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诚罗珠堪布：因果不虚 = 宿命论？

一位善友在学佛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困惑：

根据这位善友的提问，我们梳理了一下因果不虚和宿命论各自的概念，希望借由本次的分享，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因果以及因果运行的规律。

宿命论有三种，分别是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宿命论。其中宗教和哲学的宿命论都认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人们无法改变，就像被电脑程序设定好了一样，只能按照程序走，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关于哲学的宿命论，其实在西方的科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论：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有一小部分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认为，人有自由意志；而大部分传统的脑神经科学家则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呢？是指如果我今天想往左走，就往左走，想往右走，就往右走，这是由我自己的意志决定的。

极端唯物主义科学家则不认为人有这样的自由意志。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大脑决定的，大脑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人的意志并没有选择权。这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宿命论。

因果是什么呢？行善得快乐，造恶得痛苦，这就是狭义的因果。

就像小小的茉莉花种子，在土壤、湿度、温度合适的时候，就会生根发芽，最后长出茉莉花一样。无论是否有信仰，无论是基督教徒、佛教徒还是没有信仰的人，只要做了善事，就会储存善的能量；只要做了恶事，就会储存恶的能量。其中的善能量或正能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与积极的心态；而其中的恶能量与负能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不幸与消极的情绪。

可见，因果一点都不神秘，只是自然演变的规律，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因果不虚的意思是什么呢？造何因得何果，因果永远不会错乱，永远都不虚误。如果现世不行善反而造恶，那么，希望下一世得到快乐幸福是不可能的，因为已播下不好的种子，就会有不好的结果。若不作任何因果取舍，想求得世间快乐不可能实现，想远离痛苦也不可行。

汉地流传很广的《了凡四训》，讲的就是命运可以改变。佛教认为，命运完全是可以改变的。虽然前世造善恶，后世一定会承受相应的果报，但前提条件，是中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是什么？就是造业的人通过其他方式去改变前面的因。比如，之前有一个因已经形成了，如果现在不被其他东西破坏或干扰的话，这个因就一定会产生一个果。但如果现在尽力弥补，以忏悔或其他方式去干扰这个因果的话，那这个因果受到了干扰，就会改变。改变了以后，如果原来的因果是要受苦的话，那现在因为做很多好事，这样就把受苦的结果改变了，就不会发生了。或者，原本有一个特别好的因果，能够一直都很幸福，但这中间做了很多坏事，这个坏事影响到了这个因果，所以后面的果也就受到了干扰，变成了痛苦。

比如，一个人原来靠杀猪宰羊生活，后来改行不做，他对原来的恶业生起很大的后悔心，并发誓一生当中再也不去做这种恶事，还做了很多放生等善业，这样他所造的杀业就会改变，以后就不一定得果报，若再进一步深刻忏悔，就有可能完全不受果报。

宿命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旦注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

虽然佛教认为，很多事情跟上一世的因果确实有关系，但佛教和宿命论不一样的是，佛教认为只要你愿意改，命运随时都可以改变。

如果一切都是定数，都不可更改，那又何必修行、何必学佛呢？学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改变命运吗？佛告诉我们：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改变。这种改变，就是通过善恶之业来改变。

改变了以后，是不是就跟因果不虚发生矛盾了呢？并不矛盾，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冲突。

所以，三种宿命论跟佛教的因果不虚是不一样的，虽然其中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

【围绕“反犹主义抬头”，澳总理与反对党党首在议会激辩】本轮巴以冲突正让西方政府和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当地时间11月15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议会与反对党自由党党首彼得·达顿展开激烈辩论，达顿猛烈抨击阿尔巴尼斯“未能消除反犹主义”并团结犹太社区。阿尔巴尼斯则针锋相对反斥达顿“将反犹太主义武器化”，他甚至“气到几乎浑身颤抖”。

综合英国《卫报》和《悉尼先驱晨报》15日报道，达顿在提及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时称，哈马斯侵入以色列并屠杀信仰犹太教的民众，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随着冲突的不断发酵，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愈发频繁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达顿指责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出现分裂，要求阿尔巴尼斯“有责任地站出来”，确保政府发出同一种声音，否则澳大利亚公众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崩裂的政府”，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和谐。

