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人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将大量珍贵文物迁到了深山，依然遭受了美国的炮弹重创。然而却有两座城市在炮火中完好无损，这一切竟是梁思成的功劳。
众所周知，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护我国的古建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是您知道吗？梁思成也曾为保护日本的古建筑做出过巨大贡献。
不过，深藏功与名的梁思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份功德，直到41年后，这段往事才被人记起。
1945年5月，日本在缅甸遭受重创，侵略缅甸计划彻底失败。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各个战区的文化遗产免于遭受战火的涂炭，中国也开始配合盟军对地面的一些文物开展保护措施。
当时，作为营造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这项责任。梁思成和林徽因自七七事变之后，便一直居住在李庄，而营造学社也在此扎根。
对梁思成来说，离开李庄前去重庆，便要将病中的林徽因留在李庄，并且要放下营造学社的主要事务。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物古迹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梁思成还是选择带着助手罗哲文共同奔赴重庆。
梁思成未曾想到，这一次的工作反而为日后绘制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奠定了基础，当时还是周总理派人秘密进入清华园，委托梁思成所做，此为后话。
抵达重庆后，梁思成迅速将各类文物按照目录的方式编辑好，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了详细准确的位置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对战区文物的保护对象还包括日本。梁思成受邀在地图上标出日本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战争轰炸时对其予以保护。
虽然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但是绘制这份地图却耗费了梁思成和罗哲文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罗哲文则是极不情愿。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了自己的国家，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帮助日本保护文物，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国民政府的安排。
在交出作业时，梁思成再三叮嘱，即便日本国土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唯有两座城市是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的，因为他们是日本民族文化之根。
接下来便是世人皆知的事，美军投放的炸弹将日本大多数城市炸得满目疮痍。尤其是在接近战争尾声时，美军向东京投放的2000吨炸弹，导致两万人死亡，近百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四岛受到大面积攻击，只剩两座城市完好无损，那便是日本京都和奈良。由于梁思成的建议，使得仓皇应战的日本人还来不及拆迁古物，本以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空袭之后，日本或许会被夷为平地，文物建筑将焚毁殆尽。
但是，日本人耗尽全力想要保护的京都和奈良，却奇迹般的得以幸免。尤其是两座城市内的古寺庙、古塔以及宫殿等，竟然丝毫无损，梁思成也因此成为了京都和奈良的恩人。
其实，自从梁思成交上目录后，便又返回了李庄继续自己的工作，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未曾料想自己当初的建议会起效。
直到1986年，罗哲文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才在当时的牵头人菅谷那里得知，原来京都和奈良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其实和梁思成的建议分不开干系。
因为这一次的研讨会也让日本各界了解了梁思成的壮举，因此，梁思成也被日本人称为“古都的恩人”，只可惜此时的梁思成已经过世14年了。
