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角下的人口负增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总人口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方正证券建议从国内、东亚和全球三重视角来看人口问题。
一、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继上年减少85万后，降幅扩大了123万，其中54万是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减少，69万是来自于死亡人口的增加。尽管总人口减少，但2023年疫情对婚育的影响明显减退，结婚登记数量增加，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年前三季度，登记结婚的一共有569万对，较上年同期增加24.5万对；同时2023年出生人口减少54万人，是2017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以来的最低降幅，2020-2022年出生人口年均减少170万人。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新亮点
在总量见顶、年龄结构恶化之后，未来供给侧的产出提升来自于城镇化率的增长。从人均产出来看，2022年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22%、第三产业的27%。过去几十年来，数亿人口从人均产出较低的初级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城镇化带来了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年我国仍有4.9亿人口在农村，从绝对规模来看，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这将持续带动人均产出效率的提升。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上年增长0.94个点，新增城镇人口从上年的650万增长至1189万，接近翻倍。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端的影响在实际中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带来总量层面的消费收缩。消费者总量的减少会带来总消费的收缩效应，并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减少，也会导致消费随之减少。另一方面，负增长时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带来储蓄的减少，在结构层面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这一变化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但中国和日韩等国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就提早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总需求未必会随着人口负增长而下降。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但城乡出现分化，城镇人口增加1189万，农村人口减少1397万。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但与供给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之后，其消费支出就会快速增长，这仍取决于收入状况。这一论断背后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消除户籍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得益于城镇化仍在持续，人口负增长目前和未来几年不会带来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减少。按住房结构来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46.5%的家庭户居住在商品房中，农村地区只有2.9%。可见，商品房市场不是全国性的城乡市场，而是一个城镇市场，农村住房在集体土地性质方面就与城镇住房天差地别。以城镇人口来看商品房市场的居住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二、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人口转型快，很快进入人口红利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在70、80、90年代降至2以下，在此期间快速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来生育率均已经低于OECD国家水平。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东亚国家利用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快速腾飞。日本是1963-2002年，韩国是1987-2028年。利用40年人口红利窗口，日本的人均GDP从700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高点的约44000美元，韩国人均GDP从3500美元左右增长到高点时超35000美元。
除了总量的人口红利外，东亚经济腾飞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口要素：①较高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②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③居民收入提高。
三、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讨论单个国家的人口问题时，一定离不开全球人口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大背景是全球人口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走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跌破4、90年代跌破3之后，2021年仅为2.3。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在大约三十年后的2055年降至2.1，并在2069年降至2以下。当前正处于全球人口红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抚养比正在经历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底部，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四、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很多人口问题不是某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恐难逆转，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挑战。2022年越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1%，人均GDP只有4163美元，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老龄化率只有8.6%，还要低于越南。2022年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15.2%，比我国高1.5个点，人均GDP为6900美元，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
