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考古新发现# 【解码辽上京之谜的考古队】辽上京考古队再次被大众关注是在两天前。
2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在会上表示，辽上京遗址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遗址，为何能得到考古界十多年的持续关注？
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董新林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
辽上京考古队最初受到关注是在2013年。当年，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成果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年后的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成立“契丹辽文化考古研究基地”；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依托辽上京考古工地开始持续组织举办全国性城市考古研修班。2021年，辽上京遗址荣获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辽上京遗址成功入列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期间，董新林成为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考古专家，更多人想从他口中知道如今已消失的契丹辽国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契丹和辽文化。金庸的《天龙八部》把北宋、大辽、大理一视同仁，都纳入了中国的范畴，是值得称道的。”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董新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董新林看来，契丹民族建立的契丹辽国曾主宰了十至十二世纪北中国的历史舞台。辽、金、元时期是现今中华民族再融合的重要阶段。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辽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考古界颇为遗憾的是，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所淡忘，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在踏查巴林旗山川水系时，重新发现辽上京城遗址。
此后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率先关注辽上京。日本著名的学者鸟居龙藏先生曾两次(1908年和1930年)到巴林左旗考古调查，认同对辽上京遗址的判定，并且在《燕京学报》发表文章，对辽上京及其城内的石人观音像等进行考证。
法籍神甫闵宣化也曾两次到赤峰地区对辽代的城址进行综合的考察，断定“波罗城”就是辽上京故址。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同样丰硕。董新林介绍说，2011年至2017年，辽上京考古队的主要成果体现为：首次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首次发现并确认了都城东向的轴线；辽代东向中轴线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为单一轴线；确认西山坡遗址的性质为辽代皇家寺院……
2012年，辽上京考古队还负责完成了“辽代上京城和祖陵遗址”申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并顺利入选预备名单。2013年，负责编制完成“辽上京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文本，推进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2016年11月，编写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申遗正式文本，目前已完成。
2018年，董新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的营建既体现出效法传承汉唐都城形态，又结合游牧民族传统的规划思想。他认为，辽上京城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新范式。
在内蒙古大地耕耘多年的董新林认为，某种意义上，赤峰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董新林指出，辽上京考古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不断获得重要新成果，不断为深入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更为翔实的考古资料。(中新网记者 李爱平)
2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在会上表示，辽上京遗址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遗址，为何能得到考古界十多年的持续关注？
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董新林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
辽上京考古队最初受到关注是在2013年。当年，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成果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年后的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成立“契丹辽文化考古研究基地”；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依托辽上京考古工地开始持续组织举办全国性城市考古研修班。2021年，辽上京遗址荣获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辽上京遗址成功入列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期间，董新林成为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考古专家，更多人想从他口中知道如今已消失的契丹辽国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契丹和辽文化。金庸的《天龙八部》把北宋、大辽、大理一视同仁，都纳入了中国的范畴，是值得称道的。”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董新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董新林看来，契丹民族建立的契丹辽国曾主宰了十至十二世纪北中国的历史舞台。辽、金、元时期是现今中华民族再融合的重要阶段。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辽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考古界颇为遗憾的是，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所淡忘，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在踏查巴林旗山川水系时，重新发现辽上京城遗址。
