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动了亚洲经济体的整合？正是美国】早在700年前，在从日本海岸延伸到红海的海上贸易路线上，到处都是阿拉伯、中国和爪哇的帆船，他们在这条贸易路线上运送陶瓷、贵金属和纺织品等物资。在这条贸易路线的中心，一个被称作“新加坡”的贸易据点蓬勃发展起来。在欧洲帝国的水手到来以及亚洲商品进入更遥远的市场之后，这个庞大的遍及亚洲内部的商业网络终于被打破了。
而今天，新一波地区秩序的整合正在进行当中。20世纪末的“亚洲工厂”模式，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惊人的推动力，在这一模式当中，这些经济体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产品。1990年，由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涌向西方，亚洲内部贸易仅占46%。然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58%，接近欧洲69%的水平。更大的区域贸易规模也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商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它将重塑亚洲大陆经济和政治版图的未来。
这一进程的启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供应链的壮大，后来这个中心又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久，中间产品（也就是作为成品一部分的那些零部件）开始大量地跨境流动。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除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外，亚洲投资者目前拥有本地区59%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2010年的48%。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份额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位于26%到61%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之后，跨境银行业务也变得更加亚洲化了。在危机爆发前，本地银行在该地区海外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借着西方金融大鳄撤退的机会，他们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走在了前面。从2012年到去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030亿美元。此外，日本的大型银行也在扩张，以缓解在国内利润微薄的困境，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是如此。
西方政府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下降。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最近对东南亚研究人员、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官方援助和政府推动的投资也在增长。
上述这些趋势可能会加速演进。面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该地区依赖中国工厂的公司正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寻求中国的替代者。与此同时，很少有老板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两条亚洲供应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额外投资。贸易协定将加速这一进程。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将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2017年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出口商已不可能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来自私人信贷公司adm Capital的萨比塔·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指出，建立新的供应链意味着物流是亚洲内部投资可能增加的一个新领域。对此类私人信贷公司来说，为寻求可靠收益的投资者和寻求融资的项目双方牵线搭桥在亚洲一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2020年到2022年年中，东南亚和印度的私人信贷市场规模扩大了约50%，达到近800亿美元。同时，其他大型投资者也在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着新加坡部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正在斥巨资建设新的供应链。
在亚洲，储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加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正在加大海外投资，这些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这些较为富裕、历史也较为悠久的经济体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大量资金正随着最近建立的贸易联系涌出这些经济体。2011年，上述经济体投资于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较为年轻和较为贫穷的经济体的资金按今天的汇率计算约为329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6980亿美元。
来自投资银行Natixis的拉谷·纳莱因（Raghu Narain）说，在印度和东南亚，“城市化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资本也在追随着这个趋势。”更大的城市不仅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城市生活的新公司也在蓬勃发展。纳莱因表示，亚洲的跨境并购活动正在发生变化，此类并购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像欧洲和北美的模式。尽管进出中国的交易大幅放缓，但在其他地方，并购活动正越来越多。面对低利率和缓慢增长的国内经济，日本银行业对交易十分渴望。在过去的一年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和三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收购了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亚洲消费的不断增长使当地经济更具市场吸引力。在欧洲，70%左右的消费品是从欧盟成员国进口的，而在亚洲，从亚洲国家进口的只占44%。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根据调研公司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的报告，预计明年将有1.13亿人进入全球消费群体（被纳入全球消费群体的标准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并按2017年美元计算，每天消费超过12美元），其中约9100万人分布在亚洲。尽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扩张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在放缓，但其他国家已经跟了上来。东盟是一个区域性集团，预计其中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2023年至2028年期间，进口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是全球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的。
