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云讲堂# 【浅谈唐代的户税和地税及其发展沿革】唐代的赋税制度，大体可以以唐中期为界（即唐德宗在位期间），分为两种：一是租庸调制，一是两税法。租庸调制施用于唐前期，但一段时间后就呈现出崩溃的迹象，而本相当于租庸调制附庸的户税与地税，逐渐演变为重要税种，甚至是主要税种。此后，户税与地税彻底彻底取代了租庸调制，并在户税与地税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税法。可以说，户税与地税在唐代赋税制度变革过程中，发挥了桥梁式的关键作用，为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蜕变提供了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和实践经验。
一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
租庸调制的基础，在于均田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共同组成了国家与农民的双向合作关系——国家将土地授予农民，相应的，农民就要将粮食，布帛，丝绸等劳动产品与以税的形式上交给国家（唐朝的标准是，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以保证国家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换言之，均田制之授田，体现的是国家对农民的义务；而租庸调制之交税，体现的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
这种双向关系得以维系的条件，是双方都遵守各自的“义务”。但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均田制逐渐难以维系，建立于均田制上的租庸调制，自然也会成为空中楼阁，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要了解租庸调制的崩溃，首先要着眼于均田制的破产。
首先，均田制破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逐渐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均田制性质而言，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其重要特点，在一个“均”字。它生存的重要条件，在于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商品货币也不太发达。否则，相伴而来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与土地规模经营，一定会冲击并逐步瓦解本就不牢固的均田制。到了唐中页，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初步发展，就使得农村内部发生快速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迅速进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屡见不鲜。
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僧侣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这是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主流趋势。而在唐代均田制的话语体系下，永业，口分田虽然限制买卖，但并不绝对。如《田令》中就规定：
“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
也就是说，虽然土地买卖被官府限制，只要有可以买卖的情况存在，官僚地主们就不怕找不到借口实现土地转移。到了所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当时的王公百官，富商大贾不仅侵占了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而且还违法大量收购农民的土地。土地兼并如此发展，均田制也就迅速破坏了。
当然，均田制的崩溃，还有其他因素的推动。如：
1、授田严重不足。
唐初，由于长期战乱，无主土地多，均田制还能得以维系。几十年后，随着地主阶级以兼并或受赏赐的方式获得大量土地，以及长期的赐田给农民，国家掌握的土地大量减少。同时，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增长。国家掌握土地的大量减少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共同导致了授田严重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在唐朝腹心所在的关中地区，由于人口大量聚集，且多官僚地主，在贞观年间，政府就已无足够的土地授给农民。而在敦煌，高昌这样的“边远地区”，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也出现了授田不足的情况。
举高昌地区两例：一户全家人数六口，合计应受田一百六二十亩，但实际授田只有十三亩八十步；一户应受田一百零六亩，而实际只有六亩四十步。以上两例中，实际授田的亩数，居然不足规定亩数的十分之一。均田土地缺少到如此程度，均田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2、土地分割严重。
除了上文提及的授田严重不足问题外，土地的碎片化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唐中期人地矛盾突出，国家掌握的土地十分有限，因此很难做到将应授之田一次授予农民，而只能分多次授田。
而多次授田的地点又不统一，就导致了土地分割严重的问题——尽管一户只分得几亩，十几亩土地，可这本就不多的土地还分散在三，四处，一处两亩，三亩地都有可能。而这三四处土地，又不相连，有些土地之间甚至相隔几十里。为几亩地跋涉几十里进行耕种，显然是不划算的，也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土地就因农民无法实际耕种而转手，被地主阶级获得后进行规模化经营——这既削减了农民的土地，又导致了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二者都是不利于均田制的。
3、沉重的剥削。
