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456部再回去看星尘斗士，真的是感慨良多，17岁的承太郎，年轻的战友，老当益壮的六十岁乔瑟夫，以为友人的牺牲和战胜DIO是旅途结束和平静生活的开始，但其实时间和经历把活下来的三个人完全磋磨成了别的样子，承太郎客观上绝对的力量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弱，17岁的叛逆、痞气、些许的调皮都已经不再，年迈的乔瑟夫耳目不明，真正成了步履蹒跚的老人，曾经最热情洋溢，在星尘十字军里因为轻率和莽撞吃了很多苦的波鲁那雷夫，也因为DIO余党的影响变成了黄金之风里老练沉稳的样子，只有逝去的友人永远留在了刚到埃及的时候二乔兴起拍下的那张合照里，永远没有改变，永远没有褪色。
三国辽东之役
平辽东为司马懿一生最辉煌战绩。凭此一战，便可迈入历史名将行列。
辽东非常不好打。数百年后，强大的隋皇朝四伐高句丽不胜；唐帝国，从唐太宗到唐高宗，或亲征，或派李绩、苏定方等名将轮番打了二十多年，才艰难将高句丽灭掉。
说起来，辽东公孙与高句丽极为相似。领土基本都与汉四郡重叠。人口相对中原而言，比例也相近[1]。桀骜不服也相似，公孙度时，渡海控制东莱一带，还打算乘曹操远征、邺城空虚，派四万精锐步骑偷袭邺城[2]。
简而言之，辽东公孙大致为三国版高句丽。曹魏连弱版隋唐都称不上，不单国力远不如隋唐帝国，而且战略环境极差，毕竟，曹魏南边还有蜀汉、东吴两个死敌虎视眈眈。
司马懿远征前，魏明帝曾两伐辽东，第一次为232年，青州田豫、幽州王雄，海陆两路攻击，半途而废；第二次为237年，幽州毌丘俭陆路进讨，不利而归，意外之喜是三十年前跟随袁尚投奔辽东的乌桓、袁氏旧部五千人归降。
曹魏征辽东，主要有三难：
一是行军难。陆路遥远，从京师洛阳到辽东襄平，远达三千六百汉里，从幽州涿郡出发，也有千里之遥。涿郡出发，分南北两条路：南路为傍海道，即今天辽西走廊，此路多有入海河流下游，且地势低洼，夏秋之间，在大小凌河下游地区形成西辽泽，行军极其艰难，到今天义县附近再越东辽泽；北路即卢龙道，北出卢龙塞，越燕山，走五百里崎岖山道到柳城，渡过大凌河后，又越两三百里东辽泽，才能到辽水右岸。东辽泽广阔，适宜大部队行军路线相对固定，辽水右岸集结地，正对着辽东辽队县（也称辽隧），辽东方面极容易预警和防守。
二是后勤难。曹操远征乌桓，走北路卢龙道，白狼山大胜之后，又攻破柳城，回程只是五百余里，粮食、饮水就非常艰难，所谓不用继续打辽东，固然猜测到公孙度很可能会内讧杀掉二袁，最主要还是后勤无以为继，打不下去了。南路傍海道，多河流下游，沼泽众多，农业开发艰难，汉魏时期，辽西走廊几乎没有设置郡县，后勤保障更是艰难。
三是气候难。辽河流域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夏秋雨水较多，行军、作战都非常艰难。
种种困难限制了中原王朝用兵辽东的规模，少则兵力不足，多则后勤困难乃至酿成后勤灾难，隋炀帝三征高丽就是明证。魏明帝之前两伐辽东不利，就是只动用了州郡兵，兵力不多，打不动。毕竟，辽东是有十万兵的割据政权。
诸葛丞相234年去世后，蜀汉多年不再北伐，曹魏边防压力大减。237年，公孙渊击退魏军后，自立为燕王，称绍汉元年。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曹魏下定决心，大举征讨辽东，去掉北方后顾之忧。
曹魏大军，主帅为司马懿，副帅为毌丘俭。动用兵力不少，一是从洛阳出发的四万中军，二是幽州边兵，估计两万，三是鲜卑、高句丽等部，估计不下万人，最后加上东莱出发的水军，部队规模应该超过八万，接近十万。曹魏群臣有人嘀咕部队太多，动用物资、民夫太大，肯定说的不是四万兵马，而是这十万规模的大军。
司马懿在曹睿面前，俨然胸有成竹：“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信心满满的司马懿于正月出发，途径故乡河内温县，与乡亲故旧欢饮，年满六十岁的太尉司马懿，不知是想起青年时装病不仕、晒书下雨差点暴露之事，还是想起汉高祖回乡高唱大风歌之事，心神激荡之下，高声吟咏道：“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魏军主力最后选择走傍海道。不过，司马懿显然低估了行军难度，进军百日的计划破产，直到六月才到达辽水右岸。辽东数万精锐早已在河对岸辽队县严阵以待，于辽水左岸筑长围二十余里阻挡魏军渡河。
