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思想#｜长生久视的仙道观
道教的宗教理想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精辟地指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之近似的观念。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显现出一种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
这种人文的观念，最早反映在《尚书·洪范》中:“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长寿、健康、安宁、道德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并非仅仅是财富与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着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而健康、安宁、长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孕育了道教的仙学。
《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在《楚辞》、《庄子》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说他们肌肤如同冰功雪，风采神韵如同处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驾驶飞龙，行走云中，逍遥四海，与世无争；他们具备超常的功能，不惧危险，水淹不死，火烧不死，无忧无虑，其息深深，心忘容寂。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庄子·天地》）这里所说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就能脱离病患，跃出生死，永远逍遥在天地之间，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观念发展而来。《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长生不死，变化莫测，故谓之神仙。在道教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着手。《太平经》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基于这种认识，炼养身心、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与《太平经》同时的其他几部道经，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道教史上振聋发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至唐宋时期道教内丹派的形成，进一步弘扬了这种思想。钟离权指出，人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体天地之道，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但人的本性却阴阳相杂，故可以为鬼，亦可以为仙。不事修炼，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而为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同得长久”。这些思想突出了道教教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炼形住世故曰地仙图在道教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同为大自然的产物，本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故人类的所作所为必然影响天地万物的生存；反之，天地万物的运化生存，亦必然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两者可谓唇与齿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可以分为人体内环境和人体外环境，这是两个内外有别但又息息相通的空间。因此，在我们对任何一个环境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它对另一个环境的影响。对这两个环境而言，社会与文化的因素都早已成为它们的重要构成。这一点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老子在讲述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人意识到了。
体内环境的影响时说:缤纷的五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显然，老子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体的内环境即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站在现代社会的视野来看，他们的这种认识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为我们早已不再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之中，而是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中。
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甚至决定了我们青春期的长短和衰老死亡降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已注定要归根结底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大自然将会通过我们自身，重新获得它早已被剥夺的发言权。除倡导追求至善至美的外部生存环境外，道教仙学中还包含另一层深意，即不断追求人性的完善，以扬善抑恶的形式，高扬人类伦理的理想，力求人类自我的内部环境的净化与完善。
在道教看来，修仙道必须修人道，人道不修，焉能成其仙道。成仙得道的前提在修德，实现生命之转化的关键是人的德行。从人们好生恶死的天性出发，道教论证了修身养德同长生不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道德修养成为长生不死的实践前提。
《赤松子中诫经》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精辟地阐述了道教仙学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即个人行为是决定了生死祸害的根本。书中认为，营营万民，在天各有一星主之，其盛衰贫富死生，皆随其人的善恶而表彰。为善者，善气覆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卫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之人，凶气覆之，灾祸随之，吉祥避之，恶星照之，人皆恶之，衰患之事并集其身矣。
即赋予天上神灵以人间道德之神圣捍卫者的性质，从而把人的命运同他的行为直接相联系，以死亡衰患相威胁，以长生富贵相诱导，希望人们体天地之仁义，弃恶从善，修道积德。
葛洪亦倡其说，提出修道者当先立功德，以救危难，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只务方术而保命，皆不得长生。如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于成仙。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想修成神仙，除了外服仙药，内炼神气之外，还必须积大功德，功夫、功德双双圆满，方可成为天仙。
道教把道德修养在生命中的意义如此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据，更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从必然的生死转换，到永恒长生的神仙境界，这是一个由凡入圣的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为了完成从人到仙的历史转折，各种各样的修仙途径、内炼手段应运而生，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包含一个先决条件道德。