所谓剥削的“沉重”，是个相对概念，在农民授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它更为突出。虽然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应授亩数的土地，可官府的租庸调却不会因授田不足而减少，剥削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唐朝在度过了短暂的建国初休想生息阶段后，就开始频繁地四处征伐，繁重的差役和兵役，也成为压在农民头上的巨大负担。
总而言之，由于土地兼并，授田严重不足，土地分割严重，沉重的剥削等因素，大量贫困的自耕农无力抵抗政府与地主的双重盘剥，被迫出卖土地，流亡他乡而沦为客户或流民。不管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检括逃户，农民的逃亡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均田制走向崩溃，而与均田制“唇亡齿寒”的租庸调制，也难继续存在。
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趋近完全崩溃，两税法建立前夕的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根据唐政府的统计，土户（没有流亡的农民）与客户（由流亡农民转化而来）的比例，大约已经达到了三比二。
二 户税与地税的崛起
唐代的户税与地税，并非在租庸调制崩溃后才形成，而是在唐前期就与租庸调制共存，只是在租庸调制尚能维系之时，户税与地税在税收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已。而在租庸调制趋于破产之时，户税与地税成了租庸调制的替代品。
户税与地税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比租庸调制更广泛的收税群体，而这一不同可谓完美地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较好地解决了由于农民的大量流亡而引起的税收不足问题。
所谓收税群体的不同，在于唐代规定，所有“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所谓不课户，就是不用缴纳租庸调给政府，所有的租庸调都由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身上。并且，已流亡的农民，即课户是不用缴纳租庸调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缴纳租庸调的基础——自己的土地，这也算得上诱发客户逃亡的重要原因。
虽然“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以上这些群体不需向国家缴纳租庸调，但还是要按时向国家缴纳户税和地税的。
在本节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户税与地税在唐前中期，即与租庸调制共存，而尚未推行两税法时的一些特征。
“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
在玄宗时期，户税分一年两次征收。而户税的税率，每年是不等的。三年一大税，其他两年则为小税。大税的税额要比小税的税额高两倍以上。当然，每年都要交固定的另一部分户税。户税的用途，主要是供给国家传驿，邮递，以及作为政府的办公经费。按天宝中的情况计算，户约有九百万，按每户每年要交二百五十文户税的平均标准，一年的税钱约得二百余万，与上文记载大致契合。在当时的情况下，二百余万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地税本称义仓税，是一种继承自隋代的税种，唐太宗年间正式设置。其本来的性质，相当于农业保险，于丰年向农民收取粟麦等粮食，国家立仓为存储，称为义仓。荒年时开仓赈济，以增强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性。但自唐中宗以后，国家调用天下义仓所储备的存粮，几乎用尽。自此之后，义仓税就逐渐变质，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的税收。并且由于按亩征税，义仓税这一名称，也被地税替代了。同样，唐政府每年从地税中获得的粮食，也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在租庸调制被征税群体日少，不被征税群体日多的情况下，户税与地税因为拥有更为广阔的征税群体（几乎遍及所有）而得以脱颖而出，地位得到提升，而成为唐王朝的两项主要税收了。而户税与地税，又构成了唐中后期所采用的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三 两税法及其评价
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上疏，指明租庸调制的弊端，提出全面采用两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被唐德宗采用，于次年公布这一新税法。新的两税法立足于当下形势，仍以户税和地税为主要税种。而户税与地税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又被赋予新的内容，代替了租庸调制的地位。
两税法之得名，并非来自户税与地税这两种税种，而是得名于赋税的征收时间。在唐代人的思维中，只要一项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就都可以称作两税法。比如之前的租庸调制，也按两季征收，其实也可以称为两税法。而户税与地税也都是分夏秋两季起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自然就得名为两税法了。
两税法被采用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户税和地税无疑比租庸调制更适应当时客户众多的形势，能拥有更广阔的纳税群体，提升国家的赋税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唐中晚期朝廷与藩镇，外族不时作战所带来的财用匮乏。其次，户税是根据资产互等征税，资产少者则税少，资产多者则税多。地税则是按亩征粮，土地少者缴纳少，土地多者缴纳多。将税收与资产挂钩，比起按人头收税，富户与贫家缴税相差无几的情况，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了。
