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间《呼吸秋千》
作者：【德】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罗马尼亚一群说德语的人，被征派到乌克兰劳动营…
小说的主人公，17岁的雷奥帕德·奥伯克，在劳动营度过的五年中，遇到了各种人物，其中一些人熬不过最初的日子，以各种方式死去…
在劳动营里，饥饿与恐惧渗透到了呼吸之中，每一次呼吸都像荡秋千一样带来眩晕与痛苦，生命也就像被绑在了秋千上，任人操控…
“我几乎不哭。比起那些泪水涟涟的人，我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软弱”。
远离战争！呼唤和平！
阅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与世界。
继续读书
#愿世界和平没有战争##读书时间[超话]# https://t.cn/E7VhNak
作者：【德】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罗马尼亚一群说德语的人，被征派到乌克兰劳动营…
小说的主人公，17岁的雷奥帕德·奥伯克，在劳动营度过的五年中，遇到了各种人物，其中一些人熬不过最初的日子，以各种方式死去…
在劳动营里，饥饿与恐惧渗透到了呼吸之中，每一次呼吸都像荡秋千一样带来眩晕与痛苦，生命也就像被绑在了秋千上，任人操控…
“我几乎不哭。比起那些泪水涟涟的人，我不是更坚强，而是更软弱”。
远离战争！呼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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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学者 德思瑞：我在德国，身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人群中】“出了这么大事才发现，政府原来一直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资助恐怖组织！”
“这我早就知道，哈马斯不是一直享受着德国援助吗，还有塔利班也一样……”更衣室里，两个德国大叔一边收拾行装，一边自嘲似地聊着天。
储物柜隔开的另一空间里，几个结伴来健身的阿拉伯男人正刷着手机，兴高采烈地讲述哈马斯朝以色列什么方位发射了多少火箭弹。
发现周围有人，他们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但看到我这张“无害”的亚洲面孔，又放松地笑了。
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武装人员同时潜入以国境内，在多个地点配合发起攻势。当晚我从健身房出门时，看到发自柏林阿拉伯街的新闻照片：近百人在警察注视下聚在十字路口边，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国面孔。几个男子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向路人散发糖果。
警方起初以集会未经批准为由，试图驱散人群，后原则上默许，前提是不能发出反对以色列口号。但最终，双方还是爆发了肢体冲突，扛旗男子因鼓励支持犯罪受到刑事指控。
第二天，包括总理、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在内的政要纷纷发声，要求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打击在德举行的声援哈马斯的活动，将“恐怖主义支持者”驱逐出境。
事后，我向一个住在附近的阿拉伯朋友打听当日情形。她说，“太阳街” (Sonnenallee) 之所以又叫阿拉伯街，始于巴勒斯坦难民被安置于此定居，后来才有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人加入，当地居民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可想而知。
“看到哈马斯战士信仰虔诚，训练有素，忠诚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我既自豪又感动。我们被压迫太久了，”讲到这里，她眼中泛起泪光。
“尽管许多阿拉伯人并不认同哈马斯的政教观和路线主张，但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又能指望谁呢？西岸的所谓自治政府？！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以色列授意下的装点门面的傀儡。”
10月7日后的十多天里，由巴以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德国酝酿积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发生。与俄乌、纳卡或其他周边热点不同，巴以冲突爆发伊始便触发德国社会动荡。矛盾的焦点从单纯对国际局势的争辩，迅速“异化”为一场针对国内族群问题、移民政策的讨伐。
积极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的，是一些左派人士和在德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这不难理解。
与之相对，在声势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力挺以色列的一方，成分和诉求则复杂得多：有的基于赎罪心态而声援以色列，有的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认同而支持，有的因为以色列是民主大家庭一员而支持，有的以反恐和人道主义为名表达同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极为关键、却又只能心照不宣的理由：出于对在德阿拉伯移民的反感而力挺以色列。立场从中右到极右的政界人士（联盟党、自民党、选择党）及其支持者（10月民调占比近60%），绝大多数持有这样的心态。
