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早道家原始太岁源流考
我们时常会听到“XX今年犯太岁、冲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这些话，然后就需要去拜太岁，买太岁锦囊 禳灾祈福。太岁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发展至今天的六十太岁神形式的？
原始太岁
最初，太岁是木星的反轨道运行假象体，而岁星是古代对于木星的称呼，战国初期我国对于五星名称并非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而是辰星、太白、荧惑、岁星、镇星。《史记》：“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古人中国古代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上五星的运行，与地上人民的生活是有所联系的，《史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
五星在星占学中各自有特殊的功能，当时的岁星代表征战，也代表了君主。
王充曾在《论衡》中说：“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南宋祝泌的《六壬大占》说：“帝王系命於太岁、后妃系命於岁之阴”在清代《协纪辩方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太岁，君象，其方固上吉之方，而非下民之所敢用。”
根据出土于陕西临潼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上铭文记曰：“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珷”指西周武王，于伐商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这天，因岁星当位而战胜告捷，后世的《国语》、《荀子》、《史记》等典籍都有记载“避岁”一事（攻打岁当之国必败），对于先秦两汉的军事决策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虽然避岁起源于当时的星占学，不过此时仍然将太岁和岁星混为一谈，到了战国时代晚期才逐渐将太岁取代岁星，从“避岁星”变成“避太岁”
在东周至西汉时期，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是不同的。因为木星运行时间久，为11.86年，可以大致定义为12年，又因当时五德始终说认为当时为木德，所以将空中划分十二个区域即十二次，自西向东排列，十二次的出现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每当木星每移动到一个新的区域，就代表着一年过去了，十二次全部移动完就是一周天，十二年过去了。与之相反的就是太岁纪年，岁星十二次右旋，太岁十二辰左旋
十二次的名称依次运转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和十二辰相反，为右旋配左旋。
在《尔雅·释天》中记载：”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郭注：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疏：按《律历志》分二十八宿为十二次，岁星十二岁而周天，是年行一次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当时是以岁星移动一次为一年，但是由于当时观测的问题，认为木星是自西向东移动，和其他行星相反，这样观测并不方便，尤其是和月建对应时。所以在当时为了更方便的纪年。太岁，就诞生了。太岁最早就是作为木星反轨道运行的假想体存在，目的自然是为了观测方便。
诸如以上所述情况，以正常的“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应用中并不方便。为此，古代占星家就提出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假想体“太岁”想像它是在与岁星背道而驰地自东向西运行，以便与表示方位和时间的十二辰的运行方向一致，如此，则可与十二辰更好的配合，用以反映时间。而十二辰顺序则是按北斗斗柄顺行
《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周礼春官冯相氏》云:“岁星为阳， 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又说“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指出了：“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北斗无论周日视运动还是周年视运动都是左行，所以其右行实际是岁星运动，以左行对应岁星之右行
如，木星本身运行到星纪（寅），而太岁就在玄枵（丑），关于太岁纪年，古天文家又为此另取了十二个太岁年名，作为“太岁在寅”等十二个年份的名称。这十二个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群、协洽、裙滩、作重，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这些太岁年名均有其特定含义。
以上十二个太岁名起源于何年何代，不能具体断定，但是最迟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到了西汉年间，汉武帝刘彻命落下闳等做《太初历》首次将24节气纳入历法中，并称新历颁布之年就为太初元年。此外再由天文家另取“焉逢”，“旃蒙” 等十个名称配十天干叫“岁阳”，《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焉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把上面的十岁阳依次和上述十二个太岁名"摄提格”等相配。
自此组成六十年一轮，以太初元年也就是“焉逢摄提格”为第一年，“端蒙单阏”为第二年，其余类推，六十年周而复始。在宋人洪迈的《容斋三笔·岁月日风雷雄雌》中就记载：“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閼逢……’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
在这个时期岁星纪年法已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后汉四分历开始的六十甲子纪年法的前身，当时虽然可以说十天干，十二地支已经相配了。但是它是以岁阳配合十二个太岁名来说年，而不是甲子 乙丑来作为年的称呼，不免太拗口了。这种叫法在清朝时还有部分文人为了显示自己学识渊博而故意这么说，可真的是开倒车了。
而且当时的岁星我们在前面说过，他公转周期并非是12年，而是11.86年，这就导致每年都会累计岁差，慢慢导致误差越来越大，也就是岁星纪年法已经失真，太岁超辰、岁星超次。因此在东汉时就因为“历不能空天”而摒弃了太岁纪年。之后所谓的太岁包括子平八字等体系所言的太岁和实际的太岁已无任何关系
到了光武帝时期，虽然民间已使用干支纪年。但是并没有全国下令通用，一直到他孙子汉章帝在元和二年，才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在此之后各朝各代，各朝除了实行年号纪年之外，并以干支法作为纪年，沿行不废，直到现在。至此时，脱离了岁阳和太岁专用名称的干支年才真正意义上诞生，并且融入千家万户，这也为我们后来的六十太岁神订下基础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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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太岁
