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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呼吁扩充核武 专家:他用随份子钱逻辑算的?--- 农工民主党凯琳 ：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彬应该知道中国已经被美国日益当成全球主要对手！】
俄罗斯核弹头全球最多，美国部署最多，中国核弹头有多少？
核武器既是大国的标志，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和平的压舱石，那各国都拥有多少枚核弹头呢？
根据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研究所2019年数据：
美国有6185枚核弹头，其中1750枚处于部署状态。
英国有200枚核弹头，其中120枚处于部署状态。
法国有300枚核弹，其中280枚处于部署状态。
俄罗斯有6500枚核弹头，其中1600枚处于部署状态。
中国有290枚核弹头。
而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年4月的数据：
美国有5800枚核弹头，其中1600枚处于部署状态。
英国有195枚核弹头，其中120枚处于部署状态。
法国有290枚核弹，其中280枚处于部署状态。
俄罗斯有6372枚核弹头，其中1572枚处于部署状态。
中国有320枚核弹头。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未签署和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拥有100多枚核弹头。
各种数据虽然有所不同，但俄罗斯核弹头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美国实际部署的数量是第一，而中国核弹头的数量约为300枚，并未达到1000枚。
当然这只是猜测，实际核弹头数量是秘密，中国被美国日益当成全球对手，虽然不应该军备竞赛，但至少应该略有增加，以增强威慑力度，保护自身利益。
胡锡进呼吁扩充核武 专家:他用随份子钱逻辑算的?
2020-05-12 12:00:47 来源: 澎湃新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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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核武器和份子钱）
随份子钱是有学问的。村子里要办个事，大家随份子，不一定总是平摊，往往是地位高的多出，地位低的少出。如果你的地位排个第二档，那么，你得先看看大佬出多少，按照大佬的数目打个折，就是你的份子钱数。如果大佬出了1550块，那么，作为二档，你应该出不少于1000块才相称。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这样拼凑着出份子钱，最后总钱数不是多了就是不够用，为什么不按照实际需求计算一下该出多少钱够用呢？ 因为，这样显得没有派。胡锡进主编就说过，“够用就行了”这种看法太天真。
胡主编最近主张中国应该把核武器数量尽快扩大到千枚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深度怀疑，他是用随份子钱的逻辑算出来的。如果用专业性的方法，一个国家需要多少核武器，可以按照下面的算法进行倒推计算。
首先，咱们应该确定咱们期待核武器发挥什么作用，例如，用核武器慑止核进攻就是中国核武器的作用。其他国家对它们核武器的作用可能有其他的期待，例如，冷战中，美、苏将其核武库视作其霸主地位的基础。
其次，根据核武器的作用，确定需要多少枚核武器对敌人构成必要的毁伤效果。这个数量是最终打击敌人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此前，本国核武器会有所损失。
第三，根据核交战模型，估算本国核武器遭受损失的数量。这些损失包括被对方的核打击和常规打击摧毁的本国核武器，被对方导弹防御拦截掉的本国核武器。
第四，把前面两项（毁伤敌人所需核武器数量以及损失的核武器数量）相加，得到的就是本国所需要的作战核武器的数量。实际上，还需要加上一些备用核武器作为冗余，以应对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得到的总数就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核武器的总数。
上面的计算还要考虑一些约束条件，例如，资源的约束（是否有足够多的经费、裂变材料等）、技术的约束等；还要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做一些优化。
根据上述算法，可以计算得到一个国家所需核武器的总数。如果实际拥有的核武器超过这个总数，那就是够用；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那就是不够用。胡锡进主编似乎很看不起“够用”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实际上非常重要，是一个专业性的思路。
