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从读书人到知识人】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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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民俗研究》官网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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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林良锋
桑乔回“家”了。
#足球[超话]#
这个家，指的是多特蒙德。两年半之前，这个家，指的是曼彻斯特。曼联球迷一迭声“快滚”，“别回来”，那边厢多特球迷眼泪汪汪“支持你”，“好好踢”，相映成趣。桑乔到底有多大本事，已经被他和滕哈赫之间的矛盾挤到一边，不再是问题的核心，大家不明白：经历四任主教练（其中卡里克和朗尼克暂代帅杖），为什么桑乔都没把“天赋”施展出来？曼联球迷对他失望，并不因为滕哈赫引援被诟病而有所减轻。问题来了：弗格森之后的五位正式主教练，哪一任引援最让球迷血压急升？是莫耶斯的费莱尼？范加尔的孟菲斯、马夏尔？穆里尼奥的博格巴、林德洛夫和巴伊？索尔斯克亚的马圭尔、桑乔和范德贝克？还是滕哈赫的安东尼和芒特？
你可能立刻就会把费莱尼剔除。他在莫耶斯、大厨和穆里尼奥麾下都是中场铁打的主力，无论有多少（当地的）曼联球迷不待见他，费莱尼都不会，也不应该排进评选“最差”的序列。他只是不符合曼联，不对曼联球迷的审美胃口，却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球员。球迷反感一个球员，最早是“活儿糙”，接着是“态度”，到了巴不得球员赶紧卷铺盖，那必然是活儿糙加态度。现在英国国内骂格雷泽是纯正的政治正确，这样一来，所有教练玩砸的锅，都可以甩到犹太人头上。格雷泽们不是傻子，他们是最不希望曼联成绩糟糕的，成绩差收入少，还要往里面搭钱，更减少他们预期的分成。但曼联养懒豢庸文化源自格雷泽“大撒把”，则是毫无疑问。格雷泽对协会足球一窍不通，之前有弗格森带队砥砺拼搏，撷英夺冠，他们乐得袖手旁观，坐享其成，一旦掌舵的重任落在外行甚至佞臣手里，格雷泽们遥控的模式才频频爆雷。
桑乔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引援，但必然是最无法理解的引援。某些国内曼联球迷，为了给（偶像）奥莱的业余和惨败找补，一有机会就敲打滕哈赫买的安东尼、奥纳纳和芒特。好歹，这哥仨在之前的俱乐部有过不错的表现和成绩，比桑乔只在多特蒙德拿过一个德国杯强，强多了。桑乔的履历上，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头衔：2017世少赛冠军，细看发现，主角不是他，而是利物浦的布鲁斯特和他在曼学艺时的同学福登。桑乔的职业生涯，仅有的高光就是助多特蒙德夺得德国杯，再细看那个赛季的那支多特，有一转会就为曼城完成三冠的哈兰德，阿坎吉，有一去皇马就红得发紫的贝林厄姆，更不提曾为拜仁贡献了三年的胡梅尔斯，还有混过三大名门（拜仁、尤文和利物浦）的埃姆雷·詹，顿时觉得他这个奖项的成色，远不如吹的那么足秤了。
桑乔当然到不了一无是处的地步，但值不值得花7000多万去追，再花周薪20多万来养，是眼下他被退货的核心。桑乔成为曼联引援的目标，到现在被退货，集中反映了曼联这些年组建球队，特别是为时任主教练提供支持上，令人难以理解的荒唐，也一再说明：格雷泽不该在这一点上背锅。莫耶斯是弗格森指定的接班人，格雷泽不会有异议。莫耶斯下课，连找两位业界大拿，范加尔在前，穆里尼奥在后，格雷泽也不会插手阻挠。这两任也不成功，转向DNA（其实仍然是弗格森幕后干预），格雷泽也未说过半个“不”字。曼联早在2017年夏天桑乔离开曼城时，就有意收留，但和后来传哈兰德、贝林厄姆一样，桑乔对跳进曼联这口高压锅没有兴趣，也没有胆量。当时很多刚出道的英格兰本土新人，纷纷以留洋镀金，作为杀回英超的曲线模式。曼联再次提起桑乔，并着手为吸引他加盟进行准备，是两年后，奥莱的第一个夏窗。