相持月余，东莱黄县出发的魏国水军到达。司马懿先派出疑军，大张旗鼓渡河往辽队县东南方向进军，调动了辽东主力跟进。随后，魏军主力乘船沿辽水北上，绕过长围渡河，往东北方向进军，直插襄平城下。辽东主力紧急北上，于襄平城附近首山遭遇魏军，两军大战，辽东军大败，退回襄平城坚守。魏军如攻围审配邺城一般，挖壕沟断绝襄平城出入，围而不攻。
此时，辽东大雨连绵不断，魏军军营地势较低，水深数尺，将士非常困苦。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辽水大涨，运粮船只可直达魏军军营附近，魏军彻底没有了后勤之忧。在司马懿的坚持下，魏军继续包围城池不退。八月，襄平城溃，公孙政权覆灭。
此战，司马懿体现了高超的统帅能力、作战意志和指挥才能，无愧于三国最耀眼群星之一。不过，曹魏水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赋予了魏军强大水路机动能力和后勤运输能力，这是史家多未注意的地方。其中，曹魏237年就开始大造海船，并于东莱郡黄县大人城（今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作为水军、后勤主要基地[3]，可证曹魏中枢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也可证山东与辽东自古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海路交通，曹魏水军、运粮船只得以顺利沿着渤海海岸到达辽水。
辽东平定，中原王朝收复汉四郡，自然是大好事。可惜，为减少辽东割据后患，补充中原人力匮乏窘况，曹魏迁徙了大量辽东民众到山东、河北一带。辽东人口大减，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辽东只有一万八千户，仅为东汉的九分之一。数十年后，慕容鲜卑在辽河流域崛起，乃至入主中原，便根植于此。又数十年后，高句丽尽夺辽东之地，成为隋唐帝国的东北方大敌，追根溯源，也跟曹魏大肆迁走汉人有着莫大关系。
注释：
[1]高句丽被灭时在册70万户，按一户五口计，约有350万人，比南朝陈在册人口200万还多，约占中原三四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于三国辽东人口，辽东被破后，《晋书·宣帝纪》称“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此数字非常可疑。以《续汉书·郡国志》为基础进行矫正计算（因辽东等郡户口数有明显脱漏错讹之处），东汉中后期，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等地，约计十六万户、七十万人；汉末大乱，辽东不但没有战乱，反倒有大量中原人迁徙辽东等地。推测公孙政权灭亡时，当有一两百万人，绝对不止三十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在册人口只有66万户、443万人，将隐户算进来，也不过是千余万人。辽东占比还超过高句丽。
[2]《三国志·公孙度传》：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三国志·凉茂传》：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
[3]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黄县条：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於此。按：“大人城”即今天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村，为黄水河入海处，先秦以来便为天然良港。
平辽东为司马懿一生最辉煌战绩。凭此一战，便可迈入历史名将行列。
辽东非常不好打。数百年后，强大的隋皇朝四伐高句丽不胜；唐帝国，从唐太宗到唐高宗，或亲征，或派李绩、苏定方等名将轮番打了二十多年，才艰难将高句丽灭掉。
说起来，辽东公孙与高句丽极为相似。领土基本都与汉四郡重叠。人口相对中原而言，比例也相近[1]。桀骜不服也相似，公孙度时，渡海控制东莱一带，还打算乘曹操远征、邺城空虚，派四万精锐步骑偷袭邺城[2]。