最初，太岁是木星的反轨道运行假象体，而岁星是古代对于木星的称呼，战国初期我国对于五星名称并非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而是辰星、太白、荧惑、岁星、镇星。《史记》：“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古人中国古代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上五星的运行，与地上人民的生活是有所联系的，《史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
五星在星占学中各自有特殊的功能，当时的岁星代表征战，也代表了君主。
王充曾在《论衡》中说：“太岁之意，犹长吏之心也。”南宋祝泌的《六壬大占》说：“帝王系命於太岁、后妃系命於岁之阴”在清代《协纪辩方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太岁，君象，其方固上吉之方，而非下民之所敢用。”
根据出土于陕西临潼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上铭文记曰：“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珷”指西周武王，于伐商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这天，因岁星当位而战胜告捷，后世的《国语》、《荀子》、《史记》等典籍都有记载“避岁”一事（攻打岁当之国必败），对于先秦两汉的军事决策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虽然避岁起源于当时的星占学，不过此时仍然将太岁和岁星混为一谈，到了战国时代晚期才逐渐将太岁取代岁星，从“避岁星”变成“避太岁”
在东周至西汉时期，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是不同的。因为木星运行时间久，为11.86年，可以大致定义为12年，又因当时五德始终说认为当时为木德，所以将空中划分十二个区域即十二次，自西向东排列，十二次的出现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每当木星每移动到一个新的区域，就代表着一年过去了，十二次全部移动完就是一周天，十二年过去了。与之相反的就是太岁纪年，岁星十二次右旋，太岁十二辰左旋
十二次的名称依次运转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和十二辰相反，为右旋配左旋。
在《尔雅·释天》中记载：”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郭注：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疏：按《律历志》分二十八宿为十二次，岁星十二岁而周天，是年行一次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当时是以岁星移动一次为一年，但是由于当时观测的问题，认为木星是自西向东移动，和其他行星相反，这样观测并不方便，尤其是和月建对应时。所以在当时为了更方便的纪年。太岁，就诞生了。太岁最早就是作为木星反轨道运行的假想体存在，目的自然是为了观测方便。
诸如以上所述情况，以正常的“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应用中并不方便。为此，古代占星家就提出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假想体“太岁”想像它是在与岁星背道而驰地自东向西运行，以便与表示方位和时间的十二辰的运行方向一致，如此，则可与十二辰更好的配合，用以反映时间。而十二辰顺序则是按北斗斗柄顺行
《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周礼春官冯相氏》云:“岁星为阳， 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又说“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指出了：“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北斗无论周日视运动还是周年视运动都是左行，所以其右行实际是岁星运动，以左行对应岁星之右行
如，木星本身运行到星纪（寅），而太岁就在玄枵（丑），关于太岁纪年，古天文家又为此另取了十二个太岁年名，作为“太岁在寅”等十二个年份的名称。这十二个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群、协洽、裙滩、作重，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这些太岁年名均有其特定含义。
以上十二个太岁名起源于何年何代，不能具体断定，但是最迟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到了西汉年间，汉武帝刘彻命落下闳等做《太初历》首次将24节气纳入历法中，并称新历颁布之年就为太初元年。此外再由天文家另取“焉逢”，“旃蒙” 等十个名称配十天干叫“岁阳”，《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焉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把上面的十岁阳依次和上述十二个太岁名"摄提格”等相配。
自此组成六十年一轮，以太初元年也就是“焉逢摄提格”为第一年，“端蒙单阏”为第二年，其余类推，六十年周而复始。在宋人洪迈的《容斋三笔·岁月日风雷雄雌》中就记载：“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閼逢……’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
在这个时期岁星纪年法已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后汉四分历开始的六十甲子纪年法的前身，当时虽然可以说十天干，十二地支已经相配了。但是它是以岁阳配合十二个太岁名来说年，而不是甲子 乙丑来作为年的称呼，不免太拗口了。这种叫法在清朝时还有部分文人为了显示自己学识渊博而故意这么说，可真的是开倒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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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飞机的舒克T[超话]# 一转眼就又到了一年的末尾，时间好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短。时间最公平，不管我们是快乐忧愁还是充实无聊，它都不紧不慢按照固定的节奏一点一点推着我们向前走。也许这一年你有很多话想说却还一直压在心底，也许你还有许多愿望没有实现，也许商场里还挂着自己心动的衣服……
盖楼评论区告诉我们，2020年你还没有实现的愿望，或者是最想说的话，月底我们在评论区选出一个幸运儿送出一份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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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机楼层安排红包[羞嗒嗒]或者小礼物（不定数，不定时，不定品牌，请注意查看私信）
2.评论区会会随机挑一位送出1个精美小礼品
#感恩祈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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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GDP前十北方只剩一城，中国南北差距已到最严峻时刻】2020年还剩最后一个月，很多地方都在拼命冲刺，追回因疫情而落下的时间。根据已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再次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经历40年来的最大变局：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首进前十。武汉扛住了疫情冲击，保住了前十位置。天津则不幸跌出，创下自清末以来的最低排名。