从先发的东亚国家来看，在人口红利晚期，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实现人口角色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以此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的切换。日韩在人口红利早期，均依靠低成本战略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在人口红利后期，都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抛弃低成本战略，实现了经济转型。
与其他先发国家相比，我国处于城镇化早期，仍然能通过推进城镇化来对冲总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拖累。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农村还有4.9亿人口，如果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75%，按年均1个点左右的增速，对应仍有5-10年的城镇化窗口期。因而短期内，总人口负增长并不会带来产出和需求的明显收缩。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释放转移人口红利。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总人口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方正证券建议从国内、东亚和全球三重视角来看人口问题。
一、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继上年减少85万后，降幅扩大了123万，其中54万是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减少，69万是来自于死亡人口的增加。尽管总人口减少，但2023年疫情对婚育的影响明显减退，结婚登记数量增加，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年前三季度，登记结婚的一共有569万对，较上年同期增加24.5万对；同时2023年出生人口减少54万人，是2017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以来的最低降幅，2020-2022年出生人口年均减少170万人。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新亮点
在总量见顶、年龄结构恶化之后，未来供给侧的产出提升来自于城镇化率的增长。从人均产出来看，2022年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22%、第三产业的27%。过去几十年来，数亿人口从人均产出较低的初级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城镇化带来了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年我国仍有4.9亿人口在农村，从绝对规模来看，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这将持续带动人均产出效率的提升。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上年增长0.94个点，新增城镇人口从上年的650万增长至1189万，接近翻倍。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端的影响在实际中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带来总量层面的消费收缩。消费者总量的减少会带来总消费的收缩效应，并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减少，也会导致消费随之减少。另一方面，负增长时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带来储蓄的减少，在结构层面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这一变化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但中国和日韩等国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就提早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总需求未必会随着人口负增长而下降。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但城乡出现分化，城镇人口增加1189万，农村人口减少1397万。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但与供给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之后，其消费支出就会快速增长，这仍取决于收入状况。这一论断背后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消除户籍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得益于城镇化仍在持续，人口负增长目前和未来几年不会带来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减少。按住房结构来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46.5%的家庭户居住在商品房中，农村地区只有2.9%。可见，商品房市场不是全国性的城乡市场，而是一个城镇市场，农村住房在集体土地性质方面就与城镇住房天差地别。以城镇人口来看商品房市场的居住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二、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人口转型快，很快进入人口红利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在70、80、90年代降至2以下，在此期间快速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来生育率均已经低于OECD国家水平。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东亚国家利用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快速腾飞。日本是1963-2002年，韩国是1987-2028年。利用40年人口红利窗口，日本的人均GDP从700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高点的约44000美元，韩国人均GDP从3500美元左右增长到高点时超35000美元。
除了总量的人口红利外，东亚经济腾飞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口要素：①较高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②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③居民收入提高。