这些人并非对中东问题有特殊兴趣，甚至会在必要时极力反对柏林投入资源斡旋巴以之争。他们更说不上对犹太人抱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平日里，人们会为德国在以色列面前卑躬屈膝而嘟囔抱怨，对德国警察为犹太店铺和活动场所提供特殊保护而讥讽不断。
即便是这次哈马斯发动袭击后，对于持德国护照的以色列人要求柏林帮助其撤离，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德国人说：“这些大喊大叫的人既不会讲德语，也不是日耳曼人。他们不过因祖辈或亲戚曾在德居住过，作为补偿，轻而易举拿到德国护照。”“和那些困在以色列的德国游客不同，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
若不是巴以冲突提供契机，政客们在平日里对阿拉伯或穆斯林移民发表负面看法，会犯下种族歧视的大错。如今，借着支持以色列自卫和反恐，人们得以把许多从前不敢说的话通通发泄出来。
“我不希望这样的人（指在阿拉伯街的游行者）留在德国。政府必须在移民法中明确规定，外国人参加类似活动将立即丧失任何居留权。”（基民盟政治新星Manuel Hagel）
“柏林不是加沙。驱逐在德国街头演出中东政治的暴恐分子和假难民。”“批评德国反犹的人应该看看，那些所谓的‘德国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选择党）
“结束天真，不再宽容不应宽容的人。……任何人想要在我国生活，就必须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如果不配合，你就必须离开。任何践踏我们价值观的人，都该被投入监狱，然后驱逐。”（亲自民党《图片报》）
10月15日，我到阿拉伯街见一位叙利亚籍朋友。周遭气氛诡异，令人印象深刻。街道两侧，每隔百米便见三五个警察值守，检查路人是否手持或穿戴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符号。平日里常见的政治题材海报均已清除，新添的涂鸦标语也被清洗。无论住家还是店铺，一律禁止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叙利亚朋友说，近日常有“热心”市民来此地拍照举报。
我们在饭馆坐下，一辆辆警车带着刺耳的警笛从窗外驶过。一个阿拉伯女孩儿系了一条巴勒斯坦围巾(keffiyeh)，白底黑格，还缀了红绿两色的穗子。驻守的警察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正在犹豫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开了。
我对柏林警方不批准阿拉伯人抗议集会尚可理解：担心局势失控，担心与支持以色列人士发声冲突，都有一定道理。但推出所谓的国旗禁令，在我看来无异于自找苦吃。为躲避检查，有的阿拉伯店铺转而将很小的国旗贴纸粘到橱窗上，还有的把招牌灯箱改成红黑白绿的组合。
整条街道上，唯有两家咖啡馆大张旗鼓地悬挂巴勒斯坦国旗。据当地人说，那是本地帮派首领开的店面，警方出于工作需要，也得跟他们搞好关系。
“人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叙利亚朋友情绪激动地说，“没有几个阿拉伯人不支持巴勒斯坦，但现在，从主流媒体到政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冠以‘反犹’(judenhass, judenfeindlich, antisemitismus) 的字眼。”
“为巴勒斯坦讨公道和反犹主义本是两个概念，更不要说后者是欧洲人根据自己历史经验造出来的名词，如今却强加在我们头上，用来否定我们的正义和合法性。”
“经过这番污名化，你胆敢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那就是反犹，就直接违反了德国基本法和刑法。外国人将被驱逐，取得德国国籍不满十年者吊销护照。逻辑如此简单！你以为一辈子都不可能触犯刑法？那得看政府怎么解释，他们总能找到理由。”
与他见面回来，我上网查了德国媒体报道和政客表态，着实感到吃惊。叙利亚朋友说的反犹污名化问题不但屡见不鲜，且日趋普遍化，几乎成了某种固定表述。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这般手段伎俩，作为中国人倒是早已领教。
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传出“丑闻”：一名签约的摩洛哥籍的球员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祈祷巴勒斯坦取胜的国旗图案视频，随之被德国政界痛骂。包括基民盟联邦议员在内的人士用粗俗语言向俱乐部施压，要求立刻开除该球员，并威胁“利用所有国家层面手段将其逐出德国”。
那些所谓的精英名流之所以这般声色俱厉，给出的理由是：拜仁慕尼黑曾是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近百年前，俱乐部一度由犹太裔经理和教练主持，结果遭遇纳粹政权的清洗驱逐——正因如此，这支球队更容不得任何反犹言论。
一番话术将支持巴勒斯坦等同于反犹主义，进而和纳粹德国相类比，看得人莫名其妙，却又不寒而栗！内塔尼亚胡的确曾称哈马斯为“新的纳粹”，将本轮袭击视为“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的最严重罪行”。德国政客对上述提法追随附和，其背后意图，又恐怕不仅是总理、外长口中的“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么简单。
巴以冲突像一记火星，点燃了德国国内的不断积聚的族群矛盾引线。阿拉伯人看到，揭开所谓民主自由的表皮，内核依旧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德式傲慢，失望和愤怒之余，对体制的认同感和融入意愿随之骤减。
与此同时，他们为争取权利而采取的行动——不论是和平集会还是冲突破坏——都毫无意外地为右翼势力提供素材，用以证明这些外来者作为“异类”，与西方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格格不入，不配、不会、更不应成为德国人。