遗憾的是，被梁思成保护了的奈良法隆寺，虽然免于了战争灾祸，却在1951年时被火烧毁了。当年梁思成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文物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它见证着沧海桑田，尽管它无声，却有着国界之别。梁思成的行为是出于对文物的珍爱，若日本这个民族能够世代感恩于这种友爱，也不枉费当年的义举。只可惜，滴水之恩并非每一个民族都懂得。
众所周知，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护我国的古建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是您知道吗？梁思成也曾为保护日本的古建筑做出过巨大贡献。
不过，深藏功与名的梁思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份功德，直到41年后，这段往事才被人记起。
1945年5月，日本在缅甸遭受重创，侵略缅甸计划彻底失败。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各个战区的文化遗产免于遭受战火的涂炭，中国也开始配合盟军对地面的一些文物开展保护措施。
当时，作为营造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这项责任。梁思成和林徽因自七七事变之后，便一直居住在李庄，而营造学社也在此扎根。
对梁思成来说，离开李庄前去重庆，便要将病中的林徽因留在李庄，并且要放下营造学社的主要事务。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物古迹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梁思成还是选择带着助手罗哲文共同奔赴重庆。
梁思成未曾想到，这一次的工作反而为日后绘制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奠定了基础，当时还是周总理派人秘密进入清华园，委托梁思成所做，此为后话。
抵达重庆后，梁思成迅速将各类文物按照目录的方式编辑好，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了详细准确的位置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对战区文物的保护对象还包括日本。梁思成受邀在地图上标出日本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战争轰炸时对其予以保护。
虽然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但是绘制这份地图却耗费了梁思成和罗哲文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罗哲文则是极不情愿。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了自己的国家，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帮助日本保护文物，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国民政府的安排。
在交出作业时，梁思成再三叮嘱，即便日本国土遭受毁灭性打击，但是唯有两座城市是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的，因为他们是日本民族文化之根。
接下来便是世人皆知的事，美军投放的炸弹将日本大多数城市炸得满目疮痍。尤其是在接近战争尾声时，美军向东京投放的2000吨炸弹，导致两万人死亡，近百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四岛受到大面积攻击，只剩两座城市完好无损，那便是日本京都和奈良。由于梁思成的建议，使得仓皇应战的日本人还来不及拆迁古物，本以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空袭之后，日本或许会被夷为平地，文物建筑将焚毁殆尽。
但是，日本人耗尽全力想要保护的京都和奈良，却奇迹般的得以幸免。尤其是两座城市内的古寺庙、古塔以及宫殿等，竟然丝毫无损，梁思成也因此成为了京都和奈良的恩人。
其实，自从梁思成交上目录后，便又返回了李庄继续自己的工作，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未曾料想自己当初的建议会起效。
直到1986年，罗哲文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才在当时的牵头人菅谷那里得知，原来京都和奈良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其实和梁思成的建议分不开干系。