三、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讨论单个国家的人口问题时，一定离不开全球人口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大背景是全球人口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走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跌破4、90年代跌破3之后，2021年仅为2.3。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在大约三十年后的2055年降至2.1，并在2069年降至2以下。当前正处于全球人口红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抚养比正在经历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底部，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四、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很多人口问题不是某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恐难逆转，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挑战。2022年越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1%，人均GDP只有4163美元，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老龄化率只有8.6%，还要低于越南。2022年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15.2%，比我国高1.5个点，人均GDP为6900美元，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
从先发的东亚国家来看，在人口红利晚期，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实现人口角色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以此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的切换。日韩在人口红利早期，均依靠低成本战略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在人口红利后期，都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抛弃低成本战略，实现了经济转型。
与其他先发国家相比，我国处于城镇化早期，仍然能通过推进城镇化来对冲总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拖累。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农村还有4.9亿人口，如果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75%，按年均1个点左右的增速，对应仍有5-10年的城镇化窗口期。因而短期内，总人口负增长并不会带来产出和需求的明显收缩。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释放转移人口红利。
DLY_PIC_00136_Fifteen Vaults_Brandon Tauszik
在《十五个金库》中，Brandon捕捉到了清理已故家庭成员的物品时的挫败感、痛苦和宣泄。
去年5月，美国卫生局局长警告说，该国的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是普遍的孤独感。他认为，新冠肺炎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其影响应与药物滥用和烟草一样具有破坏性。Brandon Tauszik最近出版的《十五个金库》（Fifteen Vaults）通过独特的个人视角——他已故祖母留下的物品——深入探讨了这种流行的孤独感。
《十五个金库》是Brandon的第一部日记式作品，讲述了他和父亲在一个存储设施中筛选了他祖母于 2020 年去世的物品的一周。该项目不仅触及了他祖母所经历的孤独感——她在去世前几十年独自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里，而且他父亲与她的关系也很棘手。“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孤独的时代，我认为我祖母的生活不幸地体现了这一点，”Brandon说。“通过解开父亲因疏远而空虚的悲伤，我希望以某种方式揭示贯穿当代家庭经历的疏离感。”
Brandon不想以他自己，甚至他的祖母为中心，而是想突出他父亲的经历，因此让他成为“主角”，重点关注他对手头的重大任务的体力劳动和情感反应。“我父亲和我希望发现个人物品，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Shirley Tauszik的真实身份，”Brandon说。相反，他们发现了一箱又一箱精心存放的消费品——果冻、卫生纸、茶叶、三明治袋和糖果。
然而，这样的时刻与情感释放的时刻是平衡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他和父亲在四个 40 码的料斗中装满的一个，一个半空中的书架，正在与下面其他破碎的家具残骸连接在一起。Brandon说：“我认为我的父亲没有对他几乎不认识的母亲产生感情，而是在对她财产的物质破坏中找到了一些宣泄。”
除了Brandon和他的父亲埋葬他的祖母的军事公墓的一些镜头外，该系列的绝大多数照片都是在存储设施内拍摄的。Brandon必须适应一个光线很少的“坟墓般”的空间，以适应摄影师通常会避免的环境。不过，他说，“我认为这样的限制可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挑战，我努力尝试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拍摄这个过程。” 在图像之间创造一些视觉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将他的镜头分散在十五个存储库之间，所有这些存储库都位于单元的不同区域并且具有不同的内容。此外，黑白胶片和柔和的色调与该系列柔和、反光的色调相匹配；寻求结束，而不是解决。
该系列的写真集同时收录了Brandon和他父亲之间的采访，通过采访，他们探索了他们家庭的精神疾病和遗弃的遗产，以及“爱的治疗力量”。通过制作该系列写真和采访，Brandon与父亲建立了更深的关系，他现在认为这进一步有助于结束，并“打破定义他与父母关系的忽视循环”。《十五个金库》令人心酸又发人深省，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研究，不仅研究了家庭的复杂性，也研究了它们的力量和美丽。
在《十五个金库》中，Brandon捕捉到了清理已故家庭成员的物品时的挫败感、痛苦和宣泄。
去年5月，美国卫生局局长警告说，该国的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是普遍的孤独感。他认为，新冠肺炎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其影响应与药物滥用和烟草一样具有破坏性。Brandon Tauszik最近出版的《十五个金库》（Fifteen Vaults）通过独特的个人视角——他已故祖母留下的物品——深入探讨了这种流行的孤独感。
