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正定：与一座城深情相拥】
城，哺育着人，而人对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物一景又了解多少呢？想真正品读好正定，也是件难事，因为正定的历史太悠久、太厚重了。也许，除了亲身感受，通过书籍来了解一座城也是一种重要方式。近期，我读完了一部新著——《品读正定》，让我对正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人文精神等方面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悄然间拉近了我与这座城之间的距离。
（一）正定的山
“恒山北走见云气，滹水西来闻雁声。”
——《真定怀古》 元·陈孚
正定地处平原，境内本没有山，但与“山”有着太多不解之缘。在民间，正定有着“三山不见”之说。公元前221年，秦朝首次在正定设立东垣县，隶属巨鹿郡，随后又从巨鹿郡析设恒山郡。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为避其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公元690年，武周又改真定县为中山县。原来，恒山、常山、中山，本没有山的正定历史上用过三个带山字的曾用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山不见”了。
历朝历代正定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守卫“北岳”的关口。地处平原的正定和“北岳”有何关系？公元前61年，汉宣帝确立祭祀五岳礼制，至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的位置没有改变，而南岳和北岳都有过变更。最初的南岳封在安徽天柱山，后隋文帝改为湖南衡山。北岳的原址不在今天的山西恒山，而是在河北曲阳县的大茂山。所以，历史上设立正定县置、郡置的初衷，就是依托古恒山地势戍边卫国。
正定与山的关联不仅于此。从生态气候角度看，古恒山高耸入云，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寒流交汇的一座屏障，保证了正定一带气候温润、雨量充沛、自然物种繁茂，不仅为正定提供了军事屏障，更创造了物产丰饶的优越地理环境。虽然当地并没有山川景物，但老百姓始终有着山的情结。至今，地貌一马平川的正定，还有以恒山命名的街道——恒山大街。
读《品读正定》一书，发现正定还有一座无形的“山”，那就是厚重如山的优秀历史文化根脉。文化如山如壑，是历史留下的最深情、最直接的托付，而正定所拥有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仅现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9处。
从“显微”视角品味一处处瑰宝，也感受到犹如涓涓细流的千年文化，从蓄势待发开始，经历激荡融汇的过程，最终成长汇聚成为气势磅礴的大海，让被中华文明滋养的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建立起古与今、人与城、人与人紧密的文化联系，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二）正定的水
“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咏史诗·滹沱河》 唐·胡曾
在雄浑的太行山中段、古北岳山脉之下，有一条“母亲河”，自古以来就与太行山一起，荣枯着正定的一草一木，这就是——滹沱河。
在人们的印象中，北方自然是缺水的，然而历史上的滹沱河却以河道宽阔、河水汹涌而著称。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抗金失败被解往元大都，途中渡滹沱河时，留下“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的诗句。
千百年来，丰沛的滹沱河水一直润泽着正定大地，浇灌着两岸广袤的良田，使得这一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物阜年丰。比如，正定城西的曲阳桥一带，曾经就是优质的水稻产地，所产大米晶莹剔透，口感上乘。
“母亲河”在为人们提供衣食的同时，还滋养了一座泉水喷涌、溪水环绕的古城。书中记载，正定城边有大小泉穴数十个，城内湖潭交错，泉水四溢，一派江南泉城风光。以至于古代诗人纷纷留下诗句：“青天一碧翠遮空，浪卷云奔夕照中”，“镇州荷花一万柄，正对城门是酒家”，赞叹正定古城的因水而美。
然而，凡事有好就有坏。滹沱河对于正定人来说，又是条爱恨交织、感情复杂的大河。属于砂质型河道的滹沱河，河床浅且淤砂较多，一旦山洪暴发，就会淹没良田，冲毁村庄，甚至倒灌进城内。于是，对滹沱河的治理，也成了历朝历代官员的要务，当地持续不断地疏浚河道，修坝筑堤。可以说，正定的历史有多长，治理这条大河的历史就有多长。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上游黄壁庄、岗南两座水库的建成，滹沱河水量逐渐减少，直至干涸，以至于人们几乎快淡忘了身边还有这么一条大河。记得1996年我上初中时，干涸多年的滹沱河因泄洪水量猛增，滔滔之水奔流而下。一到周末，石家庄市区和周边区县的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到河边一睹为快。当时，我也加入其中，骑上一辆自行车，随着人群蹬出十几公里，挤在河边凝望河水，也都是为了一解心中的大河之情。
有时，无形之水往往比有形之水更加波澜。记录和品读历史文化，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史以及编年体、传记体等方式，但比较贴近受众的，往往是如“流水”一般无声、顺滑地品读叙事方式。而《品读正定》等品读类的书，就是这样一条无形之“水”，既不是一味记叙，也没有单纯议论，而是叙中有议、议中有叙，将大量史料巧妙应用于新颖的观点中。
（三）正定的人
“性缓尚儒，仗义任侠。”
——《通典》 唐·杜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谈过正定的“山”和“水”，自然就该谈到“人”了。在正定厚重底蕴之下，最有魅力的，莫过于人文精神。读懂了人，便读懂了城。
生活在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乡亲们，世代遵循祖辈传承下来的准则和规矩，然而历史在动、社会在变、环境在变，能读懂人，实属不易。每个人身上都会附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等，而不同记录方式，难免先入为主，挂一漏万。只有以浓重笔墨，把人物放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品味评说，更加突出故事和人物的勾画，既不吝惜溢美，也不回避缺点，力求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才能让历史人物描写入情入理、入木三分。