因为这一次的研讨会也让日本各界了解了梁思成的壮举，因此，梁思成也被日本人称为“古都的恩人”，只可惜此时的梁思成已经过世14年了。
遗憾的是，被梁思成保护了的奈良法隆寺，虽然免于了战争灾祸，却在1951年时被火烧毁了。当年梁思成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文物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它见证着沧海桑田，尽管它无声，却有着国界之别。梁思成的行为是出于对文物的珍爱，若日本这个民族能够世代感恩于这种友爱，也不枉费当年的义举。只可惜，滴水之恩并非每一个民族都懂得。
日本 大德寺《五百羅漢圖》（2⃣️）
由於此百幅五百羅漢圖博出眾彩，未久，又被權勢滔天的北條氏奪去，藏於箱根早雲寺。日本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豐臣秀吉在京都建豐國寺，復又借機取獲。自此以後，這百幅五百羅漢圖就留在了在京都，後又為京都大德寺秘密收藏，期間輾轉流傳近八百餘年。
這堂五百羅漢圖原畫共計百幅，其中六幅在移藏途中不幸佚失，後由京都繪佛師「木村德應」於日本寬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補作。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策極度西化，由日僧及文士歷盡艱辛攜歸本土的中國古代文物，被視為敝屣。許多國寶級文物任由西人捆載而去。
其次，日本明治天皇又推行「廢佛毀釋」的政策，許多古寺名剎香火冷落，就連修繕都成問題。京都大德寺亦不例外。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元1894年）冬，這座著名京都禪宗古剎，在報得日本政府同意後，決定出售部分羅漢圖以換取寺院的修繕資金。
迫於無奈，時任大德寺方丈的松長剛山禪師攜其中四十四幅羅漢圖渡海，至美國波士頓求售，波士頓博物館東方部部長Fenollonsa教授，當即為這批羅漢圖撰作目錄，又提供場地作展覽之用，展後更斥巨資購藏其中十幅（其中五幅為美術館理事羅斯醫生所捐）；另外二幅《天台山石橋羅漢圖》和《羅漢洗濯圖》當時由查理普利買下，藏於佛利爾 · 賽克勒博物館中。
日本拆賣此羅漢圖後，便後悔不已。三年後，兼任京都與奈良帝宮博物館的館長森本後凋先生就說道：「最近，複數的繪畫被賣到外國，外國人把手中原十二幅高高掛起，……對這種外流是感到後悔的。」同年，森本後凋為補償日本的過失，又將藏於美國的十二幅羅漢圖重新臨摹一遍，交回京都大德寺保存；而大德寺對此五百羅漢圖的出版又持保守態度，故常人很難窺其全豹。今大德寺共藏畫88幅（含木村德應補畫6幅）。
從現存的五百羅漢圖里的線描的多變上看，這是周季常、林庭珪二人緊密合作才完成了百餘幅作品的描繪。由於畫師十幾年間畫風不斷變化，風格的逐步發展和技法的日益趨向成熟，必然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更何況是周、林二人合作完成，其間不一致更是顯而易見，有些地方顯得相對薄弱，概括不甚精煉，或是早期的創作，而有許多地方，線條質量極高，當是接近晚期的佳構。
每一幅均以青、綠等冷色為主調敷設，不作過分渲染，以突出線條為主，同時在每一幅作品中均有醒目的紅色，或朱砂，或朱紅等。在不違背薄施粉彩的原則下施以少許的礦物顏料，使畫面既顯厚重又虛靈飄忽。在偏重於冷基調的前提下有如此醒目的紅暖色出現，使每幅作品頓見精神，顯然是周季常、林庭珪有意為之。
從此百幅五百羅漢圖中可以看出，南宋時期已有試圖將人物畫和山水畫進行融合的趨向，道釋人物畫的描述從單純的人物塑造向情節性描述發展，這同北宋末年山水畫向抒情性方向發展的脈絡是相一致的。釋道人物畫也開始從對肅穆凝重氣氛的刻畫轉向對人物精神狀態的描述上來，尤其對故事情節的關注，成為繪畫的焦點。
周季常、林庭珪二位四明畫派的畫師匠人，除了此百幅保存於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羅漢圖之外，幾乎不見有其他作品傳世。但僅此片楮尺幅，已足徵有宋一代畫史之千秋。
由於此百幅五百羅漢圖博出眾彩，未久，又被權勢滔天的北條氏奪去，藏於箱根早雲寺。日本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豐臣秀吉在京都建豐國寺，復又借機取獲。自此以後，這百幅五百羅漢圖就留在了在京都，後又為京都大德寺秘密收藏，期間輾轉流傳近八百餘年。
這堂五百羅漢圖原畫共計百幅，其中六幅在移藏途中不幸佚失，後由京都繪佛師「木村德應」於日本寬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補作。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策極度西化，由日僧及文士歷盡艱辛攜歸本土的中國古代文物，被視為敝屣。許多國寶級文物任由西人捆載而去。
其次，日本明治天皇又推行「廢佛毀釋」的政策，許多古寺名剎香火冷落，就連修繕都成問題。京都大德寺亦不例外。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元1894年）冬，這座著名京都禪宗古剎，在報得日本政府同意後，決定出售部分羅漢圖以換取寺院的修繕資金。
