂的主人！让我们证明我们的身份吧！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人，而是要复活进入天国的上帝的后嗣！让我们以圣洁的心灵侍奉上帝吧！让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吧！让我们的整个人生成为讨上帝喜悦的真正的礼拜吧！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 神，又侍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
(马太福音 6:19-24 和合本)
基督徒是向上帝礼拜的人。礼拜，不是指基督徒在一周中拿出一天时间去教会履行一些义务，以此得到上帝的承认。基督徒的全部生活都是礼拜，而主日聚在教会则是把我们平日的信仰与生活呈现在上帝面前。
向上帝礼拜时，我们需要献上三件宝贝。第一，是我们的灵魂。看一下上帝为我们的灵魂所付出的心思和精力，就能够揣摩到我们的灵魂到底有多么宝贵。我们不能随便对待自己的灵魂，因为它是属于上帝的，就算世上的一切都消失殆尽，灵魂也仍旧会留在上帝面前。
第二，是敬虔的人格。作为得救的人，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举上帝的荣光、成就他的旨意。为此，圣徒的品性尤为重要。在竞争环境下所形成的旧人的品性，不仅会阻碍教会的事工，甚至会严重威胁到教会的安全。故此，我们要竭力成为方便上帝使用的器皿。
第三，是对待钱财的端正态度。对很多人来说，钱财是人生的奋斗目标。但对于要继承天国的我们来说，它不再是目标，而只是一种工具罢了。人通过正当的方式努力赚得财富是件好事，但人若没有得到拥有这财富的属灵支配权，就无法做这财富的主人。
人在地上积攒的财宝随时都可能消失，这不是人能够掌控的。但智慧人会让到手的钱财成为自己永恒的所有，这便是我们把钱财用在主的事工上的理由。这地上的钱财再多，早晚也会消失，能把它变成永恒的财富保管在天上，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
很多人想：“我要多赚些钱，这样才不会在世上受苦，我赚来的就是我的。”这种想法最终让人沦为钱财的奴隶。盼望天国的人应该与此不同。我们应该坚信“我只要仰望天国就好，上帝会为我预备所需用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和侍奉生活才不会动摇。
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天国，真的在为去天国做准备，就会把最宝贵的东西积存在天上。那么不仅会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将所产的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还会尽心竭力地把上帝赐予的钱财投入在主的事工上。
让我们承认吧，只有上帝是我们灵魂的主人！让我们证明我们的身份吧！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人，而是要复活进入天国的上帝的后嗣！让我们以圣洁的心灵侍奉上帝吧！让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吧！让我们的整个人生成为讨上帝喜悦的真正的礼拜吧！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 神，又侍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
(马太福音 6:19-24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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