除了唐朝杜佑《通典》中所归纳正定人的性格，《隋书·地理志》对正定人的精神气质也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品读正定》一书中也对正定人有客观的评价：正定民风自古重信尚义，不乏胸怀爱国仁厚的大德大义，同时又秉承着优秀历史文化，给人厚朴、任劳、坚韧的感觉。
从三国时期“一身是胆”的蜀国名将赵云，到有着“南下干部第一人”之称的南越王赵佗；从“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再到“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据不完全统计，仅《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权威史料，就记载正定历史名人100多位。正定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哺育出许多闻名遐迩的英雄豪杰、文学大家、科学巨匠，他们的家国情怀、喜怒哀乐，穿越千年，历历在目。
其中，我感觉最能深刻诠释正定人品格和精神的代表，当属唐朝时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攻向长安。此时唐朝可用的中央军只有8万多人，各州县纷纷开城投降。面对敌众我寡，颜杲卿父子先是审时度势假装归顺，然后伺机与平原太守颜真卿联合作战，并率领常山将士和百姓开展了惨烈的常山城保卫战，首举义旗。
即使因寡不敌众被俘凌迟时，颜杲卿依旧神色凛然，痛骂安禄山不止。执刑的叛军兵士都被他的气魄骇到了，急忙用刀割下了颜杲卿的舌头，他满口鲜血，仍然发出含糊不清的骂声，直至气绝。随后，颜真卿在悲愤中，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祭侄文稿》，追祭颜杲卿父子取义成仁之事。
每每读到此处，我都为书中描写所动容。品人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素养。“颜杲卿们”之所以能举起义旗，与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紧密相连。历史虽已远去，道不尽的是正定人源远流长的风骨品格、沧桑流韵。
（四）正定的情
“山犹连蜀道，人却作秦音。”
——《题青泥驿》 宋·杨粹中
俗话说，日久生情。人与人如此，人与城也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一座城，饮于斯，食于斯，宿于斯，读于斯，岂能无情无思，安得了无牵挂？
情，是人心底中最深沉的表达。从时间上来讲，我只在正定读了三年高中，但我对这座城却有着出奇的亲近感。无论何时，只要徜徉在这座城里，心里会有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形容的归宿感，似乎这座城到处都那么熟悉，一种相伴相生的情感就沁润心中，点点滴滴融合在一起，变得气韵相通。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身在此山、日久生情。
因工作关系，《品读正定》的作者也同样在正定工作了3年多，对正定怀有深厚感情和深刻认识。作者把人们对正定的认识和认知，放在更高维度、更广角度、更深厚度，去品味、碰撞和升华，必然出新出彩。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城市在其勾勒下，变得清晰、多彩、生动起来，不禁让人联想到“城由心生”。
正定的魅力不限于“日久生情”，即使是仅到访过这里的人，也都会“一见钟情”地被它吸引。一个人对一座城一见钟情是不容易的。人都是眷恋故土的，抵达一座新的城市，那地方再美、再光芒四射、再包罗万象、再底蕴厚重，疏离感也是难免的。然而，正定做到了。
见过大世面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正定北门进城，立刻被这里的繁华镇住了，称正定是“一座贵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多次到访正定，仅20世纪30年代就两次来到正定，看到一处处精美绝伦的古建筑，他“心花怒放”，“高兴到发狂”，亲手测量绘制了重要古建筑的图纸，才有了那部生动、翔实且极具价值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成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经典著作。
山、水、人、情，是一座城的魅力所在，精神所在，灵魂所在。不得不说，正定的确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流连忘返的地方。如果拥抱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情感的表达，那么一人与一城的深厚情缘，就如同彼此深情相拥！
城，哺育着人，而人对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物一景又了解多少呢？想真正品读好正定，也是件难事，因为正定的历史太悠久、太厚重了。也许，除了亲身感受，通过书籍来了解一座城也是一种重要方式。近期，我读完了一部新著——《品读正定》，让我对正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人文精神等方面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悄然间拉近了我与这座城之间的距离。
（一）正定的山
“恒山北走见云气，滹水西来闻雁声。”
——《真定怀古》 元·陈孚
正定地处平原，境内本没有山，但与“山”有着太多不解之缘。在民间，正定有着“三山不见”之说。公元前221年，秦朝首次在正定设立东垣县，隶属巨鹿郡，随后又从巨鹿郡析设恒山郡。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为避其名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公元690年，武周又改真定县为中山县。原来，恒山、常山、中山，本没有山的正定历史上用过三个带山字的曾用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山不见”了。