对那些原本认为可以置身事外的普通百姓来说，紧张不安也渐渐侵入其生活。就像今天来自邻居的一番描述：“超市里有几个阿拉伯顾客，采购了好多东西，不像是自家所用，或许他们是开饭馆的吧。我也知道这种担心不必要，但还是会不自觉地揣测他们是不是在谋划什么。”
晚上，阿拉伯街的居民烧毁了警方设立的路障，不顾官方禁令和威慑，上街表达对加沙医院遇袭的愤怒。人们从阳台和街巷向驱散人群的警察发射烟花、投掷杂物。后者则以高压水枪和胡椒喷雾回击。
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压力得不到释放，越来越多的谴责和辱骂来势汹汹——是为10月18日夜晚柏林的众生相。
“这我早就知道，哈马斯不是一直享受着德国援助吗，还有塔利班也一样……”更衣室里，两个德国大叔一边收拾行装，一边自嘲似地聊着天。
储物柜隔开的另一空间里，几个结伴来健身的阿拉伯男人正刷着手机，兴高采烈地讲述哈马斯朝以色列什么方位发射了多少火箭弹。
发现周围有人，他们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但看到我这张“无害”的亚洲面孔，又放松地笑了。
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武装人员同时潜入以国境内，在多个地点配合发起攻势。当晚我从健身房出门时，看到发自柏林阿拉伯街的新闻照片：近百人在警察注视下聚在十字路口边，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国面孔。几个男子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向路人散发糖果。
警方起初以集会未经批准为由，试图驱散人群，后原则上默许，前提是不能发出反对以色列口号。但最终，双方还是爆发了肢体冲突，扛旗男子因鼓励支持犯罪受到刑事指控。
第二天，包括总理、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在内的政要纷纷发声，要求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打击在德举行的声援哈马斯的活动，将“恐怖主义支持者”驱逐出境。
事后，我向一个住在附近的阿拉伯朋友打听当日情形。她说，“太阳街” (Sonnenallee) 之所以又叫阿拉伯街，始于巴勒斯坦难民被安置于此定居，后来才有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人加入，当地居民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可想而知。
“看到哈马斯战士信仰虔诚，训练有素，忠诚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我既自豪又感动。我们被压迫太久了，”讲到这里，她眼中泛起泪光。
“尽管许多阿拉伯人并不认同哈马斯的政教观和路线主张，但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又能指望谁呢？西岸的所谓自治政府？！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以色列授意下的装点门面的傀儡。”
10月7日后的十多天里，由巴以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德国酝酿积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发生。与俄乌、纳卡或其他周边热点不同，巴以冲突爆发伊始便触发德国社会动荡。矛盾的焦点从单纯对国际局势的争辩，迅速“异化”为一场针对国内族群问题、移民政策的讨伐。
积极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的，是一些左派人士和在德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这不难理解。
与之相对，在声势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力挺以色列的一方，成分和诉求则复杂得多：有的基于赎罪心态而声援以色列，有的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认同而支持，有的因为以色列是民主大家庭一员而支持，有的以反恐和人道主义为名表达同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极为关键、却又只能心照不宣的理由：出于对在德阿拉伯移民的反感而力挺以色列。立场从中右到极右的政界人士（联盟党、自民党、选择党）及其支持者（10月民调占比近60%），绝大多数持有这样的心态。
这些人并非对中东问题有特殊兴趣，甚至会在必要时极力反对柏林投入资源斡旋巴以之争。他们更说不上对犹太人抱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平日里，人们会为德国在以色列面前卑躬屈膝而嘟囔抱怨，对德国警察为犹太店铺和活动场所提供特殊保护而讥讽不断。
即便是这次哈马斯发动袭击后，对于持德国护照的以色列人要求柏林帮助其撤离，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德国人说：“这些大喊大叫的人既不会讲德语，也不是日耳曼人。他们不过因祖辈或亲戚曾在德居住过，作为补偿，轻而易举拿到德国护照。”“和那些困在以色列的德国游客不同，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
若不是巴以冲突提供契机，政客们在平日里对阿拉伯或穆斯林移民发表负面看法，会犯下种族歧视的大错。如今，借着支持以色列自卫和反恐，人们得以把许多从前不敢说的话通通发泄出来。
“我不希望这样的人（指在阿拉伯街的游行者）留在德国。政府必须在移民法中明确规定，外国人参加类似活动将立即丧失任何居留权。”（基民盟政治新星Manuel Hagel）
“柏林不是加沙。驱逐在德国街头演出中东政治的暴恐分子和假难民。”“批评德国反犹的人应该看看，那些所谓的‘德国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选择党）
