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会：闭嘴，闭嘴，闭嘴！看完，一生有益！
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做人，不能多说话，而要会说话，不懂时，少说话，懂得时，说少话。做人，宁可无言，也别贪话多，一不小心说错话，两两相对就尴尬。
做人，宁可沉默，也别说破。祸从口出的道理谁都懂，有些话只适合藏， 不适合说。看清一个人，没必要拆穿；看透一件事，没必要说破。心里明白，嘴上不说，这才不会伤到自己，得罪别人。做人，宁可糊涂，也别话痨。有些人看起来没表面那么友善，还没多熟就喜欢跟对方说一堆。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倒不如糊涂一点，学会大智若愚，这样才能过得舒心，活得安心。
俗话说：“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学会闭嘴一定不是坏事。”任何情况下，少说话，多观察，准时没错的。生活中多半的人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说话的人不经大脑，而听话的人却入了心，然后不同的理解，便有嫌隙和矛盾。
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做人，不能多说话，而要会说话，不懂时，少说话，懂得时，说少话。做人，宁可无言，也别贪话多，一不小心说错话，两两相对就尴尬。
做人，宁可沉默，也别说破。祸从口出的道理谁都懂，有些话只适合藏， 不适合说。看清一个人，没必要拆穿；看透一件事，没必要说破。心里明白，嘴上不说，这才不会伤到自己，得罪别人。做人，宁可糊涂，也别话痨。有些人看起来没表面那么友善，还没多熟就喜欢跟对方说一堆。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倒不如糊涂一点，学会大智若愚，这样才能过得舒心，活得安心。
俗话说：“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学会闭嘴一定不是坏事。”任何情况下，少说话，多观察，准时没错的。生活中多半的人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说话的人不经大脑，而听话的人却入了心，然后不同的理解，便有嫌隙和矛盾。
男人不主动联系你，却还坚持做三件事，说明心里还爱你
让你更懂生活。
爱情之美是所有人的期待。有些女人甚至认为，如果一生中不能体验一次真爱的美好，人生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追求更好的自己，只为用一生中最好的自己迎接爱情的到来。
只是爱情的风险一直存在。你们不在一起，就能顺利老去。也许一开始你真的很开心，但是你打不过现实生活的杀戮。
也许他爱了又爱，却不经意间离开了你。
对于爱情中存在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应该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它们。你要知道，该留下的人不会离开，该离开的人会让他走，这不是你的损失。相反，你应该庆幸对方没有结婚。
但不代表所有男人的离去都一定是无情的。有些可能是因为各种实际原因，导致他无法一直在你身边等着，但他的心从未改变。
如果你遇到一个从未联系过你的男人，但仍然坚持三件事，说明他仍然爱你。
前段时间，热门电视剧《在世界上》以周炳坤和郑娟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郑娟是一个因果报应的女人，生活贫困，每天独自和养母、弟弟生活在一起。即使生活很糟糕，也总会过去，但厄运没有放过郑娟。
罗世斌看中了她的美貌，在别人毫无准备的时候玷污了郑娟。然后郑娟怀孕了，只能在家里偷偷抚养她分娩。
这时，周被安排给郑娟家寄钱。看到她家过得这么辛苦，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跑腿费用都给了郑娟的养母，希望自己微薄的力气能帮助郑娟一家改善生活。
平时，在每月固定的送钱日见面时，他总是保持着绅士的礼貌，从不超过半步。他的行为极其克制，但对郑娟的情绪已经高涨。
郑娟坐月子生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甚至送了郑娟一袋在那个时代特别珍贵的红糖来补充身体。
即使平时他从不主动出现在郑娟面前，但他的行为告诉他要处处爱她。因为他的关心和帮助，郑娟的家人才能如此顺利地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可以说，从第一次见到郑娟开始，周就再也忘不了她的脸了。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她。
即使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周冰坤也无法抑制自己有理由想起郑娟的冲动。知道他们很难有未来，他对她的感情越来越强烈。
足够的真爱就是这样，即使爱你的道路极其坎坷，他也会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坚定地走下去。
没有必要通过主动接触来显示他的诚意。在感情上，最有韧性的爱情往往只需要用无法控制的思念来证明。
如果你有幸遇到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想你的男人，不要犹豫太多。
周炳坤对郑娟的爱不是表面的，而是一生的爱。他对郑娟的感情很深很深。一旦开始，他固执地只想要一个结果。
他试探性地告诉父母，他爱上了一个寡妇，并鼓起勇气测试他们在一起能有多成功。在遭到父母的直接反对后，他试图游说哥哥周帮他在父母面前说好话......