简而言之，辽东公孙大致为三国版高句丽。曹魏连弱版隋唐都称不上，不单国力远不如隋唐帝国，而且战略环境极差，毕竟，曹魏南边还有蜀汉、东吴两个死敌虎视眈眈。
司马懿远征前，魏明帝曾两伐辽东，第一次为232年，青州田豫、幽州王雄，海陆两路攻击，半途而废；第二次为237年，幽州毌丘俭陆路进讨，不利而归，意外之喜是三十年前跟随袁尚投奔辽东的乌桓、袁氏旧部五千人归降。
曹魏征辽东，主要有三难：
一是行军难。陆路遥远，从京师洛阳到辽东襄平，远达三千六百汉里，从幽州涿郡出发，也有千里之遥。涿郡出发，分南北两条路：南路为傍海道，即今天辽西走廊，此路多有入海河流下游，且地势低洼，夏秋之间，在大小凌河下游地区形成西辽泽，行军极其艰难，到今天义县附近再越东辽泽；北路即卢龙道，北出卢龙塞，越燕山，走五百里崎岖山道到柳城，渡过大凌河后，又越两三百里东辽泽，才能到辽水右岸。东辽泽广阔，适宜大部队行军路线相对固定，辽水右岸集结地，正对着辽东辽队县（也称辽隧），辽东方面极容易预警和防守。
二是后勤难。曹操远征乌桓，走北路卢龙道，白狼山大胜之后，又攻破柳城，回程只是五百余里，粮食、饮水就非常艰难，所谓不用继续打辽东，固然猜测到公孙度很可能会内讧杀掉二袁，最主要还是后勤无以为继，打不下去了。南路傍海道，多河流下游，沼泽众多，农业开发艰难，汉魏时期，辽西走廊几乎没有设置郡县，后勤保障更是艰难。
三是气候难。辽河流域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夏秋雨水较多，行军、作战都非常艰难。
种种困难限制了中原王朝用兵辽东的规模，少则兵力不足，多则后勤困难乃至酿成后勤灾难，隋炀帝三征高丽就是明证。魏明帝之前两伐辽东不利，就是只动用了州郡兵，兵力不多，打不动。毕竟，辽东是有十万兵的割据政权。
诸葛丞相234年去世后，蜀汉多年不再北伐，曹魏边防压力大减。237年，公孙渊击退魏军后，自立为燕王，称绍汉元年。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曹魏下定决心，大举征讨辽东，去掉北方后顾之忧。
曹魏大军，主帅为司马懿，副帅为毌丘俭。动用兵力不少，一是从洛阳出发的四万中军，二是幽州边兵，估计两万，三是鲜卑、高句丽等部，估计不下万人，最后加上东莱出发的水军，部队规模应该超过八万，接近十万。曹魏群臣有人嘀咕部队太多，动用物资、民夫太大，肯定说的不是四万兵马，而是这十万规模的大军。
司马懿在曹睿面前，俨然胸有成竹：“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信心满满的司马懿于正月出发，途径故乡河内温县，与乡亲故旧欢饮，年满六十岁的太尉司马懿，不知是想起青年时装病不仕、晒书下雨差点暴露之事，还是想起汉高祖回乡高唱大风歌之事，心神激荡之下，高声吟咏道：“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魏军主力最后选择走傍海道。不过，司马懿显然低估了行军难度，进军百日的计划破产，直到六月才到达辽水右岸。辽东数万精锐早已在河对岸辽队县严阵以待，于辽水左岸筑长围二十余里阻挡魏军渡河。
相持月余，东莱黄县出发的魏国水军到达。司马懿先派出疑军，大张旗鼓渡河往辽队县东南方向进军，调动了辽东主力跟进。随后，魏军主力乘船沿辽水北上，绕过长围渡河，往东北方向进军，直插襄平城下。辽东主力紧急北上，于襄平城附近首山遭遇魏军，两军大战，辽东军大败，退回襄平城坚守。魏军如攻围审配邺城一般，挖壕沟断绝襄平城出入，围而不攻。
此时，辽东大雨连绵不断，魏军军营地势较低，水深数尺，将士非常困苦。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辽水大涨，运粮船只可直达魏军军营附近，魏军彻底没有了后勤之忧。在司马懿的坚持下，魏军继续包围城池不退。八月，襄平城溃，公孙政权覆灭。
此战，司马懿体现了高超的统帅能力、作战意志和指挥才能，无愧于三国最耀眼群星之一。不过，曹魏水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赋予了魏军强大水路机动能力和后勤运输能力，这是史家多未注意的地方。其中，曹魏237年就开始大造海船，并于东莱郡黄县大人城（今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作为水军、后勤主要基地[3]，可证曹魏中枢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也可证山东与辽东自古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海路交通，曹魏水军、运粮船只得以顺利沿着渤海海岸到达辽水。