历朝历代正定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守卫“北岳”的关口。地处平原的正定和“北岳”有何关系？公元前61年，汉宣帝确立祭祀五岳礼制，至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的位置没有改变，而南岳和北岳都有过变更。最初的南岳封在安徽天柱山，后隋文帝改为湖南衡山。北岳的原址不在今天的山西恒山，而是在河北曲阳县的大茂山。所以，历史上设立正定县置、郡置的初衷，就是依托古恒山地势戍边卫国。
正定与山的关联不仅于此。从生态气候角度看，古恒山高耸入云，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寒流交汇的一座屏障，保证了正定一带气候温润、雨量充沛、自然物种繁茂，不仅为正定提供了军事屏障，更创造了物产丰饶的优越地理环境。虽然当地并没有山川景物，但老百姓始终有着山的情结。至今，地貌一马平川的正定，还有以恒山命名的街道——恒山大街。
读《品读正定》一书，发现正定还有一座无形的“山”，那就是厚重如山的优秀历史文化根脉。文化如山如壑，是历史留下的最深情、最直接的托付，而正定所拥有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仅现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9处。
从“显微”视角品味一处处瑰宝，也感受到犹如涓涓细流的千年文化，从蓄势待发开始，经历激荡融汇的过程，最终成长汇聚成为气势磅礴的大海，让被中华文明滋养的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建立起古与今、人与城、人与人紧密的文化联系，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二）正定的水
“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咏史诗·滹沱河》 唐·胡曾
在雄浑的太行山中段、古北岳山脉之下，有一条“母亲河”，自古以来就与太行山一起，荣枯着正定的一草一木，这就是——滹沱河。
在人们的印象中，北方自然是缺水的，然而历史上的滹沱河却以河道宽阔、河水汹涌而著称。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抗金失败被解往元大都，途中渡滹沱河时，留下“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的诗句。
千百年来，丰沛的滹沱河水一直润泽着正定大地，浇灌着两岸广袤的良田，使得这一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物阜年丰。比如，正定城西的曲阳桥一带，曾经就是优质的水稻产地，所产大米晶莹剔透，口感上乘。
“母亲河”在为人们提供衣食的同时，还滋养了一座泉水喷涌、溪水环绕的古城。书中记载，正定城边有大小泉穴数十个，城内湖潭交错，泉水四溢，一派江南泉城风光。以至于古代诗人纷纷留下诗句：“青天一碧翠遮空，浪卷云奔夕照中”，“镇州荷花一万柄，正对城门是酒家”，赞叹正定古城的因水而美。
然而，凡事有好就有坏。滹沱河对于正定人来说，又是条爱恨交织、感情复杂的大河。属于砂质型河道的滹沱河，河床浅且淤砂较多，一旦山洪暴发，就会淹没良田，冲毁村庄，甚至倒灌进城内。于是，对滹沱河的治理，也成了历朝历代官员的要务，当地持续不断地疏浚河道，修坝筑堤。可以说，正定的历史有多长，治理这条大河的历史就有多长。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上游黄壁庄、岗南两座水库的建成，滹沱河水量逐渐减少，直至干涸，以至于人们几乎快淡忘了身边还有这么一条大河。记得1996年我上初中时，干涸多年的滹沱河因泄洪水量猛增，滔滔之水奔流而下。一到周末，石家庄市区和周边区县的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到河边一睹为快。当时，我也加入其中，骑上一辆自行车，随着人群蹬出十几公里，挤在河边凝望河水，也都是为了一解心中的大河之情。
有时，无形之水往往比有形之水更加波澜。记录和品读历史文化，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史以及编年体、传记体等方式，但比较贴近受众的，往往是如“流水”一般无声、顺滑地品读叙事方式。而《品读正定》等品读类的书，就是这样一条无形之“水”，既不是一味记叙，也没有单纯议论，而是叙中有议、议中有叙，将大量史料巧妙应用于新颖的观点中。
（三）正定的人
“性缓尚儒，仗义任侠。”
——《通典》 唐·杜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谈过正定的“山”和“水”，自然就该谈到“人”了。在正定厚重底蕴之下，最有魅力的，莫过于人文精神。读懂了人，便读懂了城。
生活在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乡亲们，世代遵循祖辈传承下来的准则和规矩，然而历史在动、社会在变、环境在变，能读懂人，实属不易。每个人身上都会附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等，而不同记录方式，难免先入为主，挂一漏万。只有以浓重笔墨，把人物放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品味评说，更加突出故事和人物的勾画，既不吝惜溢美，也不回避缺点，力求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才能让历史人物描写入情入理、入木三分。
除了唐朝杜佑《通典》中所归纳正定人的性格，《隋书·地理志》对正定人的精神气质也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品读正定》一书中也对正定人有客观的评价：正定民风自古重信尚义，不乏胸怀爱国仁厚的大德大义，同时又秉承着优秀历史文化，给人厚朴、任劳、坚韧的感觉。
从三国时期“一身是胆”的蜀国名将赵云，到有着“南下干部第一人”之称的南越王赵佗；从“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再到“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据不完全统计，仅《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权威史料，就记载正定历史名人100多位。正定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哺育出许多闻名遐迩的英雄豪杰、文学大家、科学巨匠，他们的家国情怀、喜怒哀乐，穿越千年，历历在目。
其中，我感觉最能深刻诠释正定人品格和精神的代表，当属唐朝时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攻向长安。此时唐朝可用的中央军只有8万多人，各州县纷纷开城投降。面对敌众我寡，颜杲卿父子先是审时度势假装归顺，然后伺机与平原太守颜真卿联合作战，并率领常山将士和百姓开展了惨烈的常山城保卫战，首举义旗。