在这里，无论是富有万国的天子，还是凡庶之士，都是一律平等的。如汉武帝汲汲于成仙不死，而求之于李少君，少君回答说，帝虽然求仙之心急切，但却不能绝奢侈，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鬼，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可见即使是作为天下至尊的汉武帝，亦未获得宽免的资格。相反，许多忠贞慈善之士却以贫寒之身得升仙界。
如《列仙传》记载的负局先生以紫丸救人，“活者万计，不取一钱”。《续仙传》记载的王老好道，“务行阴德为善”；马自然为人治疗百病而不收分文，有强送财帛，“留之复散与贫人”；药王孙思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
此外尚有许宣平、叶干韶、曹德休、殷七七、杜升、丰去奢等成仙典型，普遍具备符合时代特征的高尚德行。当然，道教中道德高洁的人何止百千，这在各种神仙传记中层出不穷。而这些神迹的反复出现，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强调崇高的道德乃是得道成仙的关键，缺此断无所成。
生命过程的道德化，生命价值的神圣化，在道教追求健康长寿、得道成仙的漫长路途中，一一得到了展现。《道德经》说:“死而不亡者寿。”这里“死”、“不亡”、“寿”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思想内涵，渗透着一种以德治命的精神。
死尽管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亡”则意味着肉体之身可以死去，但内在的真我即永恒不坏之神，则将从此脱躯而出，故曰“寿”。
在这种理念中，人类可能性的最高潜力达到了它的极致，得到了最终的实现。道教正是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之前，以高度的责任感去探索生命的奥妙，力图去创造一个统一的自我，使之依从人类的愿望，让生命进入永恒的状态，达到既死即生。这就是修道的目的，道教仙学思想的核心。
--节选自李远国《中国道教读本》
道教的宗教理想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精辟地指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之近似的观念。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显现出一种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
这种人文的观念，最早反映在《尚书·洪范》中:“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长寿、健康、安宁、道德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并非仅仅是财富与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着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而健康、安宁、长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孕育了道教的仙学。
《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在《楚辞》、《庄子》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说他们肌肤如同冰功雪，风采神韵如同处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驾驶飞龙，行走云中，逍遥四海，与世无争；他们具备超常的功能，不惧危险，水淹不死，火烧不死，无忧无虑，其息深深，心忘容寂。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庄子·天地》）这里所说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就能脱离病患，跃出生死，永远逍遥在天地之间，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观念发展而来。《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长生不死，变化莫测，故谓之神仙。在道教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着手。《太平经》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基于这种认识，炼养身心、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与《太平经》同时的其他几部道经，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道教史上振聋发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至唐宋时期道教内丹派的形成，进一步弘扬了这种思想。钟离权指出，人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体天地之道，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但人的本性却阴阳相杂，故可以为鬼，亦可以为仙。不事修炼，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而为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同得长久”。这些思想突出了道教教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炼形住世故曰地仙图在道教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同为大自然的产物，本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故人类的所作所为必然影响天地万物的生存；反之，天地万物的运化生存，亦必然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两者可谓唇与齿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可以分为人体内环境和人体外环境，这是两个内外有别但又息息相通的空间。因此，在我们对任何一个环境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它对另一个环境的影响。对这两个环境而言，社会与文化的因素都早已成为它们的重要构成。这一点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老子在讲述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人意识到了。
体内环境的影响时说:缤纷的五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显然，老子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体的内环境即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站在现代社会的视野来看，他们的这种认识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为我们早已不再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之中，而是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中。
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甚至决定了我们青春期的长短和衰老死亡降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已注定要归根结底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大自然将会通过我们自身，重新获得它早已被剥夺的发言权。除倡导追求至善至美的外部生存环境外，道教仙学中还包含另一层深意，即不断追求人性的完善，以扬善抑恶的形式，高扬人类伦理的理想，力求人类自我的内部环境的净化与完善。
在道教看来，修仙道必须修人道，人道不修，焉能成其仙道。成仙得道的前提在修德，实现生命之转化的关键是人的德行。从人们好生恶死的天性出发，道教论证了修身养德同长生不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道德修养成为长生不死的实践前提。