这些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意味着情况正在向正常状态回归。这种遍及全球的出口模式是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带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并鼓励来自遥远地区的投资。从亚洲大陆的工业城市运往美国的货物数量要远远多于根据它们各自进出口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值所能预测的数量。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的一篇论文指出，2019年东北亚和东南亚对北美的机械出口额是上述预测值的两倍多。
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把亚洲经济体的商业周期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尽管在跨境交易中一直使用美元，而且亚洲投资者对西方股市仍有持续的偏好，但亚洲开发银行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亚洲经济体现在更容易受到中国（而非美国）经济冲击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点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所体现，随着中国贸易步履蹒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商已经感受到了冲击。更多的贸易（不是在中间产品部分，而是在成品消费方面）意味着亚洲货币的币值和货币政策决策将变得越来越同步。
这必将产生政治后果。美国仍将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亚洲的影响力，但其经济重要性将下降。亚洲当地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会对他们的邻居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他们的邻居，而不是更远的国家以及来自更远国家的客户。当地工厂仍在建设中，消费也在不断扩张，而亚洲越来越年长的储蓄者迫切需要投资机会，区域一体化的高潮尚未到来。新时代亚洲商业的趋势是，更加关注亚洲本身，而不是西方。亚洲人在其他各领域也将追随这一趋势。
（本文原刊于《经济学人》网站2023年9月19日，原标题：“亚洲如何重塑经济模式”，How Asia is reinventing its economic model）（观察者网）
而今天，新一波地区秩序的整合正在进行当中。20世纪末的“亚洲工厂”模式，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惊人的推动力，在这一模式当中，这些经济体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产品。1990年，由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涌向西方，亚洲内部贸易仅占46%。然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58%，接近欧洲69%的水平。更大的区域贸易规模也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商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它将重塑亚洲大陆经济和政治版图的未来。
这一进程的启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供应链的壮大，后来这个中心又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久，中间产品（也就是作为成品一部分的那些零部件）开始大量地跨境流动。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除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外，亚洲投资者目前拥有本地区59%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2010年的48%。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份额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位于26%到61%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之后，跨境银行业务也变得更加亚洲化了。在危机爆发前，本地银行在该地区海外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借着西方金融大鳄撤退的机会，他们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走在了前面。从2012年到去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030亿美元。此外，日本的大型银行也在扩张，以缓解在国内利润微薄的困境，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是如此。
西方政府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下降。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最近对东南亚研究人员、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官方援助和政府推动的投资也在增长。
上述这些趋势可能会加速演进。面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该地区依赖中国工厂的公司正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寻求中国的替代者。与此同时，很少有老板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两条亚洲供应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额外投资。贸易协定将加速这一进程。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将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2017年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出口商已不可能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来自私人信贷公司adm Capital的萨比塔·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指出，建立新的供应链意味着物流是亚洲内部投资可能增加的一个新领域。对此类私人信贷公司来说，为寻求可靠收益的投资者和寻求融资的项目双方牵线搭桥在亚洲一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2020年到2022年年中，东南亚和印度的私人信贷市场规模扩大了约50%，达到近800亿美元。同时，其他大型投资者也在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着新加坡部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正在斥巨资建设新的供应链。
在亚洲，储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加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正在加大海外投资，这些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这些较为富裕、历史也较为悠久的经济体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大量资金正随着最近建立的贸易联系涌出这些经济体。2011年，上述经济体投资于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较为年轻和较为贫穷的经济体的资金按今天的汇率计算约为329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6980亿美元。