即使因寡不敌众被俘凌迟时，颜杲卿依旧神色凛然，痛骂安禄山不止。执刑的叛军兵士都被他的气魄骇到了，急忙用刀割下了颜杲卿的舌头，他满口鲜血，仍然发出含糊不清的骂声，直至气绝。随后，颜真卿在悲愤中，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祭侄文稿》，追祭颜杲卿父子取义成仁之事。
每每读到此处，我都为书中描写所动容。品人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素养。“颜杲卿们”之所以能举起义旗，与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紧密相连。历史虽已远去，道不尽的是正定人源远流长的风骨品格、沧桑流韵。
（四）正定的情
“山犹连蜀道，人却作秦音。”
——《题青泥驿》 宋·杨粹中
俗话说，日久生情。人与人如此，人与城也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一座城，饮于斯，食于斯，宿于斯，读于斯，岂能无情无思，安得了无牵挂？
情，是人心底中最深沉的表达。从时间上来讲，我只在正定读了三年高中，但我对这座城却有着出奇的亲近感。无论何时，只要徜徉在这座城里，心里会有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形容的归宿感，似乎这座城到处都那么熟悉，一种相伴相生的情感就沁润心中，点点滴滴融合在一起，变得气韵相通。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身在此山、日久生情。
因工作关系，《品读正定》的作者也同样在正定工作了3年多，对正定怀有深厚感情和深刻认识。作者把人们对正定的认识和认知，放在更高维度、更广角度、更深厚度，去品味、碰撞和升华，必然出新出彩。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城市在其勾勒下，变得清晰、多彩、生动起来，不禁让人联想到“城由心生”。
正定的魅力不限于“日久生情”，即使是仅到访过这里的人，也都会“一见钟情”地被它吸引。一个人对一座城一见钟情是不容易的。人都是眷恋故土的，抵达一座新的城市，那地方再美、再光芒四射、再包罗万象、再底蕴厚重，疏离感也是难免的。然而，正定做到了。
见过大世面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正定北门进城，立刻被这里的繁华镇住了，称正定是“一座贵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多次到访正定，仅20世纪30年代就两次来到正定，看到一处处精美绝伦的古建筑，他“心花怒放”，“高兴到发狂”，亲手测量绘制了重要古建筑的图纸，才有了那部生动、翔实且极具价值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成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经典著作。
山、水、人、情，是一座城的魅力所在，精神所在，灵魂所在。不得不说，正定的确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流连忘返的地方。如果拥抱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情感的表达，那么一人与一城的深厚情缘，就如同彼此深情相拥！
大萧条的根源——政府监管和干预。
政府为发展经济推动的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发行国债汲取资金、干预经济、挤压民间投资。
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有权力进行伪造货币活动———凭空制造新货币的机构。”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第三版序言，1975.5
罗斯巴德在书中把大萧条指向了过度扩张的货币和信贷，然而他指出，这种过度扩张的根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行为和力量。
罗斯巴德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比较了主流的三种货币与周期理论：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熊彼特的市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论，以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对多种商业周期理论加以辨析，无疑他对信贷周期及其影响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不足/银行学派等多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并一一加以批判。
1. 危机的根源必须向危机前寻找，大萧条的根源不在1929
罗斯巴德在本书中花了许多笔墨，分析和刻画胡佛总统，以及20年代柯立芝繁荣当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纽约储备银行的关键人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的脚步，深刻的影响了他们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时的抉择，从而影响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向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
首先是赫伯特∙胡佛，这位被看作是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魁首，然而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干预、安排、刺激经济，胡佛正是作为一战中的经济官员起家的，他是天生的计划者、干涉者、安排者和激励者。
胡佛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是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1920年代初期，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和信念逐步形成。对于胡佛来说，1921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测试，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内里的强制“自愿”，使胡佛坚定了遭遇29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政策。