辽东平定，中原王朝收复汉四郡，自然是大好事。可惜，为减少辽东割据后患，补充中原人力匮乏窘况，曹魏迁徙了大量辽东民众到山东、河北一带。辽东人口大减，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辽东只有一万八千户，仅为东汉的九分之一。数十年后，慕容鲜卑在辽河流域崛起，乃至入主中原，便根植于此。又数十年后，高句丽尽夺辽东之地，成为隋唐帝国的东北方大敌，追根溯源，也跟曹魏大肆迁走汉人有着莫大关系。
注释：
[1]高句丽被灭时在册70万户，按一户五口计，约有350万人，比南朝陈在册人口200万还多，约占中原三四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于三国辽东人口，辽东被破后，《晋书·宣帝纪》称“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此数字非常可疑。以《续汉书·郡国志》为基础进行矫正计算（因辽东等郡户口数有明显脱漏错讹之处），东汉中后期，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等地，约计十六万户、七十万人；汉末大乱，辽东不但没有战乱，反倒有大量中原人迁徙辽东等地。推测公孙政权灭亡时，当有一两百万人，绝对不止三十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在册人口只有66万户、443万人，将隐户算进来，也不过是千余万人。辽东占比还超过高句丽。
[2]《三国志·公孙度传》：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三国志·凉茂传》：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
[3]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黄县条：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於此。按：“大人城”即今天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村，为黄水河入海处，先秦以来便为天然良港。
三国辽东之役
平辽东为司马懿一生最辉煌战绩。凭此一战，便可迈入历史名将行列。
辽东非常不好打。数百年后，强大的隋皇朝四伐高句丽不胜；唐帝国，从唐太宗到唐高宗，或亲征，或派李绩、苏定方等名将轮番打了二十多年，才艰难将高句丽灭掉。
说起来，辽东公孙与高句丽极为相似。领土基本都与汉四郡重叠。人口相对中原而言，比例也相近[1]。桀骜不服也相似，公孙度时，渡海控制东莱一带，还打算乘曹操远征、邺城空虚，派四万精锐步骑偷袭邺城[2]。
简而言之，辽东公孙大致为三国版高句丽。曹魏连弱版隋唐都称不上，不单国力远不如隋唐帝国，而且战略环境极差，毕竟，曹魏南边还有蜀汉、东吴两个死敌虎视眈眈。
司马懿远征前，魏明帝曾两伐辽东，第一次为232年，青州田豫、幽州王雄，海陆两路攻击，半途而废；第二次为237年，幽州毌丘俭陆路进讨，不利而归，意外之喜是三十年前跟随袁尚投奔辽东的乌桓、袁氏旧部五千人归降。
曹魏征辽东，主要有三难：
一是行军难。陆路遥远，从京师洛阳到辽东襄平，远达三千六百汉里，从幽州涿郡出发，也有千里之遥。涿郡出发，分南北两条路：南路为傍海道，即今天辽西走廊，此路多有入海河流下游，且地势低洼，夏秋之间，在大小凌河下游地区形成西辽泽，行军极其艰难，到今天义县附近再越东辽泽；北路即卢龙道，北出卢龙塞，越燕山，走五百里崎岖山道到柳城，渡过大凌河后，又越两三百里东辽泽，才能到辽水右岸。东辽泽广阔，适宜大部队行军路线相对固定，辽水右岸集结地，正对着辽东辽队县（也称辽隧），辽东方面极容易预警和防守。
二是后勤难。曹操远征乌桓，走北路卢龙道，白狼山大胜之后，又攻破柳城，回程只是五百余里，粮食、饮水就非常艰难，所谓不用继续打辽东，固然猜测到公孙度很可能会内讧杀掉二袁，最主要还是后勤无以为继，打不下去了。南路傍海道，多河流下游，沼泽众多，农业开发艰难，汉魏时期，辽西走廊几乎没有设置郡县，后勤保障更是艰难。
