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平安夜，随处可见卖平安果的同龄人，门店旁边都会摆着或大或小的圣诞树，放着那首耳熟能详的圣诞曲，心情倒也舒畅了些。只是现在会觉得，往日里平常的苹果在节日的包装下身价竟也能涨很多倍，倒有些不愿陷入类似这样的消费陷阱（虽然今天还是买了个杯子是姜饼小人形状的奶茶[干饭人]）但光是在街上走着，与四处奔走的人们擦肩而过，就已经感到节日的存在了。
对圣诞节的最初印象是，我真的以为世界上有圣诞老人。记得小时候的每年，在12月25号起床的时候，总能在枕头下发现些什么，又偏偏是当时的自己最想要的，比如说二三年级的一盒水彩笔，六年级的毕业留言录。当时年龄还小，觉得毕业是什么天大的噩梦，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学的那个班没有人爱我，现在回想起甚至是我人生中最不值一提的几年，可在当时，还是有些不舍。对于那一年的我，同学录正好是最需要的东西。那几年韩国男团的风整吹得正盛，身边的朋友都痴迷于那个十二人团，平常也经常聊到，偏偏那本同学录，就是以他们为主题的。早上醒来，我高兴的发疯，在想圣诞老人怎么这么懂我。其实早就怀疑过是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偷偷放的那些礼物，所以印象很深，六年级那个圣诞节临近的那几天，特意藏着自己的小心思，从来不给他们说想要什么，自以为瞒得很好，所以当看到今年的礼物又是最想要的东西时，我就毫不怀疑世界上有圣诞老人的存在了。第二天一早，神神秘秘的偷偷给同学说，“圣诞老人昨天给我送礼物了!”所有人都在反驳我“圣诞老人是假的!根本没有圣诞老人!”攒了一上午的委屈回家，给爸爸妈妈说这件事，爸爸很认真的看着我说“爸爸偷偷告诉你，圣诞老人不会给每个人都送礼物的，他也要看这个小孩子今年表现得怎么样，善不善良，有没有资格得到他的礼物。一百个小朋友里面他只会挑一个小朋友送，他们不相信你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收到过。”一百个人，在小学生的概念里就是全世界了。我对爸爸的话坚信不疑。从此再也不给我的同龄人讲这些，觉得他们都是没有被神选中的孩子。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把这个秘密藏了很久很久，对多好的朋友也没再讲过。每次难过或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想，我不能这样，圣诞老人不喜欢脆弱的小朋友，我要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这样明年才能继续收到圣诞礼物!于是就又催促自己，快快从摔倒了的地方站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大概是高中的第一个圣诞节吧。第一次住校，高中假期又少，圣诞节是在学校和室友一起过的。那天早上起床满心欢喜掀开枕头，发现床单上空空的，有些失望，在想是不是我成绩太差，圣诞老人已经不喜欢我了。带着这样的失落大概过了一周，回到家跟他们说这件事，爸爸如梦初醒般捧腹大笑，等他缓过来一点了才边笑边告诉我真相。每次都是他在几天前就打探好我想要什么，趁我睡着塞到枕头下面，第二天和妈妈一起演戏。这是我陷入过最浪漫的骗局。而我整整到十七岁，才发觉这一切。现在他有时想起还要来调笑我两句，在话语间，只有我最珍惜也一直拥有的爱意。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六年级的那年为什么能如此精确送出那件礼物。
“我出生的时候还不流行过圣诞节 那时候的雪还能下一整夜”
对圣诞节的最初印象是，我真的以为世界上有圣诞老人。记得小时候的每年，在12月25号起床的时候，总能在枕头下发现些什么，又偏偏是当时的自己最想要的，比如说二三年级的一盒水彩笔，六年级的毕业留言录。当时年龄还小，觉得毕业是什么天大的噩梦，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学的那个班没有人爱我，现在回想起甚至是我人生中最不值一提的几年，可在当时，还是有些不舍。对于那一年的我，同学录正好是最需要的东西。那几年韩国男团的风整吹得正盛，身边的朋友都痴迷于那个十二人团，平常也经常聊到，偏偏那本同学录，就是以他们为主题的。早上醒来，我高兴的发疯，在想圣诞老人怎么这么懂我。其实早就怀疑过是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偷偷放的那些礼物，所以印象很深，六年级那个圣诞节临近的那几天，特意藏着自己的小心思，从来不给他们说想要什么，自以为瞒得很好，所以当看到今年的礼物又是最想要的东西时，我就毫不怀疑世界上有圣诞老人的存在了。第二天一早，神神秘秘的偷偷给同学说，“圣诞老人昨天给我送礼物了!”所有人都在反驳我“圣诞老人是假的!根本没有圣诞老人!”攒了一上午的委屈回家，给爸爸妈妈说这件事，爸爸很认真的看着我说“爸爸偷偷告诉你，圣诞老人不会给每个人都送礼物的，他也要看这个小孩子今年表现得怎么样，善不善良，有没有资格得到他的礼物。一百个小朋友里面他只会挑一个小朋友送，他们不相信你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收到过。”一百个人，在小学生的概念里就是全世界了。我对爸爸的话坚信不疑。从此再也不给我的同龄人讲这些，觉得他们都是没有被神选中的孩子。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把这个秘密藏了很久很久，对多好的朋友也没再讲过。