迫於無奈，時任大德寺方丈的松長剛山禪師攜其中四十四幅羅漢圖渡海，至美國波士頓求售，波士頓博物館東方部部長Fenollonsa教授，當即為這批羅漢圖撰作目錄，又提供場地作展覽之用，展後更斥巨資購藏其中十幅（其中五幅為美術館理事羅斯醫生所捐）；另外二幅《天台山石橋羅漢圖》和《羅漢洗濯圖》當時由查理普利買下，藏於佛利爾 · 賽克勒博物館中。
日本拆賣此羅漢圖後，便後悔不已。三年後，兼任京都與奈良帝宮博物館的館長森本後凋先生就說道：「最近，複數的繪畫被賣到外國，外國人把手中原十二幅高高掛起，……對這種外流是感到後悔的。」同年，森本後凋為補償日本的過失，又將藏於美國的十二幅羅漢圖重新臨摹一遍，交回京都大德寺保存；而大德寺對此五百羅漢圖的出版又持保守態度，故常人很難窺其全豹。今大德寺共藏畫88幅（含木村德應補畫6幅）。
從現存的五百羅漢圖里的線描的多變上看，這是周季常、林庭珪二人緊密合作才完成了百餘幅作品的描繪。由於畫師十幾年間畫風不斷變化，風格的逐步發展和技法的日益趨向成熟，必然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更何況是周、林二人合作完成，其間不一致更是顯而易見，有些地方顯得相對薄弱，概括不甚精煉，或是早期的創作，而有許多地方，線條質量極高，當是接近晚期的佳構。
每一幅均以青、綠等冷色為主調敷設，不作過分渲染，以突出線條為主，同時在每一幅作品中均有醒目的紅色，或朱砂，或朱紅等。在不違背薄施粉彩的原則下施以少許的礦物顏料，使畫面既顯厚重又虛靈飄忽。在偏重於冷基調的前提下有如此醒目的紅暖色出現，使每幅作品頓見精神，顯然是周季常、林庭珪有意為之。
從此百幅五百羅漢圖中可以看出，南宋時期已有試圖將人物畫和山水畫進行融合的趨向，道釋人物畫的描述從單純的人物塑造向情節性描述發展，這同北宋末年山水畫向抒情性方向發展的脈絡是相一致的。釋道人物畫也開始從對肅穆凝重氣氛的刻畫轉向對人物精神狀態的描述上來，尤其對故事情節的關注，成為繪畫的焦點。
周季常、林庭珪二位四明畫派的畫師匠人，除了此百幅保存於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羅漢圖之外，幾乎不見有其他作品傳世。但僅此片楮尺幅，已足徵有宋一代畫史之千秋。
日本 大德寺《五百罗汉图》（2⃣️）
由于此百幅五百罗汉图博出众彩，未久，又被权势滔天的北条氏夺去，藏于箱根早云寺。日本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建丰国寺，复又借机取获。自此以后，这百幅五百罗汉图就留在了在京都，后又为京都大德寺秘密收藏，期间辗转流传近八百余年。
这堂五百罗汉图原画共计百幅，其中六幅在移藏途中不幸佚失，后由京都绘佛师“木村德应”于日本宽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补作。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策极度西化，由日僧及文士历尽艰辛携归本土的中国古代文物，被视为敝屣。许多国宝级文物任由西人捆载而去。
其次，日本明治天皇又推行“废佛毁释”的政策，许多古寺名刹香火冷落，就连修缮都成问题。京都大德寺亦不例外。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元1894年）冬，这座著名京都禅宗古刹，在报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决定出售部分罗汉图以换取寺院的修缮资金。
迫于无奈，时任大德寺方丈的松长刚山禅师携其中四十四幅罗汉图渡海，至美国波士顿求售，波士顿博物馆东方部部长Fenollonsa教授，当即为这批罗汉图撰作目录，又提供场地作展览之用，展后更斥巨资购藏其中十幅（其中五幅为美术馆理事罗斯医生所捐）；另外二幅《天台山石桥罗汉图》和《罗汉洗濯图》当时由查理普利买下，藏于佛利尔 · 赛克勒博物馆中。
日本拆卖此罗汉图后，便后悔不已。三年后，兼任京都与奈良帝宫博物馆的馆长森本后凋先生就说道：“最近，复数的绘画被卖到外国，外国人把手中原十二幅高高挂起，……对这种外流是感到后悔的。”同年，森本后凋为补偿日本的过失，又将藏于美国的十二幅罗汉图重新临摹一遍，交回京都大德寺保存；而大德寺对此五百罗汉图的出版又持保守态度，故常人很难窥其全豹。今大德寺共藏画88幅（含木村德应补画6幅）。
从现存的五百罗汉图里的线描的多变上看，这是周季常、林庭珪二人紧密合作才完成了百余幅作品的描绘。由于画师十几年间画风不断变化，风格的逐步发展和技法的日益趋向成熟，必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更何况是周、林二人合作完成，其间不一致更是显而易见，有些地方显得相对薄弱，概括不甚精炼，或是早期的创作，而有许多地方，线条质量极高，当是接近晚期的佳构。
每一幅均以青、绿等冷色为主调敷设，不作过分渲染，以突出线条为主，同时在每一幅作品中均有醒目的红色，或朱砂，或朱红等。在不违背薄施粉彩的原则下施以少许的矿物颜料，使画面既显厚重又虚灵飘忽。在偏重于冷基调的前提下有如此醒目的红暖色出现，使每幅作品顿见精神，显然是周季常、林庭珪有意为之。