三是气候难。辽河流域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夏秋雨水较多，行军、作战都非常艰难。
种种困难限制了中原王朝用兵辽东的规模，少则兵力不足，多则后勤困难乃至酿成后勤灾难，隋炀帝三征高丽就是明证。魏明帝之前两伐辽东不利，就是只动用了州郡兵，兵力不多，打不动。毕竟，辽东是有十万兵的割据政权。
诸葛丞相234年去世后，蜀汉多年不再北伐，曹魏边防压力大减。237年，公孙渊击退魏军后，自立为燕王，称绍汉元年。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曹魏下定决心，大举征讨辽东，去掉北方后顾之忧。
曹魏大军，主帅为司马懿，副帅为毌丘俭。动用兵力不少，一是从洛阳出发的四万中军，二是幽州边兵，估计两万，三是鲜卑、高句丽等部，估计不下万人，最后加上东莱出发的水军，部队规模应该超过八万，接近十万。曹魏群臣有人嘀咕部队太多，动用物资、民夫太大，肯定说的不是四万兵马，而是这十万规模的大军。
司马懿在曹睿面前，俨然胸有成竹：“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信心满满的司马懿于正月出发，途径故乡河内温县，与乡亲故旧欢饮，年满六十岁的太尉司马懿，不知是想起青年时装病不仕、晒书下雨差点暴露之事，还是想起汉高祖回乡高唱大风歌之事，心神激荡之下，高声吟咏道：“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魏军主力最后选择走傍海道。不过，司马懿显然低估了行军难度，进军百日的计划破产，直到六月才到达辽水右岸。辽东数万精锐早已在河对岸辽队县严阵以待，于辽水左岸筑长围二十余里阻挡魏军渡河。
相持月余，东莱黄县出发的魏国水军到达。司马懿先派出疑军，大张旗鼓渡河往辽队县东南方向进军，调动了辽东主力跟进。随后，魏军主力乘船沿辽水北上，绕过长围渡河，往东北方向进军，直插襄平城下。辽东主力紧急北上，于襄平城附近首山遭遇魏军，两军大战，辽东军大败，退回襄平城坚守。魏军如攻围审配邺城一般，挖壕沟断绝襄平城出入，围而不攻。
此时，辽东大雨连绵不断，魏军军营地势较低，水深数尺，将士非常困苦。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辽水大涨，运粮船只可直达魏军军营附近，魏军彻底没有了后勤之忧。在司马懿的坚持下，魏军继续包围城池不退。八月，襄平城溃，公孙政权覆灭。
此战，司马懿体现了高超的统帅能力、作战意志和指挥才能，无愧于三国最耀眼群星之一。不过，曹魏水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赋予了魏军强大水路机动能力和后勤运输能力，这是史家多未注意的地方。其中，曹魏237年就开始大造海船，并于东莱郡黄县大人城（今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作为水军、后勤主要基地[3]，可证曹魏中枢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也可证山东与辽东自古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海路交通，曹魏水军、运粮船只得以顺利沿着渤海海岸到达辽水。
辽东平定，中原王朝收复汉四郡，自然是大好事。可惜，为减少辽东割据后患，补充中原人力匮乏窘况，曹魏迁徙了大量辽东民众到山东、河北一带。辽东人口大减，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辽东只有一万八千户，仅为东汉的九分之一。数十年后，慕容鲜卑在辽河流域崛起，乃至入主中原，便根植于此。又数十年后，高句丽尽夺辽东之地，成为隋唐帝国的东北方大敌，追根溯源，也跟曹魏大肆迁走汉人有着莫大关系。
注释：
