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今天是韭菜肉的煎饺，山姆这个煎饺蛮好吃的呢[哈哈][哈哈]，午餐：德国猪蹄+虾仁豆腐+咸鸡+青菜。下午定点去报道了，小小收获呢[鼓掌][鼓掌][鼓掌]。晚餐：青菜鸡蛋汤+啃一根猪蹄大骨头。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累，眼睛酸的呀，争取早点去洗澡，躺床上去，目前在散发自己的拖延症[笑cry][笑cry][笑cry] https://t.cn/A6W2JjQQ https://t.cn/R2Wxpw9
#阳光信用[超话]##阳光信用##每日一善##每日一善[超话]##日行一善# 人生如一场修行。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艰难时，潦倒新停浊酒杯。但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巉岩不可攀，也要会当凌绝顶；哪怕无人会登临意；也要猛志固常在。要成功，就要时时怀着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的乐观态度，笑对自己的挫折和苦难，去做，去努力，去争取成功！
【一位清华教授的感受：空谈的学术暴露了幼稚的学者】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本文节选自“文人法学”，经“必记本”重新拟定标题并审定编发，以供分享。
曾几何时，“法学幼稚病”之说大肆盛行。其意或指脱离于现实语境的抽象空谈，最终沦为封闭知识的自言自语，或指带着“不思”的盲目生吞轻取西方的制度与规范，以至甘心成为单纯的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在我们承认这种大煞风景的悲哀之后，我们又会反思：这只是呈现了在特定的学科发展阶段中，一个特定的学术群体的研究情况的概貌，而并不具有某种属于特定的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色彩。
与此相反，比如，当下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就是一个不易超越的时代背景，一种我们必须背负的时代命运。但上述“学术幼稚病”却未必有此种必然属性。虽然，具体到该研究群体中个别的研究主体，似乎也可推断，莘莘诸君确实有着某些“学术幼稚病”的症候，但是对于上述的时代命运而言，这不过是组成时代风景与命运的人为性要素。既然作为人为性的要素，那么，就意味着可以总结其症候，从思想上予以精神诊断，并加对症下药。
那么，究竟这种个体性的“学术幼稚病”有何表现呢？结合自己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必记本”注：目前还在成长之中)的种种体味，并环顾许多学子学人的情态情况，特此总结出如下N个表现。同时，在此须加说明的是：凡此种种，仅属个人观察所得，而且又自然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谨此作为“引玉之砖”，惟望大方之家切勿“对号入座”：
暗里发誓“不成名便成仁”，认定做学问就是为了成名成家。
以为所有名家都是不便批评的权威，或者以为所有名家都是“不小心”混出来的。
以为写一些“与某某名家商榷”的文章，就可以快速成名，甚至一举成名；于是便准备泡制“也论法律的概念——与哈特商榷”之类的文章；甚至，后来知道哈特已经去世了，就接着写“也论法治的本土资源——与苏力商榷”之类的文章。
发现自己做学问时屁股老坐不住，于是长叹一声，决定走学术明星的路子。
漫漫学术路，始于听讲座。如果是知名教授来讲座，就去看看他的风采；如果是其他人讲座，就去看看其他年级的PPMM或PPGG。
讲座的提问时间中，虽能积极举手，但先是用几分钟时间语无伦次地(因为激动)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听完一场讲座后，觉得讲者只有一句话对自己还有点启发，因此对身边的W君说：讲座真没劲，今后打死我也不再凑这种热闹了。
以为凡是有注释的文章就叫论文，而且注释越多越好。
决定将“论法治”之类的题目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选题，然而对T君说：喂，这题目我写定了，你们别再写了哦！
导师说“论法治”这个论文题目太大了，于是一急之下就说：那我改成“论中国法治”。
看到T君的论文题目是“论德国的……”，便哑然失笑了，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写外国的呢？
争取把入学以来所想到的所有学术问题和所有学术观点都写入学位论文，并争取写成鸿篇巨制。
论文主要包括如下三步曲：第一，我国的问题状况；第二，另外一个国家（“必记本”注：尤其是美国)的做法；第三，我国的有关改革构想。
认为论文就是要大胆提出个人见解，为此在论文里写了很多“笔者认为”，其中一个是：“笔者认为：法治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外语最不重要，或者最重要。
下意识地把皮格马利翁效应带入自己的学术研究，由此，在研究了施米特的某个问题之后，就认为凯尔森是完全错误的。
不同意某君的某个学术观点，就觉得此君没有学术水准，甚至觉得他的那几颗门牙越看越难看。
引征某问题的相关学术观点时，将那些持不同见解者的观点忽略不计；或者刻意不引用某君的学术观点，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他的被引用率或影响力。
在学术研讨会上抢着发言，并且认为发言时间越长越好。
对别人在讨论中提出的见解很生气，愤而批评道：这个问题早在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过了，你居然还那样认为！
上述这些纯粹从现象层面勾勒、描绘的诸般情形，并不是对于“学术幼稚病”的实证研究，因此并没有从概念上推理或归纳出可以普遍化的概念和结论，若是读者诸君读到此文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情形仿佛就在身边，那么在下的判断被印证的同时，意图也便实现了。
此外，或许还会有人疑惑，为何上述诸多情形中有不少指向并非正式学术人士的学生，毕竟，他们中的多数人自身状态即处于“成长发育期”，由此在学术上如此便自然而然了。
但我却不这么简单地认为。
一个让人惊醒的事实是，许多人虽为正式的学者专家，但其实在学术心理与学术信念上却未脱蹒跚学步之莽撞，比起学生初生牛犊的年少轻狂，这似乎更让人唏嘘。