《赤松子中诫经》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精辟地阐述了道教仙学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即个人行为是决定了生死祸害的根本。书中认为，营营万民，在天各有一星主之，其盛衰贫富死生，皆随其人的善恶而表彰。为善者，善气覆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卫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之人，凶气覆之，灾祸随之，吉祥避之，恶星照之，人皆恶之，衰患之事并集其身矣。
即赋予天上神灵以人间道德之神圣捍卫者的性质，从而把人的命运同他的行为直接相联系，以死亡衰患相威胁，以长生富贵相诱导，希望人们体天地之仁义，弃恶从善，修道积德。
葛洪亦倡其说，提出修道者当先立功德，以救危难，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只务方术而保命，皆不得长生。如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于成仙。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想修成神仙，除了外服仙药，内炼神气之外，还必须积大功德，功夫、功德双双圆满，方可成为天仙。
道教把道德修养在生命中的意义如此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据，更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从必然的生死转换，到永恒长生的神仙境界，这是一个由凡入圣的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为了完成从人到仙的历史转折，各种各样的修仙途径、内炼手段应运而生，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包含一个先决条件道德。
在这里，无论是富有万国的天子，还是凡庶之士，都是一律平等的。如汉武帝汲汲于成仙不死，而求之于李少君，少君回答说，帝虽然求仙之心急切，但却不能绝奢侈，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鬼，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可见即使是作为天下至尊的汉武帝，亦未获得宽免的资格。相反，许多忠贞慈善之士却以贫寒之身得升仙界。
如《列仙传》记载的负局先生以紫丸救人，“活者万计，不取一钱”。《续仙传》记载的王老好道，“务行阴德为善”；马自然为人治疗百病而不收分文，有强送财帛，“留之复散与贫人”；药王孙思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
此外尚有许宣平、叶干韶、曹德休、殷七七、杜升、丰去奢等成仙典型，普遍具备符合时代特征的高尚德行。当然，道教中道德高洁的人何止百千，这在各种神仙传记中层出不穷。而这些神迹的反复出现，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强调崇高的道德乃是得道成仙的关键，缺此断无所成。
生命过程的道德化，生命价值的神圣化，在道教追求健康长寿、得道成仙的漫长路途中，一一得到了展现。《道德经》说:“死而不亡者寿。”这里“死”、“不亡”、“寿”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思想内涵，渗透着一种以德治命的精神。
死尽管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亡”则意味着肉体之身可以死去，但内在的真我即永恒不坏之神，则将从此脱躯而出，故曰“寿”。
在这种理念中，人类可能性的最高潜力达到了它的极致，得到了最终的实现。道教正是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之前，以高度的责任感去探索生命的奥妙，力图去创造一个统一的自我，使之依从人类的愿望，让生命进入永恒的状态，达到既死即生。这就是修道的目的，道教仙学思想的核心。
--节选自李远国《中国道教读本》
崇德精神#道家#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总之，道教把成仙信仰与道德教化结合在一起，历来强调“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墉城集仙录》），“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以激励人们行善积德。
道教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证道。历代高道常说：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为仙道之基，仙道为人道之极。人还没有做好，焉敢企望成仙了道？
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但加上了神灵监察、善恶报应的神学内容，对信教者来说，显然具有较强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便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神，也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逃不过神灵的明察，所以古人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为了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制作了各种通俗易懂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
五、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道陵在巴蜀创立天师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金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道教认为，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行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东晋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邈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六、包容精神
“道”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成容纳万物。《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第16章）。人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正是道教所提倡的境界。道教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由道生成的，都是道的无限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而万物都是齐一的。此即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点。
《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无亲无疏，无彼无此。”故要平等待人，要提倡彼此之间的慈爱与宽容；不能夸大彼此之间的矛盾，而要认识到彼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时，道教也秉持开放态度和包容精神。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扬神仙道教，一方面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
在历史上，道教积极吸收儒、佛二家的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会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如南朝道士陶弘景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主张“崇教惟善，法无偏执”（《授陆敬游十赍文》）。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的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重阳全真集》）荀子关于“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的说法，在宋代以来，经常为道教中人所引用，来表明三教一理。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对道教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一方面主动吸收外来输入之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道教之真精神”。