胡佛在1920-21年的动作有：
① 首先集中精力于失业问题，包括总统关于失业问题的协商会议，也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联邦劳动储备委员会，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干预主义的共识；
② 刺激住宅建设，促使银行为出口提供资金，并形成了对萧条的干预的先例；
③ 建立3家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事业的计划和管理》、《商业周期和失业》等，并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AALL）等机构有效互动；
④ 在立法领域提交凯尼恩提案（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公共建设稳定计划，未通过）、齐尔曼提案（未通过）；
⑤ 以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的报告提交国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当中公共建设计划的依据。
以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和工资率、抑制萧条为目标，以公共建设和货币性通货膨胀为手段，这是胡佛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共同本质。罗斯巴德用大量事实来说明，胡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假象，如果商人不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事，接踵而来的将是强制性的管制。
直到1929年，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领导的经济变动委员会都没有发现萧条即将到来。胡佛致力于利用“科学”的武器，将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这包括20年代以商务部名义帮助各行业协会建立的规范，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以“减少不公平贸易”为理由对竞争的阻碍。胡佛试图以政治原则和统计和进步主义伪经济学来管理商业周期。
大萧条那从未被吸取的教训
政府为发展经济推动的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发行国债汲取资金、干预经济、挤压民间投资。
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有权力进行伪造货币活动———凭空制造新货币的机构。”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第三版序言，1975.5
罗斯巴德在书中把大萧条指向了过度扩张的货币和信贷，然而他指出，这种过度扩张的根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行为和力量。
罗斯巴德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比较了主流的三种货币与周期理论：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熊彼特的市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论，以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对多种商业周期理论加以辨析，无疑他对信贷周期及其影响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不足/银行学派等多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并一一加以批判。
1. 危机的根源必须向危机前寻找，大萧条的根源不在1929
罗斯巴德在本书中花了许多笔墨，分析和刻画胡佛总统，以及20年代柯立芝繁荣当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纽约储备银行的关键人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的脚步，深刻的影响了他们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时的抉择，从而影响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向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
首先是赫伯特∙胡佛，这位被看作是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魁首，然而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干预、安排、刺激经济，胡佛正是作为一战中的经济官员起家的，他是天生的计划者、干涉者、安排者和激励者。
胡佛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是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1920年代初期，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和信念逐步形成。对于胡佛来说，1921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测试，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内里的强制“自愿”，使胡佛坚定了遭遇29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政策。
胡佛在1920-21年的动作有：
① 首先集中精力于失业问题，包括总统关于失业问题的协商会议，也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联邦劳动储备委员会，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干预主义的共识；
② 刺激住宅建设，促使银行为出口提供资金，并形成了对萧条的干预的先例；