来自投资银行Natixis的拉谷·纳莱因（Raghu Narain）说，在印度和东南亚，“城市化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资本也在追随着这个趋势。”更大的城市不仅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城市生活的新公司也在蓬勃发展。纳莱因表示，亚洲的跨境并购活动正在发生变化，此类并购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像欧洲和北美的模式。尽管进出中国的交易大幅放缓，但在其他地方，并购活动正越来越多。面对低利率和缓慢增长的国内经济，日本银行业对交易十分渴望。在过去的一年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和三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收购了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亚洲消费的不断增长使当地经济更具市场吸引力。在欧洲，70%左右的消费品是从欧盟成员国进口的，而在亚洲，从亚洲国家进口的只占44%。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根据调研公司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的报告，预计明年将有1.13亿人进入全球消费群体（被纳入全球消费群体的标准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并按2017年美元计算，每天消费超过12美元），其中约9100万人分布在亚洲。尽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扩张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在放缓，但其他国家已经跟了上来。东盟是一个区域性集团，预计其中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2023年至2028年期间，进口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是全球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的。
这些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意味着情况正在向正常状态回归。这种遍及全球的出口模式是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带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并鼓励来自遥远地区的投资。从亚洲大陆的工业城市运往美国的货物数量要远远多于根据它们各自进出口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值所能预测的数量。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的一篇论文指出，2019年东北亚和东南亚对北美的机械出口额是上述预测值的两倍多。
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把亚洲经济体的商业周期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尽管在跨境交易中一直使用美元，而且亚洲投资者对西方股市仍有持续的偏好，但亚洲开发银行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亚洲经济体现在更容易受到中国（而非美国）经济冲击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点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所体现，随着中国贸易步履蹒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商已经感受到了冲击。更多的贸易（不是在中间产品部分，而是在成品消费方面）意味着亚洲货币的币值和货币政策决策将变得越来越同步。
这必将产生政治后果。美国仍将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亚洲的影响力，但其经济重要性将下降。亚洲当地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会对他们的邻居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他们的邻居，而不是更远的国家以及来自更远国家的客户。当地工厂仍在建设中，消费也在不断扩张，而亚洲越来越年长的储蓄者迫切需要投资机会，区域一体化的高潮尚未到来。新时代亚洲商业的趋势是，更加关注亚洲本身，而不是西方。亚洲人在其他各领域也将追随这一趋势。
（本文原刊于《经济学人》网站2023年9月19日，原标题：“亚洲如何重塑经济模式”，How Asia is reinventing its economic model）（观察者网）
早上我正在店里打扫卫生，姑给我打电话，她昨天晚上到蚌埠了，七号回去，约我们一起去淮光嘉苑吃饭。最近我们做活动天天加班，到家都七点了怎么去吃饭，中午时间更紧张。白天忙着接客户巡店，腿都走酸了，晚上又困又累，八点多就上床躺平了。也许只有维能理解节假日我们做销售的辛苦。一点都不想去聚餐，身心俱疲。
【谁推动了亚洲经济体的整合？正是美国】早在700年前，在从日本海岸延伸到红海的海上贸易路线上，到处都是阿拉伯、中国和爪哇的帆船，他们在这条贸易路线上运送陶瓷、贵金属和纺织品等物资。在这条贸易路线的中心，一个被称作“新加坡”的贸易据点蓬勃发展起来。在欧洲帝国的水手到来以及亚洲商品进入更遥远的市场之后，这个庞大的遍及亚洲内部的商业网络终于被打破了。
而今天，新一波地区秩序的整合正在进行当中。20世纪末的“亚洲工厂”模式，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惊人的推动力，在这一模式当中，这些经济体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产品。1990年，由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涌向西方，亚洲内部贸易仅占46%。然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58%，接近欧洲69%的水平。更大的区域贸易规模也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商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它将重塑亚洲大陆经济和政治版图的未来。
这一进程的启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供应链的壮大，后来这个中心又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久，中间产品（也就是作为成品一部分的那些零部件）开始大量地跨境流动。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除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外，亚洲投资者目前拥有本地区59%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2010年的48%。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份额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位于26%到61%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之后，跨境银行业务也变得更加亚洲化了。在危机爆发前，本地银行在该地区海外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借着西方金融大鳄撤退的机会，他们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走在了前面。从2012年到去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030亿美元。此外，日本的大型银行也在扩张，以缓解在国内利润微薄的困境，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是如此。
西方政府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下降。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最近对东南亚研究人员、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官方援助和政府推动的投资也在增长。
上述这些趋势可能会加速演进。面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该地区依赖中国工厂的公司正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寻求中国的替代者。与此同时，很少有老板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两条亚洲供应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额外投资。贸易协定将加速这一进程。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将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2017年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出口商已不可能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来自私人信贷公司adm Capital的萨比塔·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指出，建立新的供应链意味着物流是亚洲内部投资可能增加的一个新领域。对此类私人信贷公司来说，为寻求可靠收益的投资者和寻求融资的项目双方牵线搭桥在亚洲一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2020年到2022年年中，东南亚和印度的私人信贷市场规模扩大了约50%，达到近800亿美元。同时，其他大型投资者也在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着新加坡部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正在斥巨资建设新的供应链。