此后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率先关注辽上京。日本著名的学者鸟居龙藏先生曾两次(1908年和1930年)到巴林左旗考古调查，认同对辽上京遗址的判定，并且在《燕京学报》发表文章，对辽上京及其城内的石人观音像等进行考证。
法籍神甫闵宣化也曾两次到赤峰地区对辽代的城址进行综合的考察，断定“波罗城”就是辽上京故址。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同样丰硕。董新林介绍说，2011年至2017年，辽上京考古队的主要成果体现为：首次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首次发现并确认了都城东向的轴线；辽代东向中轴线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为单一轴线；确认西山坡遗址的性质为辽代皇家寺院……
2012年，辽上京考古队还负责完成了“辽代上京城和祖陵遗址”申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并顺利入选预备名单。2013年，负责编制完成“辽上京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文本，推进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2016年11月，编写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申遗正式文本，目前已完成。
2018年，董新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的营建既体现出效法传承汉唐都城形态，又结合游牧民族传统的规划思想。他认为，辽上京城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新范式。
在内蒙古大地耕耘多年的董新林认为，某种意义上，赤峰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董新林指出，辽上京考古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不断获得重要新成果，不断为深入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更为翔实的考古资料。(中新网记者 李爱平)
2023“书墨飘香 悦享新年”丨国图公开课精选（第27讲） 畅游文化专题篇
第二十七讲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
小节名称：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一）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二）
主讲人：
张福有，男。1950年生，吉林集安人。长期倾心于东北史地重大问题研究，辑注《长白山诗词选》、著有《养根斋词选》、《养根斋漫笔》、《诗词曲律说解》、《长白山诗词史话》、《长白山诗词论说》、《一剪梅情缘》、《张福有诗词选》等。
第二十七讲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
小节名称：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一）
长白山与长白山文化（二）
主讲人：
张福有，男。1950年生，吉林集安人。长期倾心于东北史地重大问题研究，辑注《长白山诗词选》、著有《养根斋词选》、《养根斋漫笔》、《诗词曲律说解》、《长白山诗词史话》、《长白山诗词论说》、《一剪梅情缘》、《张福有诗词选》等。
【西安大学生看网络文章定位寻踪 发现疑似高句丽宝藏王墓葬遗址】“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网络文章，按照其中标示的位置找到了疑似高句丽亡国之君宝藏王的墓葬。这座墓的封土已不完整，位置处于高速公路和物流园区之间，保护状况堪忧，希望相关部门能赶紧加强对这座古墓葬的保护。”西安石油大学大二学生刘景元说。
处于高速公路和围墙之间 封土已不完整
接到这条新闻线索后，1月27日，华商报记者和刘景元及其父亲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小刘所说的高句丽宝藏王墓葬，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街道办高寨村西，其西边是京昆高速，东边是一道长长的围墙，围墙后面高德地图显示是一个物流园区。
在围墙和高速公路之间狭长的地带内到处是荒草，荒草之中的土堆非常显眼。东边是一大一小两个比较高的，西边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在东、西两边的土堆之间地势较低，有不少树木。这些土堆距离很近，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大的墓葬封土被分成了几部分。
现场没有看到保护碑，在土堆西边比较近的平地看到有天然气管道通过的标志。在高速公路旁边有很多石头，不知是用来护路还是准备扩建。从高速公路旁的小道到土堆之间的距离，目测最近的地方仅有十几米。
小刘说，他虽然学的石油勘探专业，但对历史文化一直比较感兴趣，曾经和父亲一起走访过不少省内的古迹遗址。近日看到一篇讲高句丽宝藏王墓葬的网络文章，发现文中还标出了精确的经纬度。于是就使用卫星地图定位，之后实地走访，找到了这里。网络文章所配照片和现场情形基本一致，只不过网文配图为2021年9月草木茂盛时所拍摄。文章中介绍，这座墓葬是高句丽亡国之君高宝藏之墓。
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墓主人为高句丽宝藏王
高句丽的国王怎会埋葬在西安？这篇网络文章内容是否靠谱？