但我们也不应过度美化两税法，虽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称得上是税制的重大变革，但在剥削的性质上，并没有两样，同样是向农民要大量的粟米和绢布。农民们的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仍承受着长期而大量的剥削与压迫。
并且，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进一步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可谓“治标不治本”。这也就决定了两税法只能暂时解决国家的税收问题，而不能妥善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无力阻止日后的农民破产与逃亡。两税法颁行几十年后，唐朝就又重蹈了财用匮乏，频繁加税，农民大量逃亡的覆辙。
四 余论
租庸调制的废止，两税法的确立，不仅是赋税制度的改革，也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延续几百年的均田制从此销声匿迹，也是之后几百年盛行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田庄经济形态和雇佣劳动的先声。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两税法的确立，土地兼并的进行，田庄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走向后期。#历史那些事# #痴史#
一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
租庸调制的基础，在于均田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共同组成了国家与农民的双向合作关系——国家将土地授予农民，相应的，农民就要将粮食，布帛，丝绸等劳动产品与以税的形式上交给国家（唐朝的标准是，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以保证国家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换言之，均田制之授田，体现的是国家对农民的义务；而租庸调制之交税，体现的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
这种双向关系得以维系的条件，是双方都遵守各自的“义务”。但很不幸，由于种种原因，均田制逐渐难以维系，建立于均田制上的租庸调制，自然也会成为空中楼阁，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要了解租庸调制的崩溃，首先要着眼于均田制的破产。
首先，均田制破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逐渐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均田制性质而言，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其重要特点，在一个“均”字。它生存的重要条件，在于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商品货币也不太发达。否则，相伴而来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与土地规模经营，一定会冲击并逐步瓦解本就不牢固的均田制。到了唐中页，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初步发展，就使得农村内部发生快速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迅速进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屡见不鲜。
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僧侣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这是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主流趋势。而在唐代均田制的话语体系下，永业，口分田虽然限制买卖，但并不绝对。如《田令》中就规定：
“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
也就是说，虽然土地买卖被官府限制，只要有可以买卖的情况存在，官僚地主们就不怕找不到借口实现土地转移。到了所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当时的王公百官，富商大贾不仅侵占了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而且还违法大量收购农民的土地。土地兼并如此发展，均田制也就迅速破坏了。
当然，均田制的崩溃，还有其他因素的推动。如：
1、授田严重不足。
唐初，由于长期战乱，无主土地多，均田制还能得以维系。几十年后，随着地主阶级以兼并或受赏赐的方式获得大量土地，以及长期的赐田给农民，国家掌握的土地大量减少。同时，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增长。国家掌握土地的大量减少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共同导致了授田严重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在唐朝腹心所在的关中地区，由于人口大量聚集，且多官僚地主，在贞观年间，政府就已无足够的土地授给农民。而在敦煌，高昌这样的“边远地区”，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也出现了授田不足的情况。
举高昌地区两例：一户全家人数六口，合计应受田一百六二十亩，但实际授田只有十三亩八十步；一户应受田一百零六亩，而实际只有六亩四十步。以上两例中，实际授田的亩数，居然不足规定亩数的十分之一。均田土地缺少到如此程度，均田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2、土地分割严重。
除了上文提及的授田严重不足问题外，土地的碎片化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唐中期人地矛盾突出，国家掌握的土地十分有限，因此很难做到将应授之田一次授予农民，而只能分多次授田。