每次难过或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想，我不能这样，圣诞老人不喜欢脆弱的小朋友，我要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这样明年才能继续收到圣诞礼物!于是就又催促自己，快快从摔倒了的地方站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大概是高中的第一个圣诞节吧。第一次住校，高中假期又少，圣诞节是在学校和室友一起过的。那天早上起床满心欢喜掀开枕头，发现床单上空空的，有些失望，在想是不是我成绩太差，圣诞老人已经不喜欢我了。带着这样的失落大概过了一周，回到家跟他们说这件事，爸爸如梦初醒般捧腹大笑，等他缓过来一点了才边笑边告诉我真相。每次都是他在几天前就打探好我想要什么，趁我睡着塞到枕头下面，第二天和妈妈一起演戏。这是我陷入过最浪漫的骗局。而我整整到十七岁，才发觉这一切。现在他有时想起还要来调笑我两句，在话语间，只有我最珍惜也一直拥有的爱意。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六年级的那年为什么能如此精确送出那件礼物。
“我出生的时候还不流行过圣诞节 那时候的雪还能下一整夜”
[识神小狐]袋鼠医生三层防护一次性口罩10袋100只[悲伤] 11.90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坏就像一道疤痕，留下了就会永远存在。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很多事情，你自己其实明明知道真相。却忍不住拼命找到漏洞和借口来推翻真相，成全自己心里想要的答案。那句话说得真好，人们永远只相信那些他愿意相信的。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坏就像一道疤痕，留下了就会永远存在。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很多事情，你自己其实明明知道真相。却忍不住拼命找到漏洞和借口来推翻真相，成全自己心里想要的答案。那句话说得真好，人们永远只相信那些他愿意相信的。
闲不住的手：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接受过经济学培训的人都知道，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政府如果干预市场，只会适得其反。经济学家早就论证过，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衡，反而会加剧市场失衡。
美国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这本书中就认为，恰恰是政府干预，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你说，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政府里人才济济，他们会不知道吗？
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还要进行干预？
如果我们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预市场，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学的角度，就会发现，不管经济学家怎么说，政府都会去干预市场。
政府干预市场，用的不是经济的逻辑，而是政治的逻辑。
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只“闲不住的手”。
一个政府、一家公司，只要设置了一个部门，就得来事。
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只要这个部门一设置出来，这些职位上的人，就要“无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
简单地说，政府就是要干事的，不管这事干得对不对，干了就能刷存在感。
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的“黑色星期四”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以积极干预，来应对经济危机。
但这种积极干预不仅没有减轻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
1929年11月开始，胡佛总统就在白宫多次开会，参会者是美国最大公司的总裁们，比如福特公司总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车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等。
胡佛要求这些公司不要降薪，并要继续扩大投资。
其实，在美国这套制度下，企业家未必要听总统的。
但是，总统的公开呼吁，让企业家们产生了道义上的压力，他们只好响应总统的政策。
本来，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可以通过降低薪水和压缩投资来进行自我调整。
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业和市场无法进行自我调整，结果就是延长了危机，最终引发大萧条。

