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谁清洛渐漫漫，人间有味是清欢

是领悟了什么道理之后，你的人生从此变得轻松起来，工作时才读懂孔乙己那脱不下的长衫不正是我们在所谓的工作和体面之间反复挣扎的高台

回不去的何止是时间，
遥远的又何止是距离
如果无能为力那就顺其自然
如果心无所事那就随遇而安
年轻时执着什么都不为过
成熟时放弃什么都不是错

感谢这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初识不知人间苦，再见已是百丈冰，犹如初尝辣椒情不自禁泪先流，才知辣其实是痛觉而不是味觉，虽早已过了孔雀东南飞的时期，但释怀可能需要一年半载或许更久，抑或许会把整个夏天都藏到烟尘企及不到的地方。
成都的确好纳凉，我更喜欢海的宁静

此别，敬你岁月无波澜，敬我余生不悲欢！

《老胡很难过。昨晚从塞尔维亚那边传来噩耗，我在南联盟当记者时的老房东娜达北京时间头一天早上走了，享年92岁。消息是她的儿子传给我的朋友金晓蕾女士的，金晓蕾女士正在中国厦门出差，她说要回到塞尔维亚之后，才能了解详情。她说，娜达的儿子让转告我，她母亲走得非常安详，已经下葬。 我1993年前往贝尔格莱德做人民日报常驻记者，那年秋天搬到娜达的家中。那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我租了地上两层，娜达和他的丈夫萨沙住半地下的那一层，我付的月租金是600美元。那里既是我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的记者站。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里，这位塞尔维亚房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母亲般的关怀，特别是在我独自一人驻站，备感孤寂的那段时光里，她主动为我洗衣服、打扫房间，经常给我做一些吃的。她有钥匙，随时可以上楼来。每次我去战场采访，她半夜也要起来送我，在我胸前画十字。所有我的中国朋友都羡慕我遇到了这么好的房东。 驻站期间，我的母亲因脑血栓瘫倒在床上，我难过极了，动了终止任期回国的念头。娜达反复劝我不要冲动，说如果她是我的母亲，决不会接受我回国陪伴她，而会要求我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工作，因为孩子好是母亲最大的愿望。 娜达有过两次婚姻，她年轻时是南斯拉夫政治报的打字员，第一任丈夫是该报记者，她和他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第二任丈夫就是我认识的萨沙，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与娜达没有生育。娜达说，他与萨沙恋爱了十几年，一直在考验他对自己儿子的态度。萨沙的父亲是旧南斯拉夫的一位副部长，所以在贝尔格莱德著名的德丁尼耶区留下了那所房子，房子的对面就是我在时南斯拉夫总统的官邸。有开发商想买他们的那所房子，因为那是一块绝对的宝地，但是娜达坚决拒绝，她说这个祖传的房子决不能卖。 娜达年轻时相当漂亮，我客厅房间的玻璃板下压了几张他们家人旧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娜达自己年轻时照的。当时二战结束没几年，18岁的她穿着一件背带短裙，站在湖边，一脸青春的萌动和对未来的期盼。中国朋友来记者站时看到那张照片都很欣赏，不敢相信照片里的姑娘就是我的老房东，感慨岁月无情。 1996年夏天，我结束记者任期离开贝尔格莱德。刚回国那两年，我和娜达通过电话，但我的塞尔维亚语退化太快，记得最后一次通电话时，我除了问候“你好”，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2011年，我在阔别15年后，首次回到塞尔维亚，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去看老房东娜达。当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娜达抱住我“呜呜”哭了起来，而且她这一哭，把我搞得也泪流不止。 我进了当年的记者站，发现客厅与我走的》https://t.cn/A6OSHDGV

老胡很难过。昨晚从塞尔维亚那边传来噩耗，我在南联盟当记者时的老房东娜达北京时间头一天早上走了，享年92岁。消息是她的儿子传给我的朋友金晓蕾女士的，金晓蕾女士正在中国厦门出差，她说要回到塞尔维亚之后，才能了解详情。她说，娜达的儿子让转告我，她母亲走得非常安详，已经下葬。

我1993年前往贝尔格莱德做人民日报常驻记者，那年秋天搬到娜达的家中。那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我租了地上两层，娜达和他的丈夫萨沙住半地下的那一层，我付的月租金是600美元。那里既是我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的记者站。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里，这位塞尔维亚房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母亲般的关怀，特别是在我独自一人驻站，备感孤寂的那段时光里，她主动为我洗衣服、打扫房间，经常给我做一些吃的。她有钥匙，随时可以上楼来。每次我去战场采访，她半夜也要起来送我，在我胸前画十字。所有我的中国朋友都羡慕我遇到了这么好的房东。