一些原因可能导致原来够用的核武器后来不够了，例如，核武器的作用进行了调整，技术原因导致交战模型计算结果出现变化。如果是这样，胡锡进主编应该明确指出这些原因，而不是抛弃“够用”这个概念。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核武器的需求数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地做好这个计算。胡锡进主编凭借直觉认定现有核武器数量不够，需要增加，这个无可厚非。他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不应对他不了解计算方法过于苛求。我真正担心的是给他把技术关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因为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第一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前面提到的嫌弃“够用“这个概念；第二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不接受中国原有的对核武器作用的定位，但又说不清楚如何调整这个定位；第三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胡主编完全不清楚前述核武器总数的计算思路；第四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在胡主编的数字里面，总数一千枚核武器里面只有百分之十是最为先进的东风-41，这个十分费解。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胡主编和他的专业朋友以为美国和俄罗斯只有1550枚核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的1550枚核武器是某种特定计数规则统计的结果。这好比你看见大佬往红包里放进1550块钱，然后你以为他们只掏了1550块钱的份子钱，那就错了。实际上红包本身是镀金的，还值两三千块钱，他们掏的份子钱实际上有四五千块钱还不止。
核武器的真实数量也是一样。比如美国，除了1550枚这个明面上的数字，还有相近数量的随时可以上载的核弹头，以及非战略核武器，合在一起总数大约四五千枚。即便按照胡主编的建议，中国把核武器数量增加到一千枚，距离美俄的数量差距仍然很大。因此，中国到底需要多少核武器，要按照前面说的算法好好计算，而不是凭感觉。
-----
作者李彬，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俄罗斯核弹头全球最多，美国部署最多，中国核弹头有多少？
核武器既是大国的标志，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和平的压舱石，那各国都拥有多少枚核弹头呢？
根据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研究所2019年数据：
美国有6185枚核弹头，其中1750枚处于部署状态。
英国有200枚核弹头，其中120枚处于部署状态。
法国有300枚核弹，其中280枚处于部署状态。
俄罗斯有6500枚核弹头，其中1600枚处于部署状态。
中国有290枚核弹头。
而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年4月的数据：
美国有5800枚核弹头，其中1600枚处于部署状态。
英国有195枚核弹头，其中120枚处于部署状态。
法国有290枚核弹，其中280枚处于部署状态。
俄罗斯有6372枚核弹头，其中1572枚处于部署状态。
中国有320枚核弹头。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未签署和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拥有100多枚核弹头。
各种数据虽然有所不同，但俄罗斯核弹头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美国实际部署的数量是第一，而中国核弹头的数量约为300枚，并未达到1000枚。
当然这只是猜测，实际核弹头数量是秘密，中国被美国日益当成全球对手，虽然不应该军备竞赛，但至少应该略有增加，以增强威慑力度，保护自身利益。
胡锡进呼吁扩充核武 专家:他用随份子钱逻辑算的?
2020-05-12 12:00:47 来源: 澎湃新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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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核武器和份子钱）
随份子钱是有学问的。村子里要办个事，大家随份子，不一定总是平摊，往往是地位高的多出，地位低的少出。如果你的地位排个第二档，那么，你得先看看大佬出多少，按照大佬的数目打个折，就是你的份子钱数。如果大佬出了1550块，那么，作为二档，你应该出不少于1000块才相称。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这样拼凑着出份子钱，最后总钱数不是多了就是不够用，为什么不按照实际需求计算一下该出多少钱够用呢？ 因为，这样显得没有派。胡锡进主编就说过，“够用就行了”这种看法太天真。
胡主编最近主张中国应该把核武器数量尽快扩大到千枚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深度怀疑，他是用随份子钱的逻辑算出来的。如果用专业性的方法，一个国家需要多少核武器，可以按照下面的算法进行倒推计算。
首先，咱们应该确定咱们期待核武器发挥什么作用，例如，用核武器慑止核进攻就是中国核武器的作用。其他国家对它们核武器的作用可能有其他的期待，例如，冷战中，美、苏将其核武库视作其霸主地位的基础。
其次，根据核武器的作用，确定需要多少枚核武器对敌人构成必要的毁伤效果。这个数量是最终打击敌人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此前，本国核武器会有所损失。
第三，根据核交战模型，估算本国核武器遭受损失的数量。这些损失包括被对方的核打击和常规打击摧毁的本国核武器，被对方导弹防御拦截掉的本国核武器。
第四，把前面两项（毁伤敌人所需核武器数量以及损失的核武器数量）相加，得到的就是本国所需要的作战核武器的数量。实际上，还需要加上一些备用核武器作为冗余，以应对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得到的总数就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核武器的总数。