1930年，胡佛总统支持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其实是一部后来臭名昭著的法案。
这部关税法的初衷，是通过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产业。
但结果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而导致了美国出口的大幅萎缩。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你提高关税，一定会引来其他国家提高关税作为报复。
但当时的胡佛总统竟然不这么想，这一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按照自由经济学派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总统无视经济危机，继续自由放任，让市场自我调整，危机就不会这样严重，而且美国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但问题是，对1929年的美国总统来说，支配整个事情的，主要已经不是经济逻辑了，而是政治逻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
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选民当然是希望总统和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股市崩盘导致的资产价格暴跌，经济下滑带来的失业问题等，影响着不同阶层的选民。根据估算，美国高峰期的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达3000万-4000万。无数的失业者四处流浪，工程师被迫做临时工，地产经理甚至沦为乞讨者。

好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你生活在当时的美国，你是耐心等待市场自行复苏，还是急于要求政府马上解决经济危机呢？
大部分民众自然是希望总统能有所作为。
1930年，美国劳工联盟大会甚至公开表扬了胡佛的干预行为，认为这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的总统。

另一方面，与这种民意相呼应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选择。
如果一个政治家希望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机会跟华盛顿、林肯并驾齐驱，那么，危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然，即便政治家没有这样的抱负，就是为了再次当选，他也要有所作为。
经济危机降临时，胡佛这样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就会导致毁灭。相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反击计划，就是要通过干预来克服危机。

胡佛把这种干预，视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积极行动。
他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哪届华盛顿政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肩负起如此广泛的领导责任”。你看，这位总统这样干时，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英雄般的自我满足感。当然，他的期望最后都落空了。
1929的大萧条，其实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干预市场。
为什么1929年之前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和政府通常会选择袖手旁观？
关键变化是美国大众政治的兴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造成这种变化的，是两个主要驱动力。
一是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投票权进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获得了投票权。
二是报纸、时政杂志等大众媒体逐渐兴起了，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也出现了。
这样，此时此刻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华盛顿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
总统和议员的言论与作为，都时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了。

无论经济是稳定还是危机，无论政治家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普通民众借助大众媒体的报道就一目了然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读者还拥有投票权。
这就带来了两个后果。
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民意和大众情绪每天都可以公开表达，甚至还会被放大，而且政治家们时时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向。

大家公认的总统在危机时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总体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却在节节攀升。
这样一分析，大家应该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仅是对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现实的回应，还是对社会主流观念转向的回应。

换句话说，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总统与政治家是否选择迅速介入，固然取决于政治需要，但这种政治需要本身，还是会受到社会主流认知的影响。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
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在政治领域，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在逻辑上是对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势裹挟着，或主动或被动地作了很多选择。
但这些选择的政治后果，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预见的。有时候，不是政府想干预市场，而是不得不这样做，哪怕这样做是错的。1929年大萧条的美国，不管是胡佛还是罗斯福，如果他们不干预市场，那么美国民众就会选一个愿意干预的人上台。胡佛就是民众嫌弃他干预得还不够，所以把个体户养多少只鸡都要干预的罗斯福给选上去了。
此时，政府做事，就不是经济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逻辑。
接受过经济学培训的人都知道，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政府如果干预市场，只会适得其反。经济学家早就论证过，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衡，反而会加剧市场失衡。
美国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这本书中就认为，恰恰是政府干预，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你说，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政府里人才济济，他们会不知道吗？
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还要进行干预？
如果我们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预市场，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学的角度，就会发现，不管经济学家怎么说，政府都会去干预市场。
政府干预市场，用的不是经济的逻辑，而是政治的逻辑。
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只“闲不住的手”。
一个政府、一家公司，只要设置了一个部门，就得来事。
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只要这个部门一设置出来，这些职位上的人，就要“无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
简单地说，政府就是要干事的，不管这事干得对不对，干了就能刷存在感。
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的“黑色星期四”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以积极干预，来应对经济危机。
但这种积极干预不仅没有减轻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
1929年11月开始，胡佛总统就在白宫多次开会，参会者是美国最大公司的总裁们，比如福特公司总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车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等。
胡佛要求这些公司不要降薪，并要继续扩大投资。
其实，在美国这套制度下，企业家未必要听总统的。
但是，总统的公开呼吁，让企业家们产生了道义上的压力，他们只好响应总统的政策。
本来，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可以通过降低薪水和压缩投资来进行自我调整。
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业和市场无法进行自我调整，结果就是延长了危机，最终引发大萧条。