多特很坚决：没有1.2亿欧元免谈。曼联没有就范，但也没有死心。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一边等，一边看。这两年里曼联的右翼不是没人，格林沃德进入一队，表现很让人鼓舞。而桑乔在疫情期间因为违反防疫条例频频被处罚，还有不计其数的场外纪律事件，依然没有让奥莱放弃追求。放在2021年欧洲杯打完的关口，曼联该如何抉择？多特当时已经没有坚持原来的估价，砍了一大截，只要7500万欧元，为什么？因为两个价钱，市面上都没有买家和曼联竞争。说得难听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曼联当定了冤大头，抬价很可能会再次让曼联却步。曼联在之前的赛季，拿到了英超亚军，欧联杯决赛点球惜败黄潜，让人感觉奥莱再添几个好手，有望冲冠。奥莱将桑乔视为右路进攻的首选拼图。最终买卖双方以7300万欧元成交，桑乔只凭一个德国杯，就拿到了20万英镑的待遇，你想想格林沃德会怎么看，想想拉什福德会怎么看，布鲁诺又会怎么看。
如果那个夏窗，只买瓦拉内和桑乔，曼联的赛季不会在季中急转直下。没料到，门德斯出手，改变了局势发展的轨迹。门德斯利用曼城作幌子，迫使曼联硬吞C罗，彻底打乱了奥莱的季前部署，奥莱本人在这笔转会中并不无辜，他只是更醉心于当圣诞老人，最终害了自己。即使（违心）签下C罗，奥莱如果按照既定的方向，也不至于季中崩盘，C罗主打左路，桑乔本来就是为右翼突破添置的，安排格林沃德踢箭头，也能解决问题（彼时拉什福德动肩部手术，季初几个月倦勤）。我当时提出：改阵型踢三后卫，是最能让各方满意的战术安排，最近竞技网透露，奥莱确实在训练中尝试过三后卫，却从未在实战中用过。不料，时隔两年，奥莱出面澄清：桑乔更想踢左路！他不说倒罢了，这么一说，荒唐他妈给荒唐开门。你追了两年多的右翼，居然不知道他偏爱左路？桑乔无视规矩，从不守时，直到滕哈赫来了才觉得不能忍？
据说，桑乔一到曼联，就发现比赛节奏超出预期。这也让人大惑不解。你不是英格兰人吗？在曼城学艺这些年，你不知道英超是什么感觉？在曼城梯队踢的那些比赛，难道比英超更慢？于是，奥莱的阵容里，有两个想踢左翼却只有一个肯定不能如愿，有一个想踢中锋却被安排去踢右翼，还有一个啥也不想踢，成天泡病号的。这进攻还怎么打？没有进攻，奥莱的赛季已经死了一半，再加上马圭尔和林德洛夫这对活宝左支右绌，中场博格巴和麦克托米奈眼神防守，主场被利物浦打五个都是轻的。重申笔者对教练的定义：思路、组队和临场。再看奥莱在2021年夏天的决定，以及签下范德贝克从来不用的套路，奥莱难道不是曼联越来越糟糕的加速器吗？有啥值得喊冤的？朗尼克做了若干调整，球员不响应，滕哈赫无奈赶走C罗，放弃桑乔，曼联终于在上赛季有了起色。滕哈赫自己也有胡乱引援的劣迹，但那不是奥莱一定比滕哈赫强，滕哈赫配不上曼联的话术逻辑。
桑乔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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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指的是多特蒙德。两年半之前，这个家，指的是曼彻斯特。曼联球迷一迭声“快滚”，“别回来”，那边厢多特球迷眼泪汪汪“支持你”，“好好踢”，相映成趣。桑乔到底有多大本事，已经被他和滕哈赫之间的矛盾挤到一边，不再是问题的核心，大家不明白：经历四任主教练（其中卡里克和朗尼克暂代帅杖），为什么桑乔都没把“天赋”施展出来？曼联球迷对他失望，并不因为滕哈赫引援被诟病而有所减轻。问题来了：弗格森之后的五位正式主教练，哪一任引援最让球迷血压急升？是莫耶斯的费莱尼？范加尔的孟菲斯、马夏尔？穆里尼奥的博格巴、林德洛夫和巴伊？索尔斯克亚的马圭尔、桑乔和范德贝克？还是滕哈赫的安东尼和芒特？
你可能立刻就会把费莱尼剔除。他在莫耶斯、大厨和穆里尼奥麾下都是中场铁打的主力，无论有多少（当地的）曼联球迷不待见他，费莱尼都不会，也不应该排进评选“最差”的序列。他只是不符合曼联，不对曼联球迷的审美胃口，却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球员。球迷反感一个球员，最早是“活儿糙”，接着是“态度”，到了巴不得球员赶紧卷铺盖，那必然是活儿糙加态度。现在英国国内骂格雷泽是纯正的政治正确，这样一来，所有教练玩砸的锅，都可以甩到犹太人头上。格雷泽们不是傻子，他们是最不希望曼联成绩糟糕的，成绩差收入少，还要往里面搭钱，更减少他们预期的分成。但曼联养懒豢庸文化源自格雷泽“大撒把”，则是毫无疑问。格雷泽对协会足球一窍不通，之前有弗格森带队砥砺拼搏，撷英夺冠，他们乐得袖手旁观，坐享其成，一旦掌舵的重任落在外行甚至佞臣手里，格雷泽们遥控的模式才频频爆雷。