更何况，许多学人对此并不自知，甚至得意洋洋、险些忘形。由此，上述表面指向学生的描述便具有了某种隐喻的内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今日的学生即或是明日的学者与专家，他们对于未来学术的成长有着更为核心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希望的学子大多是那些懂得自我教育的人，如同王安忆在《启蒙时代》这本小说中试图展露的：自我启蒙或许更接近启蒙的本质原意。
（必记本 ）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本文节选自“文人法学”，经“必记本”重新拟定标题并审定编发，以供分享。
曾几何时，“法学幼稚病”之说大肆盛行。其意或指脱离于现实语境的抽象空谈，最终沦为封闭知识的自言自语，或指带着“不思”的盲目生吞轻取西方的制度与规范，以至甘心成为单纯的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在我们承认这种大煞风景的悲哀之后，我们又会反思：这只是呈现了在特定的学科发展阶段中，一个特定的学术群体的研究情况的概貌，而并不具有某种属于特定的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色彩。
与此相反，比如，当下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就是一个不易超越的时代背景，一种我们必须背负的时代命运。但上述“学术幼稚病”却未必有此种必然属性。虽然，具体到该研究群体中个别的研究主体，似乎也可推断，莘莘诸君确实有着某些“学术幼稚病”的症候，但是对于上述的时代命运而言，这不过是组成时代风景与命运的人为性要素。既然作为人为性的要素，那么，就意味着可以总结其症候，从思想上予以精神诊断，并加对症下药。
那么，究竟这种个体性的“学术幼稚病”有何表现呢？结合自己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必记本”注：目前还在成长之中)的种种体味，并环顾许多学子学人的情态情况，特此总结出如下N个表现。同时，在此须加说明的是：凡此种种，仅属个人观察所得，而且又自然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谨此作为“引玉之砖”，惟望大方之家切勿“对号入座”：
暗里发誓“不成名便成仁”，认定做学问就是为了成名成家。
以为所有名家都是不便批评的权威，或者以为所有名家都是“不小心”混出来的。
以为写一些“与某某名家商榷”的文章，就可以快速成名，甚至一举成名；于是便准备泡制“也论法律的概念——与哈特商榷”之类的文章；甚至，后来知道哈特已经去世了，就接着写“也论法治的本土资源——与苏力商榷”之类的文章。
发现自己做学问时屁股老坐不住，于是长叹一声，决定走学术明星的路子。
漫漫学术路，始于听讲座。如果是知名教授来讲座，就去看看他的风采；如果是其他人讲座，就去看看其他年级的PPMM或PPGG。
讲座的提问时间中，虽能积极举手，但先是用几分钟时间语无伦次地(因为激动)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听完一场讲座后，觉得讲者只有一句话对自己还有点启发，因此对身边的W君说：讲座真没劲，今后打死我也不再凑这种热闹了。
以为凡是有注释的文章就叫论文，而且注释越多越好。
决定将“论法治”之类的题目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选题，然而对T君说：喂，这题目我写定了，你们别再写了哦！
导师说“论法治”这个论文题目太大了，于是一急之下就说：那我改成“论中国法治”。
看到T君的论文题目是“论德国的……”，便哑然失笑了，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写外国的呢？
争取把入学以来所想到的所有学术问题和所有学术观点都写入学位论文，并争取写成鸿篇巨制。
论文主要包括如下三步曲：第一，我国的问题状况；第二，另外一个国家（“必记本”注：尤其是美国)的做法；第三，我国的有关改革构想。
认为论文就是要大胆提出个人见解，为此在论文里写了很多“笔者认为”，其中一个是：“笔者认为：法治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外语最不重要，或者最重要。
下意识地把皮格马利翁效应带入自己的学术研究，由此，在研究了施米特的某个问题之后，就认为凯尔森是完全错误的。
不同意某君的某个学术观点，就觉得此君没有学术水准，甚至觉得他的那几颗门牙越看越难看。
引征某问题的相关学术观点时，将那些持不同见解者的观点忽略不计；或者刻意不引用某君的学术观点，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他的被引用率或影响力。
在学术研讨会上抢着发言，并且认为发言时间越长越好。
对别人在讨论中提出的见解很生气，愤而批评道：这个问题早在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过了，你居然还那样认为！
上述这些纯粹从现象层面勾勒、描绘的诸般情形，并不是对于“学术幼稚病”的实证研究，因此并没有从概念上推理或归纳出可以普遍化的概念和结论，若是读者诸君读到此文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情形仿佛就在身边，那么在下的判断被印证的同时，意图也便实现了。
此外，或许还会有人疑惑，为何上述诸多情形中有不少指向并非正式学术人士的学生，毕竟，他们中的多数人自身状态即处于“成长发育期”，由此在学术上如此便自然而然了。
但我却不这么简单地认为。
一个让人惊醒的事实是，许多人虽为正式的学者专家，但其实在学术心理与学术信念上却未脱蹒跚学步之莽撞，比起学生初生牛犊的年少轻狂，这似乎更让人唏嘘。
更何况，许多学人对此并不自知，甚至得意洋洋、险些忘形。由此，上述表面指向学生的描述便具有了某种隐喻的内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今日的学生即或是明日的学者与专家，他们对于未来学术的成长有着更为核心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希望的学子大多是那些懂得自我教育的人，如同王安忆在《启蒙时代》这本小说中试图展露的：自我启蒙或许更接近启蒙的本质原意。
（必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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