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讲内丹功法的书，所谓“金华”就是金丹。自隋朝罗浮山道士苏玄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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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讲内丹功法的书，所谓“金华”就是金丹。自隋朝罗浮山道士苏玄朗著《旨道篇》开内丹修炼的先河之后，外丹术逐渐衰微，而内丹术则逐渐受到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到宋朝时已形成鼎盛之势。但内丹修炼中的许多术语都借自外丹，外丹中要炼就的“金丹”被内丹家借来指对人体内精、气、神三者的修炼，以产生类似外丹中的金丹那样的长生不死之丹，使人成为金刚不坏之体。故元代陈致虚说：“其（内丹）用则精、气、神，其名则云金丹。”《太乙金华宗旨》说：“金华即光也。光是何色，取象于金华，也秘一光字在内。是先天太一之真炁。”②可见，内丹家所谓“金华”即来自先天之元气，它还有“天光”“元神”“真性”等诸多名目。按道教的说法，人在未出世之前，先天之真炁就已进入父精母血的结合体中，待人出生后则居于两目之间的方寸之中，因此，人要想长寿乃至不死，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法术锻炼体内的精、气、神，抱守真炁，炼就金丹，便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死。
　　荣格在发现这一东方的宝藏前，已经思考过他的许多患者在没有任何暗示的前提下自发地画出的类似图案，但只有在他认识了曼荼罗之后，才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些看似无法理解的图形的两个来源：一是“无意识”自发地产生幻想；二是专注的生命产生对自性的直觉，当无意识作用于生命时，自性便以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①这里，荣格对于“金华”的理解显然来自某种心理学的预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误读”引出了富有意义的心理学结论。
　　“金华”之所以给荣格以曼荼罗的联想，首先在于，慧真子的编注本将柳华阳的《慧命经》与《太乙金华宗旨》合刊，《慧命经》中的“出胎图”“化身图”以及《太乙金华宗旨》中的“化身五五图”等清楚地画出了圣胎结成后，从“原窍”化出时如火焰般、花朵般的形状，自然容易使人望图生义，此外，书中一再强调的基本方法“回光”也大体形成了沿督任二脉的圆周运动，这样就很容易把它和同样具有封闭形圆环（或方圆）状的曼荼罗联系在一起。
　　二、魂、魄和无意识
　　《太乙金华宗旨》的“元神识神”章中有“一灵真性，即落乾宫，便分魂魄”的说法。《说文》释“魂”为“阳气也”，“魄”为“阴神也”。中国古代典籍中多以“魂”为可以游离于人体之外的精气，而以“魄”为依附于人体而存在的精气，故《宗旨》说魄为“沉浊之气，附于有形之凡心”，而魂为“轻清之炁，自太虚得来，与原始同形”。②卫礼贤把“魂”译为Animus，而把“魄”译为Anima，从这两个字的拉丁本义来讲，都有“心灵”（mind）的意思，而anima偏重于“灵魂”（soul）方面，似有阴性倾向，而animus偏重于“精神”（spirit）方面，似有阳性倾向，卫礼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移用这两个字的。但是在荣格的心理学词典中，anima指男性中潜在的一种女性倾向，而animus则指女性中潜在的一种男性倾向，这显然与魂、魄的实际含义相去较远。
　　按照这部道教典籍的说法，魂魄固然包容在灵魂中，并分属阴阳，但这里的阴阳并不对应于男女。人在出世之前，灵魂来自宇宙的精华，这即是所谓的“一灵真性”，或曰先天太一之“真性”，而当这种“真性”一旦进入人体，便判然二分，成为魂魄。魂之所以为阳，是因为它居于“天心”（两目之间），含藏着“元神”，元神虽然也在人体之中，但实质上却始终是超越肉体凡胎的一种存在，所以《宗旨》说它来自“无极”，能“生天生地”；而“魄”之所以为阴，是因为它一进入人体后就与“识神”纠合成一体，变为“沉浊之气”，居于世俗的人心中，成了人七情六欲和种种欲望的主宰，并且在与元神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采取役使和排挤的态度，虽然它原本也是来自太极，但一旦进入肉体凡胎，便失去了先前的神圣，而完全变成了一种世俗的、肉体的存在。由此观之，魂与魄其实是道教甚至中国古人对生命的一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理解，在未“落乾宫”前，二者都是超验的，在既“落乾宫”后，虽然“魄”由于主宰人的七情六欲而带有某些情感色彩，但在本质上仍然是超验的，至于“魂”，则从未丝毫丧失其超验本质，即便在人体中，也是虚无飘渺、无从体验的。