如此，北方只剩北京一座TOP 10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从来未曾发生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原文链接https://t.cn/A6GsUF8j）
如果列出各自前十，一一对比，你会惊讶发现，除京沪以外，南方各城市GDP总量几乎都是相对应北方城市的2倍。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庞大体量，2倍已是一个很悬殊的差距。这或意味着，中国南北差距已经到了最严峻时刻。
不久前刚闭幕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提到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一直是顶层高度忧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区域平衡真的刻不容缓了！
南北差距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概念。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存在了太久，甚至持续了上千年。
“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 唐朝以降，历朝历代都曾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可大势汤汤，无论是优雅的宋，强悍的元，还是辽阔的清，皆无力扭转。
北方城市的逐渐式微，气候是绕不开的因素。气候对宜居程度影响甚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口迁徙。这样的归因，却无法解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经济危机这个漫长的30年间，北方城市并未露出显著的颓势。换言之，这一轮南北差距愈演愈烈，分野就是这十几年的事。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城市基本靠着大项目撑起了经济的大半边天。改革开放以后，北方依旧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惯性优势，以及进一步把“投资”这驾马车玩到极致，以平衡经济活力不及南方的短板。
1998年，当时北方经济热火朝天。坐拥全国第二大油田的山东，依靠重工业重回GDP第二宝座。山西靠煤炭致富则更简单粗暴。陕西小县城神木都能凭借地下有“矿”，开创全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
2001年，中国入世，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普通地级市通过外贸实现屌丝逆袭。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城市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
光从地形上看，北方不缺深水良港，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当年为了青岛、大连等优良港口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其重要程度。历史优势犹在，偏偏就是从那时候起，北方城市开始掉队了。
表面上是北方错过了全球市场，根源上是它早早错过了整合国内市场的机会。这一点，美国比中国体会更深。严格意义上，美国是全球最早的受益于内循环的国家。在大宗海运、集装箱革命滥觞之前，美国已经利用内河航运之便整合出庞大的国内市场。
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先平行后相交、贯穿南北，加上多条支流以对角的方式横贯东西，美国境内可供航运的河道总长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长。航道越长，所能连接的腹地就越深，经济带越绵长。
美国中西部的广阔市场，连纽约都羡慕不已。很多人以为纽约勃兴于海运，但最初纽约与费城、波士顿等大西洋沿岸港口并无高下。
改变纽约城运的是伊利运河。这条全长584公里的运河竣工于1825年，从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牵出一路向东，最终连上哈德逊河的上游，借道后者联通大西洋。自此，纽约实现了与五大湖区乃至整个美国中西部的快速直连，从可怜巴巴的喂给港一跃成为河海联运的枢纽港。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长江、黄河全程平行，并未形成像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相交。在内河航运的角度，丧失了整合南北市场的机会。
长江的航运优势自不用说，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都相对容易发展“大进大出”的产业。
黄河是怎样的情况呢？很多南方人不知道，黄河其实是条“悬河”。由于泥沙大量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不利于修建码头港口。
黄河贵为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一年径流量仅有592亿立方米，不到珠江的五分之一，更遑论与长江的9857亿立方米相比了。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非常之差。如今的黄河出海口淤积太大，基本断航，整条河航运价值忽略不计。
黄河沿线5000多公里，很多地方只能靠公路和铁路出海。运输成本比沿海高很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天然掣肘。这也是大西北不如大西南的原因之一。即使有了京杭大运河，也不足以缓解北方内河航运条件差的困窘。
事实上，京杭大运河的宽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在古代连小船都难掉头，更别说现代化的大船了。到了航海时代，眼见可以跳过内河航运的掣肘了，北方却又遇到了新问题。中国入世后的那一轮城市洗牌，受益城市很大程度因为航运便利，才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但不是只要沿海就有这样的优势。
全球航线图清晰展现出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情况：与主航道重合的恰恰是南方港口，这意味着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运输成本因距离更短而低于北方港口。
大多数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民间经济活力不足，计划经济残余尾大不掉。加之国家对环保要求从严，譬如曾长期跻身TOP 20城市之列的唐山，就是因钢铁去产能和环保限令，跌出了TOP 20。可惜三产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唐山二产占比57%，三产占比仅有34%，该指标是TOP 25城市中唯一一个低于40%的。