③ 建立3家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事业的计划和管理》、《商业周期和失业》等，并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AALL）等机构有效互动；
④ 在立法领域提交凯尼恩提案（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公共建设稳定计划，未通过）、齐尔曼提案（未通过）；
⑤ 以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的报告提交国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当中公共建设计划的依据。
以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和工资率、抑制萧条为目标，以公共建设和货币性通货膨胀为手段，这是胡佛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共同本质。罗斯巴德用大量事实来说明，胡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假象，如果商人不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事，接踵而来的将是强制性的管制。
直到1929年，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领导的经济变动委员会都没有发现萧条即将到来。胡佛致力于利用“科学”的武器，将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这包括20年代以商务部名义帮助各行业协会建立的规范，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以“减少不公平贸易”为理由对竞争的阻碍。胡佛试图以政治原则和统计和进步主义伪经济学来管理商业周期。
大萧条那从未被吸取的教训
大萧条的根源——政府监管和干预。
政府为发展经济推动的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发行国债汲取资金、干预经济、挤压民间投资。
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有权力进行伪造货币活动———凭空制造新货币的机构。”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第三版序言，1975.5
罗斯巴德在书中把大萧条指向了过度扩张的货币和信贷，然而他指出，这种过度扩张的根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行为和力量。
罗斯巴德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比较了主流的三种货币与周期理论：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熊彼特的市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论，以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对多种商业周期理论加以辨析，无疑他对信贷周期及其影响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不足/银行学派等多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并一一加以批判。
1. 危机的根源必须向危机前寻找，大萧条的根源不在1929
罗斯巴德在本书中花了许多笔墨，分析和刻画胡佛总统，以及20年代柯立芝繁荣当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纽约储备银行的关键人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的脚步，深刻的影响了他们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时的抉择，从而影响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向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
首先是赫伯特∙胡佛，这位被看作是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魁首，然而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干预、安排、刺激经济，胡佛正是作为一战中的经济官员起家的，他是天生的计划者、干涉者、安排者和激励者。
胡佛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是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1920年代初期，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和信念逐步形成。对于胡佛来说，1921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测试，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内里的强制“自愿”，使胡佛坚定了遭遇29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政策。
胡佛在1920-21年的动作有：
① 首先集中精力于失业问题，包括总统关于失业问题的协商会议，也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联邦劳动储备委员会，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干预主义的共识；
② 刺激住宅建设，促使银行为出口提供资金，并形成了对萧条的干预的先例；
③ 建立3家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事业的计划和管理》、《商业周期和失业》等，并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AALL）等机构有效互动；
④ 在立法领域提交凯尼恩提案（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公共建设稳定计划，未通过）、齐尔曼提案（未通过）；