上面的计算还要考虑一些约束条件，例如，资源的约束（是否有足够多的经费、裂变材料等）、技术的约束等；还要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做一些优化。
根据上述算法，可以计算得到一个国家所需核武器的总数。如果实际拥有的核武器超过这个总数，那就是够用；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那就是不够用。胡锡进主编似乎很看不起“够用”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实际上非常重要，是一个专业性的思路。
一些原因可能导致原来够用的核武器后来不够了，例如，核武器的作用进行了调整，技术原因导致交战模型计算结果出现变化。如果是这样，胡锡进主编应该明确指出这些原因，而不是抛弃“够用”这个概念。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核武器的需求数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地做好这个计算。胡锡进主编凭借直觉认定现有核武器数量不够，需要增加，这个无可厚非。他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不应对他不了解计算方法过于苛求。我真正担心的是给他把技术关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因为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第一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前面提到的嫌弃“够用“这个概念；第二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不接受中国原有的对核武器作用的定位，但又说不清楚如何调整这个定位；第三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胡主编完全不清楚前述核武器总数的计算思路；第四个不专业的地方在于，在胡主编的数字里面，总数一千枚核武器里面只有百分之十是最为先进的东风-41，这个十分费解。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胡主编和他的专业朋友以为美国和俄罗斯只有1550枚核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的1550枚核武器是某种特定计数规则统计的结果。这好比你看见大佬往红包里放进1550块钱，然后你以为他们只掏了1550块钱的份子钱，那就错了。实际上红包本身是镀金的，还值两三千块钱，他们掏的份子钱实际上有四五千块钱还不止。
核武器的真实数量也是一样。比如美国，除了1550枚这个明面上的数字，还有相近数量的随时可以上载的核弹头，以及非战略核武器，合在一起总数大约四五千枚。即便按照胡主编的建议，中国把核武器数量增加到一千枚，距离美俄的数量差距仍然很大。因此，中国到底需要多少核武器，要按照前面说的算法好好计算，而不是凭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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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彬，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待刊書目】《景宋八行本周禮疏》（一）引言
公众号原载地址
https://t.cn/A6AHjeHq
目録
一、引言
二、二部半《周禮疏》——從宋刻宋印到元明遞修
三、攜帶刻工走天涯——董康其人
四、內外之真——珂羅版和覆刻本
五、神奇的卷四十八——董康重構“宋本”始末
六、與子同遊——師顧堂製書旨趣
師顧堂《景宋八行本周禮疏》的編印工作自2018年夏天進入最有“味道”的關鍵時期，同年11月全書定稿。2019年末又根據新的研讀所得增加了“補記”。其間很多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經歷自然無法通過所影印的書直接體現出來。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已製作樣書，具體出版時間以師顧堂發佈的預訂信息為準），把一些讀書、做書的經歷言簡意賅的分享出來，和讀者們“衆樂樂”，那將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
《隋書經籍志》著録周官禮義疏四種，分別爲四十卷本、十九卷本、十卷本和九卷本，除了四十卷本題沈重撰外，其餘三種均不著撰人，篇幅也較小。至唐太宗時，詔令編修五經正義，由孔穎達主其事，賈公彦曾參與其中《禮記正義》修定。賈氏後又私下獨自爲《周禮》《儀禮》作疏，即後世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所收録的《周禮疏》《儀禮疏》。
賈公彥的《周禮疏》凡五十卷，是在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的基礎上剪裁訂補而成。因爲與《儀禮疏》相比，唐代以前的《周禮》舊疏更爲完備，可資利用的材料更爲豐富，所以賈氏《周禮疏》的質量也較其《儀禮疏》爲佳，朱熹的《朱子語類》就評價爲《儀禮疏》不甚分明而《周禮疏》最好。賈公彥受劉焯、劉炫與孔穎達的影響，其《周禮疏》在形式上沿襲舊疏，對經注文字逐一解釋，在內容上則對舊疏多加刪改，捨棄其敷衍迂怪之論，故與南北朝義疏強調通理辨經、不受經文本意限制、積極開拓創新的旨趣迥然有別。經過此番改良，賈氏《周禮疏》無疑更便於後學通過閱讀疏文瞭解經注本意，因而能夠步武鄭注，佔據《周禮》注釋的正統地位。當然，我們也應認識到賈疏中多有編撰草率、强彼釋此，剪裁失當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書無完書，不必刻意爲賢者諱。