[1]高句丽被灭时在册70万户，按一户五口计，约有350万人，比南朝陈在册人口200万还多，约占中原三四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于三国辽东人口，辽东被破后，《晋书·宣帝纪》称“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此数字非常可疑。以《续汉书·郡国志》为基础进行矫正计算（因辽东等郡户口数有明显脱漏错讹之处），东汉中后期，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等地，约计十六万户、七十万人；汉末大乱，辽东不但没有战乱，反倒有大量中原人迁徙辽东等地。推测公孙政权灭亡时，当有一两百万人，绝对不止三十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在册人口只有66万户、443万人，将隐户算进来，也不过是千余万人。辽东占比还超过高句丽。
[2]《三国志·公孙度传》：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三国志·凉茂传》：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
[3]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黄县条：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於此。按：“大人城”即今天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村，为黄水河入海处，先秦以来便为天然良港。
平辽东为司马懿一生最辉煌战绩。凭此一战，便可迈入历史名将行列。
辽东非常不好打。数百年后，强大的隋皇朝四伐高句丽不胜；唐帝国，从唐太宗到唐高宗，或亲征，或派李绩、苏定方等名将轮番打了二十多年，才艰难将高句丽灭掉。
说起来，辽东公孙与高句丽极为相似。领土基本都与汉四郡重叠。人口相对中原而言，比例也相近[1]。桀骜不服也相似，公孙度时，渡海控制东莱一带，还打算乘曹操远征、邺城空虚，派四万精锐步骑偷袭邺城[2]。
简而言之，辽东公孙大致为三国版高句丽。曹魏连弱版隋唐都称不上，不单国力远不如隋唐帝国，而且战略环境极差，毕竟，曹魏南边还有蜀汉、东吴两个死敌虎视眈眈。
司马懿远征前，魏明帝曾两伐辽东，第一次为232年，青州田豫、幽州王雄，海陆两路攻击，半途而废；第二次为237年，幽州毌丘俭陆路进讨，不利而归，意外之喜是三十年前跟随袁尚投奔辽东的乌桓、袁氏旧部五千人归降。
曹魏征辽东，主要有三难：
一是行军难。陆路遥远，从京师洛阳到辽东襄平，远达三千六百汉里，从幽州涿郡出发，也有千里之遥。涿郡出发，分南北两条路：南路为傍海道，即今天辽西走廊，此路多有入海河流下游，且地势低洼，夏秋之间，在大小凌河下游地区形成西辽泽，行军极其艰难，到今天义县附近再越东辽泽；北路即卢龙道，北出卢龙塞，越燕山，走五百里崎岖山道到柳城，渡过大凌河后，又越两三百里东辽泽，才能到辽水右岸。东辽泽广阔，适宜大部队行军路线相对固定，辽水右岸集结地，正对着辽东辽队县（也称辽隧），辽东方面极容易预警和防守。
二是后勤难。曹操远征乌桓，走北路卢龙道，白狼山大胜之后，又攻破柳城，回程只是五百余里，粮食、饮水就非常艰难，所谓不用继续打辽东，固然猜测到公孙度很可能会内讧杀掉二袁，最主要还是后勤无以为继，打不下去了。南路傍海道，多河流下游，沼泽众多，农业开发艰难，汉魏时期，辽西走廊几乎没有设置郡县，后勤保障更是艰难。
三是气候难。辽河流域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夏秋雨水较多，行军、作战都非常艰难。
种种困难限制了中原王朝用兵辽东的规模，少则兵力不足，多则后勤困难乃至酿成后勤灾难，隋炀帝三征高丽就是明证。魏明帝之前两伐辽东不利，就是只动用了州郡兵，兵力不多，打不动。毕竟，辽东是有十万兵的割据政权。
诸葛丞相234年去世后，蜀汉多年不再北伐，曹魏边防压力大减。237年，公孙渊击退魏军后，自立为燕王，称绍汉元年。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曹魏下定决心，大举征讨辽东，去掉北方后顾之忧。
曹魏大军，主帅为司马懿，副帅为毌丘俭。动用兵力不少，一是从洛阳出发的四万中军，二是幽州边兵，估计两万，三是鲜卑、高句丽等部，估计不下万人，最后加上东莱出发的水军，部队规模应该超过八万，接近十万。曹魏群臣有人嘀咕部队太多，动用物资、民夫太大，肯定说的不是四万兵马，而是这十万规模的大军。