“有的勇敢的人站出来强烈支持犹太社区，反抗那些辱骂犹太人的人……这位总理需要站出来，并团结犹太社区——但他没有。”达顿还将矛头直指阿尔巴尼斯的性格，“这位总理软弱如水，澳大利亚公众正在弄清楚他和他的政府到底有多么的虚伪和欺诈。”

《卫报》写道，“总理显然怒了”。《悉尼先驱晨报》则形容，阿尔巴尼斯在回应达顿的指责时，“气到几乎浑身颤抖”。

阿尔巴内斯先是谴责了哈马斯的袭击，称其为“恐怖组织”，他表示，无辜的以色列人在袭击中丧生是件可怕的事。但他也提到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死亡。

“我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也说过，如何行使自卫权也很重要。”他说，“我会毫不含糊地反对反犹太主义……但我也捍卫着巴勒斯坦人权利和正义。”

阿尔巴尼斯怒斥反对党“将反犹太主义武器化”并将其上升为党派争端。他表示，政府既需要支持犹太人社区，也需要支持穆斯林社区，维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澳大利亚犹太人目前很恐惧，正在发生的（反犹太主义）活动让他们感到害怕，我与他们站在一起。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宗教或种族而威胁他人。”他说，“但伊斯兰和阿拉伯裔澳大利亚人以及那些在悉尼街头戴头巾的妇女也受到了威胁，我同样反对这种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达顿的言论也引发了澳政界一些无党派议员的不满。众议员阿莱格拉·斯彭德（Allegra Spender）直斥达顿“鲁莽”，另一名众议员佐伊·丹尼尔（Zoe Daniel）则称达顿的举动“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玩弄‘反犹太主义’”。

就在几周前，澳大利亚安全与情报组织 (ASIO) 总干事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呼吁人们在谈论巴以冲突时要使用温和的语言。

“我们确实看到，煽动紧张局势的语言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暴力就是答案。”伯吉斯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牢记的事情，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澳大利亚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到，在这场议会辩论结束后，阿尔巴尼斯立即飞往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另据《卫报》早前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11月3日曾在《卫报》澳大利亚版撰文表示，以色列需要听到其盟友敦促保持克制的呼吁，否则加沙冲突有可能扩大。黄英贤在文章中以最强烈的措辞阐述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立场，称“现状令所有人失望”，唯一的选择是通过政治进程寻求“持久和平”。

美国人日本人的谈判……谈判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会谈判的人就会享受谈判带来的乐趣。
有一次，一位美国商人前往日本谈判，他带了一大堆分析日本人精神及心理的书上路了。
飞机在东京着陆，他马上受到两位专程前来的日本职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他们替他办好一切手续，把他送上一辆豪华的轿车，让他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后座。美国人问：“为什么不一起坐？”
“您是重要人物，我们不应妨碍您休息。”日本人毕恭毕敬地回答。
“先生，您会说日语吗？”日本人问。
“哦，不会，但我带了本字典，希望学学。”
“您是否非得准时乘机回国？我们可以安排车送您到机场。”
“真周到！”美国人乐了，把回程机票掏出来让他们看——哦，准备逗留14天。
现在，日本人已知对方的期限，而美国人还懵然不知日本人的底细。
日本人安排来客花一个多星期游览，从皇宫到神社都看遍了，甚至还安排他参加了一个用英语讲解“禅机”的短训班，据说这样可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宗教风俗。
每天晚上，日本人让美国人跪在硬地板上，接受他们殷勤好客的晚宴款待。往往一跪就是4个半小时,这让他厌烦透顶却又不得不声声称谢。但只要提出谈判,他们就宽慰说“时间还多，不忙，不忙……”
第12天，谈判终于开始了，然而下午却安排了高尔夫球。
第13天，谈判再度开始，但为了出席盛大欢送宴会，谈判又提早结束。晚上，美国人急了。
第14天早上，谈判重新开始，当谈到紧要关头时，轿车开来了，往机场去的时间到了。这时，主人和客人只得在汽车开往机场途中商谈关键的条件，就在到达机场前，交易谈成了。
谈判的胜负如何？据这位美国财团的头头说：“这次交易是日本人自偷袭珍珠港后的又一次大胜利！”
让感觉跟着跑：成功的心理战术一般都是很具体并且很微妙的，它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约定俗成的东西，而且在知觉中被运用起来的智慧和策略，是最贴近对方心理又最能打败对方的手段，要对付它，最好还是先认清自己的目标，再弄懂对方的意图，才能避之而非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