而多次授田的地点又不统一，就导致了土地分割严重的问题——尽管一户只分得几亩，十几亩土地，可这本就不多的土地还分散在三，四处，一处两亩，三亩地都有可能。而这三四处土地，又不相连，有些土地之间甚至相隔几十里。为几亩地跋涉几十里进行耕种，显然是不划算的，也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分散土地就因农民无法实际耕种而转手，被地主阶级获得后进行规模化经营——这既削减了农民的土地，又导致了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二者都是不利于均田制的。
3、沉重的剥削。
所谓剥削的“沉重”，是个相对概念，在农民授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它更为突出。虽然农民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应授亩数的土地，可官府的租庸调却不会因授田不足而减少，剥削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唐朝在度过了短暂的建国初休想生息阶段后，就开始频繁地四处征伐，繁重的差役和兵役，也成为压在农民头上的巨大负担。
总而言之，由于土地兼并，授田严重不足，土地分割严重，沉重的剥削等因素，大量贫困的自耕农无力抵抗政府与地主的双重盘剥，被迫出卖土地，流亡他乡而沦为客户或流民。不管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检括逃户，农民的逃亡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均田制走向崩溃，而与均田制“唇亡齿寒”的租庸调制，也难继续存在。
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趋近完全崩溃，两税法建立前夕的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根据唐政府的统计，土户（没有流亡的农民）与客户（由流亡农民转化而来）的比例，大约已经达到了三比二。
二 户税与地税的崛起
唐代的户税与地税，并非在租庸调制崩溃后才形成，而是在唐前期就与租庸调制共存，只是在租庸调制尚能维系之时，户税与地税在税收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已。而在租庸调制趋于破产之时，户税与地税成了租庸调制的替代品。
户税与地税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比租庸调制更广泛的收税群体，而这一不同可谓完美地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较好地解决了由于农民的大量流亡而引起的税收不足问题。
所谓收税群体的不同，在于唐代规定，所有“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所谓不课户，就是不用缴纳租庸调给政府，所有的租庸调都由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身上。并且，已流亡的农民，即课户是不用缴纳租庸调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缴纳租庸调的基础——自己的土地，这也算得上诱发客户逃亡的重要原因。
虽然“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以上这些群体不需向国家缴纳租庸调，但还是要按时向国家缴纳户税和地税的。
在本节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户税与地税在唐前中期，即与租庸调制共存，而尚未推行两税法时的一些特征。
“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
在玄宗时期，户税分一年两次征收。而户税的税率，每年是不等的。三年一大税，其他两年则为小税。大税的税额要比小税的税额高两倍以上。当然，每年都要交固定的另一部分户税。户税的用途，主要是供给国家传驿，邮递，以及作为政府的办公经费。按天宝中的情况计算，户约有九百万，按每户每年要交二百五十文户税的平均标准，一年的税钱约得二百余万，与上文记载大致契合。在当时的情况下，二百余万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地税本称义仓税，是一种继承自隋代的税种，唐太宗年间正式设置。其本来的性质，相当于农业保险，于丰年向农民收取粟麦等粮食，国家立仓为存储，称为义仓。荒年时开仓赈济，以增强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性。但自唐中宗以后，国家调用天下义仓所储备的存粮，几乎用尽。自此之后，义仓税就逐渐变质，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式的税收。并且由于按亩征税，义仓税这一名称，也被地税替代了。同样，唐政府每年从地税中获得的粮食，也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在租庸调制被征税群体日少，不被征税群体日多的情况下，户税与地税因为拥有更为广阔的征税群体（几乎遍及所有）而得以脱颖而出，地位得到提升，而成为唐王朝的两项主要税收了。而户税与地税，又构成了唐中后期所采用的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三 两税法及其评价
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上疏，指明租庸调制的弊端，提出全面采用两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被唐德宗采用，于次年公布这一新税法。新的两税法立足于当下形势，仍以户税和地税为主要税种。而户税与地税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又被赋予新的内容，代替了租庸调制的地位。
两税法之得名，并非来自户税与地税这两种税种，而是得名于赋税的征收时间。在唐代人的思维中，只要一项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就都可以称作两税法。比如之前的租庸调制，也按两季征收，其实也可以称为两税法。而户税与地税也都是分夏秋两季起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自然就得名为两税法了。
