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写道，乌克兰需要采取守势，因为仍然存在“僵局 ”，并且没有人能够成功攻击。 因此，乌克兰军队将失去一点领土，但能够保持实力并利用雪地防御时的优势，迫使俄罗斯将兵力消耗在进攻中。

该媒体指出，长期消耗战对俄罗斯有利，因为它已将经济转入战争状态，而乌克兰依赖外部援助，而美国“目前”无法全力帮助基辅，而俄罗斯有更多的动员力量资源。

另外，还有一个来自第 47 机械化旅的乌克兰人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接收布雷德利的单位，曾在扎波罗热地区遭到袭击，现在又在阿瓦迪夫卡附近遭到袭击。 米科拉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员，也缺乏弹药，因此无人机操作员和装备人员像普通步兵一样进行攻击。 但这很可能有些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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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疗与养老服务工作随笔之209：我的一个朋友大哥老杨，今年66岁了，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心糖一直控制不好，医生已多次要求他住院治疗，但他一直不敢住，怕耽误伺候老妈。老妈年近九旬，能自由活动，但近期脑子好像有点问题了，看见什么都心烦，动不动就发脾气，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也不愿出门活动了。每次见到儿子都说她天天能听到已逝去多年的老伴叫她过去陪伴他，吃饭睡觉也不正常了。杨大哥曾咨询过医生，医生说老人这种症状，有可能是抑郁了。老太太有住家保姆，却要求儿子随叫随到，不管什么时间，只要老太太觉得不舒服或者又做了遇到老伴的梦，就打电话要求儿子马上过来，如儿子不能立马到老人身边，老太太就大喊大叫直到儿子到来，她认为保姆不能替代儿子。有一次老人感觉胸闷出冷汗，喘不过气来，感觉到了濒死状态，于是救护车呜呜呜把老人送进医院急诊室。该做的医疗检查都做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一场虚惊。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回家了。老太太听后非常愤怒，什么白衣天使啊，不知敬老。老人不肯住四人一间的病房，可怜的杨大哥紧急求人，进了一间两人间病房。老太太非要儿子在病房陪他过夜，折腾了一天，老人也累了，躺在病床上很快就入睡了，找的熟人医生也劝杨大哥回家休息，留下保姆在病房陪伴老人。老太太半夜起来小便，发现儿子没守在床边，一怒之下大闹病房！吓得值班医生赶紧召回杨大哥。老太太对医生说，养儿防老，他应该的！

无论是老人有病住院还是平时在家里，即使家有保姆，但老人要儿子随叫随到的要求已让杨大哥非常吃力了。以前杨大哥曾给老妈提过去养老院的事情，若不是老妈家上面还有好几层住户，估计老妈要把房顶掀翻上天了，从此吓得杨大哥再也不敢提养老院的事情了。万般无奈，杨大哥不得不把在另一城市的妹妹叫来一起轮流照护母亲。妹妹不顾自己的小家，远离丈夫和孩子，奔赴另一城市，开始长期与哥哥轮流在母亲跟前孝敬伺候，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两个子女的自我牺牲，不亚于“割股疗亲”。妹妹很快抑郁了，杨大哥接着上，轮流伺候，轮流抑郁，娘三人都抑郁，没有解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工作模式、家庭模式、生活模式都在发生巨变。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也在变。若不能适应变化，就会付出沉重代价！

老年精神障碍是全球性社会难题。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许多老年人不愿意跟医生谈论心理症状，只细述躯体问题。有些老年人绝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有数据统计，近百分之二十的美国老年人患有精神障碍，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患重度记忆障碍的约百分之三十六，八十五岁以上老人约有四分之一患有严重抑郁症状。国际上，一九八八年才正式将老年精神病学单列为一个专业。如今，欧美国家医学本科生、研究生都要接受这一专科的知识培训。二〇一三年北京大学发布一项数据，百分之四十的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儿女深受困扰。这不是孝不孝顺的问题。越是孝顺的孩子，越是容易陷于严重焦虑，患精神疾病概率更高。患轻度精神障碍的老人不愿意去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而且子女也不舍得把老人送进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与生活，那就劳苦了子女家人进行照护，最终子女们也成了半个精神障碍患者；患有重度精神障碍的老人不得不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但专门收治老年精神障碍的医院往往又一床难求，而普通医院与养老院又不能接收这类老人，于是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这类老人的家庭与各地政府.......

【#儿童抑郁症门诊零点之后#】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