在亚洲，储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加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正在加大海外投资，这些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这些较为富裕、历史也较为悠久的经济体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大量资金正随着最近建立的贸易联系涌出这些经济体。2011年，上述经济体投资于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较为年轻和较为贫穷的经济体的资金按今天的汇率计算约为329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6980亿美元。
来自投资银行Natixis的拉谷·纳莱因（Raghu Narain）说，在印度和东南亚，“城市化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资本也在追随着这个趋势。”更大的城市不仅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城市生活的新公司也在蓬勃发展。纳莱因表示，亚洲的跨境并购活动正在发生变化，此类并购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像欧洲和北美的模式。尽管进出中国的交易大幅放缓，但在其他地方，并购活动正越来越多。面对低利率和缓慢增长的国内经济，日本银行业对交易十分渴望。在过去的一年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和三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收购了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亚洲消费的不断增长使当地经济更具市场吸引力。在欧洲，70%左右的消费品是从欧盟成员国进口的，而在亚洲，从亚洲国家进口的只占44%。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根据调研公司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的报告，预计明年将有1.13亿人进入全球消费群体（被纳入全球消费群体的标准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并按2017年美元计算，每天消费超过12美元），其中约9100万人分布在亚洲。尽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扩张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在放缓，但其他国家已经跟了上来。东盟是一个区域性集团，预计其中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2023年至2028年期间，进口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是全球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的。
这些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意味着情况正在向正常状态回归。这种遍及全球的出口模式是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带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并鼓励来自遥远地区的投资。从亚洲大陆的工业城市运往美国的货物数量要远远多于根据它们各自进出口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值所能预测的数量。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的一篇论文指出，2019年东北亚和东南亚对北美的机械出口额是上述预测值的两倍多。
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把亚洲经济体的商业周期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尽管在跨境交易中一直使用美元，而且亚洲投资者对西方股市仍有持续的偏好，但亚洲开发银行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亚洲经济体现在更容易受到中国（而非美国）经济冲击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点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所体现，随着中国贸易步履蹒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商已经感受到了冲击。更多的贸易（不是在中间产品部分，而是在成品消费方面）意味着亚洲货币的币值和货币政策决策将变得越来越同步。
这必将产生政治后果。美国仍将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亚洲的影响力，但其经济重要性将下降。亚洲当地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会对他们的邻居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他们的邻居，而不是更远的国家以及来自更远国家的客户。当地工厂仍在建设中，消费也在不断扩张，而亚洲越来越年长的储蓄者迫切需要投资机会，区域一体化的高潮尚未到来。新时代亚洲商业的趋势是，更加关注亚洲本身，而不是西方。亚洲人在其他各领域也将追随这一趋势。
（本文原刊于《经济学人》网站2023年9月19日，原标题：“亚洲如何重塑经济模式”，How Asia is reinventing its economic model）
而今天，新一波地区秩序的整合正在进行当中。20世纪末的“亚洲工厂”模式，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惊人的推动力，在这一模式当中，这些经济体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产品。1990年，由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涌向西方，亚洲内部贸易仅占46%。然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58%，接近欧洲69%的水平。更大的区域贸易规模也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商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它将重塑亚洲大陆经济和政治版图的未来。
这一进程的启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供应链的壮大，后来这个中心又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久，中间产品（也就是作为成品一部分的那些零部件）开始大量地跨境流动。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除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外，亚洲投资者目前拥有本地区59%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2010年的48%。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份额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位于26%到61%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之后，跨境银行业务也变得更加亚洲化了。在危机爆发前，本地银行在该地区海外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借着西方金融大鳄撤退的机会，他们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走在了前面。从2012年到去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030亿美元。此外，日本的大型银行也在扩张，以缓解在国内利润微薄的困境，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是如此。