两税法被采用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户税和地税无疑比租庸调制更适应当时客户众多的形势，能拥有更广阔的纳税群体，提升国家的赋税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唐中晚期朝廷与藩镇，外族不时作战所带来的财用匮乏。其次，户税是根据资产互等征税，资产少者则税少，资产多者则税多。地税则是按亩征粮，土地少者缴纳少，土地多者缴纳多。将税收与资产挂钩，比起按人头收税，富户与贫家缴税相差无几的情况，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了。
但我们也不应过度美化两税法，虽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称得上是税制的重大变革，但在剥削的性质上，并没有两样，同样是向农民要大量的粟米和绢布。农民们的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仍承受着长期而大量的剥削与压迫。
并且，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进一步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可谓“治标不治本”。这也就决定了两税法只能暂时解决国家的税收问题，而不能妥善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无力阻止日后的农民破产与逃亡。两税法颁行几十年后，唐朝就又重蹈了财用匮乏，频繁加税，农民大量逃亡的覆辙。
四 余论
租庸调制的废止，两税法的确立，不仅是赋税制度的改革，也是封建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延续几百年的均田制从此销声匿迹，也是之后几百年盛行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田庄经济形态和雇佣劳动的先声。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两税法的确立，土地兼并的进行，田庄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走向后期。#历史那些事# #痴史#
明朝有着庞大的宦官集团，该集团的最高指挥机构是司礼监，上一篇文章说到司礼监的“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除此之外，司礼监还是特务的最高指挥机构。
明朝特务机构发达，除了锦衣卫，其余的特务机构都是宦官组成，而且还是有宦官指挥。作为宦官的总管部门，司礼监特设一名提督太监，用来管理大小宦官。无论是驻京的宦官还是派驻各地的宦官特务机关，都有司礼监管理，一切宦官见了司礼监太监，那都是要磕头称上司的。毕竟司礼监掌管着各监的升迁与调任，不敬奉一些怎么能行
司礼监太监除了任命全国的特务机关领导权力，有时候还会兼任重要特务机构的领导，比如东厂、西厂、南京守备等等。东、西厂自然不用多说，都是最大的公开执行侦察、缉拿、刑狱的特务机构之一，连大名鼎鼎的锦衣卫也要礼让这两个部门三分。
《明史·职官志三》：“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
从记载中可知，司礼监的掌印或者秉笔太监都可以作为东厂的厂公。监察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明朝这样宦官特别是司礼监太监还不是为所欲为。
上面说到了东西厂特务机构，那么南京守备是怎么特务机构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是南京，明成祖朱棣考虑全国的综合问题，把明朝的国度迁往了北京，那么南京该怎么办呢？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仍然设有与北京同样的官府机构以及宦官机构，除了皇帝，南京什么都有，南京最高的指挥官是南京守备，派遣一名太监兼任，称为司礼监外差，权利也是非常之大。
其实司礼监太监还有几项重要权利掌握在其手中，比如选婚、选驸马的礼仪房，还有管理书籍的中书房以及负责建造龙椅、龙桌的御前作等等。
这里补充一点，宦官在明代只是一个统称，并不是所有的宦官都是可以成为太监的。只有宦官中高等级的才能称为太监，比如各个主要衙门的负责人。比太监级别稍微小一点的是少监，主要衙门中太监的助手。再稍微级别小一点的就是监丞，这些也是宦官中的高级宦官。
虽然宦官掌握这么多权利，但他们分工还是明确的，犹如外庭的官员一样，各司其职。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府供用库等等，除了京城宫廷内部宦官机构，分派到京城内外各地的宦官机关就更多了。这么完备的宦官机构，那么明朝宦官能够达到多少人呢？
在明朝，各个皇帝时期的宦官人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大的趋势还是不断增加的。朱元璋时期，宦官并不太多，这只是相对于明朝其他皇帝而言，比起其他朝代，朱元璋时期的宦官还是不少的。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有两次收录宦官的时期，当时收录的新宦官就有6000多人。到了明朝灭亡，单纯的宫中宦官就有7万多人，如果加上外派在各地的宦官，总数能够达到十万多人。康熙在位期间曾经对大学士们提及到明朝宦官数量，他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
这么多的宦官，如果厉害一点的皇帝还能够控制他们，如果是不厉害的皇帝，完全会被这些宦官牵着鼻子走。对于宦官来说，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权利和职位，自然就会有很多的爪牙和家奴。不只是司礼监太监这种掌握实权的太监有私臣，其他的太监、少监、监丞等等，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家奴的。虽然明朝也规定了太监们的家奴数量，但是就像明朝关于宦官的其他规定一样，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数量往往都会超过规定数值。
宦官的家奴有数额限制，怎么能够超标呢？在明朝，各个内官监局随时可以招收工匠，招收工匠的名额可以随意增加。随意招收的工匠，一部分确实在各个监局做工，但是还有一部分就被宦官们私自占为家奴了。一个太监（不是宦官）占有几百人工匠作为家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上面我们说到，明朝宦官可以达到10万人，如果一个宦官占有2到3人作为家奴，那么10万宦官就有20万到30万不等的家奴。有一个成语叫“狗仗人势”，虽然是贬义词，但是确实很确切说明一些奴才的本性。一些家奴为了讨好主子或者借助主子的威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的危害能够延伸到最基层。40万的宦官特务及其爪牙横行明朝，压榨军民，荼毒百姓。