回望200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还是制造业。当时TOP 20城市中，三产比重高于二业的只有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但到了2019年，二产比重高于三产的只剩下佛山一座城市。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2008年以前，工业和外贸决定了城市实力。2008年之后转为内需驱动，一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费能力，以及背后的三产水平高低，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文链接https://t.cn/A6GsUF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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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刚闭幕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专门提到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一直是顶层高度忧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区域平衡真的刻不容缓了！
南北差距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概念。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存在了太久，甚至持续了上千年。
“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 唐朝以降，历朝历代都曾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可大势汤汤，无论是优雅的宋，强悍的元，还是辽阔的清，皆无力扭转。
北方城市的逐渐式微，气候是绕不开的因素。气候对宜居程度影响甚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口迁徙。这样的归因，却无法解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8年经济危机这个漫长的30年间，北方城市并未露出显著的颓势。换言之，这一轮南北差距愈演愈烈，分野就是这十几年的事。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城市基本靠着大项目撑起了经济的大半边天。改革开放以后，北方依旧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惯性优势，以及进一步把“投资”这驾马车玩到极致，以平衡经济活力不及南方的短板。
1998年，当时北方经济热火朝天。坐拥全国第二大油田的山东，依靠重工业重回GDP第二宝座。山西靠煤炭致富则更简单粗暴。陕西小县城神木都能凭借地下有“矿”，开创全国首个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
2001年，中国入世，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普通地级市通过外贸实现屌丝逆袭。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城市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
光从地形上看，北方不缺深水良港，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当年为了青岛、大连等优良港口不惜兵戎相见，可见其重要程度。历史优势犹在，偏偏就是从那时候起，北方城市开始掉队了。
表面上是北方错过了全球市场，根源上是它早早错过了整合国内市场的机会。这一点，美国比中国体会更深。严格意义上，美国是全球最早的受益于内循环的国家。在大宗海运、集装箱革命滥觞之前，美国已经利用内河航运之便整合出庞大的国内市场。
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先平行后相交、贯穿南北，加上多条支流以对角的方式横贯东西，美国境内可供航运的河道总长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长。航道越长，所能连接的腹地就越深，经济带越绵长。
美国中西部的广阔市场，连纽约都羡慕不已。很多人以为纽约勃兴于海运，但最初纽约与费城、波士顿等大西洋沿岸港口并无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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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长江、黄河全程平行，并未形成像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相交。在内河航运的角度，丧失了整合南北市场的机会。
长江的航运优势自不用说，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都相对容易发展“大进大出”的产业。
黄河是怎样的情况呢？很多南方人不知道，黄河其实是条“悬河”。由于泥沙大量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不利于修建码头港口。
黄河贵为世界十大长河之一，一年径流量仅有592亿立方米，不到珠江的五分之一，更遑论与长江的9857亿立方米相比了。水量小、河道浅、通航条件非常之差。如今的黄河出海口淤积太大，基本断航，整条河航运价值忽略不计。
黄河沿线5000多公里，很多地方只能靠公路和铁路出海。运输成本比沿海高很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天然掣肘。这也是大西北不如大西南的原因之一。即使有了京杭大运河，也不足以缓解北方内河航运条件差的困窘。
事实上，京杭大运河的宽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在古代连小船都难掉头，更别说现代化的大船了。到了航海时代，眼见可以跳过内河航运的掣肘了，北方却又遇到了新问题。中国入世后的那一轮城市洗牌，受益城市很大程度因为航运便利，才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但不是只要沿海就有这样的优势。
全球航线图清晰展现出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情况：与主航道重合的恰恰是南方港口，这意味着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运输成本因距离更短而低于北方港口。
大多数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民间经济活力不足，计划经济残余尾大不掉。加之国家对环保要求从严，譬如曾长期跻身TOP 20城市之列的唐山，就是因钢铁去产能和环保限令，跌出了TOP 20。可惜三产的培育无法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唐山二产占比57%，三产占比仅有34%，该指标是TOP 25城市中唯一一个低于40%的。
回望200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还是制造业。当时TOP 20城市中，三产比重高于二业的只有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但到了2019年，二产比重高于三产的只剩下佛山一座城市。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2008年以前，工业和外贸决定了城市实力。2008年之后转为内需驱动，一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费能力，以及背后的三产水平高低，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文链接https://t.cn/A6GsUF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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