桑乔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引援，但必然是最无法理解的引援。某些国内曼联球迷，为了给（偶像）奥莱的业余和惨败找补，一有机会就敲打滕哈赫买的安东尼、奥纳纳和芒特。好歹，这哥仨在之前的俱乐部有过不错的表现和成绩，比桑乔只在多特蒙德拿过一个德国杯强，强多了。桑乔的履历上，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头衔：2017世少赛冠军，细看发现，主角不是他，而是利物浦的布鲁斯特和他在曼学艺时的同学福登。桑乔的职业生涯，仅有的高光就是助多特蒙德夺得德国杯，再细看那个赛季的那支多特，有一转会就为曼城完成三冠的哈兰德，阿坎吉，有一去皇马就红得发紫的贝林厄姆，更不提曾为拜仁贡献了三年的胡梅尔斯，还有混过三大名门（拜仁、尤文和利物浦）的埃姆雷·詹，顿时觉得他这个奖项的成色，远不如吹的那么足秤了。
桑乔当然到不了一无是处的地步，但值不值得花7000多万去追，再花周薪20多万来养，是眼下他被退货的核心。桑乔成为曼联引援的目标，到现在被退货，集中反映了曼联这些年组建球队，特别是为时任主教练提供支持上，令人难以理解的荒唐，也一再说明：格雷泽不该在这一点上背锅。莫耶斯是弗格森指定的接班人，格雷泽不会有异议。莫耶斯下课，连找两位业界大拿，范加尔在前，穆里尼奥在后，格雷泽也不会插手阻挠。这两任也不成功，转向DNA（其实仍然是弗格森幕后干预），格雷泽也未说过半个“不”字。曼联早在2017年夏天桑乔离开曼城时，就有意收留，但和后来传哈兰德、贝林厄姆一样，桑乔对跳进曼联这口高压锅没有兴趣，也没有胆量。当时很多刚出道的英格兰本土新人，纷纷以留洋镀金，作为杀回英超的曲线模式。曼联再次提起桑乔，并着手为吸引他加盟进行准备，是两年后，奥莱的第一个夏窗。
多特很坚决：没有1.2亿欧元免谈。曼联没有就范，但也没有死心。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一边等，一边看。这两年里曼联的右翼不是没人，格林沃德进入一队，表现很让人鼓舞。而桑乔在疫情期间因为违反防疫条例频频被处罚，还有不计其数的场外纪律事件，依然没有让奥莱放弃追求。放在2021年欧洲杯打完的关口，曼联该如何抉择？多特当时已经没有坚持原来的估价，砍了一大截，只要7500万欧元，为什么？因为两个价钱，市面上都没有买家和曼联竞争。说得难听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曼联当定了冤大头，抬价很可能会再次让曼联却步。曼联在之前的赛季，拿到了英超亚军，欧联杯决赛点球惜败黄潜，让人感觉奥莱再添几个好手，有望冲冠。奥莱将桑乔视为右路进攻的首选拼图。最终买卖双方以7300万欧元成交，桑乔只凭一个德国杯，就拿到了20万英镑的待遇，你想想格林沃德会怎么看，想想拉什福德会怎么看，布鲁诺又会怎么看。
如果那个夏窗，只买瓦拉内和桑乔，曼联的赛季不会在季中急转直下。没料到，门德斯出手，改变了局势发展的轨迹。门德斯利用曼城作幌子，迫使曼联硬吞C罗，彻底打乱了奥莱的季前部署，奥莱本人在这笔转会中并不无辜，他只是更醉心于当圣诞老人，最终害了自己。即使（违心）签下C罗，奥莱如果按照既定的方向，也不至于季中崩盘，C罗主打左路，桑乔本来就是为右翼突破添置的，安排格林沃德踢箭头，也能解决问题（彼时拉什福德动肩部手术，季初几个月倦勤）。我当时提出：改阵型踢三后卫，是最能让各方满意的战术安排，最近竞技网透露，奥莱确实在训练中尝试过三后卫，却从未在实战中用过。不料，时隔两年，奥莱出面澄清：桑乔更想踢左路！他不说倒罢了，这么一说，荒唐他妈给荒唐开门。你追了两年多的右翼，居然不知道他偏爱左路？桑乔无视规矩，从不守时，直到滕哈赫来了才觉得不能忍？
据说，桑乔一到曼联，就发现比赛节奏超出预期。这也让人大惑不解。你不是英格兰人吗？在曼城学艺这些年，你不知道英超是什么感觉？在曼城梯队踢的那些比赛，难道比英超更慢？于是，奥莱的阵容里，有两个想踢左翼却只有一个肯定不能如愿，有一个想踢中锋却被安排去踢右翼，还有一个啥也不想踢，成天泡病号的。这进攻还怎么打？没有进攻，奥莱的赛季已经死了一半，再加上马圭尔和林德洛夫这对活宝左支右绌，中场博格巴和麦克托米奈眼神防守，主场被利物浦打五个都是轻的。重申笔者对教练的定义：思路、组队和临场。再看奥莱在2021年夏天的决定，以及签下范德贝克从来不用的套路，奥莱难道不是曼联越来越糟糕的加速器吗？有啥值得喊冤的？朗尼克做了若干调整，球员不响应，滕哈赫无奈赶走C罗，放弃桑乔，曼联终于在上赛季有了起色。滕哈赫自己也有胡乱引援的劣迹，但那不是奥莱一定比滕哈赫强，滕哈赫配不上曼联的话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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