明朝可谓是宦官朝代，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到最后换来的是明朝的灭亡。从上面来看，明朝亡于宦官还是有很大的依据，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在明朝皇帝身上，不出手制止宦官的数量以及行为，是导致最终结果“祸首”。
用了两篇文章大体说了一下明朝的宦官形势，没有深入讲解。对于明朝来说，宦官最大的伤害就是特务机构，接下去的几篇文章会重点讲诉一下明朝特务机构是怎么“荼毒生灵的。
明朝特务机构发达，除了锦衣卫，其余的特务机构都是宦官组成，而且还是有宦官指挥。作为宦官的总管部门，司礼监特设一名提督太监，用来管理大小宦官。无论是驻京的宦官还是派驻各地的宦官特务机关，都有司礼监管理，一切宦官见了司礼监太监，那都是要磕头称上司的。毕竟司礼监掌管着各监的升迁与调任，不敬奉一些怎么能行
司礼监太监除了任命全国的特务机关领导权力，有时候还会兼任重要特务机构的领导，比如东厂、西厂、南京守备等等。东、西厂自然不用多说，都是最大的公开执行侦察、缉拿、刑狱的特务机构之一，连大名鼎鼎的锦衣卫也要礼让这两个部门三分。
《明史·职官志三》：“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
从记载中可知，司礼监的掌印或者秉笔太监都可以作为东厂的厂公。监察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明朝这样宦官特别是司礼监太监还不是为所欲为。
上面说到了东西厂特务机构，那么南京守备是怎么特务机构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是南京，明成祖朱棣考虑全国的综合问题，把明朝的国度迁往了北京，那么南京该怎么办呢？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在南京仍然设有与北京同样的官府机构以及宦官机构，除了皇帝，南京什么都有，南京最高的指挥官是南京守备，派遣一名太监兼任，称为司礼监外差，权利也是非常之大。
其实司礼监太监还有几项重要权利掌握在其手中，比如选婚、选驸马的礼仪房，还有管理书籍的中书房以及负责建造龙椅、龙桌的御前作等等。
这里补充一点，宦官在明代只是一个统称，并不是所有的宦官都是可以成为太监的。只有宦官中高等级的才能称为太监，比如各个主要衙门的负责人。比太监级别稍微小一点的是少监，主要衙门中太监的助手。再稍微级别小一点的就是监丞，这些也是宦官中的高级宦官。
虽然宦官掌握这么多权利，但他们分工还是明确的，犹如外庭的官员一样，各司其职。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府供用库等等，除了京城宫廷内部宦官机构，分派到京城内外各地的宦官机关就更多了。这么完备的宦官机构，那么明朝宦官能够达到多少人呢？
在明朝，各个皇帝时期的宦官人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大的趋势还是不断增加的。朱元璋时期，宦官并不太多，这只是相对于明朝其他皇帝而言，比起其他朝代，朱元璋时期的宦官还是不少的。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有两次收录宦官的时期，当时收录的新宦官就有6000多人。到了明朝灭亡，单纯的宫中宦官就有7万多人，如果加上外派在各地的宦官，总数能够达到十万多人。康熙在位期间曾经对大学士们提及到明朝宦官数量，他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
这么多的宦官，如果厉害一点的皇帝还能够控制他们，如果是不厉害的皇帝，完全会被这些宦官牵着鼻子走。对于宦官来说，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权利和职位，自然就会有很多的爪牙和家奴。不只是司礼监太监这种掌握实权的太监有私臣，其他的太监、少监、监丞等等，都是有一定数量的家奴的。虽然明朝也规定了太监们的家奴数量，但是就像明朝关于宦官的其他规定一样，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数量往往都会超过规定数值。
宦官的家奴有数额限制，怎么能够超标呢？在明朝，各个内官监局随时可以招收工匠，招收工匠的名额可以随意增加。随意招收的工匠，一部分确实在各个监局做工，但是还有一部分就被宦官们私自占为家奴了。一个太监（不是宦官）占有几百人工匠作为家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上面我们说到，明朝宦官可以达到10万人，如果一个宦官占有2到3人作为家奴，那么10万宦官就有20万到30万不等的家奴。有一个成语叫“狗仗人势”，虽然是贬义词，但是确实很确切说明一些奴才的本性。一些家奴为了讨好主子或者借助主子的威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的危害能够延伸到最基层。40万的宦官特务及其爪牙横行明朝，压榨军民，荼毒百姓。
明朝可谓是宦官朝代，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到最后换来的是明朝的灭亡。从上面来看，明朝亡于宦官还是有很大的依据，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在明朝皇帝身上，不出手制止宦官的数量以及行为，是导致最终结果“祸首”。
用了两篇文章大体说了一下明朝的宦官形势，没有深入讲解。对于明朝来说，宦官最大的伤害就是特务机构，接下去的几篇文章会重点讲诉一下明朝特务机构是怎么“荼毒生灵的。
【杜牧：家里有矿，心头也慌】杜牧，唐代著名诗人，公元803年，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家，爷爷是宰相杜佑。他23岁时便写出了著名的《阿房宫赋》，26岁时进士及第，比起同时代的草根诗人，杜牧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虽后来仕途不顺，但其一生也算精彩。可是，谁会想到，在他去世一千多年后，竟会突然成为关注焦点......近日，有报道称，杜牧的墓地现于西安市某处，且已变成了菜地；但很快有说法称，此地是否为杜牧墓尚不确切，仅凭文献资料无法确认。真不知道杜牧如果见了这一幕内，心会是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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