與其他經書一樣，《周禮》的經注和疏最初也是分爲兩書，各自單行。唐人疏文的體例特點是對所疏解的經注不録全文，只標起訖，敦煌卷子、日本古鈔本及北宋國子監刻諸經單疏本莫不如此。因爲經注與疏各自單行，不便參照對讀，所以在南宋時開始出現經注疏合刻本，而舊有的單疏本則在宋代以後不復刊行，逐漸湮没。《周禮疏》的單疏本在中國已經亡佚，僅有一部根據刻本傳鈔的三十一卷殘本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南宋高宗時，兩浙東路茶鹽司首次將《周易》《尚書》《周禮》三書的經、注、疏合併刊行，因刻於越州，版式爲半葉八行，故世稱越州本、八行本或越刻八行本。此後《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諸經皆沿用此模式相繼合刊，這些合刻本的版式、字體基本一致，刻工也多相同，因爲出於官刻，校勘精審，文字上也比較接近古本的原貌，故在經學文獻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備受學界關注。
當時刊印八行本的基本思路是以單疏爲基礎，將經注分割開來，置於對應疏文的前面，以達到合刊的目的，但在經注疏排列的具體設計上，《周禮》與同批刊行的八行本《周易》《尚書》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周易》《尚書》基本遵循經文——注文—疏文的排列順序，而《周禮》採用的卻是經文——經文疏——注文——注文疏的排列模式，旨在使疏文與它疏解的經文或注文各自緊密相連。八行本《周禮疏》的出文格式也與他經不同，其他八行本的出文或是完全保留單疏本的出文原貌，或是僅刪除各節疏文之首的出文而保留其他出文，《周禮疏》則在經文、注文之下直接用“釋曰”引出疏文，刪去了所有單疏本舊有的出文（根據日藏《周禮》單疏鈔本可知，《周禮》單疏本原來是有出文的）。此類差別應該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能理解爲在合刊經注疏的初始階段，主事者尚未考慮成熟，所以嘗試不同的體例而已。
宋槧八行本《周禮疏》存世者主要有三部，其中全本兩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殘本一部，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圖本經清怡王府、朱學勤、徐乃昌諸家遞藏。臺北故宮本出自清宮，但不是天祿琳瑯的舊物，故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均未著録。清康熙年間，何焯在內府得見此本，並用於校勘，後來惠棟根據何校本校勘汲古閣本，阮元又採擇惠校録入其《周禮注疏校勘記》中。北大本經袁忠徹、宋筠、李盛鐸遞藏，今存卷一至二、十三至十四、二十七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共計二十七卷。除了這三部之外，日本無窮會天淵文庫藏有八行本一冊，爲殘四十七、四十八兩卷，臺灣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殘本三十葉，這兩種殘本篇幅過少，影響遠不及前述三本之大。
具體而言，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刷印時間較爲接近，都屬於宋槧元明遞修後印本，至少經歷了五次修版。與這兩個本子相比，北大本的刷印時間更早，保留了較多的宋槧原版，少數補版修版的葉面也出自宋人之手，故版本價值最高。對校三本，差異實繁，如卷一共二十二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不過四葉，臺北故宮本的其餘葉面或爲補版，或爲修版（對原版下方漫漶處加以局部補刻）；卷三十三共二十八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有十五葉，但即使是同版的葉面，後者的斷版、漫漶等問題也比前者更加嚴重。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的情況基本類似，都明顯遜色於北大本。今國圖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本，臺北故宮本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年影印本，北大本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董康珂羅版影印本（北大本原闕部分，用臺北本補足），在這三種影印本中，董康所用底本時間最早，印數最少，較爲希見，故師顧堂此次影印，選用董康珂羅版作爲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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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二部半《周禮疏》——從宋刻宋印到元明遞修
三、攜帶刻工走天涯——董康其人
四、內外之真——珂羅版和覆刻本
五、神奇的卷四十八——董康重構“宋本”始末
六、與子同遊——師顧堂製書旨趣
師顧堂《景宋八行本周禮疏》的編印工作自2018年夏天進入最有“味道”的關鍵時期，同年11月全書定稿。2019年末又根據新的研讀所得增加了“補記”。其間很多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經歷自然無法通過所影印的書直接體現出來。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已製作樣書，具體出版時間以師顧堂發佈的預訂信息為準），把一些讀書、做書的經歷言簡意賅的分享出來，和讀者們“衆樂樂”，那將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