司马懿在曹睿面前，俨然胸有成竹：“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信心满满的司马懿于正月出发，途径故乡河内温县，与乡亲故旧欢饮，年满六十岁的太尉司马懿，不知是想起青年时装病不仕、晒书下雨差点暴露之事，还是想起汉高祖回乡高唱大风歌之事，心神激荡之下，高声吟咏道：“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魏军主力最后选择走傍海道。不过，司马懿显然低估了行军难度，进军百日的计划破产，直到六月才到达辽水右岸。辽东数万精锐早已在河对岸辽队县严阵以待，于辽水左岸筑长围二十余里阻挡魏军渡河。
相持月余，东莱黄县出发的魏国水军到达。司马懿先派出疑军，大张旗鼓渡河往辽队县东南方向进军，调动了辽东主力跟进。随后，魏军主力乘船沿辽水北上，绕过长围渡河，往东北方向进军，直插襄平城下。辽东主力紧急北上，于襄平城附近首山遭遇魏军，两军大战，辽东军大败，退回襄平城坚守。魏军如攻围审配邺城一般，挖壕沟断绝襄平城出入，围而不攻。
此时，辽东大雨连绵不断，魏军军营地势较低，水深数尺，将士非常困苦。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辽水大涨，运粮船只可直达魏军军营附近，魏军彻底没有了后勤之忧。在司马懿的坚持下，魏军继续包围城池不退。八月，襄平城溃，公孙政权覆灭。
此战，司马懿体现了高超的统帅能力、作战意志和指挥才能，无愧于三国最耀眼群星之一。不过，曹魏水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赋予了魏军强大水路机动能力和后勤运输能力，这是史家多未注意的地方。其中，曹魏237年就开始大造海船，并于东莱郡黄县大人城（今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作为水军、后勤主要基地[3]，可证曹魏中枢高度重视军事后勤工作，也可证山东与辽东自古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海路交通，曹魏水军、运粮船只得以顺利沿着渤海海岸到达辽水。
辽东平定，中原王朝收复汉四郡，自然是大好事。可惜，为减少辽东割据后患，补充中原人力匮乏窘况，曹魏迁徙了大量辽东民众到山东、河北一带。辽东人口大减，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辽东只有一万八千户，仅为东汉的九分之一。数十年后，慕容鲜卑在辽河流域崛起，乃至入主中原，便根植于此。又数十年后，高句丽尽夺辽东之地，成为隋唐帝国的东北方大敌，追根溯源，也跟曹魏大肆迁走汉人有着莫大关系。
注释：
[1]高句丽被灭时在册70万户，按一户五口计，约有350万人，比南朝陈在册人口200万还多，约占中原三四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于三国辽东人口，辽东被破后，《晋书·宣帝纪》称“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此数字非常可疑。以《续汉书·郡国志》为基础进行矫正计算（因辽东等郡户口数有明显脱漏错讹之处），东汉中后期，辽东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属国等地，约计十六万户、七十万人；汉末大乱，辽东不但没有战乱，反倒有大量中原人迁徙辽东等地。推测公孙政权灭亡时，当有一两百万人，绝对不止三十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在册人口只有66万户、443万人，将隐户算进来，也不过是千余万人。辽东占比还超过高句丽。
[2]《三国志·公孙度传》：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三国志·凉茂传》：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
[3]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黄县条：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於此。按：“大人城”即今天山东省龙口市黄河营村，为黄水河入海处，先秦以来便为天然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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