华商报记者查询《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西安卷·灞桥文物》看到，“高句丽宝藏王墓葬”在其中的确有记载，书中将其列为灞桥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书中介绍：“高句丽宝藏王墓葬位于新筑街道办高寨村村西约400米处，西侧有西禹高速通过，南侧已被砖厂取土挖成大坑，东侧为现代墓地，北侧为耕地。墓葬现存封土高约10米，被分割为3部分，南北约18米，东西约27米，封土为夯筑而成，夯层厚约20-40厘米。在封土下方南侧有一盗洞，直径约50厘米。据《东北史地》2005年4期张福有、赵振华《洛阳、西安出土北魏与唐高句丽人墓志及泉氏墓地》一文所述，此墓葬为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埋葬地。此墓葬为研究当时历史情况、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及交往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该宝藏王墓葬于2004年5月由张福有、张在明研究员及李建超教授进行过详细调查，并采集有唐代抹光纹瓦残片，为确定该墓葬的墓主和性质提供了依据。此次普查所确定的该处文物点也依上述专家的调查为线索及资料。”
从普查资料来看，现场走访位置和所记载的情形基本相符，就在高寨村村西。西侧的高速公路当时记载是西禹高速，西禹高速即西安至禹门口高速公路，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京昆高速（G5）在陕西境内的一段。不同的是这些年周边建设变化较大，现在东侧已成为物流园区，北侧稍远一些有元朔大道通过。从当年普查情况来看，关于墓葬主人的身份，专家在详细调查后已有明确指向——“为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埋葬地”。
被俘后在长安生活 娶武则天堂兄女儿为妻
那么高句丽宝藏王究竟为何许人？为何会埋葬在西安？
根据公开资料，高句（gōu）丽（lí）（《后汉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立国705年，在东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曾在与倭战争中击败入侵朝鲜半岛的倭寇，并击退隋朝数十万大军。
公元642年，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荣留王后，立高藏（又名高宝藏）为高句丽的国王。其在位期间，一直是渊盖苏文摄政的军事政权的傀儡。高宝藏是高句丽第28任君主，也是高句丽的亡国之君，其在位时间是642至668年。
643年，唐太宗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授予“上柱国”称号。644年，唐太宗命司农丞相里玄奖携玺书至高句丽，令其停止攻击新罗，遭渊盖苏文拒绝，于是唐太宗决定征讨。从645年到648年，唐太宗多次征伐高句丽，曾攻克多座城邑，并重创其军。649年四月唐太宗驾崩，留下遗诏罢辽东之役。
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后，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对摄政大权进行争夺，宝藏王依然不能控制国家。由于渊盖苏文长子渊男生（注：入唐后因避讳唐高祖李渊改称“泉男生”）在摄政大权争夺中受到两个弟弟的陷害被迫投靠唐朝，唐朝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高句丽40座城堡。
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军攻下高句丽都城平壤，高句丽至此灭亡。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高句丽宝藏王高藏被俘后，曾被押至唐太宗昭陵举行献俘仪式。后来，高藏被唐高宗任命为工部尚书，娶了武则天堂兄武惟良的女儿，生子高德武。
676年，唐高宗任命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让他管理辽东州都督府。据《旧唐书》载，“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681年高藏被流放四川，682年卒，赠卫尉卿，诏送至京师，于颉利墓左赐以葬地，兼为树碑。（注：颉利即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三年在阴山被唐军打败后，押送入长安，授右卫大将军。贞观八年去世时五十六岁，获赠归义郡王，安葬于灞水东面。）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将邀请专家讨论保护意见
小刘认为，高句丽宝藏王的墓葬不仅见证了一千多年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民族关系，见证了唐朝政权和高句丽政权之间的互动、交往，还见证了那时候民族融合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希望相关部门能对这座墓葬加强保护，为西安留下这份重要的文化遗存。“目前该墓葬保护状况堪忧，如果再不及时保护，有可能最终就完全融入到城市建设中了。”
灞桥区文保所工作人员表示，新筑街道办辖区内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移交西安国际港务区。随后华商报记者联系了西安国际港务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1月28日下午该工作人员实地察看后表示，该墓葬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但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点。从三普资料来看，墓葬主人指向的确为高句丽宝藏王。接下来将邀请熟悉情况的考古专家进行讨论，在制定出合适的保护意见之后抓紧对该墓葬进行保护。
京昆高速改扩建项目管理处一位负责人表示，京昆高速建设前就曾做过文勘，目前高速公路已经修好，靠近遗址的东边区域没有扩建计划。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文/图
处于高速公路和围墙之间 封土已不完整
接到这条新闻线索后，1月27日，华商报记者和刘景元及其父亲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小刘所说的高句丽宝藏王墓葬，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街道办高寨村西，其西边是京昆高速，东边是一道长长的围墙，围墙后面高德地图显示是一个物流园区。
在围墙和高速公路之间狭长的地带内到处是荒草，荒草之中的土堆非常显眼。东边是一大一小两个比较高的，西边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在东、西两边的土堆之间地势较低，有不少树木。这些土堆距离很近，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大的墓葬封土被分成了几部分。
现场没有看到保护碑，在土堆西边比较近的平地看到有天然气管道通过的标志。在高速公路旁边有很多石头，不知是用来护路还是准备扩建。从高速公路旁的小道到土堆之间的距离，目测最近的地方仅有十几米。