作者：尹志华 道教之音 https://t.cn/z8AH4Mn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总之，道教把成仙信仰与道德教化结合在一起，历来强调“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墉城集仙录》），“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以激励人们行善积德。
道教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证道。历代高道常说：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为仙道之基，仙道为人道之极。人还没有做好，焉敢企望成仙了道？
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但加上了神灵监察、善恶报应的神学内容，对信教者来说，显然具有较强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便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神，也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逃不过神灵的明察，所以古人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为了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制作了各种通俗易懂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
五、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道陵在巴蜀创立天师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金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道教认为，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行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东晋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邈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六、包容精神
“道”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成容纳万物。《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第16章）。人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正是道教所提倡的境界。道教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由道生成的，都是道的无限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而万物都是齐一的。此即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点。
《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无亲无疏，无彼无此。”故要平等待人，要提倡彼此之间的慈爱与宽容；不能夸大彼此之间的矛盾，而要认识到彼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时，道教也秉持开放态度和包容精神。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扬神仙道教，一方面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
在历史上，道教积极吸收儒、佛二家的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会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如南朝道士陶弘景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主张“崇教惟善，法无偏执”（《授陆敬游十赍文》）。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的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重阳全真集》）荀子关于“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的说法，在宋代以来，经常为道教中人所引用，来表明三教一理。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对道教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一方面主动吸收外来输入之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道教之真精神”。
作者：尹志华 道教之音 https://t.cn/z8AH4Mn
是谁奠定了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地位？
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不是荀子，而是董仲舒。儒家儒教最初宣扬的是仁爱仁政，讲的是规矩和道理，孔孟二位先贤成于此败于此。封建君主王朝时期人们都追求更多的文化知识，但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得到这些，上层社会和君主不想老百姓学文化啥的，他们迫切的需求是最为便捷有效的统治方法，相对来说他们更喜欢使用愚民政策，扩张土地，搜刮民脂民膏，东征西讨，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自己手中的武器，这才是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的宗旨。孔孟你讲仁政仁爱，规矩和道理，那我作为封建君王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必然会坏仁，坏礼，坏德，所以我不能发展你这个，用国民党时期的话讲，就是越有文化越反动。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开拓者，这是毋庸置疑的。说是他教导仁政，这个不对，所说“政”必然是统治阶级使用了才叫政，统治阶级都没用，就不能这么叫了，我觉得叫仁德才对√，以仁为贵，有教无类，三戒三畏，马厩失火先问人，不食嗟来之食，忧道不忧贫，这些言论我们当今看来都是做人的德性问题，仁德是一切规矩的基础，文化更需要规矩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等，用现在的话说他看不上当时各种人性的行为，就是个愤青，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思想中心，仁德。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稳坐儒家老二这个位置是无可厚非的了。说他讲的是仁政也不正确。因为他的那一套更不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能接受，我还是认为他讲的是仁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说他讲这玩应，那个皇帝和地主喜欢他呢，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孟子还能混迹于各国君主之间，挣点小钱花花呢？因为他还讲经营管理学也，他教导管理者，为什么以民为重，他说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讲民建和民营，民富则国强，这个君主喜欢听，所以孟子在封建君王那里也就是听你唠叨唠叨，絮叨一番给俩钱 您就走人吧[奸笑]。孟子明确反对“不义”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他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是罪人，至民于水火生死当中。所以用仁爱来确定孟子思想的中心更为正确。