《隋書經籍志》著録周官禮義疏四種，分別爲四十卷本、十九卷本、十卷本和九卷本，除了四十卷本題沈重撰外，其餘三種均不著撰人，篇幅也較小。至唐太宗時，詔令編修五經正義，由孔穎達主其事，賈公彦曾參與其中《禮記正義》修定。賈氏後又私下獨自爲《周禮》《儀禮》作疏，即後世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所收録的《周禮疏》《儀禮疏》。
賈公彥的《周禮疏》凡五十卷，是在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的基礎上剪裁訂補而成。因爲與《儀禮疏》相比，唐代以前的《周禮》舊疏更爲完備，可資利用的材料更爲豐富，所以賈氏《周禮疏》的質量也較其《儀禮疏》爲佳，朱熹的《朱子語類》就評價爲《儀禮疏》不甚分明而《周禮疏》最好。賈公彥受劉焯、劉炫與孔穎達的影響，其《周禮疏》在形式上沿襲舊疏，對經注文字逐一解釋，在內容上則對舊疏多加刪改，捨棄其敷衍迂怪之論，故與南北朝義疏強調通理辨經、不受經文本意限制、積極開拓創新的旨趣迥然有別。經過此番改良，賈氏《周禮疏》無疑更便於後學通過閱讀疏文瞭解經注本意，因而能夠步武鄭注，佔據《周禮》注釋的正統地位。當然，我們也應認識到賈疏中多有編撰草率、强彼釋此，剪裁失當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書無完書，不必刻意爲賢者諱。
與其他經書一樣，《周禮》的經注和疏最初也是分爲兩書，各自單行。唐人疏文的體例特點是對所疏解的經注不録全文，只標起訖，敦煌卷子、日本古鈔本及北宋國子監刻諸經單疏本莫不如此。因爲經注與疏各自單行，不便參照對讀，所以在南宋時開始出現經注疏合刻本，而舊有的單疏本則在宋代以後不復刊行，逐漸湮没。《周禮疏》的單疏本在中國已經亡佚，僅有一部根據刻本傳鈔的三十一卷殘本保存在日本的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南宋高宗時，兩浙東路茶鹽司首次將《周易》《尚書》《周禮》三書的經、注、疏合併刊行，因刻於越州，版式爲半葉八行，故世稱越州本、八行本或越刻八行本。此後《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諸經皆沿用此模式相繼合刊，這些合刻本的版式、字體基本一致，刻工也多相同，因爲出於官刻，校勘精審，文字上也比較接近古本的原貌，故在經學文獻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備受學界關注。
當時刊印八行本的基本思路是以單疏爲基礎，將經注分割開來，置於對應疏文的前面，以達到合刊的目的，但在經注疏排列的具體設計上，《周禮》與同批刊行的八行本《周易》《尚書》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周易》《尚書》基本遵循經文——注文—疏文的排列順序，而《周禮》採用的卻是經文——經文疏——注文——注文疏的排列模式，旨在使疏文與它疏解的經文或注文各自緊密相連。八行本《周禮疏》的出文格式也與他經不同，其他八行本的出文或是完全保留單疏本的出文原貌，或是僅刪除各節疏文之首的出文而保留其他出文，《周禮疏》則在經文、注文之下直接用“釋曰”引出疏文，刪去了所有單疏本舊有的出文（根據日藏《周禮》單疏鈔本可知，《周禮》單疏本原來是有出文的）。此類差別應該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能理解爲在合刊經注疏的初始階段，主事者尚未考慮成熟，所以嘗試不同的體例而已。
宋槧八行本《周禮疏》存世者主要有三部，其中全本兩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殘本一部，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圖本經清怡王府、朱學勤、徐乃昌諸家遞藏。臺北故宮本出自清宮，但不是天祿琳瑯的舊物，故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均未著録。清康熙年間，何焯在內府得見此本，並用於校勘，後來惠棟根據何校本校勘汲古閣本，阮元又採擇惠校録入其《周禮注疏校勘記》中。北大本經袁忠徹、宋筠、李盛鐸遞藏，今存卷一至二、十三至十四、二十七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共計二十七卷。除了這三部之外，日本無窮會天淵文庫藏有八行本一冊，爲殘四十七、四十八兩卷，臺灣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殘本三十葉，這兩種殘本篇幅過少，影響遠不及前述三本之大。
具體而言，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刷印時間較爲接近，都屬於宋槧元明遞修後印本，至少經歷了五次修版。與這兩個本子相比，北大本的刷印時間更早，保留了較多的宋槧原版，少數補版修版的葉面也出自宋人之手，故版本價值最高。對校三本，差異實繁，如卷一共二十二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不過四葉，臺北故宮本的其餘葉面或爲補版，或爲修版（對原版下方漫漶處加以局部補刻）；卷三十三共二十八葉，北大本與臺北故宮本同版刷印者有十五葉，但即使是同版的葉面，後者的斷版、漫漶等問題也比前者更加嚴重。國圖本與臺北故宮本的情況基本類似，都明顯遜色於北大本。今國圖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本，臺北故宮本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年影印本，北大本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董康珂羅版影印本（北大本原闕部分，用臺北本補足），在這三種影印本中，董康所用底本時間最早，印數最少，較爲希見，故師顧堂此次影印，選用董康珂羅版作爲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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