“结束天真，不再宽容不应宽容的人。……任何人想要在我国生活，就必须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如果不配合，你就必须离开。任何践踏我们价值观的人，都该被投入监狱，然后驱逐。”（亲自民党《图片报》）
10月15日，我到阿拉伯街见一位叙利亚籍朋友。周遭气氛诡异，令人印象深刻。街道两侧，每隔百米便见三五个警察值守，检查路人是否手持或穿戴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符号。平日里常见的政治题材海报均已清除，新添的涂鸦标语也被清洗。无论住家还是店铺，一律禁止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叙利亚朋友说，近日常有“热心”市民来此地拍照举报。
我们在饭馆坐下，一辆辆警车带着刺耳的警笛从窗外驶过。一个阿拉伯女孩儿系了一条巴勒斯坦围巾(keffiyeh)，白底黑格，还缀了红绿两色的穗子。驻守的警察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正在犹豫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开了。
我对柏林警方不批准阿拉伯人抗议集会尚可理解：担心局势失控，担心与支持以色列人士发声冲突，都有一定道理。但推出所谓的国旗禁令，在我看来无异于自找苦吃。为躲避检查，有的阿拉伯店铺转而将很小的国旗贴纸粘到橱窗上，还有的把招牌灯箱改成红黑白绿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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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勒斯坦讨公道和反犹主义本是两个概念，更不要说后者是欧洲人根据自己历史经验造出来的名词，如今却强加在我们头上，用来否定我们的正义和合法性。”
“经过这番污名化，你胆敢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那就是反犹，就直接违反了德国基本法和刑法。外国人将被驱逐，取得德国国籍不满十年者吊销护照。逻辑如此简单！你以为一辈子都不可能触犯刑法？那得看政府怎么解释，他们总能找到理由。”
与他见面回来，我上网查了德国媒体报道和政客表态，着实感到吃惊。叙利亚朋友说的反犹污名化问题不但屡见不鲜，且日趋普遍化，几乎成了某种固定表述。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这般手段伎俩，作为中国人倒是早已领教。
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传出“丑闻”：一名签约的摩洛哥籍的球员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祈祷巴勒斯坦取胜的国旗图案视频，随之被德国政界痛骂。包括基民盟联邦议员在内的人士用粗俗语言向俱乐部施压，要求立刻开除该球员，并威胁“利用所有国家层面手段将其逐出德国”。
那些所谓的精英名流之所以这般声色俱厉，给出的理由是：拜仁慕尼黑曾是反犹运动的受害者，近百年前，俱乐部一度由犹太裔经理和教练主持，结果遭遇纳粹政权的清洗驱逐——正因如此，这支球队更容不得任何反犹言论。
一番话术将支持巴勒斯坦等同于反犹主义，进而和纳粹德国相类比，看得人莫名其妙，却又不寒而栗！内塔尼亚胡的确曾称哈马斯为“新的纳粹”，将本轮袭击视为“大屠杀以来针对犹太人的最严重罪行”。德国政客对上述提法追随附和，其背后意图，又恐怕不仅是总理、外长口中的“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么简单。
巴以冲突像一记火星，点燃了德国国内的不断积聚的族群矛盾引线。阿拉伯人看到，揭开所谓民主自由的表皮，内核依旧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德式傲慢，失望和愤怒之余，对体制的认同感和融入意愿随之骤减。
与此同时，他们为争取权利而采取的行动——不论是和平集会还是冲突破坏——都毫无意外地为右翼势力提供素材，用以证明这些外来者作为“异类”，与西方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格格不入，不配、不会、更不应成为德国人。
对那些原本认为可以置身事外的普通百姓来说，紧张不安也渐渐侵入其生活。就像今天来自邻居的一番描述：“超市里有几个阿拉伯顾客，采购了好多东西，不像是自家所用，或许他们是开饭馆的吧。我也知道这种担心不必要，但还是会不自觉地揣测他们是不是在谋划什么。”
晚上，阿拉伯街的居民烧毁了警方设立的路障，不顾官方禁令和威慑，上街表达对加沙医院遇袭的愤怒。人们从阳台和街巷向驱散人群的警察发射烟花、投掷杂物。后者则以高压水枪和胡椒喷雾回击。
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走，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压力得不到释放，越来越多的谴责和辱骂来势汹汹——是为10月18日夜晚柏林的众生相。
走得最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
——莱辛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1781年2月15日），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戏剧家、美学家，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作有《年轻的学者》《菲罗塔斯》《拉奥孔》等。
——莱辛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1781年2月15日），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戏剧家、美学家，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作有《年轻的学者》《菲罗塔斯》《拉奥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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