1930年，胡佛总统支持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其实是一部后来臭名昭著的法案。
这部关税法的初衷，是通过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产业。
但结果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而导致了美国出口的大幅萎缩。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你提高关税，一定会引来其他国家提高关税作为报复。
但当时的胡佛总统竟然不这么想，这一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按照自由经济学派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总统无视经济危机，继续自由放任，让市场自我调整，危机就不会这样严重，而且美国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但问题是，对1929年的美国总统来说，支配整个事情的，主要已经不是经济逻辑了，而是政治逻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
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选民当然是希望总统和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股市崩盘导致的资产价格暴跌，经济下滑带来的失业问题等，影响着不同阶层的选民。根据估算，美国高峰期的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达3000万-4000万。无数的失业者四处流浪，工程师被迫做临时工，地产经理甚至沦为乞讨者。

好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你生活在当时的美国，你是耐心等待市场自行复苏，还是急于要求政府马上解决经济危机呢？
大部分民众自然是希望总统能有所作为。
1930年，美国劳工联盟大会甚至公开表扬了胡佛的干预行为，认为这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的总统。

另一方面，与这种民意相呼应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选择。
如果一个政治家希望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机会跟华盛顿、林肯并驾齐驱，那么，危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然，即便政治家没有这样的抱负，就是为了再次当选，他也要有所作为。
经济危机降临时，胡佛这样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就会导致毁灭。相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反击计划，就是要通过干预来克服危机。

胡佛把这种干预，视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积极行动。
他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哪届华盛顿政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肩负起如此广泛的领导责任”。你看，这位总统这样干时，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英雄般的自我满足感。当然，他的期望最后都落空了。
1929的大萧条，其实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干预市场。
为什么1929年之前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和政府通常会选择袖手旁观？
关键变化是美国大众政治的兴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造成这种变化的，是两个主要驱动力。
一是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投票权进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获得了投票权。
二是报纸、时政杂志等大众媒体逐渐兴起了，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也出现了。
这样，此时此刻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华盛顿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
总统和议员的言论与作为，都时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了。

无论经济是稳定还是危机，无论政治家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普通民众借助大众媒体的报道就一目了然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读者还拥有投票权。
这就带来了两个后果。
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民意和大众情绪每天都可以公开表达，甚至还会被放大，而且政治家们时时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向。

大家公认的总统在危机时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总体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却在节节攀升。
这样一分析，大家应该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仅是对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现实的回应，还是对社会主流观念转向的回应。

换句话说，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总统与政治家是否选择迅速介入，固然取决于政治需要，但这种政治需要本身，还是会受到社会主流认知的影响。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
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在政治领域，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在逻辑上是对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势裹挟着，或主动或被动地作了很多选择。
但这些选择的政治后果，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预见的。有时候，不是政府想干预市场，而是不得不这样做，哪怕这样做是错的。1929年大萧条的美国，不管是胡佛还是罗斯福，如果他们不干预市场，那么美国民众就会选一个愿意干预的人上台。胡佛就是民众嫌弃他干预得还不够，所以把个体户养多少只鸡都要干预的罗斯福给选上去了。
此时，政府做事，就不是经济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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