为了和郑娟在一起，他在背后默默工作，试图尽早给有着坎坷人生经历的郑娟一个正式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郑娟知道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就算他从来没说过，就算因为舆论的原因不能天天见面，郑娟也从不怀疑周冰坤对她的爱。
如果你只是在摸嘴的时候说爱，那就太软弱无力了。愿意为爱你而努力，愿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你，毫无疑问，他绝对是你的好伴侣。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会一直关心你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想你，默默的为你工作。
即使他没有每天主动联系你，也不代表他对你的爱变了。相信他也给了自己幸福的可能性。
让你更懂生活。
爱情之美是所有人的期待。有些女人甚至认为，如果一生中不能体验一次真爱的美好，人生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追求更好的自己，只为用一生中最好的自己迎接爱情的到来。
只是爱情的风险一直存在。你们不在一起，就能顺利老去。也许一开始你真的很开心，但是你打不过现实生活的杀戮。
也许他爱了又爱，却不经意间离开了你。
对于爱情中存在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应该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它们。你要知道，该留下的人不会离开，该离开的人会让他走，这不是你的损失。相反，你应该庆幸对方没有结婚。
但不代表所有男人的离去都一定是无情的。有些可能是因为各种实际原因，导致他无法一直在你身边等着，但他的心从未改变。
如果你遇到一个从未联系过你的男人，但仍然坚持三件事，说明他仍然爱你。
前段时间，热门电视剧《在世界上》以周炳坤和郑娟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郑娟是一个因果报应的女人，生活贫困，每天独自和养母、弟弟生活在一起。即使生活很糟糕，也总会过去，但厄运没有放过郑娟。
罗世斌看中了她的美貌，在别人毫无准备的时候玷污了郑娟。然后郑娟怀孕了，只能在家里偷偷抚养她分娩。
这时，周被安排给郑娟家寄钱。看到她家过得这么辛苦，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跑腿费用都给了郑娟的养母，希望自己微薄的力气能帮助郑娟一家改善生活。
平时，在每月固定的送钱日见面时，他总是保持着绅士的礼貌，从不超过半步。他的行为极其克制，但对郑娟的情绪已经高涨。
郑娟坐月子生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甚至送了郑娟一袋在那个时代特别珍贵的红糖来补充身体。
即使平时他从不主动出现在郑娟面前，但他的行为告诉他要处处爱她。因为他的关心和帮助，郑娟的家人才能如此顺利地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可以说，从第一次见到郑娟开始，周就再也忘不了她的脸了。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她。
即使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周冰坤也无法抑制自己有理由想起郑娟的冲动。知道他们很难有未来，他对她的感情越来越强烈。
足够的真爱就是这样，即使爱你的道路极其坎坷，他也会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坚定地走下去。
没有必要通过主动接触来显示他的诚意。在感情上，最有韧性的爱情往往只需要用无法控制的思念来证明。
如果你有幸遇到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想你的男人，不要犹豫太多。
周炳坤对郑娟的爱不是表面的，而是一生的爱。他对郑娟的感情很深很深。一旦开始，他固执地只想要一个结果。
他试探性地告诉父母，他爱上了一个寡妇，并鼓起勇气测试他们在一起能有多成功。在遭到父母的直接反对后，他试图游说哥哥周帮他在父母面前说好话......
为了和郑娟在一起，他在背后默默工作，试图尽早给有着坎坷人生经历的郑娟一个正式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郑娟知道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就算他从来没说过，就算因为舆论的原因不能天天见面，郑娟也从不怀疑周冰坤对她的爱。
如果你只是在摸嘴的时候说爱，那就太软弱无力了。愿意为爱你而努力，愿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你，毫无疑问，他绝对是你的好伴侣。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会一直关心你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想你，默默的为你工作。
即使他没有每天主动联系你，也不代表他对你的爱变了。相信他也给了自己幸福的可能性。
【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何谓学术批评的最高境界】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
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李伯重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
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李伯重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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