荀子被后世称为儒家老三，这是为什么呢？他主张性恶伦呀，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性。”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即性恶伦。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人的本性是动物性，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关心自己的利益，人性就只有争夺而辞让之德就会灭亡，当人只顺从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时候，会引起坏的结果。“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说的就是人性。所以他讲究君王是要用法度来管理国家和人民。他培养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等人，这样看荀子的思想中心是法政。
最后一个董仲舒，好像没有人说他是儒家老四呀，我说的[奸笑]，这个人有两下子，他能让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给足了天下儒家先人和后生的里子和面子，而且是一下子把儒家思想和文化，像血液一样灌输和流淌在中国，乃至是世界人身心当中两千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出了三纲五常，唉，这个好，皇帝喜欢，谁喜欢都不如皇帝喜欢对吧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天人合一”，捧臭脚皇上是天子吗，这下好，当博士，当宰相的好事全来了。“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分明是君上的恩威并用吗。“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有点荀子的意思，看其文，读其人，所以我说董仲舒是帮助皇上打天下的人，他的思想主体便是君政。这个老小子顺便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理论，不仅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哲学，还成就了道教的理论基础。孔子不过就是个大学教授，孟子也就是个搞企业管理的教授，荀子也就是个县令加教授，董仲舒这个教授的官坐得比他们都大，还教了一个好学生司马迁。
伙伴们，你怎么看，欢迎评论留言，各抒己见，王炘泽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20201003。
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不是荀子，而是董仲舒。儒家儒教最初宣扬的是仁爱仁政，讲的是规矩和道理，孔孟二位先贤成于此败于此。封建君主王朝时期人们都追求更多的文化知识，但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得到这些，上层社会和君主不想老百姓学文化啥的，他们迫切的需求是最为便捷有效的统治方法，相对来说他们更喜欢使用愚民政策，扩张土地，搜刮民脂民膏，东征西讨，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自己手中的武器，这才是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的宗旨。孔孟你讲仁政仁爱，规矩和道理，那我作为封建君王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必然会坏仁，坏礼，坏德，所以我不能发展你这个，用国民党时期的话讲，就是越有文化越反动。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开拓者，这是毋庸置疑的。说是他教导仁政，这个不对，所说“政”必然是统治阶级使用了才叫政，统治阶级都没用，就不能这么叫了，我觉得叫仁德才对√，以仁为贵，有教无类，三戒三畏，马厩失火先问人，不食嗟来之食，忧道不忧贫，这些言论我们当今看来都是做人的德性问题，仁德是一切规矩的基础，文化更需要规矩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等，用现在的话说他看不上当时各种人性的行为，就是个愤青，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思想中心，仁德。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稳坐儒家老二这个位置是无可厚非的了。说他讲的是仁政也不正确。因为他的那一套更不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能接受，我还是认为他讲的是仁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说他讲这玩应，那个皇帝和地主喜欢他呢，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孟子还能混迹于各国君主之间，挣点小钱花花呢？因为他还讲经营管理学也，他教导管理者，为什么以民为重，他说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讲民建和民营，民富则国强，这个君主喜欢听，所以孟子在封建君王那里也就是听你唠叨唠叨，絮叨一番给俩钱 您就走人吧[奸笑]。孟子明确反对“不义”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他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是罪人，至民于水火生死当中。所以用仁爱来确定孟子思想的中心更为正确。
荀子被后世称为儒家老三，这是为什么呢？他主张性恶伦呀，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性。”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即性恶伦。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人的本性是动物性，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关心自己的利益，人性就只有争夺而辞让之德就会灭亡，当人只顺从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时候，会引起坏的结果。“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说的就是人性。所以他讲究君王是要用法度来管理国家和人民。他培养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等人，这样看荀子的思想中心是法政。
最后一个董仲舒，好像没有人说他是儒家老四呀，我说的[奸笑]，这个人有两下子，他能让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给足了天下儒家先人和后生的里子和面子，而且是一下子把儒家思想和文化，像血液一样灌输和流淌在中国，乃至是世界人身心当中两千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出了三纲五常，唉，这个好，皇帝喜欢，谁喜欢都不如皇帝喜欢对吧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天人合一”，捧臭脚皇上是天子吗，这下好，当博士，当宰相的好事全来了。“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分明是君上的恩威并用吗。“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有点荀子的意思，看其文，读其人，所以我说董仲舒是帮助皇上打天下的人，他的思想主体便是君政。这个老小子顺便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理论，不仅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哲学，还成就了道教的理论基础。孔子不过就是个大学教授，孟子也就是个搞企业管理的教授，荀子也就是个县令加教授，董仲舒这个教授的官坐得比他们都大，还教了一个好学生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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