　　三、分念和意识从客体中的分离
　　《太乙金华宗旨》中所附的“化身五五图”和与其合刊的《慧命经》所附的“化身图”给了荣格特别的启示。这两幅图所显示的形象表明，金丹已经炼成，炼丹者已经获得了永久不坏的金刚体，他的意念能够出神入化，随心所欲地化成无数的身外之身，所谓“分念成形窥色相，共显灵迹化虚无”即此之意。荣格极其敏锐地把这种道教的信仰和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幻念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范围狭窄但界限分明的个体意识和无限广阔的集体无意识遭遇时集体无意识对意识发生的分裂，只不过这种分裂在东西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对于理性过剩的西方头脑，这种分裂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症；对于崇尚直觉和领悟的东方头脑，这种分裂则使精神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荣格看来，倘若中国人通过这种分裂产生的身外之身不是空虚的色相，那就与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种种幻觉毫无二致。但中国的道教祖师分明地告诉人们，“在神火中获得的外形是空虚的颜色和体相，人性的光芒反过来照射，从而恢复了原始的真性。”这就避免了人格的分裂，而使心灵获得了升华。
　　这种精彩的心理学分析也许恰当地道出了内丹术“炼魂制魄”“变识神为元神”的心理学含义。既然“魄”和“识神”都是种种欲望、意愿的主使，那么，“消阴灭魄”就是要从世俗的种种负累中解脱出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立场，荣格说这部道教著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使我们从它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理解，这部书教导人们如何把意念集中在最深层的光，以便摆脱所有外部和内部的纠缠，把生命意志导向一个没有具体内容但又允许所有内容存在的意识中，这正是这部典籍中所谓“凝神祖窍，系念缘中，而后了却尘缘”的意思，只不过荣格坚持用现代心理学概念来解释这些神秘的东方宗教观念，使这种古老的东方信仰完全心理学化了。
　　四、荣格心理学评述的意义
　　荣格是世界知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弗洛伊德一道被公认为现代精神分析学界的泰斗。他也是最先认识到东方思想可能对西方心理学产生影响并积极与东方展开对话的西方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对这部道教典籍做了长篇评述，还对藏传佛教的两部典籍《度亡经》和《大解脱经》做过长篇评述，游历过印度和锡兰，对印度的瑜伽和中国的《易经》做过深入的研究，为卫礼贤所译《易经》德文本写过前言，还为铃木大拙《禅学导言》的德译本写过前言。日本心理学家实雪目线（Mokusen Miyuki）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西方提供了一条通向佛教和其他亚洲宗教经验的充满意义的心理学之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荣格和他的心理学在东西对话中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学术传统上看，荣格对东方思想的吸收显然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东方思想对话的一个部分。浪漫主义时代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叔本华等人曾经大量吸收了东方思想的营养，荣格早年曾阅读过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对荣格精神的成长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那种认为荣格思想的形成仅仅来自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荣格关于无意识的观念，关于心理本质可以转变的观念，在经验心理学的层面上可以顺理成章地溯源于谢林和叔本华。