⑤ 以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的报告提交国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当中公共建设计划的依据。
以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和工资率、抑制萧条为目标，以公共建设和货币性通货膨胀为手段，这是胡佛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共同本质。罗斯巴德用大量事实来说明，胡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假象，如果商人不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事，接踵而来的将是强制性的管制。
直到1929年，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领导的经济变动委员会都没有发现萧条即将到来。胡佛致力于利用“科学”的武器，将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这包括20年代以商务部名义帮助各行业协会建立的规范，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以“减少不公平贸易”为理由对竞争的阻碍。胡佛试图以政治原则和统计和进步主义伪经济学来管理商业周期。
政府为发展经济推动的人为货币信贷扩张、发行国债汲取资金、干预经济、挤压民间投资。
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有权力进行伪造货币活动———凭空制造新货币的机构。”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第三版序言，1975.5
罗斯巴德在书中把大萧条指向了过度扩张的货币和信贷，然而他指出，这种过度扩张的根源不是自由放任，而是政府行为和力量。
罗斯巴德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比较了主流的三种货币与周期理论：欧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熊彼特的市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论，以奥地利学派的框架对多种商业周期理论加以辨析，无疑他对信贷周期及其影响的解释是非常深刻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不足/银行学派等多种解释大萧条的理论，并一一加以批判。
1. 危机的根源必须向危机前寻找，大萧条的根源不在1929
罗斯巴德在本书中花了许多笔墨，分析和刻画胡佛总统，以及20年代柯立芝繁荣当中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纽约储备银行的关键人物，他们登上权力宝座的脚步，深刻的影响了他们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时的抉择，从而影响力美国和全球经济走向1929年大萧条的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
首先是赫伯特∙胡佛，这位被看作是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魁首，然而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干预、安排、刺激经济，胡佛正是作为一战中的经济官员起家的，他是天生的计划者、干涉者、安排者和激励者。
胡佛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是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1920年代初期，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和信念逐步形成。对于胡佛来说，1921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测试，表面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内里的强制“自愿”，使胡佛坚定了遭遇29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政策。
胡佛在1920-21年的动作有：
① 首先集中精力于失业问题，包括总统关于失业问题的协商会议，也曾有经济学家提出联邦劳动储备委员会，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干预主义的共识；
② 刺激住宅建设，促使银行为出口提供资金，并形成了对萧条的干预的先例；
③ 建立3家政府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事业的计划和管理》、《商业周期和失业》等，并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AALL）等机构有效互动；
④ 在立法领域提交凯尼恩提案（解决失业问题，以及公共建设稳定计划，未通过）、齐尔曼提案（未通过）；
⑤ 以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的报告提交国会，成为1929年大萧条当中公共建设计划的依据。
以稳定物价、保障就业和工资率、抑制萧条为目标，以公共建设和货币性通货膨胀为手段，这是胡佛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共同本质。罗斯巴德用大量事实来说明，胡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假象，如果商人不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事，接踵而来的将是强制性的管制。
直到1929年，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领导的经济变动委员会都没有发现萧条即将到来。胡佛致力于利用“科学”的武器，将商业周期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这包括20年代以商务部名义帮助各行业协会建立的规范，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以“减少不公平贸易”为理由对竞争的阻碍。胡佛试图以政治原则和统计和进步主义伪经济学来管理商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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