从此百幅五百罗汉图中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已有试图将人物画和山水画进行融合的趋向，道释人物画的描述从单纯的人物塑造向情节性描述发展，这同北宋末年山水画向抒情性方向发展的脉络是相一致的。释道人物画也开始从对肃穆凝重气氛的刻画转向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描述上来，尤其对故事情节的关注，成为绘画的焦点。
周季常、林庭珪二位四明画派的画师匠人，除了此百幅保存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之外，几乎不见有其他作品传世。但仅此片楮尺幅，已足征有宋一代画史之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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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百幅五百罗汉图博出众彩，未久，又被权势滔天的北条氏夺去，藏于箱根早云寺。日本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建丰国寺，复又借机取获。自此以后，这百幅五百罗汉图就留在了在京都，后又为京都大德寺秘密收藏，期间辗转流传近八百余年。
这堂五百罗汉图原画共计百幅，其中六幅在移藏途中不幸佚失，后由京都绘佛师“木村德应”于日本宽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补作。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策极度西化，由日僧及文士历尽艰辛携归本土的中国古代文物，被视为敝屣。许多国宝级文物任由西人捆载而去。
其次，日本明治天皇又推行“废佛毁释”的政策，许多古寺名刹香火冷落，就连修缮都成问题。京都大德寺亦不例外。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元1894年）冬，这座著名京都禅宗古刹，在报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决定出售部分罗汉图以换取寺院的修缮资金。
迫于无奈，时任大德寺方丈的松长刚山禅师携其中四十四幅罗汉图渡海，至美国波士顿求售，波士顿博物馆东方部部长Fenollonsa教授，当即为这批罗汉图撰作目录，又提供场地作展览之用，展后更斥巨资购藏其中十幅（其中五幅为美术馆理事罗斯医生所捐）；另外二幅《天台山石桥罗汉图》和《罗汉洗濯图》当时由查理普利买下，藏于佛利尔 · 赛克勒博物馆中。
日本拆卖此罗汉图后，便后悔不已。三年后，兼任京都与奈良帝宫博物馆的馆长森本后凋先生就说道：“最近，复数的绘画被卖到外国，外国人把手中原十二幅高高挂起，……对这种外流是感到后悔的。”同年，森本后凋为补偿日本的过失，又将藏于美国的十二幅罗汉图重新临摹一遍，交回京都大德寺保存；而大德寺对此五百罗汉图的出版又持保守态度，故常人很难窥其全豹。今大德寺共藏画88幅（含木村德应补画6幅）。
从现存的五百罗汉图里的线描的多变上看，这是周季常、林庭珪二人紧密合作才完成了百余幅作品的描绘。由于画师十几年间画风不断变化，风格的逐步发展和技法的日益趋向成熟，必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更何况是周、林二人合作完成，其间不一致更是显而易见，有些地方显得相对薄弱，概括不甚精炼，或是早期的创作，而有许多地方，线条质量极高，当是接近晚期的佳构。
每一幅均以青、绿等冷色为主调敷设，不作过分渲染，以突出线条为主，同时在每一幅作品中均有醒目的红色，或朱砂，或朱红等。在不违背薄施粉彩的原则下施以少许的矿物颜料，使画面既显厚重又虚灵飘忽。在偏重于冷基调的前提下有如此醒目的红暖色出现，使每幅作品顿见精神，显然是周季常、林庭珪有意为之。
从此百幅五百罗汉图中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已有试图将人物画和山水画进行融合的趋向，道释人物画的描述从单纯的人物塑造向情节性描述发展，这同北宋末年山水画向抒情性方向发展的脉络是相一致的。释道人物画也开始从对肃穆凝重气氛的刻画转向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描述上来，尤其对故事情节的关注，成为绘画的焦点。
周季常、林庭珪二位四明画派的画师匠人，除了此百幅保存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之外，几乎不见有其他作品传世。但仅此片楮尺幅，已足征有宋一代画史之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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