驻站期间，我的母亲因脑血栓瘫倒在床上，我难过极了，动了终止任期回国的念头。娜达反复劝我不要冲动，说如果她是我的母亲，决不会接受我回国陪伴她，而会要求我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工作，因为孩子好是母亲最大的愿望。

娜达有过两次婚姻，她年轻时是南斯拉夫政治报的打字员，第一任丈夫是该报记者，她和他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第二任丈夫就是我认识的萨沙，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与娜达没有生育。娜达说，他与萨沙恋爱了十几年，一直在考验他对自己儿子的态度。萨沙的父亲是旧南斯拉夫的一位副部长，所以在贝尔格莱德著名的德丁尼耶区留下了那所房子，房子的对面就是我在时南斯拉夫总统的官邸。有开发商想买他们的那所房子，因为那是一块绝对的宝地，但是娜达坚决拒绝，她说这个祖传的房子决不能卖。

娜达年轻时相当漂亮，我客厅房间的玻璃板下压了几张他们家人旧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娜达自己年轻时照的。当时二战结束没几年，18岁的她穿着一件背带短裙，站在湖边，一脸青春的萌动和对未来的期盼。中国朋友来记者站时看到那张照片都很欣赏，不敢相信照片里的姑娘就是我的老房东，感慨岁月无情。

1996年夏天，我结束记者任期离开贝尔格莱德。刚回国那两年，我和娜达通过电话，但我的塞尔维亚语退化太快，记得最后一次通电话时，我除了问候“你好”，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2011年，我在阔别15年后，首次回到塞尔维亚，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去看老房东娜达。当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娜达抱住我“呜呜”哭了起来，而且她这一哭，把我搞得也泪流不止。

我进了当年的记者站，发现客厅与我在的时候完完全全一样，还是那套餐桌餐椅，还是那套沙发，墙上还是当年挂的那幅画，甚至连餐桌上的桌布也是当年的那块编织品。地毯同样没有换，只是更旧了，而且地板塌陷了。我问娜达为什么不修一修地板，她说这些年她穷了，没有钱修房子，所以她的房子也无法再租给外国人，收高一些的租金，只能几个房间分租给在贝尔格莱德上学的外地学生。那一年萨沙已经不在了，娜达独自生活，她当时的退休金只有200多欧元。有两个学生租户，各有100欧元房租，她和儿子各分一半。

我没想到娜达的生活比我在时差了不少。之前我在这里常驻时，都是娜达关心我，那天我第一次给娜达留了一些钱。回国以后，我开始通过使馆的朋友隔段时间给娜达带一些美元，后来使馆的好朋友都回国了，我就开始通过金晓蕾女士跟娜达和她的儿子联系。金晓蕾女士是嫁到塞尔维亚的中国女子，现在是塞尔维亚国务活动首席中文翻译，她的丈夫普希奇先生是塞尔维亚著名汉学家，孔子学院院长，他们一家都是我的朋友。7月份金晓蕾女士回国看望父母，我们见面时，她还向我讲了娜达一家的近况，一切都好好的。

娜达是外国人，但特殊时期的那段经历使她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她总对代我去看望她的中国朋友说：胡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几年前去了一次塞尔维亚，也去看了娜达。我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动员老太太来一次中国，我每次劝她来，让她带着孙子一起来，她都说：我老了，动不了了。

娜达的一生过得很普通。她少年时经历了二战，晚年又经历了南斯拉夫解体以及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震荡，中间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是东欧最富有的国家，1993年我去南斯拉夫驻站时，虽然它正在经历严酷的国际制裁，但在当时我的眼里贝尔格莱德好漂亮、好富裕，路灯比北京的亮很多，商店、餐馆的装饰也比国内高一个等级，但是南斯拉夫解体导致的一系列战争摧毁了塞尔维亚。

2011年我看到的贝尔格莱德已经被周边东欧国家远远甩在后头，整个塞尔维亚的GDP还不及中国南方有些发达的地级市，即使人均GDP也比中国低了很多。塞尔维亚最近这些年经济又好起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很大动力。国家千万不能陷入战乱，娜达和她国家的命运在这样告诉我。

娜达走好，希望我们来世还有机会相见，希望我们彼此能够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