《略談道家四書》上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以儒家最為重要，孔孟之道在很長的時間段裡被確立為主流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和風格。

對中國周邊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傳統思想中可以同儒家思想並駕齊驅的，只有道家，此外還有後來由域外傳來卻很快就本土化了的佛教。

儒、道、釋三家鼎足而立，構成了中古以下思想界的基本框架；到近代以後，西方思想大踏步地進來，面貌才發生巨大變化。

道家的基本典籍有四部，這就是《老子》《莊子》《淮南子》和《列子》，前兩種更重要些，「老莊」歷來同「孔孟」相對峙而存在。

後兩種離開現在相對比較近一些，雖知名度略低，同樣值得加以關注。

《老子》也稱為《道德經》，其作者老子的傳記見於《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可惜只有四百餘字，措辭又頗多存疑之意。

據說他姓李名耳，謚聃；「老子」大約乃是老先生的意思—在先秦諸子中，他的年輩最高，孔子曾經向他請教過關於「禮」的問題。

《老子》凡八十一章，五千言，歷來的闡釋研究非常多；上世紀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挖出了兩種帛書本的《老子》，引起巨大轟動，更推動有關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在《老子》注本中過去一般最重視玄學家王弻的那一種（有單行本；在樓宇烈編撰的《王弻集校釋》一書中也可以看到），現在比較流行陳鼓應的《老子注譯及評介》。

老子認為世界的本體是「無」，是「自然」，或稱「道」，這是一種語言無法說清楚的本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從這裡產生出來，有生於無。他主張無為，不爭，返樸歸真，聽其自然。

老子之所謂「道」，有時也用來指規律，「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事物的運動總是向對立面轉化，據此就有了許多辯證法的命題，如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禍福相倚（第五十八章）、柔弱勝剛強（第三十六章）、上善若水（第八章）、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第三十八章）、物壯則老（第五十五章）、治大國若烹小鮮（第六十章）等等。

老子強調決不能違背規律而強作妄為，那無非是自找麻煩。他認為最好的狀態是像嬰兒那樣，毫無心機，非常自然，然而具有無限的發展前景。

為了同當時貧富不均上下對立的現實對峙，老子主張回到小國寡民的上古時代去，過一種雖然貧窮然而平等的生活。這個想法可以理解，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

《老子》中多用短短的格言式警句，詮釋的空間很大，很難定於一尊，而它的魅力也正在於此。

《莊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的內篇七篇出於莊周本人，其他則是這一學派之後學的文章，也可能混入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篇章。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一方面互相鬥爭，一方面互相滲透，各派內部也有分化和發展。

最著名的注釋本為魏晉時代的向秀、郭象注；比較晚出而詳細的注本有清朝人郭慶藩《莊子集釋》和王先謙《莊子集解》等等。

今人曹礎基的《莊子淺注》、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等作為讀本更為合適。

莊子名周，曾任漆園吏，身份在戰國諸子中為最低，生平亦略見於《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莊子的思想主要是本體論、循環論和不可知論。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人生態度則是所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與儒家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可以說正好相反。

莊子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是無比深刻的，他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則極大地影響了古代的知識分子，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反樸歸真，精神獨立是莊子思想中的精華，其集中的表現在於《逍遙游》《馬蹄》等篇。

列於《莊子》首篇的《逍遙游》集中體現了莊子的基本思想，但究竟什麼樣子才算是「逍遙游」，他並沒有詳細的說明，只是寫了一組寓言，又提到「游無窮」「無待」「無己」「無功」「無名」，要達到這五無境界就得「不物於物」，不去追求具體慾望的滿足，而保持精神上的滿足亦即「至足」。

「逍遙游」不僅必須破除外在條件的束縛，也要破除自我身心的束縛，追求高雅脫俗無拘無束的生活情趣，實現徹底的超越。

在先秦諸子中莊子最像一個藝術家。《莊子》的文學成就也最高，這表現在：

其一，高妙的寓言藝術。

莊子「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所以「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雜篇中有《寓言》篇，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莊子之所謂「寓言」指自己不直接說話而假托別人的話，其中也包括今天意義上的寓言故事；「重言」是指莊重之言，即直接論述本意者；「卮言」則是所謂支離無首尾之言，也就是穿插於寓言與重言之間的那些話。這三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寓言。

在《莊子》以前，著作中寓言的分量比較小，無非借以明理，即使刪去也無大礙；《莊子》卻以寓言為文章的主體，所以絕對不可刪。過去的寓言往往借用民間故事和歷史傳說；莊子的寓言基本上乃是自己創造的。

過去的寓言一般比較實在，而《莊子》的寓言充滿浪漫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