小刘说，他虽然学的石油勘探专业，但对历史文化一直比较感兴趣，曾经和父亲一起走访过不少省内的古迹遗址。近日看到一篇讲高句丽宝藏王墓葬的网络文章，发现文中还标出了精确的经纬度。于是就使用卫星地图定位，之后实地走访，找到了这里。网络文章所配照片和现场情形基本一致，只不过网文配图为2021年9月草木茂盛时所拍摄。文章中介绍，这座墓葬是高句丽亡国之君高宝藏之墓。
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墓主人为高句丽宝藏王
高句丽的国王怎会埋葬在西安？这篇网络文章内容是否靠谱？
华商报记者查询《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西安卷·灞桥文物》看到，“高句丽宝藏王墓葬”在其中的确有记载，书中将其列为灞桥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书中介绍：“高句丽宝藏王墓葬位于新筑街道办高寨村村西约400米处，西侧有西禹高速通过，南侧已被砖厂取土挖成大坑，东侧为现代墓地，北侧为耕地。墓葬现存封土高约10米，被分割为3部分，南北约18米，东西约27米，封土为夯筑而成，夯层厚约20-40厘米。在封土下方南侧有一盗洞，直径约50厘米。据《东北史地》2005年4期张福有、赵振华《洛阳、西安出土北魏与唐高句丽人墓志及泉氏墓地》一文所述，此墓葬为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埋葬地。此墓葬为研究当时历史情况、唐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及交往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该宝藏王墓葬于2004年5月由张福有、张在明研究员及李建超教授进行过详细调查，并采集有唐代抹光纹瓦残片，为确定该墓葬的墓主和性质提供了依据。此次普查所确定的该处文物点也依上述专家的调查为线索及资料。”
从普查资料来看，现场走访位置和所记载的情形基本相符，就在高寨村村西。西侧的高速公路当时记载是西禹高速，西禹高速即西安至禹门口高速公路，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京昆高速（G5）在陕西境内的一段。不同的是这些年周边建设变化较大，现在东侧已成为物流园区，北侧稍远一些有元朔大道通过。从当年普查情况来看，关于墓葬主人的身份，专家在详细调查后已有明确指向——“为高句丽第28位王宝藏王埋葬地”。
被俘后在长安生活 娶武则天堂兄女儿为妻
那么高句丽宝藏王究竟为何许人？为何会埋葬在西安？
根据公开资料，高句（gōu）丽（lí）（《后汉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立国705年，在东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曾在与倭战争中击败入侵朝鲜半岛的倭寇，并击退隋朝数十万大军。
公元642年，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荣留王后，立高藏（又名高宝藏）为高句丽的国王。其在位期间，一直是渊盖苏文摄政的军事政权的傀儡。高宝藏是高句丽第28任君主，也是高句丽的亡国之君，其在位时间是642至668年。
643年，唐太宗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授予“上柱国”称号。644年，唐太宗命司农丞相里玄奖携玺书至高句丽，令其停止攻击新罗，遭渊盖苏文拒绝，于是唐太宗决定征讨。从645年到648年，唐太宗多次征伐高句丽，曾攻克多座城邑，并重创其军。649年四月唐太宗驾崩，留下遗诏罢辽东之役。
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后，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对摄政大权进行争夺，宝藏王依然不能控制国家。由于渊盖苏文长子渊男生（注：入唐后因避讳唐高祖李渊改称“泉男生”）在摄政大权争夺中受到两个弟弟的陷害被迫投靠唐朝，唐朝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高句丽40座城堡。
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军攻下高句丽都城平壤，高句丽至此灭亡。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高句丽宝藏王高藏被俘后，曾被押至唐太宗昭陵举行献俘仪式。后来，高藏被唐高宗任命为工部尚书，娶了武则天堂兄武惟良的女儿，生子高德武。
676年，唐高宗任命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让他管理辽东州都督府。据《旧唐书》载，“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681年高藏被流放四川，682年卒，赠卫尉卿，诏送至京师，于颉利墓左赐以葬地，兼为树碑。（注：颉利即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三年在阴山被唐军打败后，押送入长安，授右卫大将军。贞观八年去世时五十六岁，获赠归义郡王，安葬于灞水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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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认为，高句丽宝藏王的墓葬不仅见证了一千多年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民族关系，见证了唐朝政权和高句丽政权之间的互动、交往，还见证了那时候民族融合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希望相关部门能对这座墓葬加强保护，为西安留下这份重要的文化遗存。“目前该墓葬保护状况堪忧，如果再不及时保护，有可能最终就完全融入到城市建设中了。”
灞桥区文保所工作人员表示，新筑街道办辖区内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移交西安国际港务区。随后华商报记者联系了西安国际港务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1月28日下午该工作人员实地察看后表示，该墓葬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但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点。从三普资料来看，墓葬主人指向的确为高句丽宝藏王。接下来将邀请熟悉情况的考古专家进行讨论，在制定出合适的保护意见之后抓紧对该墓葬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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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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