《十五个金库》是Brandon的第一部日记式作品，讲述了他和父亲在一个存储设施中筛选了他祖母于 2020 年去世的物品的一周。该项目不仅触及了他祖母所经历的孤独感——她在去世前几十年独自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里，而且他父亲与她的关系也很棘手。“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孤独的时代，我认为我祖母的生活不幸地体现了这一点，”Brandon说。“通过解开父亲因疏远而空虚的悲伤，我希望以某种方式揭示贯穿当代家庭经历的疏离感。”
Brandon不想以他自己，甚至他的祖母为中心，而是想突出他父亲的经历，因此让他成为“主角”，重点关注他对手头的重大任务的体力劳动和情感反应。“我父亲和我希望发现个人物品，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Shirley Tauszik的真实身份，”Brandon说。相反，他们发现了一箱又一箱精心存放的消费品——果冻、卫生纸、茶叶、三明治袋和糖果。
然而，这样的时刻与情感释放的时刻是平衡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他和父亲在四个 40 码的料斗中装满的一个，一个半空中的书架，正在与下面其他破碎的家具残骸连接在一起。Brandon说：“我认为我的父亲没有对他几乎不认识的母亲产生感情，而是在对她财产的物质破坏中找到了一些宣泄。”
除了Brandon和他的父亲埋葬他的祖母的军事公墓的一些镜头外，该系列的绝大多数照片都是在存储设施内拍摄的。Brandon必须适应一个光线很少的“坟墓般”的空间，以适应摄影师通常会避免的环境。不过，他说，“我认为这样的限制可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挑战，我努力尝试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拍摄这个过程。” 在图像之间创造一些视觉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将他的镜头分散在十五个存储库之间，所有这些存储库都位于单元的不同区域并且具有不同的内容。此外，黑白胶片和柔和的色调与该系列柔和、反光的色调相匹配；寻求结束，而不是解决。
该系列的写真集同时收录了Brandon和他父亲之间的采访，通过采访，他们探索了他们家庭的精神疾病和遗弃的遗产，以及“爱的治疗力量”。通过制作该系列写真和采访，Brandon与父亲建立了更深的关系，他现在认为这进一步有助于结束，并“打破定义他与父母关系的忽视循环”。《十五个金库》令人心酸又发人深省，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研究，不仅研究了家庭的复杂性，也研究了它们的力量和美丽。
《民主：失败的上帝》第十一章 论古典自由主义的错误与自由的未来 第四节 小政府主义自相矛盾，全能政府是其必然结局。
自由主义错误地接受了政府这一机制，认为它包括了自我所有权、先占、财产和合约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导致了它自己被破坏。
首先，从有关政府的道德地位的先天错误中可以看出，对人类永久性的安全问题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一个受宪法限制的政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在行动学上不可能的理想。与自由主义者保卫自由与财产的初衷相反，一切小政府的内在趋势都是成为一个最大化的政府。
一旦政府原则——司法垄断和征税垄断权力——被人们错误地认为是正义原则加以接受，任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卫个人自由与财产的想法就都成了幻觉。可以预见的是，在垄断主义的主导下，正义与保护的价格会持续上涨，而其质量会下降。税金资助的保护机构，在术语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是一个征掠财产的保护者，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多税收和更少保护。即便如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政府将其获得完全限制在保护先前既存的私有财产权利上，也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该生产多少安保？受自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与劳动负效用刺激，但是又配有独一无二的征税权力，政府机构的目标不可避免地是将用于保护的开支最大化（可以想像倾国之财都被用作保护成本），并同时将安保生产最小化。政客能花的钱越多，必须工作的东西越少，政客就越爽。
此外，司法垄断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安保质量逐步恶化。如果除了诉诸政府之外，人们无法吁求正义，那么尽管存在宪法和最高法院，正义也会被扭曲至对政府有利的地步。宪法是政府的宪法，最高法院是政府机构，无论它们可以对政府行动施加或找到何种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要由相关政府机构来做决定。可以预见的是，财产与保障的定义会持续变化，而司法管辖权的范围会不断扩张，以利于政府。
其次，从关于政府道德地位的错误中同样可以看出，传统自由主义者偏爱和迷恋地方（去中心化和小规模领土的）政府，是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与自由主义者的初衷相反，每一个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都有中心化和最终成为世界政府的内在趋势。
一旦人们错误地认同，为了实行和保护两个个体A和B之间的和平合作，拥有一个司法垄断者X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那么就会得出一个双重结论。如果存在更多的领土垄断者，X、Y和Z，那么，正如我们假定没有X，A和B之间不会存在和平那样，只要垄断者X、Y和Z彼此保持“无政府状态”，那他们之间也不会有和平。因此，为了实现自由主义者迫切想往的普遍和永久和平，一切政治上的中心化和大一统，以及最终建立单一的世界政府，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最后，从认同政府是正义的这一错误来看，人权的普遍性与法律的统一性的古代观念已经被混淆了，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语下，它们变成了平等主义的工具。因为反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反平等主义，或者甚至是贵族主义情感，普遍人权的观念一旦与政府结合，结果就会是平等主义和破坏人权。
一旦不正确地假定政府是正义的，并且因为世袭王公和国王与普遍人权观念不相容而让他们出局，那么，如何使政府与人权的普遍性与平等性相符的问题就产生了。自由主义的答案是通过民主以平等的规定向每一个人开放参与和进入政府的通道。每个人——不只是世袭贵族阶级——都被允许成为政府官员和行使每一项政府职能。然而，这种“民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独一普遍法律（one universal law）平等适用于每时每地每个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和完全不相容。事实上，在公法与私法相分离、公法高于私法的民主制度下，君王的高级法与普通臣民的从属法之间令人反感的割裂和不平等得到了充分维护。在民主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而，在平等条款下，政府入口向所有人开放。在民主制度下，不存在个人特权和特权个人。然而，存在功能性特权与特权功能。只要官员以官方身份行事，他们就会受公共法律保护和管理，因而相对于只是在私法权威下行事的人，官员们因此占据了特权地位（最根本的是，他们被允许通过对私法主体征税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活动）。特权和人定法的歧视没有消失。相比之下，特权、保护主义、立法歧视不局限于王公贵族，而是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实施。