西方政府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下降。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最近对东南亚研究人员、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官方援助和政府推动的投资也在增长。
上述这些趋势可能会加速演进。面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该地区依赖中国工厂的公司正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寻求中国的替代者。与此同时，很少有老板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两条亚洲供应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额外投资。贸易协定将加速这一进程。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将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2017年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出口商已不可能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来自私人信贷公司adm Capital的萨比塔·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指出，建立新的供应链意味着物流是亚洲内部投资可能增加的一个新领域。对此类私人信贷公司来说，为寻求可靠收益的投资者和寻求融资的项目双方牵线搭桥在亚洲一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2020年到2022年年中，东南亚和印度的私人信贷市场规模扩大了约50%，达到近800亿美元。同时，其他大型投资者也在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着新加坡部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正在斥巨资建设新的供应链。
在亚洲，储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加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正在加大海外投资，这些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这些较为富裕、历史也较为悠久的经济体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大量资金正随着最近建立的贸易联系涌出这些经济体。2011年，上述经济体投资于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较为年轻和较为贫穷的经济体的资金按今天的汇率计算约为329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6980亿美元。
来自投资银行Natixis的拉谷·纳莱因（Raghu Narain）说，在印度和东南亚，“城市化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资本也在追随着这个趋势。”更大的城市不仅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城市生活的新公司也在蓬勃发展。纳莱因表示，亚洲的跨境并购活动正在发生变化，此类并购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像欧洲和北美的模式。尽管进出中国的交易大幅放缓，但在其他地方，并购活动正越来越多。面对低利率和缓慢增长的国内经济，日本银行业对交易十分渴望。在过去的一年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和三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收购了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亚洲消费的不断增长使当地经济更具市场吸引力。在欧洲，70%左右的消费品是从欧盟成员国进口的，而在亚洲，从亚洲国家进口的只占44%。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根据调研公司世界数据实验室（World Data Lab）的报告，预计明年将有1.13亿人进入全球消费群体（被纳入全球消费群体的标准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并按2017年美元计算，每天消费超过12美元），其中约9100万人分布在亚洲。尽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扩张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在放缓，但其他国家已经跟了上来。东盟是一个区域性集团，预计其中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2023年至2028年期间，进口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是全球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的。
这些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意味着情况正在向正常状态回归。这种遍及全球的出口模式是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它将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带到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并鼓励来自遥远地区的投资。从亚洲大陆的工业城市运往美国的货物数量要远远多于根据它们各自进出口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值所能预测的数量。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的一篇论文指出，2019年东北亚和东南亚对北美的机械出口额是上述预测值的两倍多。
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把亚洲经济体的商业周期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尽管在跨境交易中一直使用美元，而且亚洲投资者对西方股市仍有持续的偏好，但亚洲开发银行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亚洲经济体现在更容易受到中国（而非美国）经济冲击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点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所体现，随着中国贸易步履蹒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商已经感受到了冲击。更多的贸易（不是在中间产品部分，而是在成品消费方面）意味着亚洲货币的币值和货币政策决策将变得越来越同步。
这必将产生政治后果。美国仍将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亚洲的影响力，但其经济重要性将下降。亚洲当地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会对他们的邻居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他们的邻居，而不是更远的国家以及来自更远国家的客户。当地工厂仍在建设中，消费也在不断扩张，而亚洲越来越年长的储蓄者迫切需要投资机会，区域一体化的高潮尚未到来。新时代亚洲商业的趋势是，更加关注亚洲本身，而不是西方。亚洲人在其他各领域也将追随这一趋势。
（本文原刊于《经济学人》网站2023年9月19日，原标题：“亚洲如何重塑经济模式”，How Asia is reinventing its econom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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