可以预见的是，在民主条件下，每个垄断者加价降质的趋势只会更强、更明显。作为世袭垄断者，国王或王公将其辖下的土地与人民视为其私有财产，并对他的“财产”进行垄断性的开发。在民主制度下，垄断者和垄断性剥削没有消失。即便每个人都允许进入政府，这也不会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政府和被统治者，不是同一个人。与认为国家是其私有财产的王公相反，一个临时的和可替换的看管者被推到掌管国家的垄断者位置上。看管人不拥有国家，但只要他在位，就被允许利用垄断为自己及其扈从谋利。他拥有其当前使用权——用益权，但不拥有其资本存量。这不会消除剥削。相反，更确切地说，它让剥削缺乏核算，导致甚少关心，甚至无视其资本存量。换句话说，它是短视的。此外，随着政府被允许自由进入和公共参与，正义被扭曲的进展快多了。与保护先前既存的私有财产权利相反，民主政府会变成一架以虚幻的“社会保障”名义持续对既有财产权利进行再分配的机器，直至普遍与不变的人权观消失，并被政府制定的实在法所取代。
自由主义错误地接受了政府这一机制，认为它包括了自我所有权、先占、财产和合约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导致了它自己被破坏。
首先，从有关政府的道德地位的先天错误中可以看出，对人类永久性的安全问题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一个受宪法限制的政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在行动学上不可能的理想。与自由主义者保卫自由与财产的初衷相反，一切小政府的内在趋势都是成为一个最大化的政府。
一旦政府原则——司法垄断和征税垄断权力——被人们错误地认为是正义原则加以接受，任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卫个人自由与财产的想法就都成了幻觉。可以预见的是，在垄断主义的主导下，正义与保护的价格会持续上涨，而其质量会下降。税金资助的保护机构，在术语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是一个征掠财产的保护者，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多税收和更少保护。即便如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政府将其获得完全限制在保护先前既存的私有财产权利上，也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该生产多少安保？受自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与劳动负效用刺激，但是又配有独一无二的征税权力，政府机构的目标不可避免地是将用于保护的开支最大化（可以想像倾国之财都被用作保护成本），并同时将安保生产最小化。政客能花的钱越多，必须工作的东西越少，政客就越爽。
此外，司法垄断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安保质量逐步恶化。如果除了诉诸政府之外，人们无法吁求正义，那么尽管存在宪法和最高法院，正义也会被扭曲至对政府有利的地步。宪法是政府的宪法，最高法院是政府机构，无论它们可以对政府行动施加或找到何种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要由相关政府机构来做决定。可以预见的是，财产与保障的定义会持续变化，而司法管辖权的范围会不断扩张，以利于政府。
其次，从关于政府道德地位的错误中同样可以看出，传统自由主义者偏爱和迷恋地方（去中心化和小规模领土的）政府，是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与自由主义者的初衷相反，每一个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都有中心化和最终成为世界政府的内在趋势。
一旦人们错误地认同，为了实行和保护两个个体A和B之间的和平合作，拥有一个司法垄断者X是合理的和必要的，那么就会得出一个双重结论。如果存在更多的领土垄断者，X、Y和Z，那么，正如我们假定没有X，A和B之间不会存在和平那样，只要垄断者X、Y和Z彼此保持“无政府状态”，那他们之间也不会有和平。因此，为了实现自由主义者迫切想往的普遍和永久和平，一切政治上的中心化和大一统，以及最终建立单一的世界政府，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最后，从认同政府是正义的这一错误来看，人权的普遍性与法律的统一性的古代观念已经被混淆了，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语下，它们变成了平等主义的工具。因为反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反平等主义，或者甚至是贵族主义情感，普遍人权的观念一旦与政府结合，结果就会是平等主义和破坏人权。
一旦不正确地假定政府是正义的，并且因为世袭王公和国王与普遍人权观念不相容而让他们出局，那么，如何使政府与人权的普遍性与平等性相符的问题就产生了。自由主义的答案是通过民主以平等的规定向每一个人开放参与和进入政府的通道。每个人——不只是世袭贵族阶级——都被允许成为政府官员和行使每一项政府职能。然而，这种“民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独一普遍法律（one universal law）平等适用于每时每地每个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和完全不相容。事实上，在公法与私法相分离、公法高于私法的民主制度下，君王的高级法与普通臣民的从属法之间令人反感的割裂和不平等得到了充分维护。在民主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而，在平等条款下，政府入口向所有人开放。在民主制度下，不存在个人特权和特权个人。然而，存在功能性特权与特权功能。只要官员以官方身份行事，他们就会受公共法律保护和管理，因而相对于只是在私法权威下行事的人，官员们因此占据了特权地位（最根本的是，他们被允许通过对私法主体征税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活动）。特权和人定法的歧视没有消失。相比之下，特权、保护主义、立法歧视不局限于王公贵族，而是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实施。
可以预见的是，在民主条件下，每个垄断者加价降质的趋势只会更强、更明显。作为世袭垄断者，国王或王公将其辖下的土地与人民视为其私有财产，并对他的“财产”进行垄断性的开发。在民主制度下，垄断者和垄断性剥削没有消失。即便每个人都允许进入政府，这也不会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政府和被统治者，不是同一个人。与认为国家是其私有财产的王公相反，一个临时的和可替换的看管者被推到掌管国家的垄断者位置上。看管人不拥有国家，但只要他在位，就被允许利用垄断为自己及其扈从谋利。他拥有其当前使用权——用益权，但不拥有其资本存量。这不会消除剥削。相反，更确切地说，它让剥削缺乏核算，导致甚少关心，甚至无视其资本存量。换句话说，它是短视的。此外，随着政府被允许自由进入和公共参与，正义被扭曲的进展快多了。与保护先前既存的私有财产权利相反，民主政府会变成一架以虚幻的“社会保障”名义持续对既有财产权利进行再分配的机器，直至普遍与不变的人权观消失，并被政府制定的实在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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